传播学范文精选

现代科学在中国是西方的“舶来品”，许多专门学科的知识在大众普及方面非常有限。季羡林老先生留学德国时，房东太太和他讨论哲学问题；日本有过随时随地看到有人在阅读的时代；美国在电灯未发明之前，劳工都会在上工之前就着黎明的曙光读点东西，并谈论政治问题。鉴于特殊的历史，我国从来没有出现过举国对知识渴求如狂的年代。学科中的后起之秀传播学，起源于上世纪40年代成熟于70年代，当时在19世纪备受争议的社会学已经俨然是传播学的学科土壤了。这些原因导致传播学尤其与一般人之间存在隔膜。从1980年到现在，这种隔膜的状况好了许多，至少我回答别人教什么时，对方还知道有个传播学。但具体传播学到底是干什么的，大多数人又不甚了了，或者狭义理解为教新闻的。

认为别人该知道传播学的想法是霸道的，因为即使学了传播学的学生在做毕业论文时，完全是一头雾水。曾经有学生在毕业论文答辩完毕的当天，诚实地对我说：“老师，您别看我要毕业了，那个传播学我就不知道讲了些什么。”对一个学科来说，这不算好状况。外界对传播学很生分也就罢了，传播学内部人士对传播学是什么不太明了也无兴趣，让人不得不深思。造成生分状况的根本原因来自本学科建设的缓慢。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这都是很现实的基本问题，而在我国目前更突出一些。从传播学的学生到传播学的教师，我积累了很多的感触。传播学教育，尤其针对本科生的传播学教育，目前最迫切需要改变的是教材建设。教材的改变需要从三点入手：第一点，全面消化欧洲批判学派和美国经验学派的现有研究成果。第一点是前提，打个不贴切的比喻，好比是动物过冬储备的脂肪。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传播思想各种文化都有论及，但不是每种文化都生长了传播学，传播学所探讨的问题又是每种走入现代的文化所共同面对的。所以我们必须引进先行者的成果。第二点，教材的编写宜体现这样的目标：推动学生思考他们自己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价值，思考自己生活其中的历史和文化，审视自己所处的时代。第三点，教材要有很强的中国味道。这种味道是从教材内容里清清淡淡散发出来的，没有堆砌的痕迹。如果本科生传播学教材在这三点上真正做到了突破，所培养出来的本科生在学科素养上会得到很大改观，传播学的本土化可以说是落到它该落的地方了。假以时日，一个老师在课堂上所传授的知识为学生高度接受之后，按传播学原理，它的效应可以放大，以一及十，能够为传播学营造继续生长的良好社会环境。

传播学教师可以参照的教材很多。国外译介的传播学教材偏重欧美，其中又以美国为多，其他国家的很少。这些教材基本上是大众传播的著作。而大众传播只是传播学的最醒目领域，不是唯一的，甚至可能不是对人类的命运来说最至关重要的领域。这种局面与我国的新闻学教育现状有关系。我国的传播学学科都作为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必修科目，不可能像国外有严格区分的新闻学专业和传播学专业，传播学作为新闻学学生的理论课而存在。

即便大众传播学，所译介和本国编写的教材也多有偏颇，重在美国，忽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果。近两三年所翻译的美国传播学教材中增加了欧洲学者们的理论成果部分，但篇幅不是很多。欧洲国家中英国的教材因对通俗文化的研究被介绍进来，但不像美国那样系统且更新及时。美国传播学教材中小约翰的《传播理论》，功底扎实、理论高屋建瓴，鲜有别人能超越，不过，那本书本来不是本科生教材。这种局面造成了即便在大众传播学方面，也是缺胳膊少腿的：大众传播学教育基本上在用经验学派这一条腿走路。联系到传播学的费廷斯格的认知不和谐理论，一个瘸子走路的样子在人的心里引起的感觉是不舒服的。这里没有笑话残疾人的意思，但一条腿的现状会让学生们不理解：美国的月亮真的那么圆吗？如果不是，为什么从头到尾都在讲美国？

我国编著的传播学教材目前体现了译介的两大缺陷：第一，狭隘地集中在大众传播领域。第二，消化了大众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一派的理论，对批判学派的理论还处于初步整合的阶段。不过，老师们都普遍意识到了这两大缺陷，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政治传播、跨文化传播和健康传播的国外专著和教材都陆续译介了进来，同时许多人都在致力于消化批判学派的成果，相信高度整合的传播学教材不久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由于不同的理论取向，英国和美国的传播学教材非常不同。英国教材重在揭示我们所经历的但不常深思的另外一面，把传播问题放到宏观的社会结构和人类历史、文化之中，又高又远，庞大壮观，眼光却是怀疑和批判的。这样的教材接受起来肯定艰涩一些。美国的本科生教材编写的都很浅显，但并不意味着不教给学生另外一种看待日常生活的眼光，它们也会给人“原来可以这样想”的感觉，但它们往往集中挖掘一个问题而略了其他，好比挖井，上了瘾一般挖得深了又深。这样，两个国家的教材视野都能激发联想，启发学生思考许多问题。这些教材在体例上没有像我国那样分割成第一节、第二节和各节中的一二三四，在许多我们看来很关键的问题，甚至没有给出严格的定义，而是给学生很宽泛的一个概念，论述也很灵活。我很长时间很奇怪，事后回想起所读过的教材，印象深刻的观点和事例为什么是这些教材里的，而不是来自体例严格用语严谨的国内教材？后来我总结了一下，归功于这些教材所体现的教育价值观，而这价值本是人作为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所应该拥有的，它理当是所有学科所共同追求的，带有一定普适性。众所周知，今天大学生的培养和10年前相比，社会环境都大不相同了。10年前我们可以毕业之后选择另一个行业就业，一切重新开始都来得及。如今学生们在填写高考志愿时，往往意味着选择了今后从事的行业。现在的毕业生规模和国家的产业结构导致学生们在填写志愿时要非常慎重：一定要照顾自己的兴趣选择专业，否则不仅读书时读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毕业后还要从事自己不感兴趣的职业。新闻专业的学生们少不了无奈之余放弃了心爱的专业而来的，但很多都是本着自己的兴趣而做出的选择。前面说过，我国的传播学理论基本上是给新闻专业的学生讲授，如果认为新闻学不需要太多理论，实在是谬见大矣。新闻学教育重在传授给学生新闻的制作细节和制作过程，它的培养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新闻媒介组织输送采编人才。而这种技巧的培养是有前提的：它也必须遵循教育的基本目标――培养能够完整认识自己的人，明白自己活在世上的价值在哪里。这个教育目标对新闻专业的学生很重要。搞新闻的尤其特殊，因为每个新闻人较之其他职业的人，所经历的乃是双重的人生：他/她自己的和他/她每次采访所构成的人生。他/她总要经历显著的、异常的、紧迫的、重要的那些人和事，还要体会时间爆炸的感觉：仿佛历史的旁边就站着自己。新闻人的职业人生和他/她的自我之间存在着紧张，这紧张交集在一个个体之内，本身就是一个传播学问题。传播学需要借鉴心理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的理论，充实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的内容，并且要和学生们以后要经历的职场生涯密切联系起来讲授。这些内容不仅帮助学生们看清自己，也深入思考自己和社会的关系。这合乎传播学的社会科学性质，它所要求的审视的眼光，首先就是审视自己。其次，激发学生思考自己所处的历史、文化和时代。许多传播问题说到底是文化的问题，而文化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植根于历史之中，充溢在吃喝拉撒的行为里。再往深里讲，传播问题是我们的心灵问题。文化里隐藏着和再生着我们的心灵问题。历史和文化中免不了让人伤心的教训和让人击掌叫好的经验，有时一则小消息的采写蕴含的意味就很多。就大众传播来说，自旧上海《申报》以来，媒介领域有太多东西可以为传播学教材所用。晚清以来，我国跌宕的历史也能为大众传播提供足够多的旁证素材。传播学更是一门积极观照现实社会的学科。网络普及开来后，整个社会在对新一轮信息革命的适应中，遭遇到许多问题，至今仍然在摸索中。传播学教材必须体现本学科对新传播阶段的摸索，这有一定前沿性，对学生来说是必须的，教师必须帮助学生仔细地观察这个社会上与本学科有关的主导领域。

我读美国的传播学教材，发现一向称“我们地球”而非“我们美国”的美国学者们在编写教材时，除了跨文化传播，大众传播教材都相当地“我们美国”。拿电影的发明来说，对爱迪生的贡献写得很仔细，对欧洲发明家的贡献一句带过。对本国的传播理论条分缕析，其他国家包括欧洲那些国家的简单介绍完事。我们的日常生活本来已经被高度美国化了，课堂也要被美国化吗？从穿的衣服、吃的食品、看的电影、听的歌曲到图书馆里能够借阅的传播学教材，学生们还能看到另外的世界吗？我国本来有丰富的传播资源，目前缺乏的是传播学的本土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课堂上动辄“美国”。韩剧之热并非韩国文化在热，而是韩剧中体现的价值观和国人的心灵构成了共通的意义空间，这个空间就是我国丰富的传统传播资源。传播学没有在我国本土化，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传播思想。中国的传播学教材必须散发中国的味道，而不是动辄“美国”。这是为什么我认为传播学教材的编写目标以激发学生思考自己所处的历史、文化和时代的缘故，这样的目标与传播学本土化不仅没有冲突，且是必须的。

高校教育中最难的是本科生教育，既要帮助学生度过人生最后的成长阶段，又要在课堂上让学生对本专业的基本理论入门，且发生持久的兴趣。教材编写适当，追寻理论的兴趣和热情也会不同。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学起传播学理论来一个学期就够了，如果只满足让学生知道些什么就没什么可说的了。难的是，许多人没有上过一天新闻专业，新闻做得倍儿棒，而学过的不过如此。长处不在于技巧，而在于支持技巧的理论，传播学课堂应当有延时的效应：在他/她以后的实践中，不仅应用理论，还对理论予以反思和持续的学习。我们因此必须有这种期待：一类重在激发想象、启发思考、强调怀疑的传播学教材面世。

内容摘要：从考古学来到中国到现在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但是不同于同时期传入中国的学科，对于考古学的认识，人们还是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对于考古学，有的人将它供于神坛之上，有的人则将其与鉴宝活动混为一谈，也正因为如此，社会上才会产生两种对于考古学差距很大的认识：一种是将考古学供于神坛之上，另一种是将考古学当做是名利双收的学问。无论是哪种认识对于考古学都不是科学公正的，而产生两种认识的原因无疑是考古学一直以来都带着神秘的面纱示人，因此，在传媒行业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要通过传媒的力量，帮助考古W走近人们的视野，让人们了解考古学，也让考古学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考古 大众传播 媒介选择

从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对仰韶遗址的发掘和发现仰韶文化到现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已经走过了近一百年的历史取得了长足进步。对于大众来说，考古学仍然是比较冷门的学科。

对于考古学，社会上的认识情况呈橄榄型分布：少部分人对考古知之甚少甚至于完全不了解；一部分人对于考古的认识多是通过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等得来的，这些充满艺术色彩的作品又为考古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部分人对于考古活动充满了好奇却也缺乏了科学客观看待问题的态度，这部分人所占的比重较大；还有一小部分人，他们是专门从事考古活动或是从事与考古相关的活动，这部分人能够科学的认识考古学，并且对于一些考古发现也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因此这部分人的文章往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是这类文章专业性较强，语言也相对比较晦涩，难以进行广泛传播。因此，若要使考古学知识得到普及，使大众可以科学的认识和了解考古学，就需要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

什么是大众传媒呢？大众传媒就是传播大众信息的媒体，它特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网络。在当下这样一个注重对外传播的大环境中，任何一种事物的普及都需要借助媒介的力量，因此，要使考古学得到普及，使大众可以科学的认识和了解考古学，就需要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大众媒介将考古活动和考古成果传播给公众，实现社会共享。

一.报纸和杂志对于考古学传播的影响

报纸和杂志作为最早出现的大众传播媒介，因其廉价易得的性质，一直拥有着大量的读者群。其优特点有三：第一，记录性好，便于使读者反复阅读，深入研究，并作为资料长期保存；第二，便于读者随时随地阅读；第三，报纸作为最早出现的大众传播媒介，直到现在仍是最具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大众传播媒介，但是报纸对于受众有着文化水平的要求，不能做到面向所有受众进行传播，这是它的局限性。在考古领域内有一些专业性的期刊，如：《考古》、《文物》和《考古学报》等，这些刊物的内容学术性、科学性和专业性较强，但是这类刊物一般不为大众所知，而且这类刊物中的文章内容也较为深奥，不易被普通人所理解，这也造成了它们的传播面较窄。由此，我们会发现在考古学的领域内缺乏向大众进行推广的期刊这也是对考古工作者提出的新的挑战：如何将复杂抽象的问题变得简单化、具体化，如何使晦涩难懂的理论知识变得更具有可读性、趣味性，更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求考古工作者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更是在强调传媒工作者知识面的要更加宽泛化，专业化。

而且，随着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传媒行业似乎已经达到饱和了。但是，仔细分析就不难得出，尽管学习传媒的人越来越多，可是多为“通才”，少有“专才”，因为新闻专业作为是一门偏重于技术的专业，学生在学习时更注重新闻的写作，评论等较为实用的部分，缺乏了对于其他专业的学习，从而出现了新闻专业的学生有着较高的写作水平，缺乏对于某一种学术性或者研究性学科的深入理解。导致新闻专业的学生在传媒行业中的竞争力并不大，在传媒行业中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同样要做经济板块，报社会更愿意录取经济专业的学生而不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因为学习经济的学生更具有专业素养，可以更好的解决上述问题。考古也是如此，作为一门涉及面极广的科学，考古学不仅需要专业的考古工作者，也需要具备考古素养的传媒工作者帮助他们将考古活动中存在的复杂抽象的问题变得简单化、具体化，将晦涩难懂的考古理论知识变得更具有可读性、趣味性，扩大受众群，实现考古学的普及。

[摘要]我国传播学研究起步迅速，但发展缓慢，从总体上讲，我国传播学尚处在引进介绍和引进式研究阶段。论文主张全面而有重点地翻译西方传播学著作，多介绍一些批判学派的著作，重视出版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的译著。认为现在是加强中观研究的时候，应多出版一些结合中国传播实际和研究成果，来介绍西方传播学分支学科和重要理论的专题性著作。要使我国传播学成果打入国际传播学界，必须加强原创性研究。原创造性研究必须重视学术规范，讲究研究方法，与国际接轨。中国古代传播研究如能加以改进，就可以向传播学贡献新原理发现的成果。我国传播学研究是一种追赶式研究，需要加强组织、协调。[ABSTRACTS]TheresearchofcommunicationasasocialscienceinChinahasbeenquickeneditsstepbutdevelopedslowly.Asawhole,communicationinChinaisstillinitsstageofintroductionandbring-inresearch.Inthisthesis,theauthoradvocatesthatwesternworksofcommunicationbetranslatedcomprehensivelywithfocalpoints,suchasworksfromtheschoolofcriticism,aswellasworksof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andorganizecommunication.Theauthoralsoconsidersthatit''''snowthetimewestrengthentheresearchofcommunicationinthemediumangle.Moreworkswhichintroducesubdivisionsubjectsofcommunicationaswellasspecialworksintroduceimportanttheories,combiningtherealitiesofthecommunicationinChinaandachievementsofresearch,shouldbepublished.InordertolettheachievementsofcommunicationresearchinChinaknownbyinternationalcirclesofcommunication,originalandregionalstudyofcommunicationmustbereinforced,whileacademicstandardsandresearchmethodmustbepaidattentionto.IftheresearchofancientChinesecommunicationisimproved,wemaycontributetocommunicationtheachievementsofmorenewtheories.TheresearchofcommunicationinChinaisinitspursuingstage,thusitshouldbeorganizedwithgreaterefforts.[关键词]传播学研究学术规范研究方法中观研究原创性研究学术引进古代传播研究自1978年开始引进介绍传播学，至今已21年了。在世纪末之际，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明确传播学研究该向何处去，是很有必要的。笔者在传播学研究上建树甚少，但很关心和留心观察这项研究。现在不揣冒昧，说些近乎外行的话，目的是抛砖引玉，促进讨论，探讨传播学发展之良策。

一、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定位这21年来，传播学研究在我国很是红火，取得的成绩是肯定的。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几十本，发表的论文数以百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先后与各有关单位主持召开的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到今年11月已有5次。30多所院校开设了传播学课程。我国传播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存在问题也不少。我国翻译的西方传播学著作数量很少，且很不全面。我国学者最早的传播学著作，要算戴元光等写的《传播理论与实务》，出版于1988年。已出的传播学著作大都是在教材的基础上丰富、整理出版的，其中《传播学引论》（李彬著）、《传播学导论》（董天策著）等若干著作架构合理，逻辑严密，论述流畅，对于普及传播学知识很有意义。但超出教科书的研究专著比较罕见。传播学研究有不少是在浅层次上重复，原创性研究不多。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对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历来不够重视，更谈不上与国际接轨。现在几乎还没有看到，我国学者在传播学研究中总结的原理和方法被国外权威刊物或著作所引用。所有这些说明，我国传播学研究起步快，但发展缓慢。对于这20多年来的传播学研究，有人划分为几个阶段。但我认为，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在总体上是追赶式研究，只能在个别领域上或许可以说是赶超型的研究。追赶式研究，是说我们的研究仍处在引进式介绍和引进式研究阶段。作这种定位，比较能够反映实际。这样定位并不是低估成绩，更不会妨碍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而恰恰能有利于认识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二、引进介绍应力求全面一些1981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出了我们对待西方传播学的“十六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后两句话今天看来似乎说大了点，但其意思大体还是可以肯定的。可是究其实际，我们到现在连“系统了解”也还没有能够做到。传播学基本上包括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两大部分，如果加上包含前二者在内的组织传播，也可说是三大部分。（有人说，还有一种“自我传播”，但我认为，传播学研究的传播都是社会传播，所谓“自我传播”不应包括在内，它应属于心理学范畴）。可是长期以来，我国传播学界翻译介绍和研究的均属大众传播范围，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的译著一本都还没见到。从学派来讲，我国介绍的大量是美国的经验学派，欧洲批判学派是传播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派，它的某些观点更容易在中国引起共鸣。但是我们对它的译介很少，几乎一本译著都还没有出过。只有王怡红、李彬等写了一些介绍文章。缺少这一大块，对于我们研究传播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传播大众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等诸多重大课题，都会缺乏重要的理论支持和方法论的启示。陈力丹在1995年曾撰文，主张“更多地借鉴欧洲传播学派的方法、观点”，他认为，“他们的理性思维，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出现的各种问题，都有较深刻的分析。在方法论上，他们更多地从整体上考察传媒，更多地采用历史的、文化的、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注意传播过程及其每个环节所起的作用。同时，并不排斥用经验学派常用的一些具体方法。”①但陈力丹所倡导的迄今并无进展，我国传播学界接触批判学派仍然很少。幸得李瞻教授出面张罗，为大陆十几个院校赠送了一些新闻传播学的书籍，可从中得到一些帮助。至于从国外浩如烟海的传播学论文中挑选精品翻译发表，同样极为罕见。我国传播学研究者，可能多数外文都不很过关，看原著有困难，而且由于研究经费有限，购买外文原著也是难事，何况从为数众多的外国著作中去精选，对于每个研究者个人来说，都是难度不小的事。所以组织挑选和翻译若干外文传播学原著，是具有重要意义的。1997年，潘忠党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系副教授）发起了翻译出版“媒介、文化、与社会译丛”的计划，该计划认为，“我国目前市场上涉及这个学科（传播学科）的书籍极少，仅有的少数也大多处于‘概述’和‘初级介绍’的水平，缺乏超出教科书的专著”，“要在我国学者近20年努力的基础上，将传播学的介绍与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必须翻译介绍“一些学术专著和研究范例型的著作”。这一计划列出了24本专著，包括了文化/批判学派、社会行为学派等各学派的有代表性重点著作。现将这24本书的作者、书名、出版年份转列如下：1、维·沃萨德：《传播的生态：控制的文化形式》（1995）2、班纳迪克·安德森：《想象的社区：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扩散之回想》（1991）3、奥利弗·巴瑞特·波德、克里斯·纽波德（合编）：《研究媒介的途径》（1995）4、丹尼尔·戴岩、艾利休·凯茨：《媒介事件：历史的实况转播》（1992）5、约翰·费思克：《理解流行文化》（1989）6、荷伯特·甘斯：《决定什么是新闻：对于CBS晚间新闻、NBC每夜新闻、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的研究》（1980）7、德·吉特林：《打开黄金时段》（1994）拉斯苟大学媒介研究小组、：获取资讯：新闻、真理、与权力》（1993）德·戈丁：《媒介的政治经济学》（1997）10、贤托·阿岩伽、当那德·金德：《事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公众舆论》（1987）11、塔码·李伯思、艾利休·凯茨：《意义的外销：对于〈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1993）12、索尼亚·莉文斯通：《理解电视：受众解读的心理学》（1990）13、约翰·麦克马内斯：《市场导向新闻学：公民应否警觉？》（1994）14、保罗·玛萨瑞斯：《视觉说服：形象在广告中的作用》（1997）15、约史华·玛雅维茨：《失去的空间感：电子媒介对于社会行为的影响》（1985）16、戴维·墨利：《电视、受众和文化研究》（1992）17、迪姆·欧苏勒文等（合编）：《传播与文化研究中的关键概念》（1994）18、埃夫瑞特·罗杰斯：《创新的扩散》（1995）19、麦克尔·刹德荪：《广告，艰难的说服及对于美国社会疑虑丛生之影响》（1986）20、盖·塔克曼：《制作新闻：对于现实构筑的研究》（1978）21、约瑟辅·特若：《媒介产业：新闻与娱乐之生产》（1984）22、特云·凡·戴克：《新闻作为话语》（1988）23、威廉·雷蒙德：《文化社会学》（1981）24、威廉·雷蒙德：《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语汇》（1981）这个丛书还成立了由李金铨、朱立、陈世敏、李瞻、郭庆光、喻国明、张国良、李良荣组成的顾问委员会，提供咨询、建议。上述著作原计划分批翻译出版，到2000年上半年出齐，后来由于某些原因，计划搁浅，甚为可惜。但所选的书目无疑很有意义，即使不是每一本都很合适。望有能力承担此书出版者，能够挑起重担。上面所列书目学术性大都很强，对于研究者帮助很大，我们也需要翻译出版一些教科书类型的专题著作，以利教学和普及。据了解，北京广播学院已在作这方面的努力，已有5部书稿译出。

三、中观研究及与我国传播实际相结合传播学研究在美国实际上是经历着从微观到宏观的观程。开始是研究演讲和修辞的技巧，后来研究预测总统选举中选民投票的意向和美国人对重大事件的意见，研究战争时期宣传的效果，然后到威尔伯施拉姆，集前人研究成果之大成，出版了《传播学概论》（《Men,Message,Media—ALookofHumanCommunication》）之力作，标志着传播学的创立。当然，这种从微观到宏观的过程是反复进行的。现在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无数课题，完成的和正在进行的，都是微观的、具体的。《现代传播》刊登了陆晔、潇湘写的《传播学的多元视角与多维框架——’99年国际传播学第49届年会述评》，这次年会是1999年5月在美国旧金山湾举行的，其主题是“传播与对立：通过对话接受差异”。但另外还有300多场专题报告，涵盖了17个方面，每个专题下面都有很多微观的、具体的研究课题。②西方科学界都重视原创性研究，而原创性研究必然是从微观入手。相信到一定时候，还会出现施拉姆式的大师，把前入的成果进行系统归纳，使传播学的构架体系跃入一个新的层次。我国传播学研究的路程则不同，是从引进开始的，首先是从翻译介绍施拉姆《传播学概论》、德弗勒等人的《大众传播通论》等宏观著作开始的。我国已经出版的很多传播学著作也都是概论性宏观著作（大多是以上两本书的某一种的构架作些变化，或以上两本书的构架综合起来作些变化，来确定自己的篇章结构）。一些学人是在领会这些传播学著作原理和粗通一些传播研究方法以后，才去着手进行带有原创性的研究的。所以，是一种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鉴于我国进行出版的宏观性著作已经不少，而微观的原创性研究由于种种条件限制一时难以有大的发展，我在这里提出加强中观研究。所谓中观研究，就是要求以专著的形式，系统介绍西方传播学关于某一学术领域（或某一分支学科，或某一基本理论等）的源流发展、基本内容（包括原理、规则、方法以及目前正在研究的问题，如果可能的话，还包括发展趋势），并结合中国的传播实际和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我认为，作为追赶式研究，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本人以为，在未来几年，如果能够出版以下中观研究的著作，对于传播学研究的深化和传播学知识的进一步普及，都会起很大作用。（1）传播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如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理解传播、说服传播、非语言传播、政治传播、传播心理学、传播与社会变迁、国际传播、文化传播等。（2）传播的一些基本原理：批判理论、沉默螺旋理论、两级传播理论、媒介理论等。（3）传播的一些基本方法：议程设置、传播控制等。（4）传播学的一些基本研究方法。如经验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传播学许多常用的研究方法（如实地调查法、内容分析法、控制实验法、个案研究法等）。上面所谈的中观研究领域，其实国内出的传播学概论性著作都有所涉及，但是由于大家都浅尝辄止，谈的人再多，信息量和知识含量也没有增加多少。所以，让概论和教科书中的一章一节，成为一本书，该是时候了。诚然，有些中观研究的课题，我国已经有人做过，如邵培仁教授等主编过政治传播学、艺术传播学等，堪称很有意义的一次尝试；陈力丹著的《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倒是一个难得的收获。四川社科院新闻所研究生宋昭勋写了一本《非言语传播学概论》，填补了一个空白。但我以为，一个课题出两三本书，应算正常，有发展有比较，才会有佳作出现。顺便说一点，我倒不认为中观研究课题后都得加一个“学”字，如“对外传播学”、“体育新闻学”。我常纳闷：这个“学”，是“学科”（FieldofStudies），还是“科学”（Science）？但无论作为学科，还是作为科学，总得有一些本学科特有的原理和特有的术语，如果暂时还做不到，就不忙加“学”字，等到以后有了再加不迟。之所以提及这个问题，是担心学界的一种华而不实的学风会不会刮到新兴的传播学园地。中观研究贵在与我国传播实际相结合。这个结合主要表现在两点：首先，要尽可能紧密联系中国的传播实际，否则就不能称之为研究，而是国外传播学知识的专题介绍了。那种介绍，即使有些个人见解，也只能是微量的研究成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当然，结合中国实际，不是要求西方传播学都服从中国的习惯提法，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其或相同或相近之处，充分展示能为人们提供启示的地方。其次，尽可能运用中国人熟悉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不能生吞活剥，让著述充满外国人的现成话或欧化的句子，使人读了若明若暗，不得要领。

四、原创性研究与规范和方法我国传播研究者要想对传播学作出真正的贡献，还在于扎扎实实地进行原创性研究。所谓原创性研究，就是研究前人没有研究过的课题（或者虽然研究过但没有得出应有结论的课题），得出前人没有得出过的结论。像喻国明关于测度新闻媒介传播内容极其结构的传通效果的指标体系的研究③，林之达关于作为传播致效的中介的心理能的研究④，我认为都是具有原创性的。原创性研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它能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创造。那种主要是综合、整合前人的成果，稍加一点自己的分析的研究，不能称为原创性研究。传播学中那些里程碑性的成果，无不是原创性研究的硕果。凡是提到那些成果，人们就会同时想起取得这项成果的著名学者。我国传播学界要搞好原创性研究，有两点是必须加以重视的。首先，原创性研究强调规范。一项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原创性，必须以学术规范来检验。学术规范也是个很大的话题，大到学术道德和秩序，小到引证规则都在其内，此处无法详述。我觉得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我们的一些研究往往在学术信息不足的情况下进行。一项研究开始，没有文献检讨或文献回顾，没有尽可能把前人所作的相关文献加以分析，研计其得失，从而说明自己所作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让人明确这项研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而做不到这一点，就有可能进行一次重复研究，去发现前人已经发现的结论。其次，原创性研究讲究研究方法。不少论文，都象随感录，或者夹叙夹议的散文。有的运用思辩方法的论文，对自己的基本的研究对象不使用定义法加以明确，看得出其概念的含义在游蛇般地走动。有的例证选择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十几年来，实证研究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从无到有，逐步有所发展。但有些研究，没有严格按照方法的要求操作，论文中没有充分证明样本的科学性，历次获得的资料也缺乏可比性，因此读者对结论的可靠性信心不足。诸如此类的成果都称不上严肃的科研成果。这种状况不改变，我们的成果就很难打入国际传播学界。在科学研究中，任何一个学者提出自认为有理由的观点，如果没有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充分的论证，那仅仅是提出了假说。一篇论文中对于诸多问题都是蜻蜓点水，未经充分论证，就成为“假说连篇”；倘若假说也是别人说过的话，连假说都算不上，那就更无新意了。⑤一句话，原创性研究必须是有板有眼的、扎扎实实的。

五、中国古代传播研究及如何对传播学作贡献澳洲传播学者奥斯本（Dr.GraemeOsborne）说：“对一个没有特殊传播理论的国家来说，一个最有效的、有力的开端是认真研究本国的传播史，尤其是本国传播政策形成的过程，从中发掘本国传播的目的、目标和原则。”现代系统的传播理论虽然不产生于中国，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有丰富的传播资源，从历史到制度，从思想到技巧，有取之不竭的资料可供研究。二十多年来，海峡两岸有不少学者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的研究，不计大量论文，已经出版的著作就有朱传誉著《宋代新闻史》（196？）、张玉法著《先秦的传播活动》（1983）、尹韵公著《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1990）、关绍箕著《中国传播理论》（1997）、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1997）、李彬著《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1999）等书。余也鲁教授等主持的“五史六论”（五部传播断代史，六部传播理论探索论文）的研究，正在进行中，有的已经成稿。进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研究，不但需要新闻传播学者、文史学者参加，还需要吸引经济、政治、语言、文化、人类等各学科的学者参加。如何使中国古代传播研究对世界传播学做出贡献,有三个环节必须抓住：首先，必须在传播原理、传播规律方面发现、有所总结。这方面的东西一旦有了就能成为全人类的。要把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理论升华再升华，不要仅仅停留在历史的描述上，要把它们提炼成原理，有的争取再提炼成术语。我在《华夏传播论》一书的《政治传播》中试图总结决策圈与信息圈的关系对政治的影响（二者重合，政治就清明；二者分离，就会出现阴谋政治，政治就腐败）；在《科学传播》中试图说明逆向传播的道理（一个社会中，逆向传播不能存在，只能作“借经立言”式的传播，科学就不可能发展）⑥，就是这种努力。黄星明教授正在研究的“风草论“，我认为也比西方的‘魔弹论”贴切得多。（“风草”一说出自《论语》中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风行草偃”讲的是德教化民的道理，是说君子的德教传播，如风掠过，老百姓接受，会产生象草应风匍匐一样的效果。那么，要想让老百姓能顺应你的意向，信息就得源源不断地送过来，才能使他们一直处于接受的状态。）其次，要用正确的方法、规范的论证和表述方式，来论证和推演你根据大量史料得出来的论点。这一点很重要。比如上面所谈到的信息圈与决策关系的政治传播原理，逆向传播的科技传播原理，我也都是在长篇论述中提到而已。由于种种原因，事后也未能重新来做，殊为可惜。所以，我所提出的还只能算假说，而不是科学结论。我最近读到古代传播研究方面的一部书稿，文中许多地方迸发出真知灼见，有的的确能上升为原理，可都是匆匆带过。如果以某一灼见作为理论假设，重新组织材料，进行充分论证，就可能出原理发现上的重要成果。著名的“沉默的螺旋”理论，能给人们这方面的启示。它是德国社会学家伊丽莎白内尔-纽曼教授基于这样一个认识提出的：大多数个人会力图避免由于单独持有某些态度和信念而产生的孤立。因为害怕孤立，他便不太愿意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其实，这种认识几乎是东西方“人人心中所有”(亲身经历过“”造势的中国人对此尤有体会)，只是“人人笔下所无”。但内尔·纽曼教授抓住这一现象不放，并且推演出一系列的论点。比如，占支配地位的或日益得到支持的意见就会愈加得势，另一方则越来越失去支持的声音。这样，一方表述而另一方沉默的倾向便开始了一个螺旋过程，这个过程不断把一种意见确立为主要意见。又推出，如果这个过程有大众媒介参与，螺旋往往形成得更快、也更明显。还推出，各种受者的声音又作为媒介的声音的和声进而影响更多的人。⑦所有这些论点，都被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加以证实，从而完成由假设到科学论断的飞跃。这位教授的“秘诀”在于：抓住它，展开它，用科学的方法证实它。其三，要用英文改写或翻译既有原理发现，又符合国际通用的学术规范的学术成果，并在国传播学刊物上发表。

六、做好组织协调工作我国传播研究，由于财力不足，在翻译引进和实证研究方面都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人力资源占有优势，我们有大量的新闻传播学术人才可以依靠，还有不少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可以借用，一些从事国际研究、文化研究的机构和学人现在也在进行传播研究，且成绩斐然。某些研究如中国古代传播研究方面，资料也相当丰富。此外随着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研究经费特别是各种研究基金都在增加。很明显，有利条件在增多，不利条件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能有意识地加强组织、协调，就会使我国传播学的研究发展得更快、更好。这种协调，最好是能成立中国传播学研究会。如果一时办不到，也可以通过两年一度的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进行。因为我国传播学研究，当前从主体上看，还是一种追赶式研究，合理使用人力、经费，就可以使重点课题得到保障，同时避免低水平重复。学术研究的协调，不是“计划经济”式的指令，而主要是通过过信息交流、咨询建议来实现。其实现方式主要是：（1）拟出近期、中期可供翻译介绍的国外重要传播学著作（包括一些重要论文）目录。为此，可以成立顾问委员会，由中外学者组成（要有一定数量的海外华人学者），请他们推荐。现在，国外传播学研究有日益庞杂之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这样做。（2）向某些研究者建议需要研究的课题，需要撰写的中观研究的书籍。（3）向社科基金或其他基金提出关于需要招标资助的课题的建议。（4）回答各地研究者关于哪些课题已有人研究之类的询问。（或定期在有关刊物上公布正在进行研究的课题名称、主持人姓名，以及尚未有人研究的项目）（5）联系社会捐助者，资助传播学研究课题。前面已经提到，组织协调并不意味着指令、指派。传播学者可以在极其广阔的范围内，自由选择题目进行研究。传播学研究在中国还属于“跑马占地”的阶段，没开垦的土地还多得很。各人发挥自己特长，有的可以沿着西方传播学研究的路子走，跟踪国外研究成果同时自己也进行研究；国学基础好的，可以去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宝藏。外语条件好的，可以多做些翻译介绍国外传播学著述的工作。总之，不能强求一律，更不能互相指责对方的研究没有什么意义。谁的建树，都是传播学园地上的收获。注释：①陈力丹《对我国传播学科建设的几点意见》，《现代传播》1995年第4期第27页。②陆晔、潇湘《传播学的多元视角与多维框架—’99年国际传播学第49届年会述评》，《现代传播》1999年第4期第19页。③林之达《论传播致效的中介——心理能》，打印稿。④喻国明《从传—受互动方格看亚运会报道》，《体坛纵横》1986年第1期。⑤孙旭培《学术规范与新闻学研究的深化》，《新闻大学》1999年春季号第14页。⑥孙旭培《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1997年。⑦参见任湘怡、陈思吉力《科索沃的螺旋》，《现代传播》1999年第4期第33页。

一、广播对传统戏曲的促进与冲击

广播出现以后，电台为了吸引更多的听众，戏曲作为最受欢迎的传统娱乐方式自然成为每个广播电台不可或缺的节目。由于广播的娱乐节目种类繁多，在众多的竞争中，戏曲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都更加成熟，以不断改良、创新来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这无形之中促进了戏曲的发展。广播的出现对戏曲演员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随着他们演唱的戏曲在各大广播电台播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了妇孺皆知的名人，逐渐脱离在社会下层表演曲艺来维持生活的命运。广播的产生给传统的戏曲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广播出现之前，人们的娱乐方式只有固定的几种形式，而到戏院看戏是最受百姓欢迎的，随着无线电的迅猛发展，收音机的普及，悄悄改变了人们的娱乐方式，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多种多样的娱乐节目，这使得很多拥有收音机的观众不再去拥挤的公共场所观看传统的戏剧表演，这大大降低了戏院的上座率。无线电的产生虽在某些方面促进了传统戏剧的革新，扩大戏剧的影响范围，但无形中成为了传统戏剧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广播对唱片的影响

最初唱片仅仅是作为留声机的附件而存在的，留声机和唱片都是上流社会的娱乐品，所以唱片作为一种小众的娱乐工具对社会的影响力很小。无线电传入中国不久，上海就出现了许多民营电台，民营电台的设施不完善、资金不充裕，仅靠一些广告费来支撑电台的运营。这样的条件自然是承担不起经常请一些名人、演唱家、乐团等来电台做现场演出，这时唱片就成为这些民营电台的首选。20世纪30年代中期，百代公司制作一张唱片的成本只需1角六七分，批发价为2元2角。这样低廉的价格，购买一次后还可反复使用，所以播放唱片就成为了各广播电台音乐节目的重要素材。但电台的这种行为严重影响了唱片公司的唱片销量。1935年6月末，英商电器音乐实业有限公司致函上海交通部国际电信局，以欧美各国颁布的有关唱片的法规为由，要求自1935年8月1日起，各电台播送该公司唱片须得该公司允可，及预付每月洋一百五十元，并另提出六项规定。直至1935年12月21日《申报》刊载司法院对此事的决议：留声机唱片，并非出版品，亦非著作物，并无专有公开演奏之权。购买人本其所有权作用，无论如何使用，应任凭自由，出售人、制造人、发行人均不得干涉。通过这次事件，我们足以看到唱片已经不再作为留声机的附件而存在，它已经成为各大广播电台不可缺少的一档节目。

三、结语

“印刷媒介”时期，信息的传递范围受民众教育水平的影响，广播靠声音传播信息，弥补了印刷媒介的这一缺陷，它使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这种新的传播媒介对民众的娱乐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人们的娱乐方式，它的产生不仅丰富了民众的娱乐生活，也为普通民众开启了一扇可以接触到高雅音乐的窗，对音乐的普及以及音乐教育的推广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张霄萌林媛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产生和形成于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美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入我国。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5年的统计数据，与传媒行业相关的本科专业教育点从1998年的148个增长至2005年的661个，短短几年间增长了4.47倍。特别是2000年，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调整国务院部门单位)所属学校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的决定》，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从过去的“部门办学”转变为“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的发展模式。可以说，这一学校管理体制的调整在某种程度上有力地促进了传媒相关专业教育新格局的形成。《传播学》作为这些与传媒相关专业的基础课程相继开设，一些工程技术类专业，同样开设了传播学原理方面的课程，这是与当今传媒技术的发展，传媒业的发达分不开的。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作用越来越大，现代社会成员应该掌握传播学的基本知识，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传播学教育在中国虽然已经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但传播学课程理论教学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许多专家、学者都作了一些研究，如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段京肃教授发表的《传播学教学的热与难》，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君超副教授发表的《新闻学：走出传播学还是走出自己》等学术论文探讨了传播学教学存在的一些困境。传播学作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同样无法绕过这些问题。笔者下面就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课程教学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加强传播学教学理念和学生对该课程教学的思想认识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要求该专业学生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以及与广播电视有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受到广播电视新闻采访、写作、编导、播音、节目主持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广播电视节目策划、编辑、采访、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由此可见，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教育的本质在于引导学生了解媒体传播的现象，掌握媒体传播规律从而能熟练地把握媒体传播。因此，传播学理论课程的教学需要树立具有强烈专业关切精神的教学理念，教学理念是教学效果的前提和基础，是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传播学在广播电视新闻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下，传播学课程教学的专业针对性，就是要在教学过程中考虑媒体传播作为一种传播现象的一般性特征和独特性特征，处理好教学过程中传播学理论的一般性和媒体传播的专门性之间的关系。教师在传播学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关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需要，依据专业的特点强化教学理念，进行教学改革，提升教学效果。

教学过程包括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两部分，在加强教学理念的同时，学生对学习传播学的思想认识同样重要。许多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学生对于《传播学》课程的学习认识不够，不太重视，完全区分传播学与新闻学，认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本身操作性、实践性特别强，应该加强与广播电视切合紧密的课程如《新闻学》、《节目制作》、《电视摄像》、《电视节目策划》等课程的学习，完全没有必要学习《传播学》那些既枯燥又无用的理论知识。没有充分认识到传播学的理论知识对新闻传播的指导作用。所以许多同学知道媒体传播的一些传播现象，却并没有将其进行归纳总结，上升到规律和理论的层面，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宁树藩教授早在1994年就曾谈到他的一个想法：“新闻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新闻传播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这可说是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一是以报纸等新闻媒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而形成起来的，无以名之。姑称之为广义新闻学。”而且指出：前者是核心，是基础，失去前者就不成其为新闻学了。1998年，李良荣教授与李晓林也曾撰文呼吁：“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必然趋势，也是必由之路”；“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对传统新闻学的一次改革”。

上述学者的观点非常明确指出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学生们在学习传播学的过程中，首先要认清传播学与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之间的紧密关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学生们的学习态度，进而才有学习的激情和动力。

二、切合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

传播学教学模式既有普遍性，也有不同专业的特殊性。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教学更要切合该专业特点进行教学内容的优化整合。不仅要用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分析媒体传播现象，更要用传播学的理论进行新闻传播的实践指导。依据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才能真正达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

据调查了解，目前，我国广播电视新闻学的本科教学中，使用的传播学理论教材有很大的相似性，基本上涉及到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传播类型研究，主要包括传播者、传播受众、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以及效果研究等内容，而传播效果又着重介绍四大宏观社会效果，即议程设置、培养理论、知识沟假说及沉默的螺旋理论。这种安排基本上将西方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经验学派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学生，它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类本科教学普遍采用。然而。教学过程中，只向学生纯粹的介绍这些源于西方的传播学理论，肯定得不到学生的欢迎，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往往游离于专业之外，并没有和专业紧密地结合。传播理论教学要以一般原理介绍作为重点，再结合实践。使学生学有所用，学以致用。教学过程中，注意将抽象的传播学理论与具体的新闻传播现象结合，使抽象问题具体化、感性化。比如，在讲解议程设置时，在学生们了解了它的本质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势力对舆论进行操作和控制的过程之后，结合新闻实例进行讲解。例如，美国轰炸伊拉克之前，大肆渲染后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本质也是利用媒体进行议程设置，扰乱视听，推行其霸权政策。在讲解人际传播时。通过观看记者和采访对象的电视节目录像进行探讨分析，使同学们真正理解传、受双方之间的认知互动、情感互动，从而指导将来的新闻采访工作，做出有创意和深度的新闻作品。

2008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爆发。面对旷世巨灾，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国家各大媒体迅速启动灾难应急机制，纷纷在第一时间派出记者奔赴重灾区进行深入报道，及时准确、全面真实地向社会公布抗震救灾情况，正确引导了舆论导向，有效安抚了社会恐慌情绪。一直以来，由于灾难事件本身所固有的极强新闻价值与传播意义，灾难报道一直是新闻学与传播学重要的研究课题，“5·12”汶川特大地震过后，面对如何构建完善的灾难报道传播机制，如何从传播学角度完善灾难新闻传播的理论学科体系构建以更好地指导实践等一系列问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赵志立研究员和他的研究生们开始了对于灾难传播学的研究，同时编写了《灾难传播学》一书，这是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第一部研究灾难传播学的专著。

该书基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基本原理，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将本世纪以来发生在国际和国内的具有重大影响的灾难事件报道的方法、策略进行了比较研究，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研究成果，提出新的理论观点与见解，深化和拓展了传统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内涵和外延。该书在研究思路上采取“灾难一灾难管理一灾难传播一灾难报道”的逻辑结构，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是以灾难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为主，围绕灾难、灾难事件、灾难管理和灾难传播等基本内容进行阐释，对于灾难管理与灾难传播的联系与区别、灾难传播机理、传播方式、传播模式进行深入探讨，对新闻传媒在灾难传播中的地位、作用以及运行机制等问题进行详细研究。下篇主要针对灾难报道研究，从新闻传播工作的性质、功能和任务出发，研究灾难报道对象、方式、流程，分析灾难报道应掌握的基本原则、方法、策略和艺术，结合案例对灾难新闻的传播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对灾难新闻传播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具有自身独有的学科特点。首先，研究灾难事件报道机制中危机应急管理与信息公开机制相结合。从人类灾难史的发展历程对灾难传播机制进行研究，用学科专业的角度、整个人类的视野，不仅丰富了传播学的内容，更拓展了传播学的学科范围。其次，研究各类灾难传播案例探寻新学科基本规律与原则。从地震灾难事件的报道引申到各类灾难事件的报道，介绍了国内外灾难新闻传播案例，总结各种灾难报道形式，既遵循一般新闻报道传播的规律，又集合应急机制的原则与要求，形成了灾难新闻报道独有的特点和原则要求。最后，突出强调新闻工作者的媒介素养研究。在灾难事件发生后，新闻工作者如何通过新闻报道的形式将灾情及时、全面、准确、真实的报道给公众，起到引导舆论安抚民心的作用？如何将抗震救灾中，国家政府、社会各界以及志愿者等各方力量有效展现，以树立公众战胜灾难的信心与勇气。

当然，作为我国灾难传播学第一部专著，本书对于学科的构建和理论的深度虽还需进一步的完善和挖掘，但它的问世无疑对丰富和拓展传播学范围，深化传播学实践意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灾难传播学》：传播学领域新开拓

2008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爆发。面对旷世巨灾，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国家各大媒体迅速启动灾难应急机制，纷纷在第一时间派出记者奔赴重灾区进行深入报道，及时准确、全面真实地向社会公布抗震救灾情况，正确引导了舆论导向，有效安抚了社会恐慌情绪。一直以来，由于灾难事件本身所固有的极强新闻价值与传播意义，灾难报道一直是新闻学与传播学重要的研究课题，“5·12”汶川特大地震过后，面对如何构建完善的灾难报道传播机制，如何从传播学角度完善灾难新闻传播的理论学科体系构建以更好地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指导实践等一系列问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赵志立研究员和他的研究生们开始了对于灾难传播学的研究，同时编写了《灾难传播学》一书，这是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第一部研究灾难传播学的专著。

该书基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基本原理，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将本世纪以来发生在国际和国内的具有重大影响的灾难事件报道的方法、策略进行了比较研究，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研究成果，提出新的理论观点与见解，深化和拓展了传统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内涵和外延。该书在研究思路上采取“灾难一灾难管理一灾难传播一灾难报道”的逻辑结构，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是以灾难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为主，围绕灾难、灾难事件、灾难管理和灾难传播等基本内容进行阐释，对于灾难管理与灾难传播的联系与区别、灾难传播机理、传播方式、传播模式进行深入探讨，对新闻传媒在灾难传播中的地位、作用以及运行机制等问题进行详细研究。下篇主要针对灾难报道研究，从新闻传播工作的性质、功能和任务出发，研究灾难报道对象、方式、流程，分析灾难报道应掌握的基本原则、方法、策略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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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案例对灾难新闻的传播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对灾难新闻传播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具有自身独有的学科特点。首先，研究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灾难事件报道机制中危机应急管理与信息公开机制相结合。从人类灾难史的发展历程对灾难传播机制进行研究，用学科专业的角度、整个人类的视野，不仅丰富了传播学的内容，更拓展了传播学的学科范围。其次，研究各类灾难传播案例探寻新学科基本规律与原则。从地震灾难事件的报道引申到各类灾难事件的报道，介绍了国内外灾难新闻传播案例，总结各种灾难报道形式，既遵循一般新闻报道传播的规律，又集合应急机制的原则与要求，形成了灾难新闻报道独有的特点和原则要求。最后，突出强调新闻工作者的媒介素养研究。在灾难事件发生后，新闻工作者如何通过新闻报道的形式将灾情及时、全面、准确、真实的报道给公众，起到引导舆论安抚民心的作用？如何将抗震救灾中，国家政府、社会各界以及志愿者等各方力量有效展现，以树立公众战胜灾难的信心与勇气。

当然，作为我国灾难传播学第一部专著，本书对于学科的构建和理论的深度虽还需进一步的完善和挖掘，但它的问世无疑对丰富和拓展传播学范围，深化传播学实践意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转贴于论文联盟

摘要：从拉斯韦尔传播5W模式的视角，审视互联网条件下网络文学传播过程中的五大要素，分析以“武侠世界”为代表的互联网翻译的模式特点，探究互联网翻译在对外翻译和传播中如何解决5W的问题上所具有的优势，为中国经典文学外译和传播寻找可资借鉴的实践经验和启示。

关键词：拉斯韦尔模式；中国网络文学；互联网翻译

一、引言

本文从拉斯韦尔传播5W模式的视角，以网络文学外译网站“武侠世界”为例，审视网络文学传播过程中的五大要素，分析网络文学外译平台在对外传播过程中的模式特点，探究网络文学在对外翻译和传播中所具有的优势，为中国经典文学外译和传播寻找可资借鉴的实践经验和启示。

二、网络文学外译现状

中国文学品类繁多，互联网时代更是诞生了大量的网络文学作品。国家也日益重视网络文学的发展。和传统经典文学以传统译介模式对外传播不同，网络文学则是生于网络、译于网络，传播于网络，直接走的是互联网翻译与传播模式，并且传播效果不错，拥有海量的海外读者，并且其良好的读者口碑正不断吸引更多的新读者。近两年出现了把平台设在国外而专门将中国网络文学向外进行译介的网站，他们多数致力于仙侠、玄幻小说(ChineseFantasyNovels)的外译，于2014年12月创立的“武侠世界”是其中的代表，网站日均点击量十几万，并通过社交网络不断扩大读者圈，其在英语世界影响力在日益扩大。对互联网翻译平台的翻译传播模式加以探讨有助于更深刻的理解这一新现象，也为经典文学和互联网相结合寻找可资借鉴的契合点。

三、拉斯韦尔5W模式下的网络文学外译

哈罗德•拉斯韦尔提出的传播学5W模式认为传播过程包含五大要素：“Who”、“What”、“Whichchannel”、“Whom”、“Whateffect”。这一模式逻辑清晰的阐释了传播链条中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等各个相关环节。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和传播中，有必要对网络文学外译网站的译介和传播行为作以详细考查，探究网络文学外译和传播的规律和经验，为中国经典文学外译提供参考和借鉴。本文拟以“武侠世界”网络文学翻译和传播平台为例，以拉斯韦尔5W模式为参照，探究其译介和传播的模式和经验。

摘要：从拉斯韦尔传播5W模式的视角，审视互联网条件下网络文学传播过程中的五大要素，分析以“武侠世界”为代表的互联网翻译的模式特点，探究互联网翻译在对外翻译和传播中如何解决5W的问题上所具有的优势，为中国经典文学外译和传播寻找可资借鉴的实践经验和启示。

关键词：拉斯韦尔模式；中国网络文学；互联网翻译

一、引言

本文从拉斯韦尔传播5W模式的视角，以网络文学外译网站“武侠世界”为例，审视网络文学传播过程中的五大要素，分析网络文学外译平台在对外传播过程中的模式特点，探究网络文学在对外翻译和传播中所具有的优势，为中国经典文学外译和传播寻找可资借鉴的实践经验和启示。

二、网络文学外译现状

中国文学品类繁多，互联网时代更是诞生了大量的网络文学作品。国家也日益重视网络文学的发展。和传统经典文学以传统译介模式对外传播不同，网络文学则是生于网络、译于网络，传播于网络，直接走的是互联网翻译与传播模式，并且传播效果不错，拥有海量的海外读者，并且其良好的读者口碑正不断吸引更多的新读者。近两年出现了把平台设在国外而专门将中国网络文学向外进行译介的网站，他们多数致力于仙侠、玄幻小说(ChineseFantasyNovels)的外译，于2014年12月创立的“武侠世界”是其中的代表，网站日均点击量十几万，并通过社交网络不断扩大读者圈，其在英语世界影响力在日益扩大。对互联网翻译平台的翻译传播模式加以探讨有助于更深刻的理解这一新现象，也为经典文学和互联网相结合寻找可资借鉴的契合点。

三、拉斯韦尔5W模式下的网络文学外译

哈罗德•拉斯韦尔提出的传播学5W模式认为传播过程包含五大要素：“Who”、“What”、“Whichchannel”、“Whom”、“Whateffect”。这一模式逻辑清晰的阐释了传播链条中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等各个相关环节。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和传播中，有必要对网络文学外译网站的译介和传播行为作以详细考查，探究网络文学外译和传播的规律和经验，为中国经典文学外译提供参考和借鉴。本文拟以“武侠世界”网络文学翻译和传播平台为例，以拉斯韦尔5W模式为参照，探究其译介和传播的模式和经验。

【摘要】本文从传播学角度将汉语分为自然传播与社会传播，对当前汉语传播类型进行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网络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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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网民15年增800倍达5.38亿 手机上网首超PC[EB/OL].新华网，http：///fortune/2012-07/20/c_1234378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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