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范文精选

党的十首次将城镇化上升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体”的地位；不久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副总理更多次强调：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高科技是21世纪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作为基层国土资源部门，我们身处城镇化快速推进的“第一线”，必须主动融入城镇化建设，积极服务城镇化建设。

推进城镇化是大势所趋

华容现有国土面积1606平方公里，辖12个镇、8个乡、447个村场，人口73万人。截至2011年末，全县城镇化率为44.3%，县城建成区面积达15平方公里，城区总人口15万人。是全国文明县城，并已通过国家卫生县城初审。全县已建成操军、万庾、梅田湖、东山、注滋口5个边界小集镇，东山、注滋口2个2万人口以上的中心集镇，三封寺镇等8个1万人口以上的重点集镇。

城镇化的推进对华容县经济社会发展确实产生了明显的推动作用。以县城为例，全县0.9%的国土面积，聚集全县20.5%的人口，70%以上的GDP，8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新增就业，50%以上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但是，与全国、全省、全市城镇化平均水平相比，华容仍有较大差距。2011年底，全县城镇化率仅为44.3%，低于全国的51.29%，全省的45.1%，全市的48.5%。

在推进全县城镇化建设中，作为职能部门，国土资源局主要做了四个方面工作：一是科学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使之与城镇化建设发展相适应。二是严格规范土地市场。逐步实行村改居，扩大城区范围，规范集体土地流转，遏制小产权房蔓延。三是保障城镇发展用地。五年共报批新增建设用地8400余亩。其中，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市政建设等城镇发展用地近7000亩。四是积极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五年新增耕地1.6万亩。

土地制约尤为突出

从我们平时了解、调研的情况看，当前推进城镇化主要存在四大困难：投入不足，用地紧张，产业落后，政策滞后。其中土地制约尤为突出：

现行规划欠科学。2006-2020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已编制，但与当前城镇化建设要求存在一定差距，今后规划调整区域较多，加之规划调整周期长，难以满足城镇化建设需要。

只讲“城”不讲“市”，就抽掉了城镇化的精髓。依靠没有“市”的“城”维持经济增长，那是将城镇神化，一个美好却无法实现的城镇神话。

翻开近期的报刊，“城镇化”无疑是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

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潜力行将耗尽之际。“有效需求不足”的凯恩斯幽灵笼罩着中国经济。在过剩产能的沉重压力下，企业再也不敢扩张投资规模；各级政府虽有信心有决心，财政和银行却已捉襟见肘，难以为继；雪上加霜的是外需疲软。

忽然间，地平线上出现一道曙光，城镇化！据说，城镇化将拉动基础设施投资40万亿，相当于2012年GDP的80%；据说，城镇化将从根本上扭转长期以来的投资一消费失衡，因为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是农村3倍。忽然间，不必推动改革就可拉动需求了，忽然间，不必触动复杂利益关系即可调整结构了。据说，只要抓住城镇化这一环。中国经济就将以8%的速度至少再增长20年！

市场化的结果而非政策工具

先让我们看看历史吧。读史未必使人聪明，忽视历史却是不可饶恕的愚蠢。

改革开放30多年至今，我们可记得什么时候搞过城镇化的规划？可曾制定过什么样的城镇化政策？从来就没有。没有宏伟蓝图，没有统筹兼顾，没有配套政策，没有资金安排，甚至连试点推广都没有，不知不觉中，城镇化率就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2年的53%。即使扣除进城不落户的农民工，城镇化率也达到了35%左右。

城镇化的提高并非来自政府主动的和有意识的推动，而是城乡社会、经济、市场、产业和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政府不应自己动手、圈地迁入、按图造城，而应该并且只能是营造有利于城镇化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摘要：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推进，我国必将再次迎来一次新的发展战略机遇。如何有效地将科技园区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紧密融合，将科技产业园区建设融入到新型城镇化建设之中，打造产业新城，是区别于传统城镇化建设的新的尝试，值得深入研究。

关键词：科技园区；新型城镇化；城镇孵化

中图分类号：F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3）13-0001-02

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市场空间大，内需潜力大，而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城镇化。总理认为，新型城镇化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城镇化不仅可扩大投资，而且能促进消费，对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将科技产业园区建设融入到新型城镇化建设之中，打造产业新城，是区别于传统城镇化建设的新的尝试。

1 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区别

城镇化是指人口向城镇集中的一系列过程。传统的城镇化是伴随农民从事农业活动的比重下降、非农业活动的比重上升以及人口从农村向城镇逐渐转移形成的。城镇化对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期以来，城镇化一直是支撑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重要力量。然而，中国的城镇化过于依赖“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投资驱动”，这导致了中国的城镇化一直处于一种高能耗低效率的发展模式之中。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正在逐步加快，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转变，低成本的“人口红利”优势将难以为继。“土地红利”的实现与分配中，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权力存在着对普通市民及农民的财富掠夺，严重加剧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下，为了确保“稳增长”，不少地方的政府拟定庞大的投资计划并组织实施，使其背负了沉重的债务压力。

新型城镇化，是指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建设路子。新型城镇化的“新”就是要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改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真正使我们的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适宜人居之所。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完成农民到市民的转变，而不是建高楼、建广场。农村人口转移不出来，不仅农业的规模效益出不来，扩大内需也无法实现。因此，传统的城镇化，是城市优先发展的城镇化，而新型城镇化讲求城乡互补、协调发展。

2 “城镇孵化”——将科技产业园区建设融入在新型城镇化建设

最近各界关于“新型城镇化”政策的解读很热烈，解读多了，难免出现各种争议，甚至批评的声音。我个人认为风险评估肯定必要，但是任何重大决策都不能没有风险。事实上，城镇化只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要想从内需潜力变成真正的内需，必须要借助改革来推动其实现。

首先，中国这一轮新型城镇化，必须直面城市如何合理布局的问题。从当前各种要素分析来看，未来中国城镇化的主平台将是特大城市群。

规模效应的经济规律体现在，中国特大城市对资源有巨大的汇聚作用。规模越大的城市，一方面其产业承栽能力越大，创造的收入和机会越高，而财政收入越高，就可以以更低价格和更高质量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其吸纳资本、人才、技术、人口等的能力，相比中小城市优势明显；另一方面，城市的基础设施投入需要有人口和产业规模来支撑，中国1.9万多个建制镇、建成区，平均人口仅7000多人，相当多的镇不足5000人，对于这种规模的小城镇或者略大规模的小城市而言，很难让基础设施投入有可持续回报，从而使得更多的资本不会进入到这些小城市；还有一方面，当前中国特大城市总体还处于资源吸纳而非溢出阶段，最终出现城市中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局面，这从当前中国三大经济极只占中国国土面积的4%，而人口承载了18%，创造了40%的GDP就能够清楚感觉到。

因此在这轮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中国需要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这三大城市核心城市群外，选择在中国的中西部、东北地区，在发展条件较好、人口聚集较多、生态承受能力较强的区域，再建设数个以特大城市为龙头的城市群作为“第四极”乃至“第五极”。

同时，这也就意味着第二，我们必须大力提高城市的综合承载力。一方面大力发展新兴产业，解决农民进城后的就业问题，不让农民成为“流民”；另一方面大力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走集约、节能、生态的城市发展新路子。

这轮新型城镇化明确提出，核心将是以人为本。之前中国的城镇化更多体现为以物为主，直接造成土地城镇化远高过人口城镇化；而人口城镇化中还出现了2.6亿人处于夹生层的农民工群体，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半城镇化现象。这些人尽管生活工作在城里却分享不到城里的公共服务，这种以物为主的城镇化肯定是低质量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要想从以物为主转身走向以人为本，最大转身并非是基础设施、土地开发这种“硬转身”，而是牵涉到制度改革层面的“软转身”。比如要直面与城镇化关联程度很高的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而当这两项改革的进行，肯定会需要其他方面的制度改革予以配合。

由此可见，这轮新型城镇化重在制度改革，改革的方向主要通过促进各种要素自由流动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释放并扩大内需，最终实现安居乐业，而每向前进行一个制度改革就可能产生众多的关联制度改革，从而在中国更大范围内形成绵绵不息的内生型改革的格局。换言之，这轮新型城镇化推行的改革将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总抓手。

宁波：卫星城带动城镇化

宁波市财政局局长叶双猛告诉记者，城镇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改村为镇，否则以后城镇化就要走歪路。“这几年我们也在大力地推进城镇化建设，宁波的城镇化是让不同的产业各安其位。县级以上的地方为中等城市，主要的产业目标在第三产业；乡镇为小城镇，其主要定位是通过小城镇的建设，把二产发展起来，这样既增加人气，又节省开支。”

按照规划，宁波下属的余姚市就确定了余姚泗门镇、慈溪观海卫镇等7个卫星城市试点。各试点镇立足宁波大都市，对各自发展目标重新进行了定位，如石浦镇的定位是长三角区域特色鲜明的休闲渔港，西店镇的目标是宁波南部重要的现代化工贸型滨海城市。

围绕这些定位，各试点镇陆续启动了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同时为了加快卫星城市发展，各试点还致力于建设完善的现代产业体系。石浦镇结合空间结构调整，改造提升传统海产品加工业，把13家鱼粉厂整合成一家，既减少了污染，又提高了产业发展水平。

创新要素资源保障机制同样重要。溪口镇在完善投融资体制的同时，还建立健全了节约集约用地机制，开展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试点。

不过，叶双猛说：“在发展小城镇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最大的困境是启动资金，基础设施建设的启动资金还是不够。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搞基础设施建设，其启动资金的融资工具非常有限；二是我们这里常用短期贷款，虽然能贷来钱，但风险比较大。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我建议能否增发长期的基础国债，来解决小城镇启动资金的问题。”

大连：消除二元结构

大连市对城镇化的解读是，城镇化不是简单的户籍关系转移，而是通过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和提高就业、医疗、教育、社保、养老等社会事业发展水平，吸引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逐步破除二元结构，消除城乡差别的过程。

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城市集中度、三农和公平问题需格外重视。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是什么？城镇化成为大家热切期盼的焦点。

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在50%左右，与很多发达国家相比依然有很大的差距，比如美国的城镇化率高达80%以上。这意味着我们存在巨大的空间和潜力。但这种空间和潜力能否转化为现实是需要条件的，城镇化取得成功并极大推动经济增长的例子很多，但不成功的城镇化国家也不少。比如非洲很多国家在城镇化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并没有带来经济的增长，巴西过去30年城镇化仍在进一步推进，但人均收入增长却始终停滞不前，被称为“病态的城镇化”。

成功的经验我们应该借鉴，但一些国家失败的教训更值得我们深思，以避免中国陷入“病态的城镇化”。总结这些国家的教训，城市集中度、三农和公平问题在进一步城镇化的过程中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首先，虽然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有密切的相关性，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是那么明晰。在很多情况下，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就更谈不上一定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了。城镇化著名专家Vernon Henderson在分析了诸多国家城镇化的经验数据后得出结论，城镇化本身对生产率的增长并没有很强的影响。也就是说，城镇化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如果忽略了很多关键因素，很容易陷入无经济增长的城镇化。

Henderson指出，城市集中度对生产率的提高要更大，在生产率增长最大化的前提下，存在一个最优的城市集中度。而最优的城市集中度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规模，过高或者过低的城市集中度都会对生产率的增长形成抑制。中国的城镇化到底是以“大城市优先”，还是以“中小城市优先”，并不能一概而论。因为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差别很大，其各自适应的最优城市集中度水平会不同，这需要我们做出更加差异化的城镇化战略。

其次，城镇化的发展不能忽略三农问题。世界银行在总结一些国家出现“病态城镇化”时指出，政府政策常常试图影响城镇化的进程和速度，这些政策往往容易使资源从农村向集中在城市的现代经济行业（尤其是制造业）转移。城市工人能够获得食品和住房补贴，以及失业救济和养老保险，而农村人口不得不遭受廉价农产品的打击，且缺少政府的支持。这些错配成为一些非洲国家出现“病态城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农业的增长率会明显低于其他部门，但这不意味着农业应该被忽视。更好的农业增长表现对其他领域的发展具有更好的支持作用，农村生产率的提高将能够给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更多的劳动力。

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城市化本身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事实上，城镇化本身也是民生在工程，但鉴于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再怎样注重都不为过。大到国家综合国力的整体提升和国民经济所依仗的消费内在需求，中到方兴未艾的房地产业和基建行业，小到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城镇化进程都能带来诸多新鲜的活力，有着使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的潜在推动力。

然而，城镇化是一柄双刃剑，过分利用其机遇而忽视其挑战，就不能正确面对所伴生的问题。从1978年城镇化率不到18%，到2011年城镇化率首超50%，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堪称世界翘楚。在取得城镇化优异成绩的同时，中央政府也不遗余力地解决与其伴生的相关问题和应对未知的复杂形势。

在2012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了未来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方向。报告中指出，要遵循城市发展规律，从各地实际出发，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根据资源环境和人口承载能力，优化全国生产力布局，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和与国土规模、资源分布、发展潜力相适应的人口布局。各类城市都要夯实经济基础，创造就业机会，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加强管理服务，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

《报告》中，也提到了把更加注重将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的目标，包括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合理引导人口流向，让更多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转移就业等广泛关注的问题，皆以明文加以明确。

诚然，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和服务，着力解决农民工在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子女入园上学、住房租购等方面的实际问题，是城镇化进程中不得不面对和加以解决的问题和难题，只有让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等在城市化中易被忽略的群体得到良好的安置，城镇化本身才能称之为成功，农民成为城镇居民后才能够安居乐业、幸福生活，没有后顾之忧。

到2011年末，中国大陆城镇人口比重达51.27%，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意味着我国成为30年来城镇化率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长期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工们能否像城市人一样生活，享受到城镇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该如何看待中国城镇化进程？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

过去十年时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了十几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堪称伟大的成就。城镇化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庆云委员认为，从社会发展来看，最大的内需在于城镇化，最大的发展潜力也在于城镇化。而且，我国城镇化提升的空间还很大，推进城镇化必将有效拉动市场需求，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当‘欧洲设计’遇上‘中国制造’，‘欧洲技术’遇上‘中国市场’，就会产生显著的效应。”5月3日，在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举行的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高层会议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如是说。

4月26日－5月3日，对俄罗斯、匈牙利、比利时和欧盟总部进行了正式访问。一如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宋涛所言，一周行程中，欧盟总部是重点。

多年来，欧盟一直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11年中欧贸易额达5939.7亿美元，同比增长13.6％，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过去30年，中欧经贸合作更多集中于产品和资本层面，并推动造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大陆的经济引擎之一――出口愈发不振。而启动内需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通过加快和优化城镇化进程，刺激投资与消费，并推动经济社会的巨大转型。

这将为包括欧盟在内的各经济体提供无限商机。专家们估计，以城镇化合作发轫，中欧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将进入新阶段，双边贸易和投资均有望较快增加，尤其是欧盟对华出口的增长，对缓解陷入债务危机的欧盟经济压力，大有益处。

在中国，未来城镇化之路也渐渐清晰，新的决策共识浮现：扩大内需、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协同推进的城镇化；以人为本、公平共享的城镇化，即通过转型，走全面、协调的城镇化之路。

新合作领域

“只有城市（镇）化才能救中国。”这是最近五年来，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反复提及的观点。从“十二五”规划方案看，城镇化的确承载着重要使命。

150余年前，当达尔文提出进化论时，欧洲大陆神学正一统天下。

“关于物种起源，……大概会得出如下结论：物种不是被独立创造出来的，而是从其他物种传下来的。”达尔文的论断，特别是人从猿猴进化来的而非出自上帝的伊甸园，可谓是石破天惊，以至于时人叹道：你杀死了上帝！

不过进化论也非十全十美。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有关键的一环，即猿猴直立行走后转变为类人猿，这个阶段的化石证据并未找到。这一困惑曾折磨了达尔文一生，以至于后世将此命名为进化缺环。它也成了神造人和进化人两派之间争论的焦点，意识形态的割裂至今难以磨合。

形而上的分歧，背后是最具体生动的危机，这句话放在中国的城镇化身上同样适用。起步于19世纪后半期的城镇化，最近两年变得炙手可热：2013年，新任总理在公开场合十数次提及城镇化建设；2013年两会期间，代表关于城镇化建设的提案纷沓而至；6月27日，《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新鲜出炉。

热浪背后却是分歧重重。土地城镇化、房产城镇化、内需城镇化、户籍城镇化……城镇化之路该如何走，争议繁多。

危机早已显露无遗。土地城镇化异化为城市的跑马圈地，房产城镇化变成高房价的欢歌，内需城镇化成了地方政府提升GDP的兴奋剂。户籍城镇化更吊诡，国家统计显示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2.57%，而有专家计算仅为35%。两者的缺口在于，那些户籍在农村却走进城市打工、居住超过6个月的亿万农民工，只是被算作了城镇人口。

城镇化，说到底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集聚的一个过程。所以，从在农村居住的农民，到在城市打工暂住的居民，再到享受公共服务的市民，这才是人口城镇化的进化路径。

城镇化之所以争议种种，正如当年的达尔文一样，没找到那关键的一环。有数据显示，2011年农民工群体医疗、养老、工伤、失业保险的缴纳比例均在30%以下，公积金竟低至3%。他们的子女大批进城读书，但遭受城市原住民的抵制也越来越多。城市中正在建设的保障房，因户籍限制几乎落不到他们头上。

到2011年底，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1.3%，若要达到80%的城镇化率目标，则意味着从2012年开始还有近3.89亿的农村人口要进城。以每平方公里居住1万人计算，我国的城镇化还要占用约0.58亿亩土地。为了确保粮食安全，国家提出要守住18亿亩耕地这条红线。而到2010年底，我国的耕地面积就只剩18.26亿亩。

城镇化的土地需求如何满足？随之而来的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所需的巨额资金又如何筹集？农民变成了市民，又将如何在城市中找到适合他们的就业岗位呢？

实际上，对这些问题，实践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

城镇化就是农业现代化、农民富裕化的过程。

江西省赣州市是个农业大市，728万农村户籍人口，人均只有0.64亩耕地。依靠这有限的耕地，农民很难致富。要使农民富起来，农业变得有利可图，农村的土地就必须实行“三化”（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经营。这意味着大批农民将进城务工经商。城镇化使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了城镇，反而促进农业“三化”成为可能。

例如，赣州市上犹县曾经因为修建水库，导致耕地减少，由此直接降低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社会矛盾。伴随着近年来的城镇化，这里的大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成功提高了自身的收入，也极大化解了当地的社会矛盾。

城镇的扩张使原来城郊的农民变成了市民，但这些人并没有因此而失业，而是顺利地转为从事工商业或第三产业，他们的收入水平也有了大幅增长。

近几年，赣州的工商企业几乎年年出现“用工荒”，企业的用工成本急剧上升。有媒体报道：今年春节假期后赣州各行各业用工缺口大增。月嫂等家政服务人员更成了紧俏的职业，月薪最高甚至达到6000元，比当地普通公务员的月薪高出一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