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建设论文范文精选

一、黄河三角洲生态型城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一）生态环境较为脆弱黄河三角洲地区成陆时间较晚，处于大气、河流、海洋和陆地的交接带，是典型的河口湿地生态系统。该区域物种资源丰富，多种物质和动力系统在此交汇交融，陆地和淡水、淡水和咸水、天然和人工等多类生态系统交错分布。近年来，由于黄河来水来沙量减少，给河口地区的生态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直接影响到湿地淡水资源的补给，打破了湿地土壤水盐平衡，植被覆盖率降低，使河口湿地面积减少和生态系统退化。同时由于人类活动加剧，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对生态环境带来较大破坏，导致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呈现较强的脆弱性。这给生态城镇建设带来巨大挑战。

（二）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一直以来，黄河三角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脆弱，历史欠账较多，虽然近年来发展速度加快，但仍然不能满足城镇化发展的要求。目前，该地区仍然缺少与周边区域贯通的干线铁路，高速公路网络尚未完全形成，港口规模小、吞吐量较低，能源、水利、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很完善，特别是绿色、低碳型的城市基础设施更少。由于地势较低，不少城市夏季经常出现内涝现象，城市地下水污染严重，给城市生态系统带来较大破坏。

（三）产业结构层次较低近年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取得了明显成效。该地区产业结构由2008年的7．59∶66．79∶25．62调整为2012年的7．33∶61．27∶31．40。但是这与山东省8．6∶51．4∶40．0的结构相比，产业结构层次仍相对较低。第二产业比重较大，与城镇化息息相关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较低。第二产业中仍然是石油化工、石油装备、纺织、造纸、铝业制造、盐化工、皮革制造等传统产业占主导地位，而这些产业又是污染性较强的产业，对环境影响较大。从总体上看，资源消耗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仍占较大比重，科技创新型产业所占比重较低，导致经济增长代价日增。

（四）环境保护面临较大压力《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实施以来，区域内各市、县（区）采取了有力措施，积极推行节能减排，万元GDP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都有了大幅度减低。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节能减排的空间越来越小，压力越来越大。据2012年山东省政府对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中期评估显示，经济指标与生态建设、环境保护指标完成情况呈现不一致的状况，涉及生态建设与节能减排的指标完成情况不够理想。［2］仍然占有较大比重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给生态环境带来较大影响，雾霾天气增多，PM2．5浓度在多个城市处于“严重污染”或“危险水平”。这些无疑给该地区的生态型城镇化建设带来很大挑战。

（五）城镇化发展的总体水平偏低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黄河三角洲城镇化水平为46．63％，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区内各个县（区）之间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呈现不均衡状态，4个市辖区的城镇化水平较高，超过50％，而利津、阳信、高青、庆云、乐陵等县市的城镇化水平还在35％以下。从黄河三角洲对人口集聚的能力来看，尽管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净流入人口到达了21．1万人，但城镇常住人口占全省的比重却由10．69％降到了10．57％，19个县（区）中有11个县市区对人口的吸纳力有所减弱。［2］而对人口的集聚能力直接体现了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质量的高低。从人口密度上看，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人口密度仅为全省的61．2％，城镇密度亦相对稀疏，是全省城镇密度的79．4％。这样的状况不利于形成显著的空间聚合态势，难以形成高效率的城镇化空间布局。

二、黄河三角洲生态型城镇化建设的主要对策

（一）以人为本，树立生态化发展的新理念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为此，城市社会生态系统运行必须有利于人的健康发展。生态城镇化的建设过程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过程，因此，生态城镇化要把人看作是生态系统中主体要素，并实现人与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城镇化建设要紧紧围绕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基本要求，树立生态文明的新理念。一方面，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要普及生态环境知识，增强城市建设者和市民的生态意识，提高他们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形成保护生态环境、弘扬生态文明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要倡导绿色低碳的城市生活方式。在适度的物质消费的基础上追求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城市市民养成健康绿色的良好习惯，低碳家居、低碳消费、低碳出行，将资源节约保护意识融入城市化发展的各个阶段、每个领域。

1我国乡土文化传承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

1．1我国乡土文化传承发展简析乡土文化即农村区域文化，依附于农业、农民、农村，具有典型的“三农”特色。乡土文化和农业一样，具有弱质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城镇的演变，如不注重保护与传承，该种文化可能会逐渐消亡。因为在城镇化进程中，急功近利的心态使得人们过分注重物质追求和经济建设，忽略了文化传承和精神建设的重要性，由此而产生的技术泛滥、文化同化和城镇建设同质化问题，无疑使原本朴素、宁静和特色鲜明的乡土文化逐渐脱离了人们的视野，增加了乡土文化传承断裂、被逐渐解构甚至泯灭的风险［4］。人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体，发挥着主观能动作用。近年来，我国乡土文化发展较快，由表1可知，群众文化机构个数及从业人员数从1990年的9087个、70319人增加到2012年的43876个和156228人，分别增长了3．8倍和1．2倍。自1996年以来，群众文化机构个数和从业人员数趋于稳定，波动幅度较小，2006年后，从业人员数开始新一轮的增长，更多的人参与到乡土文化发展与传承工作中去。另外，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需要借助不同的媒介或载体，举办文化展览、开展文艺演出等是弘扬乡土文化的最佳工具，2012年全国共开展各项活动80万余场，约为1990年的6倍，此举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不同地区的乡土文化，达到推广普及的效果。当然文化传承与发展是一项长期有序的工作，打造和培养一只稳定的传承队伍，保证传承者和受传承者的持续性是维持文化长久不衰的重要途径［5］，2012年全国共开展38．7万次乡土文化培训，不断充实、壮大农村文化工作者队伍，为乡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化传承与发展离不开资金支持，作为公益性事业，群众文化机构收入来源有限，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拨款。我国对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支持力度较大，财政拨款逐年增加，22年来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8%，2012年国家财政拨款高达130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0．1%。总体来看，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资金供给能够维持其正常活动运转，除1999年(－66439万元)、2000年(－1541万元)、2001年(－679万元)、2007年(－27421万元)和2012年(－14202万元)存在当期财政赤字外，其余年份收入均大于支出。而赤字年份仅是当期收入小于支出，以往年份的结余累积足以弥补当期收支亏损。

1．2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简析近年我国城镇化发展呈上升趋势。如图1所示，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增长到2013年的53．7%，年均每年增加1%左右。简新华(2010)认为这种较快发展的趋势还会持续下去，今后将会以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继续推进，并在2020年达到60%左右。按城镇化率同比增加值的大小可划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1978年～1995年)，这一时期除1979年(1．1%)和1984年(1．4%)外，城镇化率同比增长均低于一个百分点，属于初始发展阶段;第2阶段(1996年～2005年)，前8年内，城镇化率增长值保持在1．5%和1．4%之间，较为稳定，2004年和2005年则有所放缓，分别为1．3%和1．2%，但总体处于较高的增长阶段;第3阶段(2006年～至今)，城镇化率增长处于波动较大的状态，2010年同比增加3．1%，创历年最高。我国城镇化的较快发展是由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共同推进的。人口城镇化是显性的动力，土地城镇化则起辅作用。土地城镇化推动着人口城镇化的发展，间接性地体现在城镇化率波动中。陈凤桂(2010)通过对城镇化率的分解，分析得出在2002年以后我国土地城镇化速度大于人口城镇化速度，并在2007年土地城镇化指数超过人口城镇化指数［7］，这种超前的土地城镇化并不符合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涵，有悖于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宗旨。但随着我国对城镇化发展质量要求的提升，内涵、高效、绿色的城镇化必将成为未来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旋律。

2关于土地城镇化与乡土文化传承的思考

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归结为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人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体，而土地是客体，同时土地与人又都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在我国提出新型城镇化这一概念之前，以往的城镇化建设主要以土地城镇化为主，即以城市扩张、农民进城为主要特征，强调的是量，追求是的高城镇化率．属于粗放型城镇化发展。在土地城镇化的过程中，村庄被整体规划、农户集体迁居新住所，有些地方出现“千城一面”、“规划混乱”、“好大喜功”、“伪造古董”等四大怪现状［8］，即所谓的“统一规划”局面。不同地区、民族通过城镇化最终走向了大一统，却失去了象征区域特点的精神文脉。土地城镇化的推进不应是简单地造城运动，城镇化不仅要有具体形态，还要有文化内涵。应该根据不同的地理位置、民族风情等打造具有地方比较优势的特色城镇品牌。尤其是古文化气息浓厚的地方，要在充分保留乡土文化载体的基础上进行优秀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并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嵌入旅游、商业化的思想。但商业化的深度要吻合地区文化的真实性，避免过度地商业化而导致乡土文化传承走向相反的方向。总之，土地城镇化要秉承“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原则，有保留的推进村庄整治，用科学的文化观指引新型城镇化建设。

3关于人口城镇化与乡土文化传承的思考

总理指出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人的城镇化，而不仅仅是土地城镇化。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由农村走向城市。2013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6955和8896元，同比去年分别增长9．7%和12．4%，人们的经济生活水平在稳步提高，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在不断推进。在2030年之前，我国城镇化率将要达到70%，再次增加2亿农村人口的转移，实现更多的农民市民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存在不可逆转的趋势，但被市民化的人口是否真正融入到市民群体中，市民化的质量究竟如何，是否存在“伪城市化”等问题都值得商榷。人的城市化本质就是文化重构，长期形成的价值观、财富观、职业观和生产、生活方式，往往使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更大的阻力与障碍［2］，尤其是少数民族或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由于受本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部分农民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后可能会面临本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冲突。一方面这种冲突会带来生活上的不适与心理上的落差，阻碍其生活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可能会导致社会不和谐因素的出现，引发民族或城乡冲突。这会使城镇化的质量大打折扣。即使乡土文化能够融入到现代文化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脱离农村土壤的乡土文化仍然面临着被主流文化同化、传承与发展的载体消失等危机。因此，在乡土文化融入到现代文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搭建两种文化融合的平台，促进农民市民化角色的转换;另一方面，要积极营造乡土文化特有的载体，使二者既有交叉又各具特色，避免彼重此轻。

4结论与讨论

到了当代，城市固然在发展，但历史的积淀仍然展现在城市面貌中。北京，一方面具有皇的威严，另一方面，四合院住宅、一条条胡同又充满生活气息。这些形象的物质意义源自于生活,源自于城市文化。北京人喜欢掌故,喜欢谈论北京的历史,元朝的大都,明清的北京,上至宫廷，下到家长里短、奇闻轶事,这一切都会投影到这座城市的诸多建筑上了,从而塑造城市形象,并赋予北京历史文化式的情感。上海,不乏顶级、时尚、高科技含量的建筑，但那些带有历史印记城市构成：南京路、上海外滩仍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它们与时尚建筑一起构成了上海的风貌。如上海的里弄房子的价值,不是因为这是当今人的理想的居住建筑;而是因为它是历史原物,是文物性的保护对象。它记录了众多从江浙一带来到上海打拼的人省吃俭用、力图早日衣锦还乡的过去，它已成了一种情感符号,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展示着上海。西方古代城市罗马的城徽源于母狼哺婴的故事，这个故事,为罗马城增加许多感彩,使罗马这座城市就更具鲜明的城市特征。罗马城的古建筑经过2000年的风雨战乱,残缺破败了,但罗马人依然让以原物留存至今。罗马的那些断垣残壁,记载着许多罗马故事,它是罗马历史的一部分。巴黎的城市形象又怎么呢?是巴黎圣母院，雄狮凯旋门，艾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街?其实是这许多建筑的综合，是它承载的历史和文化。凯旋门不仅能使人联想起拿破仑及奥斯特里茨战役,而且更能使人联想起法兰西继承了古罗马的传统,从罗马的铁达时凯旋门到这座雄狮凯旋门。法国人至今仍以他们有这一段历史而自豪,所以1989年建造的台方斯巨门,仍然有凯旋门的内涵。

纽约是一座新兴的城市,有“水泥森林”之称，凡是初到纽约的人大都有两个心愿：一是到世界贸易中心顶上去观光,看一看这个“水泥森林”的全貌；二是去亲眼目睹自由岛上的自由女神像。前者是时代的、商业的精髓,后者是美利坚自由精神象征,这两者构成了这个城市的整体形象。无论是北京还是纽约，也无论多么精美的建筑，历经风雨后，渐渐演变为一种形式美的物质形态，一种精神文化的载体，能寄托和唤起人们某些固定的情感。因此，可以把这些使人产生固定情感的建筑作为极其重要的城市意象。苏珊?朗格认为,艺术应当是众人的符号,而不是只有某个人单独感受到的(对象)。那么，一座城市的形象应该是众多居民和参观者能解读的,应当能让大家产生共同的类似的印象,能够感受到有别于其他城市韵味。凯文•林奇提出了著名的城市意象理论，并有专著《城市意象》充分阐释自己的观点。实则，一个有着完整、完美规划的城市，原本就是一个艺术品，借用艺术中的术语“意象”展现城市的魅力。当然，林奇的意象理论是建立在建筑学基础上的，本文是立足于美学概念的，二者的共同点在于人们对城市形象的要求总是基于物质层面上的精神诉求。这种精神诉求让建筑具备了意象功能，这种城市意象形成后就是这个城市的独特的城市文化。它是这座城市的传统，也是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但是，在时代的发展中，它将面临巨大的挑战。特定的文化总是产生于特定的经济结构之上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再向信息社会的跃进，必将伴随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地方城市文化也将随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大量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而拥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传统城市建筑被挤占，使这些城市的历史、文化韵味被大量的现代建筑取代，使城市逐渐丢失了自己的特色。

根据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城市意象包含三个要素：个性、结构、意蕴，其中，最重要的是个性。一个可加工的意象首先必备的是事物的个性，且具有独立存在的唯一意义。一座城市要与其它城市区别开来，就要保持自己的个性。事实上，一座城市的物质存在，应该是这个城镇历史、文化、精神和情感的体现，也因此它才能保持自己的个性。当前，遵义的城镇化化建设如火如荼。该如何吸取其他地区城镇化建设的经验，把遵义建设为有特色的“三宜”城市，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失败的个例已经警示：遵义的城镇化建设不能一味照搬照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使自己在发展中失去特色和个性，而应该结合自身历史和文化特点，在充分发掘传统的、有“红色文化”价值建筑的作用的基础上推进城镇化进程。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娄山关激战……，红色文化是遵义这座城市最鲜明的特征。因为它们见证了了那个战火纷飞的艰难岁月，见证了那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红色文化是遵义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特殊文化，也是遵义的城市标签。在全球化背景下，要建设有个性的遵义，就要抓住这段特殊的历史，充分发挥遵义红色文化的优势，塑造遵义地区“城市精神”。红色文化是遵义文化的核心，抓住这个核心，才能打造有特色的遵义。

红色建筑是红色文化最直接的物质表现形态。红色建筑是指自1840年以来与中国近现代革命运动、重大历史事件或者英烈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建筑物，如会址遗址、旧址、革命者旧居、革命烈士陵园、纪念碑、纪念馆等。遵义的红色建筑主要是指红军长征途经遵义时使用过的某些建筑物，由于活动的重大意义而使得其具有重要纪念价值的建筑。遵义的红色建筑很多，分布于遵义的各个角落，它是中国革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遵义红色建筑的主要包括会址旧址、遗址，住址、纪念碑、烈士陵园烈士墓等。在注重国家文化软实力、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今天，对包括红色建筑物在内的一系列红色文化资源，已不能用简单的经济价值衡量，其价值不仅在于它给人以建筑形态的美感，更在于它能从灵魂深处给人以震撼，让和平年代的人们、让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一定成绩、物质生活有较大改善的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从革命精神中汲取营养，产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因此，遵义城镇化建设中的文化保护，最重要的是对这“精神层”文化的保护。发挥遵义地区的传统文化优势，并使其在城镇化建设中体现出来，有利于遵义的城镇化建设。保护和继承遵义文化，要吸收其精华，深刻理解其精髓，这样才能使其得到传承和发展。因此，遵义城镇化建设首先是要从总体上提高对遵义红色文化尤其是红色建筑保护的重视。规划者要树立对地方优秀文化保护的意识，在进行城镇规划时，除了考虑自然环境、经济、人口等方面的因素之外，还要结合遵义在社会历史和文化方面上的实际，正确认识红色文化及载体红色建筑所具有的独特的价值，在进行城镇化规划时，要给予特别保护，因为它是遵义的城市标签。当然，打造遵义的城市形象，光靠红色文化还是不够的，还要用本土特有的浓郁风情和文化特色来塑造城市的外形，来铸造城市的物质躯壳，来充实城市的内涵。

当前，城镇化建设在居住条件方面倾注了很大力量，但在文化建设方面却鲜有建树。或许地方文化建设与保护应遵循其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缺少文化保护与传承意识是根本原因。我们应该明白，建筑一座大厦是容易的，而建设优秀文化却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如果说建筑物是城市的外壳，那么文化就是城市的灵魂，没有文化的城市会死气沉沉，毫无生机；一个有特色的、高品位的城市一定是文化发达的城市。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在城市建设中才能少走弯路，才能使我们的家园成为身心的家园。

作者：王清敏单位：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

一、花桥镇产城一体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1.以先进理念制定新型城镇的开发和建设规划。科学编制规划是有效推动产业和城镇同步发展、互为支撑的前提。花桥国际商务城的建设，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全新的理念、制定了比较好的规划。它积极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加强与国际知名咨询机构的合作，构筑符合国际产业发展方向的规划体系。在总体发展规划上，立足全球视野，聘请美国麦肯锡公司进行商务策划，明确了产业定位和发展路径。在此基础上，又先后聘请上海城规院、新加坡邦城、日本野村、英国阿特金斯等国内外知名机构进行深化研究和专业规划，基本做到规划全覆盖，确立围绕建设“国际、科技、生态、人文、宜居”的大目标，着力推进产业集聚、功能集聚、人才集聚；同时，在专项研究中注重借力借脑，聘请法国凯捷、日本野村等国际知名咨询机构完成营销招商战略、低碳城市等研究，不断拓宽发展思路，提升发展理念。

2.在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同时推进农业现代化。花桥建设国际商务城，首先明确选择了四大产业：服务外包、金融机构后台处理中心、制造业企业的区域性总部、物流采购中心以及与之相配套的酒店、商业、文化和居住等项目，形成以中央公园为核心、周边布局商务园的城市框架，呈现“城在景中、人在林中”的生态景观，成为商务集中、商贸配套、商住齐全、环境优美的生态型商务功能区。但是，国际商务城的建设，并未让鳞次栉比的城市高楼成为这里唯一的风景，伴随着土地的精心整治，碧浪滚滚的万顷良田展示出现代农业的风貌：曾经零星分散的小块农田、穿插于田间地头的零散农居、杂乱铺展的自然村庄以及常常被忽略的闲散土地……终于连成一片，在新建的沟渠、桥梁、涵洞以及众多机耕路的勾勒下，变成网格状的标准农田。经过整治后的良田，全部采用现代化生产方式，实现农业机械化耕作和规模化经营，而原土地权属关系不变。在“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下，参与万顷良田整治工程的村庄，整治或复垦后的土地所有权仍属原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则进行统一流转，集中经营。通过这种土地和体制的“整治”，实现了三个“集中”：土地向规模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社区集中，促进了三个“转型”：农村向社区转型、乡镇向城市转型、农民向居民转型。

3.在城镇建设中推进功能优化与形态优美的耦合发展。花桥坚持“产业升级+城镇转型”的产城融合发展模式，努力打造“一带一轴、四心五区”的现代化城市架构：“一带”——在花桥商务城中部形成一条由东向西的产业与生活配套空间跳跃式发展的城市综合发展带，实现“融沪通苏”的发展目标；“一轴”——依托东城大道便捷的交通条件，形成集服务外包、商贸交易、会展经济、商务办公于一体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轴；“四心”——打造具有引领性的行政中心、商务中心、商业中心、文体中心四大城市核心功能，显著提升城市综合能级；“五区”——按照功能类别，形成东部的总部商务办公集聚区、西南部的服务外包产业区、西北部的海峡两岸商贸合作区、北部的天福现代农业休闲区、南部的高尚居住配套区等五个片区。

4.在开发融资中积极推进投融资体制创新。花桥借鉴新加坡等国转型发展的成功经验，实行政府主导推进的开发模式，以大投入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和功能环境建设，营造产业进驻和转型发展的空间载体，成立昆山花桥商务城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充分发挥公司开发主体作用，组建置业、市政、物流等若干专业公司，构建符合市场运营机制的公司化管理运作模式，并积极推进土地融资、项目融资、信托融资等融资方式，形成了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引进绿地集团等一批品牌响、信誉高的大集团大公司参与商务城开发，形成了面向市场、开放资本的城市投资建设新模式。同时，针对现代服务业企业大多是轻资产，按照传统金融担保模式从银行融资比较困难的实际，推进金融服务模式创新，主动融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创建国内首个服务业基金产业园——花桥基金产业园，将其打造成为长三角地区集聚度较高、特色鲜明的股权投资、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基金产业园。5.在管理方面形成上下协同推进城镇化的强大合力。企业在市场、资金、招商、管理等方面具备优势，政府在资源、服务和行政管理方面具备优势，为充分发挥各自所长，按照“事权集中、管理统一”原则，整合花桥经济开发区和花桥镇资源，归并政府职能，减少管理层次，形成“一办六局一公司二街道”的扁平格局，统一领导、强化管理。以“昆山层面的事不出花桥就能办理”为目标，整合全市行政服务资源，在花桥设立昆山市行政服务中心分中心，通过昆山市相关部门职能延伸、权限下放、流程再造等举措，实现“一栋楼、一个窗、一站式”服务，形成了高效便捷、科学规范的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模式。

二、花桥镇产城一体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阶段性成效

2006年以来，花桥主要经济指标均实现了倍增，经济发展更具活力，城市功能更加完善，生态环境更加优美，社会发展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其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转变”：一是产业结构从“二三一”迅速向“三二一”转变。三次产业比重从2005年的2.5：67.0：30.5，调整为2013年的0.5:26.9:72.6，第三产业已经居绝对优势。以业务流程外包为主的金融BPO、以研发销售为主的制造业企业区域总部、第三方物流为主的现代物流业、电子商务等快速发展。引进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认证机构等专业服务机构，形成完善的金融外包上下游产业链。大力发展以产品研发、工业设计、影视服务、广告会展、休闲娱乐、培训认证等为主的新兴产业，扶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壮大。二是农村居民成功地实现了向城镇居民的转变。2009年，花桥被列为苏州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先导区，村级集体经济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实现翻番，贫富差距逐步缩小，共同富裕逐步实现。特别是通过万顷良田建设工程的实施，农民身上发生了三重改变：一是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相当一部分农民经过培训，掌握了现代化耕作技术，驾驶着播种机、插秧机等各种机械回到昔日的田地上，成为现代化合作农场里的产业工人；二是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新型社区建设加快，建成农民动迁房100多万平方米，农民搬到了建好的社区，住进了花园般的公寓小区，而且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险覆盖率近100%，城镇登记就业率保持在95%以上；三是身份发生了改变，农民手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土地股份合作社以后，拥有土地股份，成为新田地经营的股东之一，获得长期回报，即土地流转后的定额补贴。无论遇到何种自然灾害，无论流转后的土地有无受灾以及程度如何，定额补贴都会按时发放。三是城镇面貌快速从传统乡村向新型城镇转变。花桥积极推进“双集中”（集中使用村级集体预留土地，集中投入村级集体动迁资产补偿资金）、“双置换”（以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土地股份合作社股权，以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置换城镇住房和商业用房收益权）、“双调整”（调整社区管理格局，调整村级资产管理办法），完善街道社区级功能配套，实施“355”工程，即建成3个综合医院、5个文化场所、5个体育设施，实现街道行政中心、卫生服务中心、文体活动中心一体化建设。打造高品质居住配套环境，以国际社区为试点，将服务外包区打造成为具有示范性的国际化低碳生态社区，将核心区打造成具有都市活力的城市中心社区，营造绿地板块综合性国际生态社区，形成国际高尚社区、普通商品房、专家楼、人才公寓、动迁安居房等多层次的居住配套环境，完善适应产业发展、人才集聚、生活便利、生态优化的功能体系。四是发展后劲从单一竞争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转变。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延伸、沿沪大道等一批重大交通工程建成，新东变、电信枢纽等一批电力电信项目的实施，极大地提升了城市承载力；希尔顿逸林酒店、中影国际影城等一批高品质功能项目的投运，增强了城市服务能力；服务外包、总部经济和人才引进等产业扶持政策的出台，加快人才结构从“蓝领”向“白领”转变；低碳城市建设的全面启动，在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绩。

三、花桥镇产城一体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得出的若干启示

一、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的内涵要求

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是指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在发展规划、基础设施、空间布局、体制机制、推进工作等领域统筹谋划、整体推进，破除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智慧城市建设相互脱节的“两张皮”现象，达到城市格局与智慧产业布局有效对接，城镇服务体系与智慧应用体系优化匹配，城市基础设施与智慧设施网络有机结合，使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智慧城建设紧密融合，城市化与信息化互为动力，促进两者互动协调发展。具体而言，其内涵要求包括四个层面：其一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国土规划等要与智慧城市建设规划相匹配、相对接；其二是智慧产业发展与城市产业的规划、布局、特色等相互协调；其三是智慧城市建设基础设施与城市空间、功能、发展结构等相融合，两者相互支撑；其四是智慧城市应用系统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统筹谋划与推进。

二、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提升城镇化发展水平

宁波深化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必须从完善功能体系、优化空间格局、畅通交通网络、提升品质特色、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城乡一体等方面全面统筹整体推进。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就是要在城市建设中融入智慧产业、管理、应用、文化等因子，从而提升城镇化发展水平。一方面，依托主城区边缘设立智慧产业园区或在远郊打造独立智慧新城，是拉开城市框架的有效路径；另一方面，强化在城市建设、管理中智慧基础设施、智慧应用系统的融合，是提升城市功能和品质的重要路径。

（二）有利于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无论是构建智慧产业园区，还是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着力提升智慧元素，对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都具有重要意义。智慧产业园区作为智慧产业的集聚区，为智慧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为园区内中小企业、创新企业提供场地、技术、资金、孵化等专业支持和服务，从而有利于智慧产业快速发展及相关企业做大做强。在城市建设和管理过程中提升智慧化水平，为智慧产品、服务、应用系统等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商机，对于加快智慧产业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也十分重要。

（三）有利于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一、“城市边界”与中国城市发展的地方化转型

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要“合理确定城市发展边界”；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提出“城市规划要由扩张性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2014年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要求“严格控制城市边界无序扩张”。城市学对城市边界的划分多种多样，其中两种划分方式影响最大：一是将其分为行政边界（由区域行政区划而进行的划分）与功能边界（由区域社会、经济与交通功能而进行的划分）；二是将其划分为由土地、劳动、资本等有形资源决定的规模边界（有形边界）与由知识等无形资源决定的能力边界（无形边界）③。上述两种划分各有其标准，但又在关于“边界”的基本看法上趋向一致，即都强调了城市边界的防御、隔离意义。这种对城市边界隔离性的强调，意在明确不同城市所据有资源的归属性与不可侵占性，其实正是城市资本扩张属性的表达，其所指向的是“城城”边界。与主张隔离的边界观相对，丹麦建筑师扬•盖尔对城市空间中的边界进行了新的二元区分，即刚性边界与柔性边界。所谓刚性边界是指以通透性较差的实体结构为界，以防御和隔离为主，不利于人们交流和停留的界限；柔性边界则相反，它强调包容、贯通和内外的交流，吸引人们驻足和交流①。从刚性边界与柔性边界的区分着眼，前述两种二元区分其实都可以归为刚性边界，而柔性边界则提示我们去领悟关于边界的另一种内涵，即因为边界的存在而引起的交流与沟通，扬•盖尔将之称为“边界效应”②。中国新型城镇化决策中的城市边界是隔离性边界还是沟通性边界？作为与资本扩张模式相对立的模式建构，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在于推动“城乡”关系、超越“城城”关系，破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规避区域内城与城之间的资本竞争，促进城市发展与乡土资源间的良性互动。在此意义上，中国新型城镇化决策中城市边界的提出应同时包含隔离与沟通双重意义：一方面，城市边界的提出是对由资本城市所形成的“城城”关系的隔离；另一方面，城市边界的提出又是对城市与乡村强化沟通的促动。城市边界引动的城乡沟通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区域资本结构上，城市边界的提出意味着对乡村社会资本权利的确认，遏制城市对乡村资本的无限吞占，以此使城市与乡村在资本对等基础上实现良性流动。在中国新型城镇化政策的落实中，资本的城市边界问题主要就是农村土地资本流转的问题；在资本城市的扩张模式中，城市占地成为其资本增殖的重要来源，而新型城镇化决策明显强调土地资本的权利归属，这将为乡土社会拥有与城市资本相抗衡的资本权利提供保障。

第二，在区域社会建设上，城市边界的提出意味着在区域范围内为“城市人”与“乡下人”共在的社会实现了正名。在资本城市的扩张模式中，城乡结合部往往被视为城市的“边缘”地带而多遭诟病，治安混乱、身份模糊、功能错位是城市管理主体对之常有的指责，但诸般指责却忽视了一个问题：对乡民群体而言，城乡结合部恰是其融入城市的自我调适带，这种自我调适带的缺乏将使城市化进程在根本上无法进行。城乡结合部就是城市与乡村的社会边界。扬•盖尔指出，人们总是喜欢在边界区域逗留，这主要是因为处于空间的边缘为观察空间提供了最佳的条件③。因此，城乡结合部作为城市与乡村的社会边界，“城市人”与“乡下人”的身份可自由转变，身份既已明确的“城市人”与“乡下人”可和谐相处、积极交流，呈现为一种可贵的社会共在形态。这种共在形态是几乎所有文明中城市化进程的实然存在，城市边界的提出，使原先被隐没、污名化的社会存在得以正名。

第三，在区域空间结构上，城市边界的提出使区域范围的“廊道空间”呈现出来。空间是城市的首要要素。在资本城市的扩张模式中，城乡间空间仅是作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资源通道，其社会属性、人文传统与地方认同统统被抹平，城乡冲突也正是隐藏在这种城乡间空间的去意义化上。然而，城乡间空间在根本上是无法完全被抹除意义的。城乡间空间是人群流动的空间，城乡间的迁徙不管对“乡下人”还是对“城里人”来说都是典型的社会“脱序”④行为。城乡间空间不仅仅是一个物质存在的事实，也是人们在城市往还的社会“脱序”行为中所营造出来的人文空间。这种人文空间因其流动性成为区域范围内的“文化廊道”⑤；在资本城市的扩张版图中，城乡往还所形成的“廊道空间”是纯然物质性的，只有将其置于城市边界框架中审视时，城乡间人群流动所产生的空间生产意义才得以呈现出来。

进而言之，城市边界所引动的城乡间交流还仅只是其表层效应，城乡间交流的活跃化最终引致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本土回归。城乡间活跃的沟通将使城市发展落地生根，“城市”成为人们在城乡间的活跃交流中汇聚其地方性认同的特殊“地方”。所谓“地方”即是承载人们普遍认同感的处所。在人类广泛定居的时代，“地方”认同的前提与结果是人们自我封闭的生活状态。进入现代社会，资本的流通本性破坏了人们的“栖居”之地，也同时将人们对“地方”认同的需求空前激发起来。越是在动荡失居的中心，这种“地方”认同意识越强，这使得现代社会中“地方”认同发生最强烈的处所既不是在乡土社会，也不是在社会归属相对稳定的城市中心。“城市作为地方”源于城乡间的活跃交流。这种交流的经济基础是城市与村落间的资本交换，以此形成了城乡间相对恒定的空间廊道；在此空间廊道中，人群、资本与其他要素的流动产生了本区域中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往，并由此产生了群体的信仰认同。

二、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为“文化城市”正名

“城市作为地方”，对城市地方性传统的集体自觉构成了文化城市的内涵。“文化城市”或“人文城市”，作为一种城市发展模式，它强调以文化创造与人文价值导引城市的发展。然而，“文化城市”作为一种城市发展模式，自身却包含矛盾，这种矛盾与“文化”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复杂性相关。有学者对“文化城市”进行了界定，指出：“文化城市本质上是种不同于‘政治城市’、‘经济城市’的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其核心是以文化资源为客观生产对象，以审美机能为主体劳动条件，以文化创意、艺术设计、景观创造等为中介与过程，以适合人的审美生存与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为目标的城市理念与形态”①。论者不仅仅肯定了文化优先，更突出了文化本身的“生产”属性，突出了城市文化的“资本”命题。大卫•哈维考察了全球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揭示出全球资本实现自我增殖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通过空间垄断而创造空间资本增殖的“垄断地租”。“垄断地租”的要义在于创造有特色的增殖空间，大卫•哈维指出，在资本运作逻辑中，“文化”是使空间特色化的绝佳方式②。那么，如何真正实现城市整体结构中“文化”相对于“资本”的独立性呢？通过“垄断地租”这一强大的空间经济工具，资本城市将发生在城市封闭体系中的一切都转化成了为其供给营养的资源。因此，要真正实现“文化”与“资本”博弈的胜利，最重要的是打破城市自身的封闭性。这种城市封闭性体现为双重形态，一是城市单体造成的城市封闭，二是城市单体与单体联合而造成的城市封闭（资本城市意义上的“城市群”）。打破城市的封闭性，破除资本城市的“垄断地租”阴谋，不仅要破除单体城市的封闭幻象，更要打破表面开放、实际封闭的城市群封闭体。所以，城市真正的开放，应是城市对乡土社会的开放。

1广西城镇化建设进程梳理分析

1.1城镇环境逐步改善，但环境保护力度需要加强

1.1.1节能工作不断推进，能源利用水平还需进一步提高（1）能源消费高增长减缓，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需优化。2007—2011年，广西能源消费总量呈持续上升趋势，但增长势头减缓。2011年，广西能源消费总量为8591.36万吨标准煤，比2007年的5997.38万吨标准煤提高了43.25%；能源消费增速由2007年的11.26%下降到2011年的8.49%；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由2007年的0.75下降到2011年的0.69。广西能源生产以水电为主，但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为主。2011年，广西能源生产水电所占比重74.8%，煤炭所占比重25.1%；但在能源消费结构中，水电所占比重15.5%，煤炭所占比重高达53.9%。（2）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能源消耗水平地区差异大。2007—2011年，广西能源利用效益总体呈上升趋势。2011年，广西每万元地区生产总值消费能源为0.73吨标准煤，比2007年的1.03吨标准煤下降了29.12%；虽然广西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不断降低，但内部差距较大。广西14个城市中，南宁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最低为0.11吨标准煤，梧州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最高为2.01吨标准煤。

1.1.2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部分环境问题治理要加大力度（1）水环境逐步改善与优化。2007—2011年，广西水环境质量不断提高。2011年，广西39条主要河流70个断面水质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的Ⅲ类标准，达到相应水环境功能目标要求，水质达标率为95.9%，比2007年的91.9%提高了4个百分点；近岸海域海水水质达一类、二类标准比重为81.8%，比2007年提高了19.3个百分点；海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88.6%，比2007年提高了3.18个百分点。（2）空气质量不断得到改善。2007—2011年，广西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整体保持良好态势。2011年，广西14个设区市中，达到全国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目标要求（二级）的城市为13个，比2007年提高了2个。（3）生活污水垃圾处理提高。2007—2011年，广西继续推进城镇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污染防治不断加强。2011年，广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能力累计达256.5万吨/日，比2007年的104.5万吨/日提高了近1.5倍；污水集中处理率达52.99%，比2007年的14.96%提高了38.03个百分点；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为8241吨/日，比2007年的3880吨/日提高了1倍多；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5.49%，比2007年的68.38%提高了27.11个百分点。（4）园林绿化水平持续上升。2007—2011年，广西绿化建设不断推进，城市绿化覆盖不断扩大。2011年，广西绿化覆盖面积为69697公顷，比2007年的60623公顷提高了14.97%；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37.40%，比2007年提高了5.3个百分点；园林绿地面积为64461公顷，比2007年提高了20.9%；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11.02平方米，比2007年增加了28.74%。（5）多项生态建设指标欠佳。2011年，广西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37.40%，比全国水平39.20%低了1.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11.02平方米，比全国水平低了6.61%；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为55.58%，比全国水平76.42%低了20.84%。（6）石漠化问题依旧较突出。广西石漠化面积、潜在石漠化面积均处于全国前列。2011年，广西石漠化土地面积为192.6万公顷，占全国岩溶地区石漠化土地总面积的16.04%，位居全国第三（见图6）；潜在石漠化面积为229.4万公顷，占全国潜在石漠化面积的17.2%，位居全国第三。

1.2智能化建设不断推进，“智慧”潜力有待挖掘

1.2.1信息化建设扎实推进，信息化发展步伐要加速2007—2011年，广西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2011年，广西行政村基础电信网络覆盖率达到99.4%，基本实现村村通电话和互联网；移动电话用户数为2532.7万户，比2007年的1370.94万户增长了84.747%；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590.2万个，比2007年增长了近2倍；互联网用户数达到2042.3万户，比2007年增长了近12倍。城市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南宁、柳州等城市应急联动系统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南宁市城市应急联动中心获“2011年中国应急管理信息化卓越成就奖”；农村信息化建设加快推进，90%的乡镇建立了农村信息服务站，“三农”信息服务平台不断完善。目前，广西的社会信息化程度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信息化程度与经济发展速度极不均衡，需要加快信息化发展步伐。在政策服务及资金支持方面的力量较为薄弱，电话以及互联网普及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1年广西支持工业发展的财政扶持资金大多用在比较成熟和重点支持的产业，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相关产业的投入较少。2011年广西移动电话普及率为54.94部/百人，较全国同期水平的94.81部/百人低72.57%，互联网普及率为29.4%，较全国同期水平的38.3%低8.9个百分点。

1.2.2信息技术已广泛应用，相关产业亟待加快发展信息技术在广西工业、商贸、银行等经济社会各领域近年来得到广泛应用。一是工业企业。信息技术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应用水平不断提升，广泛应用于研发设计、生产过程和关键工序控制、营销物流等环节，中小企业信息化取得显著进展，信息技术在重点工业行业的应用有效推动了节能减排和污染源监控。二是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应用取得良发展，电子支付和结算加快推广，网络信用环境有所改善，网上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广西糖网的电子化交易量突破1亿吨，广西移动公司“甜蜜通”项目提升了糖料蔗生产、食糖生产、销售及仓储物流等环节的信息化水平，在全国移动电子商务领域具有示范意义。三是物流平台。电子口岸实现无纸化大通关，铁路、公路、航空、航运等信息化管理水平大幅提升，一批专业化的物流信息服务平台投入应用。四是金融领域。金融领域信息技术应用成效显著，银行卡消费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5%以上。与全国其他发达省（区）市相比，广西信息技术产业竞争力不强，产业总量占广西生产总值比较小。2011年，广西14个地级市中，百色市信息技术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信息技术产业从业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比重均为最高，分别为2.59%、5.61%；柳州市信息技术产业从业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比重为2.25%，排在广西第四位，但信息技术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偏低，仅为0.69%，排在广西倒数第二位。

1.3城镇发展关注以人为本，人文关怀需落到实处

一、珠海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

在珠海新型城镇建设工作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在城镇建设的重点地区珠海西部地区，其农业人口占据了珠海市总人口的8%以上。在城镇改造完成后，这些人口中的大部分会成为剩余的劳动力，需要政府部门为其提供工作岗位，保障其基本生活。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这些剩余的劳动人口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这就对政府部门安置城镇改造后的剩余劳动力造成了困难。

（二）新型城镇产业结构建立中的人力资源缺乏问题

在城镇改造完成后，在城镇中新型产业结构的建立中缺乏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人力资源。在珠海新型城镇建设工作中，这一问题十分突出。如在珠海西部生态新城的建设工作中，除了高科技产业人才的应用外，对具有一定职业技术水平和专业工作能力的基层人力资源的需求依然很大。但是如果依靠外聘工作人员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话，其工作成本和资源建设投入都会很大。这就对新型城镇产业结构的建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教育资源的不均衡问题

珠海地区的教育发展一直存在着城乡不平均的问题。在新型城镇的建设工作中，教育资源的建设工作的落后会对整体新型城镇的建设工作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在九年制义务教育完成后，部分新型城镇的学生因为高中教学资源的缺少会面临无学可上的问题，进而造成新型城镇中整体的人员素质水平难以提升的问题。

（四）城乡文化差异带来的不稳定问题

一、昆明市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财税原因

（一）昆明市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不完善近年来，昆明市为城镇化的建设把土地作为主要的资源进行扩大，土地的收入管理存在制度上的不规范。被征土地的补偿费用没有按规定留在地方财政用于土地的开发，而是大部分被用在城市的开发；土地出让金的预算管理不完善，监督体系不健全，农民得到的补偿费用与出让金存在很大的差距，使得农民的利益受损。加之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及安置途径单一，对其就业及保障制度考虑不够充分，使得农民向城镇的转移受阻，也加大了“三农”问题的难度。

（二）昆明市城镇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当前，昆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关规划还不够完善，政策的实施存在相应的难度，导致实施的效果不容乐观，相应的建设资金被挪用到城市开发与扩张。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城镇赖以发展与持续成长的基础。但是，昆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没有同步于城镇化的进程，其中资金的投入较为缺乏导致环境的承载力过大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不全面的健全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应投资体制，昆明市的城镇化在受阻的同时会出现交通不完备、环境污染的问题。

（三）公共服务的覆盖面窄公共服务的提供需要地方财政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在发展过程中昆明市政府更加注重于经济的发展，追求昆明市在经济发展上的高速增长，而对居民的医疗、社会保险、文化建设等经济效益产出不明显的公共产品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由于制度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虽然昆明市的经济长期以来保持着一定速度的增长，对公共服务的投入也在不断的提高，但是也造成了公共服务覆盖窄的局面，大量高效优质的文化、发达科技、医疗卫生等资源主要集中在昆明市区，导致了市区与农村地区之间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的差距扩大。

（四）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于长期的二元制社会体系的发展，城乡发展一直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城镇居民的收入长期高于农村地区，随着城镇化的逐步推进，使得人才及各种资源不断向城镇集中，导致城乡的经济水平及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城镇资源的集中及经济的快步发展，使得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寻求就业机会，农村人口的大量进入增加了昆明市生产生活的压力，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加大，不利于城镇化的进一步建设。

二、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

（一）完善保障制度，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对现有的财税政策进行深入的改革与优化，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保障机制。现行的土地征收补偿机制应经一部改革，制定统一的补偿标准，健全补偿的机制，避免出现高价征地与低价征地同时存在的现象。同时，完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失地农民的就业及创业提供政府支持。基于昆明市情，应将失地农民及农民工纳入管理范畴，逐步建立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及其他社会救助，给予独立的核算与管理，并制定相应的法规进行管理监督，为失地农民建立健全保障制度，为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

（二）增加可支配财政资金，为公共服务提供资金保障地方财政的增加对于在城镇化进程中实现其职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城市财政为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持，使其满足城镇化的发展需求；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城镇化建设中公共产品的提供，以匹配经济的发展。昆明市政府应满足财权事权统一的原则，在不违背中央政策的情况下，合理增加政府的可调配财政资金，充分保证政府的经济职能作用，确定市一级政府的职责和权力，改革现行不匹配经济体系的财税政策，为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完善的财税政策。

一、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金融服务需求分析

课题组通过实地调研、资料收集后发现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金融需求，即农民市民化、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工业化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等产生的金融需求［9－10］。解决农民市民化问题主要涉及到住房、就业、养老、医疗和基本生活消费保障等问题。金融服务对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作用可概括为以下两大方面:①生产服务设施，②社会服务设施。对工业化建设而言，一方面，工业园区建设会产生大量的金融需求，这其中包括工业园区建设土地储备整理、工业园区开发建设、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化厂房建设、物流体系与环境保护建设、园区职工生活配套体系建设等;另一方面，企业的经营发展产生的需求，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根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流动资金需求和技术改造升级融资需求的特点，为其提供定制式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同时，农业现代化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转化过程，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最初资金主要依靠政府部门给予资金支持，同时通过政府出台优惠政策来促进农业机械化、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但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生产方式将发生转变，向集约化和规模化发展。因此，根据上述分析，详细需求分类如下。

二、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金融服务需求的预测

为了更好地引导地方法人银行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金融创新，课题组在梳理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金融需求后，拟对城镇化过程中的金融服务需求量进行简单的测算。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报告将主要以重庆市为例对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金融需求量进行测算。由于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所以这里的金融需求量着重强调的是使现有的准市民在身份地位、思想意识、社会权利及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向市民转换所产生的最低资金需求量。本报告的金融需求测算模型主要依据微观意义的人口城市化成本结构，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修改，然后按照以下逻辑推演该测算模型。首先，新型城镇化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其中关键的金融需求来自于住房建设和消费领域。其次，准市民即将作为城镇居民应该享受与正常城镇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这样就产生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需求。最后，城镇化建设的基础在于工业化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建设，这两方面建设的作用在于解决准市民就业问题和拉动经济发展，所以其产生的金融需求量可以从城市就业投资成本的角度出发予以测算。因此，为准确清晰地测算城镇化过程中的金融需求量，本报告将采用灰色预测模型，从农民市民化、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工业化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四个方面着手对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金融需求量进行测算。具体的思路是先分别计算2006—2011年上述4个方面的单项数据，汇总后利用灰色预测模型对2012—2020年的数据进行测算。

(一)市民化产生的金融需求量根据前文的分析可知，市民化产生的金融需求量分为住房、就业、养老、医疗和基本生活消费保障等领域，但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各个领域的需求规模，本报告将只对住房建设和消费领域产生的金融需求进行测算。所谓住房建设产生的金融需求就是说为确保农民在转换成城市居民后，能够像城市居民一样正常居住而付出的最低资金投入成本，居住产生的金融需求是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市民化的主要需求之一。现阶段在测算准市民居住成本方面，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一部分研究人员认定的准市民居住产生的成本要求比较低，它不是支付城市人均标准面积的房屋价格，而是只需要付出取得城市最低标准住房面积的人均房租成本。另一部分研究人员认定的农民市民化居住成本指的是该城市城镇住宅投资总额除以年末总人口数。本课题组结合前文对农民市民化的描述、界定，认为解决农民市民化居住问题有自购住房和租房两种途径，但由于现阶段政府的保障性住房存量不足，所以无论是自购住房和租房都需要新建住房才可满足其住房需求，因此这里的人均居住成本更接近于城市廉租房、公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平均建设成本，而非房地产商所定的将成本与利润相加后商品房的平均价格。因此，重庆市农民市民化居住成本测算，可以用城镇人均住房面积(Q)乘以城镇单位住房面积造价(P)得到，用公式表示为C住=Q*P。按照以往的经验数据，重庆市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大约保持30m2/人，同时从重庆市统计信息网查得2006—2011年相关数据并计算得表2:消费产生的金融需求C消是指准市民在成为城镇正常居民后，为满足正常的生活水平而需要的最低资金需求量，本报告将借用重庆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予以表示，并根据重庆市统计信息网查询相关数据并计算得表3。

(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产生的金融需求量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产生的金融需求量指的是为满足城市物质生产和居民正常生活的需要，尤其是农民市民化转型后，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建设交通运输、给排水、通讯、能源、环境清洁保护等设施所需的最低资金投入成本。由于重庆市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发展滞后，尽管农民已经进入城镇工作生活，但是与此相对应的城镇公共服务设施还十分匮乏。鉴于数据收集困难，本文将重庆市年固定资产投资扣除住房投资后的余额视为重庆市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公共服务设施投资成本。同时从重庆市统计信息网查得2006—2011年相关数据并计算得表4。

(三)工业化建设产生的金融需求量新型城镇化的基础是工业化，工业化的重要目的是解决准市民的就业问题，让他们更好的融入城镇生活。所以，对工业化的金融需求测算可以基于工业化的目的———解决准市民的就业问题，换句话说，工业化产生的金融需求可以用解决准市民就业的成本来代替，具体的做法就是先估算城镇化背景下准市民在工业领域的人均就业成本，进而测算工业化产生的成本(金融需求)。按劳动经济学观点，劳动资本量与劳动力的需求量具有正相关关系。所谓劳动资本量是指在既定的生产条件下，单位生产资本所对应的劳动量。劳动资本量可以用来衡量一个生产部门的资本密集程度和劳动密集程度。劳动资本量越大，部门的资本密集程度就越高;反之，则部门劳动密集程度越高。因此劳动平均资本量还可以用来估算一个区域的就业投资成本。由此本文用公式A=E×(C/D)计算区域城镇化的平均就业成本，其中E为平均劳动资本量，C为平均每户城镇家庭就业人口数。D为平均每户城镇家庭人口数，设K=C/D，则K为城镇人口的就业系数。以上公式可简化为A=E×K。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报告拟用第二产业的数据代替工业化的相关数据，L代表第二产业从业人数，重庆市第二产业的劳动资本量E可根据公式E=L/H计算，其中L为重庆市第二产业生产总值，H为第二产业从业人数。通过查询重庆市政府及统计局信息网站，收集整理到2006年至2011年的相关数据并计算得表5。

(四)农业现代化建设产生的金融需求量新型城镇化进程同样也伴随着农业现代化建设，农业现代化的目的之一就是解决准市民的就业问题。所以农业现代化金融需求的测算方法与工业化测算思路一样，先计算城镇化过程中准市民在现代农业产业领域的人均就业成本，进而测算农业现代化产生的金融需求(成本)。借鉴公式A=E×(C/D)，其中E为平均劳动资本量，C为平均每户城镇家庭就业人口数。D为平均每户城镇家庭人口数，设K=C/D，则K为城镇人口的就业系数，以上公式可以简化为A=E×K。同样用第一产业的数据代替农业现代化的相关数据，L代表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总量，重庆市第一产业的劳动资本量E可根据公式E=L/H计算，其中L为重庆市第一产业生产总值，H为第一产业从业人数。通过查询重庆市政府及统计局信息网站，收集整理到2006年至2011年的相关数据并计算得表6。通过前文的分析计算，求得2006—2011年重庆市城镇化进程中的各项成本(如表7)，包括人均市民化成本、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成本、工业化人均就业成本和现代农业化人均就业成本。基于上表，本报告将采用灰色预测模型分别对上述四项成本在2012—2020年的数值进行预测。限于篇幅，本报告仅以人均市民化成本为例，预测过程如下。根据重庆市委市政府的规划，2012年至2020年，重庆力争每年新增户籍城镇居民90万人，则2012年至2020年市民化成本和固定资产投资成本分别等于各自平均水平乘以90万，工业化成本和农业现代化成本分别等于各自人均水平乘以每年新增人口在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领域的就业人数(此次按较低口径计算，分别取20万人)，则重庆市2012—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产生的总成本(即金融需求量)为表9所示。如表9所示，依据灰色预测模型及重庆市政府未来9年内的规划，预测到重庆市未来9年每年的城镇化建设金融需求分别约为1846亿元、1949亿元、2061亿元、2165亿元、2277亿元、2389亿元、2502亿元、2614亿元、2726亿元。由此可见，本文预测的金融需求量占到重庆市GDP(2013年约为1．3万亿元)的较大比重，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将会为重庆市金融机构尤其是地方法人银行带来巨大的挑战和机遇。所以，根据预测结果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那么资金筹集的渠道和方式就显得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