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水务工程论文范文精选
城市水务工程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宁波市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5-0120-02
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外来务工人员已经成为城市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员。由于外来务工人员与城市之间存在相互磨合过程,不仅存在生活和工作上的适应问题,而且更表现为心理上的渐渐融合,因此本文采用城市归属感来描述这种心理过程和心理状态,并以地域适应、身份归属、心理归属3个方面为指导,参考罗忆源(2003)和李芳(2009)的研究设计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问卷,以宁波市为研究对象,在各个劳动力市场发放问卷,对此问题展开实证研究。
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从性别看,男性占56.8%,女性占43.2%；从受教育程度来说,学历为小学及以下的被调查者占12.5%,初中占47.7%,高中或中专占34.1%,大专占4.5%,本科占1.1%；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占62.5%,未婚占37.5%,有子女的占54.5%；从年龄看,集中于16~35岁,在宁波的打工时间集中于1~5年,在宁波打工时间在10年以上的仅占7.95%；被调查对象的平均工作时间集中于8~12小时,占68.18%；年收入水平集中于1万~3万元,占69.32%,处于宁波市平均收入中低水平。
2 调查数据统计与分析
2.1 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总体状况
(1)地域归属感现状。主要是从外来务工人员对宁波城市状况、消费水平、户籍等方面调查地域归属感,统计项共6项,其中,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愿意遵守宁波市的各项政策与规章制度的意愿最高,平均值达到4.125分,处于较高的水平。而对于获得宁波市户口的意愿最低,平均值仅为2.92分。综合来看,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对于宁波市的城市地域归属感平均得分为3.48分,处于中上水平。外来务工人员对于宁波的气候、地理位置等地域因素具有较高的期待,表现出较高的归属感,但是受到全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房价过高的经济环境影响,在宁波买房这一行为意愿上,外来务工人员又表现出稍低的归属感倾向。
(2)群体归属感现状。关于外来务工人员城市群体归属感的统计项共6项,其中,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对于城市生活习惯的适应性平均分达到了3.72分,为群体归属感6项统计项中最高,表明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对于城市的生活习惯适应良好,能够遵从城市的作息习惯、生活方式。除了对社会组织活动的参与与自身身份的归属2项,其他几项均在中值3分以上。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参与程度平均分为2.54分,对自身身份归属的认识平均分为2.76分,两者表明了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社会融合过程中并没有积极主动地去提高自己对城市的归属感,而是采取了被动的方式；而从社会活动组织者来说,各类社会活动往往忽视了外来务工人员这一群体,针对外来务工人员举办的社会活动极少。对于自身身份的认识上,存在着模糊不清的界定。综合来说,宁波市鄞州区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归属感平均得分为3.13分,相较于城市地域归属感低,处于中等水平。
(3)整体城市归属感。问卷通过直接询问外来务工人员未来的打算以及离开宁波后的去向选择调查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的整体城市归属感。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整体城市归属感的调查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针对宁波市地区,调查外来务工人员对宁波这一特定城市的归属感；二是相对于农村针对城市的归属感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50%的人表示会留在宁波,仅有2.27%的人表示想尽快离开宁波,说明在宁波务工的外来务工人员对于宁波的城市归属感比较高。在假设不得不离开宁波的情况下,34.09%的外来务工人员仍然选择在城市打工,说明被调查者具有较强的城市归属感,39.77%的外来务工人员选择不知道,仅有19.32%的人选择离开城市回老家,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外来务工人员对在宁波打工比较满意,暂时未考虑其他选择。
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与其针对宁波市的城市归属感的得分分别为3.46分和3.51分,均处于中上水平,说明外来务工人员对宁波市具有较强城市归属感,但相较于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归属感,对于宁波这一城市的归属感略低,因此还需进一步提高。
2.2 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影响因素
问卷调查了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经济因素、城市因素、自身因素、群体因素、家乡因素共5个因子。其中,经济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影响程度最大,平均达到了3.37分,生活消费水平、收入水平和就业机会的影响程度均在3分以上。城市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影响程度得分均值为3.08分,影响程度较大。影响最小的是家乡因素,责任田、老家经济和城市户籍平均得分均在3分以下,家乡因素平均得分只有2.53分。该统计结果表明，外来务工人员对于自己将要去打工的城市关注度比自己老家高,家乡的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归属感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外来务工人员更多的是关心宁波这个城市的消费、收入水平,自己能否在宁波挣到钱,能否负担起在宁波的生活消费。
2.3 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个体差异分析
不同的人群对于城市归属感具有不同的感知,针对不同年龄、婚姻状况等人群进行了显著性差异分析。
城市地域归属感方面,不同婚姻状况的外来务工人员存在显著差异,结合数据发现,未婚的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地域归属感平均水平为3.61分,而已婚者均值为3.26分,可见未婚的被调查者的城市归属感高于已婚的被调查者。
城市群体归属感方面,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年均收入均表现出了显著差异，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的被调查者城市群体归属感水平均值分别为2.90分、3.08分、3.19分、4.16分,呈逐渐增长趋势,说明文化程度越高的外来务工人员在群体归属感的认知上具有更高水平,同时也说明文化程度高的外来务工人员更加容易被当地群体所接受。年收入水平在2万元以下的外来务工人员均表现出较低的群体归属感,群体归属感均值都小于3分,年收入水平在3万~5万元的外来务工人员表现出最高的群体归属感,均值为3.69分,而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均值为3.33分。
2.4 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影响因素与城市归属感显著性分析
城市归属感可以区分为城市地域归属感和城市群体归属感。调查中所归纳的5种因子分别对城市归属感、城市地域归属感、城市群体归属感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
经济因素对城市地域归属感、城市群体归属感以及城市整体归属感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城市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地域归属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群体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群体归属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自身因素对城市群体归属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不同文化程度的外来务工人员在群体归属感的感知上具有不同的差异。而家乡因素因其显著性指数为0.377、0.904和0.774,均大于0.05,因此,在影响因子和各城市归属感水平显著性检验中,家乡因素的显著度指数没有达到要求,对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
3 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问卷调查结论与讨论
3.1 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特点
第一,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地域归属感特点。调查样本集中于宁波打工1~5年的年轻群体,他们普遍表现出对宁波交通、硬件设施、气候地理等客观因素较高的期待,这些期待使他们产生对宁波较高的城市地域归属感。
第二,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城市群体归属感特点。城市群体归属感处于中等水平,身份归属感较低,外来务工人员被动融入当地群体,城市群体归属感提高缓慢。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归属感其中一个较大的特点就是对自身身份的认识不清。对自身身份的认识是评价城市群体归属感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这个指标上,调查者表现出较低的水平。
第三,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整体城市归属感在调查期内处于中上水平,变动性比较大。从整体上来说,被调查的外来务工人员群体表现出较高的城市归属感。但是,有一大部分人在调查问卷中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在这一段时期内,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归属感还处于中等水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不同的变动。
第四,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个体差异。不同文化程度与不同收入水平的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在城市整体归属感和城市群体归属感水平上具有差异。文化程度高的外来务工人员能够更好地理解城市归属感的含义,也比较容易被宁波当地群体接纳。收入水平高的外来务工人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适应宁波的消费水平,享受宁波提供的更多资源。因此,在不同文化程度与不同收入水平的外来务工人员群体间出现了城市归属感、城市群体归属感水平的差异。
3.2 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主要影响因素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在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影响因子中,经济因素包括宁波市的租/住房成本、生活消费水平、收入水平是影响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最主要因素,外来务工人员最关注的仍然是在宁波工作能够挣多少收入,是否能够承担在宁波生活消费的水平,是否能够在宁波获得比老家更好的生活水平。同时,经济因素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外来务工人员群体的社会地位,影响外来务工人员与当地居民群体的关系。
与其他学者的结论相比,该调查结果显示，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对于城市因素中的社会保障福利、就业机会和群体因素中的当地居民态度同，并不如其他学者认为的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经济因素仍然是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最主要因素。
城市水务工程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宁波市
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外来务工人员已经成为城市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员。由于外来务工人员与城市之间存在相互磨合过程,不仅存在生活和工作上的适应问题,而且更表现为心理上的渐渐融合,因此本文采用城市归属感来描述这种心理过程和心理状态,并以地域适应、身份归属、心理归属3个方面为指导,参考罗忆源(2003)和李芳(2009)的研究设计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问卷,以宁波市为研究对象,在各个劳动力市场发放问卷,对此问题展开实证研究。
1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从性别看,男性占56.8%,女性占43.2%；从受教育程度来说,学历为小学及以下的被调查者占12.5%,初中占47.7%,高中或中专占34.1%,大专占4.5%,本科占1.1%；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占62.5%,未婚占37.5%,有子女的占54.5%；从年龄看,集中于16~35岁,在宁波的打工时间集中于1~5年,在宁波打工时间在10年以上的仅占7.95%；被调查对象的平均工作时间集中于8~12小时,占68.18%；年收入水平集中于1万~3万元,占69.32%,处于宁波市平均收入中低水平。
2调查数据统计与分析
2.1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总体状况
(1)地域归属感现状。主要是从外来务工人员对宁波城市状况、消费水平、户籍等方面调查地域归属感,统计项共6项,其中,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愿意遵守宁波市的各项政策与规章制度的意愿最高,平均值达到4.125分,处于较高的水平。而对于获得宁波市户口的意愿最低,平均值仅为2.92分。综合来看,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对于宁波市的城市地域归属感平均得分为3.48分,处于中上水平。外来务工人员对于宁波的气候、地理位置等地域因素具有较高的期待,表现出较高的归属感,但是受到全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房价过高的经济环境影响,在宁波买房这一行为意愿上,外来务工人员又表现出稍低的归属感倾向。
(2)群体归属感现状。关于外来务工人员城市群体归属感的统计项共6项,其中,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对于城市生活习惯的适应性平均分达到了3.72分,为群体归属感6项统计项中最高,表明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对于城市的生活习惯适应良好,能够遵从城市的作息习惯、生活方式。除了对社会组织活动的参与与自身身份的归属2项,其他几项均在中值3分以上。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参与程度平均分为2.54分,对自身身份归属的认识平均分为2.76分,两者表明了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社会融合过程中并没有积极主动地去提高自己对城市的归属感,而是采取了被动的方式；而从社会活动组织者来说,各类社会活动往往忽视了外来务工人员这一群体,针对外来务工人员举办的社会活动极少。对于自身身份的认识上,存在着模糊不清的界定。综合来说,宁波市鄞州区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归属感平均得分为3.13分,相较于城市地域归属感低,处于中等水平。
(3)整体城市归属感。问卷通过直接询问外来务工人员未来的打算以及离开宁波后的去向选择调查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的整体城市归属感。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整体城市归属感的调查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针对宁波市地区,调查外来务工人员对宁波这一特定城市的归属感；二是相对于农村针对城市的归属感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50%的人表示会留在宁波,仅有2.27%的人表示想尽快离开宁波,说明在宁波务工的外来务工人员对于宁波的城市归属感比较高。在假设不得不离开宁波的情况下,34.09%的外来务工人员仍然选择在城市打工,说明被调查者具有较强的城市归属感,39.77%的外来务工人员选择不知道,仅有19.32%的人选择离开城市回老家,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外来务工人员对在宁波打工比较满意,暂时未考虑其他选择。
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与其针对宁波市的城市归属感的得分分别为3.46分和3.51分,均处于中上水平,说明外来务工人员对宁波市具有较强城市归属感,但相较于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归属感,对于宁波这一城市的归属感略低,因此还需进一步提高。
2.2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影响因素
问卷调查了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经济因素、城市因素、自身因素、群体因素、家乡因素共5个因子。其中,经济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影响程度最大,平均达到了3.37分,生活消费水平、收入水平和就业机会的影响程度均在3分以上。城市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影响程度得分均值为3.08分,影响程度较大。影响最小的是家乡因素,责任田、老家经济和城市户籍平均得分均在3分以下,家乡因素平均得分只有2.53分。该统计结果表明，外来务工人员对于自己将要去打工的城市关注度比自己老家高,家乡的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归属感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外来务工人员更多的是关心宁波这个城市的消费、收入水平,自己能否在宁波挣到钱,能否负担起在宁波的生活消费。
2.3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个体差异分析
不同的人群对于城市归属感具有不同的感知,针对不同年龄、婚姻状况等人群进行了显著性差异分析。
城市地域归属感方面,不同婚姻状况的外来务工人员存在显著差异,结合数据发现,未婚的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地域归属感平均水平为3.61分,而已婚者均值为3.26分,可见未婚的被调查者的城市归属感高于已婚的被调查者。
城市群体归属感方面,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年均收入均表现出了显著差异，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的被调查者城市群体归属感水平均值分别为2.90分、3.08分、3.19分、4.16分,呈逐渐增长趋势,说明文化程度越高的外来务工人员在群体归属感的认知上具有更高水平,同时也说明文化程度高的外来务工人员更加容易被当地群体所接受。年收入水平在2万元以下的外来务工人员均表现出较低的群体归属感,群体归属感均值都小于3分,年收入水平在3万~5万元的外来务工人员表现出最高的群体归属感,均值为3.69分,而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均值为3.33分。
2.4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影响因素与城市归属感显著性分析
城市归属感可以区分为城市地域归属感和城市群体归属感。调查中所归纳的5种因子分别对城市归属感、城市地域归属感、城市群体归属感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
经济因素对城市地域归属感、城市群体归属感以及城市整体归属感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城市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地域归属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群体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群体归属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自身因素对城市群体归属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不同文化程度的外来务工人员在群体归属感的感知上具有不同的差异。而家乡因素因其显著性指数为0.377、0.904和0.774,均大于0.05,因此,在影响因子和各城市归属感水平显著性检验中,家乡因素的显著度指数没有达到要求,对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
3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问卷调查结论与讨论
3.1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特点
第一,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地域归属感特点。调查样本集中于宁波打工1~5年的年轻群体,他们普遍表现出对宁波交通、硬件设施、气候地理等客观因素较高的期待,这些期待使他们产生对宁波较高的城市地域归属感。
第二,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城市群体归属感特点。城市群体归属感处于中等水平,身份归属感较低,外来务工人员被动融入当地群体,城市群体归属感提高缓慢。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归属感其中一个较大的特点就是对自身身份的认识不清。对自身身份的认识是评价城市群体归属感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这个指标上,调查者表现出较低的水平。
第三,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整体城市归属感在调查期内处于中上水平,变动性比较大。从整体上来说,被调查的外来务工人员群体表现出较高的城市归属感。但是,有一大部分人在调查问卷中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在这一段时期内,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归属感还处于中等水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不同的变动。
第四,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个体差异。不同文化程度与不同收入水平的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在城市整体归属感和城市群体归属感水平上具有差异。文化程度高的外来务工人员能够更好地理解城市归属感的含义,也比较容易被宁波当地群体接纳。收入水平高的外来务工人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适应宁波的消费水平,享受宁波提供的更多资源。因此,在不同文化程度与不同收入水平的外来务工人员群体间出现了城市归属感、城市群体归属感水平的差异。
3.2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主要影响因素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在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影响因子中,经济因素包括宁波市的租/住房成本、生活消费水平、收入水平是影响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最主要因素,外来务工人员最关注的仍然是在宁波工作能够挣多少收入,是否能够承担在宁波生活消费的水平,是否能够在宁波获得比老家更好的生活水平。同时,经济因素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外来务工人员群体的社会地位,影响外来务工人员与当地居民群体的关系。
与其他学者的结论相比,该调查结果显示，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对于城市因素中的社会保障福利、就业机会和群体因素中的当地居民态度同，并不如其他学者认为的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经济因素仍然是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最主要因素。
城市水务工程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水务工程；实验教学；高校
伴随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水问题愈发突出，其涉及城市水循环过程中的水灾害、水环境及水资源等问题。据联合国人口署预测，2030年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率都将超过50%，2050年将有2/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1]。不同地区城市化发展进程不同，主要的水问题表现在不同方面，但其相互交织，造成了城市化地区水问题的复杂性。与水务工程专业相关的各专业实验教学已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如水文与水资源[2]、水利工程[3]、给水排水工程[4-5]、环境工程[6]。而水务工程实验教学体系仍然只是以基础课和专业课为支撑的实验内容，不能体现水务工程实验多学科多专业交叉及综合性的特点。水务工程是从城市水问题的全局着眼、顺应从多龙管水向水务管理一体化转换的需求，针对城市化进程中各类水问题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水务工程必然具有以城市水循环为基础同时涉及多学科多专业知识的特点。水务工程实验同样具有数量大、涉及知识面广的特点，但并不能是各相关专业实验的简单拼凑。只有从各学科中有针对性地选择其核心实验综合运用并进行水务工程实验的设计，才能体现水务工程实验的专业性、综合性，并满足实际应用的需要。本文在对水务工程专业十多年的实验教学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探讨了水务工程实验教学改革的模式，以满足进行科研及生产实践的需要。
一、水务工程专业实验的特点
河海大学水务工程专业以水利工程一级学科为依托，是力求解决城市水循环中涉及的各类水问题以适应新形势下的社会需求而设立的。水务工程实验必然具有以下学科特点。
（一）多元化
水务的含义是城市化地区涉水的一切事务。水务工程实验是以水利学科为基础，水务特色的水文、水利、土木、给水排水和环境等方向的综合体系，是着重解决洪涝、水资源、水环境、供水和排水等与水有关问题的实验理论及方法。而上述问题在相关各学科的建设发展中即在城市水循环问题的各个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独立的实验教学体系。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水问题越来越表现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水务工程实验自然就具有这样涉及各学科的多元化特点。
（二）融合性
从城市水循环的整体性要求出发，制定具有现代水务工程特色的实验教材体系已迫不及待。该体系在城市水循环基础上，将水务工程实验所涉及的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给水排水工程和环境工程等各专业较完善的实验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水务特色的综合性的实验教学内容，强化水务工程实验内容的基础性与综合性以及各学科的相互融合。
（三）创造性
目前，水务工程实验依托于各门课程的实验体系，在实验内容安排及实验的设计上，对提高学生解决城市水问题能力的培养上仍然不够。在完善各学科的基础性实验的基础上，探索适合水务工程专业特色的综合性实验教学模式，培养学生从城市水循环整体的角度出发创造性地解决城市水问题的能力与素质，将是水务工程实验应具备的必要特点。
二、水务工程专业实验教学改革的目标与措施
（一）改革目标
水务工程实验涉及多专业的实验基础知识，具有多元化、融合性及创造性的特点。水务工程传统实验基本是依托各门专业基础及专业课程进行，主要内容是对基础原理的验证并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实验方法与能力，而对各课程实验的交叉融合体现不足。因此，本文所述水务工程实验改革体现两个目标：一方面通过水务工程综合实验使学生能以全局的视角加强对城市水循环规律的认识；另一方面夯实学生进行综合实验的理论基础，提高实验设计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措施
1.强化基础性。
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与解决水问题有关的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及新方法等在专业基础课的实验教学中涉及很少或没有安排，不能使课堂上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得到拓展和补充且与实践有不同程度的脱节。水务工程不同于其他相关专业，水务工程实验自然也不能直接照搬相关专业的实验。而是结合水务工程实验多元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对各相关学科课程实验进行改革和融合，对实验内容、方法及设备进行全面分析，精选其核心实验内容、基本原理和技能实验，增加新工艺新方法的实验内容，加强基础性实验教学。
2.注重创新性。
传统的实验教学中，学生按照设计好的实验方案、步骤及内容进行实验，记录数据和进行数据分析，很难调动学生学习和思考问题的积极主动性，创新性更待加强。水务工程实验的多元性决定其实验过程中必然涉及多学科交叉问题，实验方案也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因此，在实验的设计上，可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实验方案的设计中，充分调动其主动性；并在实验中增加研究和探索性的内容，培养学生积极主动探究自然规律的习惯。
3.突出综合性。
水务工程实验的融合性特点，使强化学生的综合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而城市水问题的解决也需要各专业的配合来共同完成，这正是水务工程专业所需要的解决水问题的思路。在各相关专业课实验的基础上，开设综合性实验，突出水务工程实验的综合性。探索城市水循环过程中与防洪除涝、水资源及水环境相结合的实验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专业综合素质与能力。
4.加强实践性。
水务工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实验内容需要与科研相结合，与生产实践紧密联系。在实验内容的安排上考虑实验的应用性及与实践联系的紧密性，注重培养学生在城市防洪减灾、水利工程、水环境及生态保护、城市水资源及节水、城市水务管理等方面的综合能力与素质。
三、加强实验平台建设
（一）完善城市水循环系统实验平台
水务工程作为一门与实际联系紧密的新兴专业，自成立以来，学院一直非常重视水务工程实验平台的建设。城市水循环系统包括自然循环、人工循环、经济循环和社会循环。各循环系统之间通过水量及水质产生联系，并相互影响制约。城市水循环系统实验平台建设涵盖了城市河网、水利工程、降雨模拟系统、模拟下垫面、给水排水工程及水环境、水生态工程等。通过综合实验理解城市水循环的自然规律。城市水循环系统实验包括城市水文与水灾害、水环境、水资源等三个方向，拟在不同的实验教学阶段分别为学生分配指导型实验、提高型实验和研究型实验三种实验。第一阶段指导型实验，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教学大纲所要求的基础性实验。第二阶段提高型实验，结合当前新理论方法进行实验设计，对实验教材中未要求的新工艺技术进行补充。第三阶段研究型实验，结合学生的专业兴趣，主要针对城市水循环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热点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
（二）构建开放性实验平台
开放性实验平台建设依托于城市水务实验室，为学生提供自由、宽松的实验条件。开放性实验是从问题的提出、资料查阅、实验方案的制定、实验数据处理、问题总结等均由学生自己完成，实验室提供开放的实验资源，教师在实验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是启发和引导。开放性实验是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实验教学模式，是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主动思考问题、培养科学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方法。开放性实验具体表现在实验室的开放时间及选题的灵活性上。实验室的开放时间为除正常实验教学时间外，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验设计进展自行安排实验时间。对开放性实验的选题：首先，实验室由相关专业教师根据科研及生产实际不定期提供实验课题供学生选择，作为教学计划外的包括城市水灾害、水环境、水资源等开放性实验项目；其次，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兴趣和条件自拟实验项目，在经过实验审批后进行实验；再次，学生可以结合导师的科研项目拟定实验；最后，由学生结合学校开展的创新训练计划进行选题。
（三）编写实验指导用书
水务工程实验并无系统的实验指导用书，实验在各门基础课间的相互关联性和综合性文献仍显不够，与生产实践联系有待加强。笔者拟编写水务工程实验指导用书。结合学科的多元性、融合性、创造性等特点，强化科研及生产实践的需要，实验指导用书内容从综合指导型实验、专题实验、研究型实验，最后到开放性实验的主要框架进行编写。水务工程是一门涉及水文、水利、给水排水和环境工程的综合的实践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其实验同样具有多元性、融合性及创造性的特点。水务工程实验内容需要在涉及的各学科专业课实验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进而形成一套完整的适合水务工程特点的实验教学体系、实验平台和实验指导用书。通过实验教学体系的完善，提高实验教学质量，调动学生积极主动思考，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及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2]张利平，夏军，许建民等.水文实验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J].中国电力教育，2001，(4).
[3]匡翠萍，刘曙光，钟桂辉等.水利工程开放式实验教学探索———以同济大学土木学院水利工程系为例[J].中国电力教育，2010，(22).
[4]马伟芳，孙德智，伦晓秀等.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实践教学模式及考核方法探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4，(42).
[5]汪爱河，张纯，张伟.水质工程学开放性实验教学的探索与研究[J].广州化工，2011，(24).
城市水务工程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城市化进程；服务业发展；层次分析法；陕西经济
中图分类号：F7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1-0150-09
收稿日期：2011-08-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08BJY087)
作者简介：王美霞，女，内蒙古鄂尔多斯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樊秀峰，女，陕西镇安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城市化是指城市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引发农村劳动力和人口、经济活动向城市集聚，进而导致以城市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转换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从1978年的17.9％增加到2009年的46.6％。陕西省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城市化水平也由1978年的16.3％增加到2009年的43.5％。与此同时，伴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逐渐推进，服务业在全省经济结构中的比率也大幅提高，1978年对全省经济的贡献率为17.58％，到2010年增为38.48％，成为推动陕西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从世界城市发展的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大于1000美元时，城市化水平应该达到65・8％以上，一般第二产业的总产值占到50％以后，将会出现下降趋势，而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将不断上升。2009年陕西省的人均GDP为21732元，服务业所占比重一直徘徊在40％左右，第二产业比重近几年一直保持在52％左右。从城市化的规律来看，当城市化进入中后期，服务业将逐渐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陕西省服务业的严重滞后现象同样值得反思，是城市化水平低导致服务业发展缓慢，还是服务业发展滞后影响了城市化进程?如何促进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很有必要对两者的内在关系进行深入研究，这对探讨如何推动关中一天水经济开发区、加快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对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已作了大量研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在《政治算术》中提出，“制造业的收益比农业多得多，而商业的收益又比制造业多得多，这种不同产业问的收入差异，会导致劳动力从低收入产业向高收入产业流动。1941年，克拉克研究了一些国家的劳动力就业资料，证明了配第的观点。钱纳里(H.Chenery)在《发展的格局：1950--1970》中对不同人均收入水平上的城市化率和劳动力配置进行比较时，发现两者的变化曲线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即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工业和服务业中就业人员的份额也在不断增加。莫伊尔(Moir)和黑兹尔(Hazel)将75个国家从1945-1973年间分为三个阶段，对各产业劳动力结构与城市化进行了研究，发现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份额与城市化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丹尼尔斯(Daniels)与康纳等人(conrlor)通过计量分析检验了美国大中小城市区域的服务业发展状况，认为城市化形成的区域性市场是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城市化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今井攸淇(Kazuhiro Yuki)通过建立城市化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动态模型，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经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推动了技术升级、工业化和现代服务业的扩张，经济欠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促进了城市传统部门的扩张但并没有推动工业化发展。利奥(Leo)与莱曼(Ly)通过搜集1949-1982年的中国城镇人口、农业人口和城市化率等相关数据，比较分析了中国及其他国家城镇人口数量、城市化率的变化与发展历程，认为中国在该时期由于政治和经济管制等原因导致其城镇人口数量、城市化增长缓慢，从而影响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并提出中国政府应该尽快放松严格的农村人口户籍制度以促进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常(Chang)与布拉达(Brada)等对中国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研究表明，城市化通过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国内学者对城市化的研究也比较多。晏维龙、韩耀等提出城市与商品流通是紧密相连的两个概念，认为城市的发展促使了简单商品流通向发达商品流通的发展，而城市化水平的差异是造成流通水平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周红从城市化和房地产业的发展趋势分析了两者的相互关系，并从定量的角度对我国1978年以来城市化水平与房地产增加值、房地产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做了回归分析，得出城市化水平与房地产业的发展状况有直接的正相关性的结论。祁苑玲认为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城市经济将转为以第三产业为主，城市也逐渐从工业生产中心转为第三产业中心城市，服务业将成为加速城市化进程的最主要路径。罗长刚和阮震通过对武汉市开发区第三产业发展现状的分析，认为第三产业规模与同类开发区和城区相比，均严重落后，其对经济的制约效应已有显现。郭文杰通过对中国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进行动态计量分析，得出城市化是服务业增长的重要动力。李思从理论和实践上对我国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发展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人均服务业增加值与城市化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服务业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城市化对服务业的促进效应不明显。江小涓和李辉从服务业与中国经济的相关性方面提出了服务业滞后的主要原因：统计口径的误差，补偿性增长与常规性增长的影响，低消耗率，服务产业参与全球化程度低，观念体制和政策阻碍等五个方面的原因。
从国外研究文献来看，国外学者主要从产业演进的角度，较多地探讨了城市化过程中服务业的发展趋势，考察了服务业产值比重、就业比重、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变化规律，同时考察了服务业与城市经济关联度，得出城市化与服务业之间有较强的正相关性。从国内研究文献来看，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研究某一具体产(行)业对城市化的影响、服务业发展中的某一具体问题对城市化发展的单向影响。研究指标单一，对服务业的研究范畴也很简单，难以全面、系统地考察服务业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笔者通过收集1978-2009年陕西省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分别构建了陕西省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协整关系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分析方法，对服务业与城市化发展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以期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二、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互动关系的理论分析
关于城市化，有来自不同角度的各种理解。人口学家认为城市化是由于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迁移过程；地理学家认为城市化是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空间结构变化过程；经济学家则强调农业向非农
业经济结构调整等。本文更倾向于将人口学与经济学观点相结合的定义，即城市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业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由此引起产业机构调整，并带动第一、二产业比重不断下降，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塞尔达尔(A.Serda)在1867年提出城市化的概念，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城市化进程在这之前就早已开始了，由于它强调的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化的形态特征发生较为鲜明的变化。谢文蕙与邓卫提出，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可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一般认为，初级阶段的城市化水平大约在30％以下，由于这一阶段科学技术不太发达，生活资料和社会资本都存在不足现象，城市化的发展水平较为缓慢，服务业就业比重只占20％。中期阶段的城市化水平为30％-70％，这一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农村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工业化规模扩大，城市就业机会增加，城市化进程加快。与此同时，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上升逐步趋缓，并且在后期开始出现下降，而服务业就业比重则持续快速提高。后期阶段的城市化水平在70％以上，这个时期城市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已经达到饱和，城市的发展主要依靠自身增长，发展速度也进入到一个平稳阶段，服务业就业比重上升到50％以上。
关于三次产业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c.G.Clark)，其在所著《经济进步的条件》中，首次使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三次产业划分研究经济发展同产业机构变化之间的变化规律，指出第一产业以农业为主，第二产业为制造业，其他的经济活动统统划入第三产业。自从第三产业的概念提出后，在世界上被广泛使用，西方国家普遍承认并采用了这一分类方法来统计和整理国民经济数据。我国对三次产业的划分始于1985年。在1985年的三个产业划分中，对第三产业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划分，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流通部门、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四个层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四个层次之间的界限已不很清晰。在理论研究中，很多学者至今还依然沿用我国1985年有关第三产业的四个层次的分类方法。但我国已于2002年再次制订了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在这新的分类标准中，对第三产业不再划分层次，其包括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具体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等。这些都说明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尤其是城市发展的密切相关性。
总之，城市的形成与服务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城市是服务业的基地，它集中了服务业的大部分劳动力，具有商品流通和交易的功能，为生产和生活提供广泛的服务。从城市功能及其发展来看，城市化与服务业具有高度的正相关性，一般来说，城市化水平越高，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就越高。随着社会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就业人口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收入进一步提高时，就业人口便大量向服务业转移。城市化的实质是人口和其他经济要素从农村向城市转变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体现为城市化水平的变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与服务业的比重的上升几乎同步进行。
1・服务业是城市化的重要经济源泉和动力。城市经济具有聚集效益特征，即劳动与资本的聚集引起分工深化、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其上升速度越来越快于工业，城市集聚效益是通过服务业的发展来实现的。服务业中的交通、运输、物流等商业的发展有利于解决生产分工中原料及产品的市场问题，有利于城市聚集的进一步深化。教育、文化、科技的发展保证城市经济的发展具有文化素质较高的劳动力资源，发达的市场体系、完备齐全的公用事业服务体系会大大降低企业的成本，因此发展服务业是城市经济实现劳动力集聚和外部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城市的产生及规模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规模的扩大，而服务业发展与市场化进程紧密相连。它一方面繁荣城市经济，另一方面也使城市产生一种市场引力，成为地域经济中心。服务业的这种市场作用在城市化发展中尤为显现。服务业的另一个作用就是服务功能。现代城市的发展趋势是分工越来越细，不仅需要快捷的交通，还需要完善的金融、广告、科技、旅游等行业的高度发达，城市居民还要求提供娱乐、医疗、文化等更多的服务。这些都需要通过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来实现。如果说工业化带来的是城市数量和规模的扩展，那么服务业则提高了城市结构、功能和效益水平，使城市朝“质”的方向发展。
2・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需求基础和空间依托。城市化具有经济和人口集聚的双重特征。城市规模的扩展，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服务需求，包括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需求，促进与之相关的服务业快速发展。服务业大多数为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本身对区位的聚集有很高的依赖性。只有生产要素和人口规模聚集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对服务业的巨大市场需求，才能支持服务业的不断产生和发展。城市主要是以贸易型、服务型和消费型等行业为主，这就需要通过使服务业成为主导性产业来实现。在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服务业成为城市最重要的产业，比重日益提高。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越高，服务业所占比重就越高，它们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对陕西服务业发展与陕西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关系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陕西服务业发展与陕西城市化进程正相关；
假设2：陕西城市化进程与陕西服务业发展正相关。
为验证上述研究假设，本文在借鉴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层次分析法分别构建了城市化综合水平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据此对陕西省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与服务业发展水平及其两者之间的相关}生趋势进行了统计分析与描述。
三、评价指标体系
(一)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是美国运筹学家萨提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决策分析方法，适用于结构较为复杂、决策准则较多且不易量化的决策问题，可以紧密地和决策者的主观判断及推理结合起来。它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进行：
1.确定层次图，建立系统的层次结构。在模型中将层次分成三类：目标层A，只有一个元素，它是预定目标或结果；准则层B，包括要实现目标所涉及的中间环节；最底层c，包括为实现目标可供选择的各种措施及方案。
2.对同一层次上的各元素进行两两比较，用表l的标度来打分，得到判断矩阵A=a(hy)
3.由矩阵A计算各层次元素对于该准则的相对权重。对于n个元素c(m1)、c(m2)、……c(mn)。对于准则c的判断
矩阵为A，求各元素的相对权重w(m1)、w(m2)、……w(mn)，可以写成向量形式，然后将A的n个行向量归一化后的算术平均值，近似作为权重向量.即
w=(mi)(h1)(mn)Σ=(hn)(ha)(hi)Σ=(ma)i=(m1)(m2)(mn)
4.求各层元素相对总目标的权重。在这之前，要判断矩阵是否具有一致性，当一致性比率CR
(二)城市化评价指标体系
我国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标的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以现代化指标体系作为基础，目前主要使用的评价指标可分为单一评价指标和复合评价指标体系。
1.单一指标，指从单一指标的角度对城市化水平某个主要方面进行描述，简单易行，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不能从更全面的角度来衡量城市化进程水平，主要有城镇人口比重、非农业人口比重、土地利用指标。
2.复合指标体系，则是以几个指标进行城市化综合评价，其特点是能够比较全面详细反映城市化的多个侧面。有学者曾提出人口指标、城镇指标、经济指标、科教文卫以及社会基础设施等五大类指标，弥补非农业人口比重单一指标的不足。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评价的科学性，本文采取层次分析法来设计综合指标体系，用以评价陕西城市化水平。
层次分析法是一般对较为复杂问题进行分析的简易方法，把复杂问题分解成各个因素，然后通过两两比较的方式确定相对重要性，然后综合决策者的判断，确定决策方案相对重要性的总排序。
针对陕西省情，本文拟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以下5个方面来构建城市化评价指标体系：(1)经济实力，包括人均GDP、服务业占GDP比重以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三项指标；(2)产业结构，主要由非农业产值比重和第二、三产业产值比。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产业结构调整也反映了城市化水平提高；(3)人力资源，主要由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服务业就业人口比重、教育经费支出以及每万名职工拥有中级技术职称以上人员数。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城市化需要大量金融、法律等高素质人力资源作为保障，教育无疑是提高人口素质的根本途径；(4)基础设施，主要有人均住房面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人均拥有道路面积；(5)居民生活，主要包括每万人拥有医生数、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册、文体娱乐业占GDP比重。随着城市化推进，居民的消费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能否给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公共生活设施是衡量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确定各项指标后，本文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最后建立城市化综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d=(mi)(mm)(ma)(mx)-c=(mm)(mi)(mn)c=(hi)-c=(hm)(hi)(mn)i=(mn)i=(/)1=(/)2=(/)15=(/)其中：d(md/sub>)(mi)是第i指标效用值，c(mi)是个指标的实际值，c(mm)(mi)(mn)是第：个指标的最小值，是第i个指标的N-k值。
根据上述公示，就可以计算出每个指标效用值，在此基础上，用处于最末端的15项指标的权重值乘以各自对应的指标效用值，即可得到反映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公式如下：
其中，y是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w是第i指标的权重值，d。是第i指标效用值。
在建立以上指标体系之后，本文收集陕西省1978-2009年相关数据，经过整理计算，得到陕西省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见表3)。
(三)服务业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综合指标体系的原则，再结合服务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服务业评价指标体系。(1)服务业发展水平：体现服务业整体发展规模，是研究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基础，主要包括服务业增加值、服务业从业人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服务业发展效益：体现服务业效益水平的变化，包括人均服务业增加值、服务业经济贡献率、服务业劳动生产率；(3)服务业发展结构：从内部体现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主要包括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工业增加值比重、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4)服务业发展潜力：体现未来服务业持续发展的潜力，主要包括科教经费支出比重、每万人拥有的科研人员数、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服务业增长速度。
确定各项指标后，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最后建立服务业综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见表4)。
在建立以上指标体系之后，本文收集陕西省1978―2009年相关数据，经过整理计算，得到陕西省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见表5。
(四)测度结果分析
为直观地评价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现绘制图表如下(见图1)：
由陕西省城市化与服务业变化趋势图(见图1)可以看出：
1.总体来说，陕西省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都是呈逐年上升的趋势。陕西省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从1978年的0.218上升到2009年的0.745，增长了242％；服务业综合指数从1978年的0.102增加到2009年的0.568，增长了457％。改革开放以后，全国逐渐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样一个比较宽松的外部环境中，陕西城市化与服务业均得到迅速发展，并且总体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2.从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过程来看。1978-1991年，13年间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标提高了0.15，服务业综合指标提高了0.127；而1992--2009年，17年问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标提高了0.377，服务业综合指标提高了0.339。从比较可看出，1992年之后，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明显快于改革开放之前。这是因为1992年我国正式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调节中起基础作用，在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陕西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步伐明显加快。
四、实证结果分析
前文对陕西省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进行了指标测算，并描述了两者的发展趋势，但两者之间是否存
在互动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检验。本文选取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标Y为因变量，服务业综合指标x为自变量，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
1.ADF检验
为了避免对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回归时，造成虚假回归，本文对Y、x序列变量进行ADF平稳性检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6。
从以上检验结果来看，在1％、5％、10％三个显著性水平下，Y、x单位根检验的临界值均小于其ADF纷计值，从而不能拒绝h(mn)，表明原序列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经过一阶差分处理后，两序列仍然是非平稚的，而Y,X在经过二阶差分处理后拒绝原假设h(mn)，是平稳的。
2.协整检验
由协整理论可知，时间序列只有是同阶单整时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根据上面的分析结果，y一阶单整，x二阶单整，即y～I(2)，x～l(2)、y与x同阶，说明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运用EG两步检验法，先做两变量之间的回归，然后解释回归残差的平稳性。分别以y和x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用OLS回归方法估计回归模型，结果如下：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ADF统计量小于相应临界值，从而拒绝h(mn)，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说明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存在协整关系，表明两者之间有长期的均衡关系。也即服务业就业比重每增加1.57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提升1个百分点。
3.格兰杰因果检
由以上的协整检验结果可知，陕西省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存在一个长期的均衡关系，下面进一步进行因果关系检验。由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选取的滞后阶数非常敏感，本文分别选取滞后1、2、3期来进行逐一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
由以上结果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各检验结果均拒绝了原假设，即城市化水平提高是服务业发展的格兰杰原因，服务业水平提高也是城市化发展的格兰杰原因。
因此，前述研究假设得到实证。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分析，陕西服务业发展与陕西城市化水平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们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且互为因果。
1.西服务业的长足发展是陕西省城市化进程加速的重要支撑条件。一方面，由于服务业大部分属于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因而服务业的大力发展可以容纳大量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从而无论是生产业还是消费者服务业的需求都会相应的加速增长，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可为城市化加速发展提供相关的服务业产业支持，从而进一步推动城市化的进程。
2.陕西省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则是陕西服务业加快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这是因为，只有城市化进程加速，才会产生对生产业的大量需求，如建筑、物流、交通运输，城市建设等行业才会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农民工才会有大量进城的可能；同时，由于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也加速向城市集聚，从而不仅增加消费性需求的总量，还会创造与形成新的消费行业，如家政服务、月嫂服务、小时工等，这些都是城市化进程过程必然伴随而来的经济现象。前述关于陕西省城市化进程与陕西服务业发展的统计分析与描述，已直观地展示了这一特点。
3.度因素即不断深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影响陕西省城市化进程与服务业发展之间良性互动的重要因素。这可从陕西省1992-2009年间的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发展水平明显快于1992年前的事实中观察到。从1992年起，我国正式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而农村户籍与城市户籍的自由转换，是城市化发展的制度条件。
因此，针对陕西省目前城市化发展与服务业发展现状来看，2010年陕西省生产总值已突破1万亿元，经济发展模式和方式正面临着进一步的转型升级，正面临着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以上研究结论无疑启示我们：
1.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这既包括生产业，也包括消费者服务业，还包括一些新兴的服务业以及现代的服务业。由于服务业总的来说属于微利行业，且从事该行业的大多是中小企业，同时由于其行业的特殊性，其流动性资金占用量一般较多。因此，为了扶持服务业的发展，应在税收、银行信贷资金等方面提供相应的支持与扶持政策，以促使这些行业迅速的成长起来。
2.进一步加快西咸一体化与关中一天水经济区的建设速度，从而在大中小城市群的形成中进一步带动陕西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为服务业发展创造需求条件。至于如何加快西咸一体化与关中一天水经济区的建设，这需要专门进行研究。这里不再展开。
3.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破除城市化进程中的障碍。在现有户籍制度下，与全国其他省市一样，陕西也存在着二元结构。进城农民难以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在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方面与城市居民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难以融入到城市社会生活中去。户籍制度这种人为设置的壁垒，阻碍了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阻滞了陕西城市化的进程。尤其是这两年，日益突出的招工难问题，在陕西这个西部省份也得到逐渐显现，这说明，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形成合理的人口流动秩序，已迫在眉睫。
4.需从理论上与实践上建立专题研究与解决农民工自身的城市化融入问题。这包括农民工的专业技能的提升问题、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农民工城市住宅问题，农民工的城市文明精神的培养问题，等等。城市化过程不仅是农民进城落户问题，更是一个综合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好了，一方面，农民工本身就可成为城市服务业的重要消费力量，推动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城市建设、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问题的妥善解决，可促进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但目前关于农民工的城市化问题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暖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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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水务工程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城市化；服务业；悖论
[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0)11-0044-06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植根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演进的制度转轨土壤，实现了大规模地人口流动从农民向市民转变、产业转型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调整。从服务业发展规律来看，人口、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城市区域集聚能够有效释放对生产业与生活业的需求，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经验表明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从国内研究来看，张文忠(1999)、李辉(2004)、李勇坚(2004)、周振华(2005)、张国平(2009)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的积极作用。此外，江小涓(2004)针对中国上世纪90年代服务业比重低水平稳定的态势从增长模式、经济体制、全球产业分工等角度予以了诠释。倪鹏飞(2004)在其研究中提出城市化对中国城市服务业的规模及其增长有正贡献作用，对其比例及其增长却表现此消彼长的关系。
学者从普遍规律的角度验证中国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发展影响的成果颇多，但结合中国城市化进程解释服务业发展的特殊性甚少，江小涓、倪鹏飞等学者的研究对分析中国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逆规律性问题作出了初步探索。本文沿袭江小涓、倪鹏飞等学者的研究轨迹，综合城市化进程与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特征，通过筛选变量重构中国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发展影响的实证框架，并重点从制度安排、阶段特征等角度解释中国城市化进程与服务业发展的相关关系。
一、中国城市化进程与服务业发展的基本事实
(一)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基本事实
回顾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城市化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08年全国城镇人口达6.07亿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45.68％，比1978年提高了28个百分点，小城镇人口占城镇总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20％上升到45％以上。从1978年到2008年间，中国城市化率年均提高0.81个百分点，同期世界城市化率年均提升0.39个百分点。尽管中国与世界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中国城市化进程仍然显著滞后于国际水平。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8年中国城市化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9.92％，虽然收入水平已接近上中等收入国家最低限阀值，但城市化率与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74.77％存在巨大的差距，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48.12％。
中国城市化进程内生于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的制度变迁，尽管总体发展轨迹符合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无论主导力量还是发展模式都带有深刻的制度转轨铭记。从城市化的主导力量来看，转轨时期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始终带着浓厚的政府主导色彩。第一，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制度把农村人口限制在农村地区，即使进城务工也无法平等享受城镇居民在就业薪酬、医疗教育、社保福利等方面的权利，无法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彻底转变。第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地方财政制度与以等级为基础的行政管理等制度安排使地方保护主义十分严重，资本、劳动、产业在区域之间的流动受到极大地限制，市场机制对城镇发展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释放。从城市化的发展模式来看，国家城市化政策经历了从1978年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到1998年强调“小城镇，大战略”，再到2002年形成“坚持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战略，小城镇模式在改革开放较长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小城镇模式是突破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构成的“双重二元结构”的产物，蓬勃发展的小城镇既可以将城市中的资金、技术、信息、文化与生活方式等扩散到农村，又依靠分布广、数量多的小城镇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其经济效益低、资源消耗高、空间分布散、公共服务差的天生劣势限制了中国城市化向纵深推进。
(二)改革开放30年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基本事实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工业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由此衍生与之配套的生产体系，如流通与通讯服务体系、金融与法律服务体系、劳动力市场与交易体系等。改革开放30年期间，城市化的主体内容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2008年中国城镇人口规模达到6.07亿，比1978年增加4.34亿人，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镇形成的人口聚集效应为相互提供市场的服务业尤其是商业、医疗、娱乐等各类生活型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庞大的市场空间。
从中国服务业的总体发展来看，如表1所示，2008年服务业就业比重为33.2％，比1978年提高21个百分点；增加值比重为40.1％，比1978年提高16.2个百分点；就业总量为25,717万人，比1978年增加20,827万人；劳动生产率为46,851元从，比1978年增加39,734元／人。
从中国服务业的结构变化来看，如表2所示，改革开放30年期间，以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为统计口径的传统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出现了总体下滑趋势，2008年传统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为38.44％；以金融业、房产业以及计入“其他”的现代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呈现总体扩大趋势，2008年现代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61.56％，比1978年提高15.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在不同阶段服务业内部不同行业的比重变化呈现反复性，批发与零售业增加值比重经历了先减后增再减的变化，金融业增加值比重则经历了先增后减在增的变化。
从服务业发展的中外比较来看，如表3所示，中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在主要年份均低于各收入组国家的平均值。2008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3.10％，大约相当于下中等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但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均低于两个收入组国家的平均值；与低收入国家比较，中国城市化率水平高于其平均水平14.37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却低于低收入国家4个百分点；与上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远远低于其平均值69％。
二、中国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影响的实证框架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根据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影响的一般经验，城市化进程从两个方面对服务业的发展产生显著影响。一方面，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人口转变，人口在城市区域的集聚以及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
提高有效推动生活服务业的市场扩容与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在社会分工与科技创新的推动下，城市产业的规模化、内部化优势被专业化、外部化优势所替代，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得到有效释放。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城市居民从事研发、会计、咨询等高端生产服务以及教育、保健、娱乐等高端消费服务，形成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城市社会结构趋于稳定，收入差距逐渐缩小。
1.关于城市化发展的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根据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历程，城市人口规模扩大、收入水平提高、收入分配改善从总体上有利于推动服务业的发展。为了深刻反映转轨时期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二元制度特征，本文选取1978年至2008年间中国城市化率(x1)、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x2，1978年取值为100)、城镇基尼系数(x3，以百分数形式表示)、城镇人口规模指数(x4，1978年取值为100)四个解释变量作为反映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指标。其中，城镇基尼系数引自常兴华(2009)的《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其他三个变量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2.关于服务业发展的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根据发达国家服务业发展历程，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不仅使服务业产值规模与就业规模快速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加速实现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的结构转换。为全面反映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本文从规模、效益、结构三个维度分别选取1978年至2008年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Y1)、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比重(Y2)、服务业劳动生产率(Y3，由服务业增加值除以服务业从业人员总数所得，服务业增加值均采用2008年不变价格折算)、现代服务业比重(Y4，金融业、房地产业以及计入“其他”项的增加值和占服务业总增加值的比例)四个被解释变量。以上4个变量数据均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模型设定与计量分析
1.模型设定
根据中国城市化进程与服务业发展的基本事实，本文选择城市化率(x1)、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x2)、城镇基尼系数(x3)、城镇人口规模指数(x4)四个解释变量分别依次对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YI)、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比重(Y2)、服务业劳动生产率(Y3)、现代服务业比重(Y4)做回归分析，构建线性模型如下：
Yi=ai+biX1+ciX2+diX3+eiX4+……，i=1，2，3，4
2.计量分析
运行EVIEWS5.0，对可能存在的一阶序列相关修正后得到如表4所示模型估计结果。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城市化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对服务业就业比重、增加值比重的边际影响均为负值，二者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与现代服务业比重的边际影响均为正值；城镇基尼系数对服务业就业比重的边际影响为负值，对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以及现代服务业比重的边际影响为正值；城镇人口规模指数对服务业就业比重与增加值比重的边际影响为正值，对其他两个被解释变量的边际影响为负值。因此，一般化评价中国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发展的正贡献影响缺乏可信度，既要考察反映城市化不同层面的变量，也要考虑服务业的规模、结构与效益。
根据表4的T统计量，剔除无法通过T检验的解释变量，重新运行EVIEWS5.0，得到新的模型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从中国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影响来分析，城市化率、城镇基尼系数提高1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比重则分别下降2.703、0.359个百分点，城镇人口规模指数提高1个百分点则能拉动服务业就业比重提升0.407个百分点；从中国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影响分析，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对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边际影响系数为-0.035，而城镇人口规模指数对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边际影响系数为0.167；从中国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来分析，城市化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带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分别增加2,105,509、58.379元/人，而城镇人口规模指数提高1个百分点则会使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下降244.303元／人。与此同时，关于城市化进程的四个解释变量对现代服务业比重的估计系数都无法通过T检验，因此中国城市化进程对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无法证实。
3.模型估计的结论与解释
(1)中国城市化对服务业影响的一般性结论
结论1：城镇人口规模指数对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与就业比重的变化存在正贡献作用。改革开放30年期间，中国城市化率以年均0.8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2008年城镇人口规模达到6.07亿，比1978年增加4.34亿人，根据刘恒中提出的“以农转非为中心的内需开发战略”，大规模的人口城市化，即农民从低收入、低消费的农村地区向高收入、高消费的城镇地区转移，能有效释放对服务产品的城乡消费落差；城镇人口的规模集聚也推动了服务业的发育，其中尤其是相互提供需求的生活服务业得到迅速发展，2008年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指数达到3,280,6，远远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与工业增加值指数。另一方面，作为人口城市化主体，相当数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服务行业推动了服务业发展，根据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在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居民服务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的比重分别为11.8％、7.8％、7.8％、5.9％。因此。大规模的农民工进城以及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与就业比重的提高。
结论2：城市化率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存在正贡献作用。改革开放30年期间，城镇地区工业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以及新增就业岗位的主要领域，尽管城市化率以远远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增加，进城农民作为新增城镇人口的主要部分形成大规模的服务业消费者或潜在消费者，但只有相对较少的比例进入服务业成为生产者，即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分子项服务业增加值大幅度增加，而分母项服务业从业人员低速度增长，因此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对城市化率的变化存在较强的正向依存性。与此同时，随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一方面，服务业增加值总量保持较快增长，2008年服务业增加值指数为2,164.7，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即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分子项快速提升；另一方面，隐藏在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指标背后，城镇基尼系数随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处于倒“u”型上升阶段，城镇基尼系数对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变化存在负贡献作用(参见下文分析)，即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分母项呈反方向变化。因此，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化能够解释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改善。
(2)中国城市化对服务业影响的特殊性结论
结论1：城市化率对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变化存
在负贡献作用。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城市化率对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变化存在着显著的正向作用，之所以出现城市化率与服务业就业比重变化相背离的悖论，一是因为城乡二元体制下统计口径的偏误，城乡人口主要按户籍性质分类，改革开放后较长时期内城市人口主要是户籍意义上的非农业人口，既从制度安排上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也从统计意义上人为压低了城市化率值；随着城市化战略的实施，部分地方通过撤县建市、撤乡建镇的行政手段推进城市化进程，部分乡镇与区县郊区农村人口被整体统计为城市人口，而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进城就业、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主体是农民工)被计入城镇人口，这种统计口径的偏误又人为造成了城市化率的“虚高”。第二个原因是工业化与城市化模式的偏误，在改革开放相当长时期内，村村点火的农村工业化与遍地开花的农村城镇化现象使以乡镇企业为支撑的小城镇模式长期占据重要地位，分散的农村工业化与农村城镇化使人口集聚规模小、公共服务成本高、服务行业发展难。不利于生活服务业与生产服务业的发展与就业机会的扩大。第三个原因是农民工对城市化的贡献以及农民工的职业选择，进城农民工是改革开放30年人口城市化的主体，外出农民工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只有200万左右，到2008年外出农民工总量达到14,041万；从外出农民工的职业选择来看，根据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重最大，占39.1％，其次是建筑业占17.3％，从事服务业的比重较低。
结论2：城镇基尼系数对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变化存在负贡献作用。回顾中国城市化进程，1978年城镇基尼系数为0.16，到2008年城镇基尼系数稳步攀升到0.342，城镇基尼系数不断扩大既是城市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的共性现象，也是转轨时期中国城市化进程在城乡二元制度安排下的重要特征。在收入既定的情况下，收入分配结构决定总体消费需求。如表6所示根据收入等级分类，从最低收入家庭到最高收入家庭，消费收入比从87.1％逐步减小到56.9％，随着收入的提高城市居民消费倾向不断下降；与此同时，收入分配结构向高收入家庭与最高收入家庭倾斜。2008年城镇最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为5,203元，仅相当于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水平的11％，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抑制了城镇居民的总体消费需求。进一步考察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根据收入等级分类，从最低收入家庭到最高收入家庭，衣食住消费支出比重从69.19％下降到48.92％，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讯服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三项服务性消费支出比重均呈稳步增长态势。作为服务业主要消费群体的最高收入城镇居民家庭，其消费需求集中在就业弹性较低的高端领域，甚至出于炫富心理钟情于消费国外奢侈品及服务，畸形的消费结构不利于扩大就业机会。根据中国社科院的《商业蓝皮书：中国商业发展报告(2009-2010)》，截至去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已增至94亿美元，全球占有率为27.5％，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综上所述，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调既造成服务业消费总量增长乏力，也导致形成低就业特征的服务业消费结构，因此出现城镇基尼系数与服务业就业比重变化相背离的结果。
结论3：城镇人口规模指数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存在负贡献作用。作为新增城镇人口主体的农民工，其文化程度与技能水平相对较低，根据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外出农民工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高中(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仅占23.5％，占51.1％的农民工没有接受到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训，从事服务业的农民工主要集中在技术要求较低、就业弹性较高、劳动报酬较差的传统服务业，如居民服务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等行业。人均产出值较高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不足。与此同时，在城镇人口尤其外出农民工收入状况总体处于较低水平，消费支出主要集中于生活必需品，且农民工消费需求倾向于向农村家庭转移，因此人口规模扩大对服务业消费需求的带动能力相对较弱。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城镇人口规模指数每提高1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比重则提高0.407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则提高0.167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比重对城镇人口规模指数的边际反应超过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即城镇人口规模指数的提高带来相对较多的服务业就业与相对较少的服务业产出，因此城镇人口规模指数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边际影响为负值-244.303。
结论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对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变化存在负贡献作用。回顾改革开放30年，虽然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得到快速增长，但是较长时期内处于温饱水平阶段，需求结构以生活保障为主，消费支出主要集中于食品与耐用消费品。从食品支出变化来看，1978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57.5％，2008年恩格尔系数为37.9％，食品支出始终是城镇居民最大的消费支出项目。从耐用消费品变化来看，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摩托车拥有量1985年年底为1.04辆，2008年增加到21.39辆，空调器1985年为0.08台，2008年激增到100.28台，耐用消费品消费量保持了快速增长。从中国发展阶段来看，改革开放30年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在低起点上经历着向中等收入水平的转变，需求结构主要以“有形”产品为主，因此“无形”服务的增加值比重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的依存性较弱。
城市水务工程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数字；城市；建设
中图分类号：P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6-0070-2
1 数字化城市的基本概念
数字化城市，也称为网络城市、智能城市、信息城市。数字化城市的建设需要利用国家公用信息网络平台，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建成一个集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于一体的智能化信息系统，实现信息共享与应用，为政府、企业、公众提供及时、准确、有效的信息服务。数字城市不是一个纯技术的概念，它与“园林城市”、“生态城市”、“山水城市”一样，是对城市发展方向的一种描述，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渗透到城市生活各个方面的具体体现。数字城市意味着城市管理和运行体制的一次大变革，为认识物质城市打开了新的视野，并提供了全新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调控手段，从而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和调控管理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此外，数字城市还将更好地体现出现代城市”信息集散地”的功能。城市功能全面实现信息化，将促进城市人居环境的改善和可持续发展。随着城市信息化进程的推进，数字城市已开始走进人们生活。
2 数字化城市建设的意义
2.1 公共信息资源整合共享稳步推进
加强化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共享，依靠统一平台建设基础信息库并集中存储，实现了工商、税务、公安等十多个部门间信息的横向交换和在线服务。依靠CA数字证书，建立全市统一的电子政务身份认证和授权管理机制，保证了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共享的安全与可靠。开展了南宁市城市公共服务信息整合工作，将南宁市、市辖各城区的政务机构和各社区及社会服务业提供商提供的分散的政务、商务、民生等服务信息整合到城市公共信息服务中心，通过电话、传真、短信、电子邮件、语音与网页同步浏览等多种方式免费向来邕客商和南宁市民提供细致入微的政务、商务和优质社会服务业信息。积极推进南宁市市民卡工程前期工作，按照整合城市吃、住、行、游、购、娱等多方面服务资源的原则，完成市民卡工程项目初步设计的评审，充分考虑社保、医保、水电、公交、银行等部门相关信息资源的整合、共享需求，组织相关企业对项目建设和运营模式进行研究，积极探索多元化的社会信息资源整合模式，为下一步全面开展项目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2.2 有利于提高现代化程度
城市现代化程度是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与服务水平密切相关，城市建设应用数字化的信息技术，提高了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与服务的水平，同时也提高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市数字化工程的实施，可提供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行业全新的服务手段，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民主化程度；提高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效率；提高建设系统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产品的科技贡献率，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
2.3 城市管理水平和效率显著提升
加快了数字化城管系统扩容与完善工作，编制完成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扩容完善建设方案并组织实施；做好了数字化城市综合管理信息收集和总体数据分析，依托考核评价系统对责任单位案件处置情况进行综合、科学、量化的评价；城市管理能力得到提升，加强对县区数字城管系统建设的指导、协调工作，推进数字城管系统应用。
3 数字化城市建设的瓶颈
3.1 人们认识的误区：信息化等于数字化
在我国数字城市发展的初期，曾有一种简化的说法，数字城市就是城市的信息化。现在看来，这样的说法是不完整的。信息可以包括很宽的范围和内容，例如新闻、消息等，而数字或数据是一种可量化的信息，它可以更直接更准确地表达事物的特征和本质。数字城市并不等同城市的信息化，而是城市信息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和更高的发展阶段。一个城市，有广播听，有电视看，有电话打，有网络通、有政府网站等，可以说这个城市看起来已经信息化了，但实际上以上几个方面还只是建立了一定的基础，真正重要的更实质性是什么呢？是数据，是政府各部门提供更准确的数据进行更有效的工作、是社会各界根据可靠的数据进行的自组织活动、是城市管理水平的整体提高。
3.2 最突出的问题是没有数据或没有准确的数据
对相当一部分中国城市而言，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没有数据或没有准确的数据，这就使数字化城市的工作缺乏最基本的前提。应当看到，是不是数字化已成为城市管理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例如，某市是一个缺水城市，如何解决水的问题需要一系列准确的数据。从水源来说，有地上水、有地下水、有降水等都要有水量、水质的准确数据；从用水来说，有农业用水、工业用水、景观用水、生活用水等，还要知道一个城市的蓄水能力、节约用水能力、污水处理回收利用的能力等，没有准确的数据，无法制定正确的政策法规如水价、奖惩制度，无法作出是否要从外地调水的决策，无法布置节水的要求或建设海水淡化等工程措施，无法对城市的发展规模、产业结构、城市建设布局作出准确的判断。由此可见数据的重要性。这就要求政府的有关部门不能定性地工作，而要经常采集数据，提供数据，可能开始时是人工采集，进而要求自动采集，再进一步要求网络化、实时和数字化。这也意味着传统的一些标尺、水表、电表等要进行改造，使其中的数据可以直接采集、上网，这不仅有利于有关部门的统计，也有利于用户电子交费，促进电子金融的发展。从这个最简单的例子可以看出数字化的推动作用。其他各行各业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各行各业的发展构成了数字化城市的全局。要抓数字城市首先要抓数据。
3.3 城市应用决策与紧急事件快速反应能力的问题
城市是基础设施与人口分布十分密集的地域，任何突发事件，如灾害（地震、洪水、火灾），或其他事件，如重大交通事件、重大恐怖活动、公共设施故障或事故、公共安全紧急救援等等，如果处理不及时或不适当，就有可能给国家和人民的财产、人民生命安全造成极其重大的损失。这种城市环境下紧急事件快速应变与决策能力的实现需要在上述两个技术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可靠的多层次城市应急决策模型和决策系统。许多城市在这一方面尚缺乏足够的考虑和技术准备，对此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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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水务工程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城镇化 战略重点 贵州省 产业发展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同时，城镇化的发展，对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等具有深远的影响。当前，贵州省正处于加快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借鉴国内外城镇化发展理论和成功经验，以战略眼光和思维，谋划贵州城镇化的发展，对促进贵州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城镇化发展主要理论和动力机制
1.城镇化发展主要理论
对于城镇化，国内一般称之为城镇化或者城市化，而国外一般称为城市化，本文混合使用，不区别对待。所谓城镇化，简言之即是农村人口和各种生产要素不断向城镇聚集而形成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观念等向城镇性质转变的过程。有关城镇化发展的相关理论主要有：
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提出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一般变动模型。该模型认为，工业化的演进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了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相伴而生、共同发展的，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而城市化所形成的集聚效应又反过来促进工业化的发展。一般情况下，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城市化率在30%以下；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化率在30%-70%之间；在工业化后期和经济发达阶段，城市化率在70%以上。
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和托达罗分别提出了城市化的模型，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针对不同的情况，阐释了各自独到的见解。前者提倡发展单一的大城市，后者则主张发展中小城市。我国经济学家杨小凯等人认为这两条道路在中国都走不通，他们针对上述理论的缺点，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认为一国的城市规模水平取决于产业发展状况和人口迁移成本，我国应该通过改革促进产业发展，并减少城乡人口迁移的制度约束。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强调，世界城市的国际功能决定于该城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相联系的方式与程度，并提出了衡量世界城市水平的指标，他深入研究了如何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高城市化水平。
此外，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了增长极核理论，探讨了某一城市与周围区域和其他城市之间的互相作用。法国经济学家戈德曼系统论述了大城市带的发展趋势和重要作用。今野修平根据日本城市化的实践提出城市的发展要经历城市化、特大城市化和特大城市群三个阶段。
上述城镇化发展理论，对于推进贵州省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
关于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综合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业驱动机制；二是工业驱动机制；三是第三产业驱动机制；四是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五是比较利益的推动作用。
二、城市化的一般过程和主要经验
1.城市化的一般过程
根据英国学者L.范登堡提出的“城市发展阶段说”，城市化的发展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向城市集中，城市聚集效益明显；第二个阶段表现为城市郊区化和城市群（圈）的形成；第三个阶段表现为“逆城市化”。
美国地理学家R.M.诺瑟姆提出的“S”曲线对钱纳里理论做了具体解释：在城市化的初级阶段，农村人口占绝对优势，工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工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农村剩余劳动力释放缓慢，因此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城市人口比重才能提高到30%；在加快发展阶段，由于工业基础已经比较雄厚，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工业吸收大批农业人口，城市化人口比重能在较短时间内由30%向上升至50%，进而又上升到70%；成熟阶段，农村人口的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已经不大，农村人口的转化趋于停止，最后相对稳定在10%以下，城市人口比重则相对稳定在90%以上的饱和状态，后期的城市化不再主要表现为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过程，而是城市人口内部职业构成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和“逆工业化”的过程。
2.世界城市化的主要经验
一是城市化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必须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适度同步。城市化的国际经验证明：过度城市化是病态城市化，既不能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又不能带来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还会产生严重的“城市病”；滞后城市化则是发育不全的城市化，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利于现代化的实现；只有同步城市化，才有可能实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与良性循环，避免或缓解、消除“城市病”。
二是集中型城市化与分散型城市化必须相结合，城市规模和城市布局必须合理。城市化是人口不断由农村转向城市的社会经济过程，也是城市地域扩大、城市文明生活方式普及的过程。集中型城市化是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分散型的城市化是城市人口适当分部到大中小城市。国际经验表明：城市过少、过多、过大都不好。城市过多、过小、过于分散，会影响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占用大量宝贵的土地资源，不利于经济发展；城市过大，容易产生“城市病”。因此，城市必须正确布局，集中与分散必须恰当结合，使大、中、小城市结构合理、搭配适当。
三是城市化不能完全由市场调节，政府必须实行合理有效的宏观调控。城市化的国际经验说明：城市化完全由市场调节，会使农村人口无序地涌入城市，使城市化盲目发展，大城市恶性膨胀，造成严重的城市病；市场的作用还不能保证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和非盈利性公共服务部门的发展。城市化是社会经济的大变革，应该有合理的过度膨胀的防止机制和扩大城市规模的促进机制，这些都离不开必要的宏观调控。
三、贵州省城镇化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1.贵州省城镇化发展阶段分析
城市化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尽管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起步时间、发展环境、发展速度、发展状况各不相同，但众多研究表明，城市化是一个规律性、阶段性的发展过程。对照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的S-曲线理论，1990年以来全国和贵州城镇化发展历程基本符合城市化的共同规律。
从贵州的情况看：1990年贵州城镇化率为19.3%，到2009年达到29.9%，年均增长0.53个百分点。整体来看，贵州省城镇化率变化比较平稳，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鉴于贵州尚处于工业化初期，而全国平均已经处于工业化中期，贵州城镇化水平上升较全国缓慢。然而贵州工业化正向中期阶段靠近，2009年，贵州城镇化率达到29.9%，2010年、2011年已突破30%的水平，正处于由城镇化起步向加速发展的转型阶段。“十二五”时期，贵州城镇化将进入加速发展的阶段，城镇化速度将呈快速增长态势。
2.贵州省城镇化主要问题分析
（1）城镇化水平低，发展缓慢
从全国来看。2000年贵州城镇化率为23.9%，分别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12.3%、东部地区平均水平22.2%、中部地区平均水平9.1%、西部地区平均水平4.8%；到2008年，贵州是全国唯一的城镇化率未过30%的省份；即使2010年突破了30%，仍低于全国平均值16.15%。
（2）城市数量少，规模小，等级结构不合理
贵州城市总数为13个，只占全国平均水平的53.92%、西部地区平均水平的86.67%，且城市等级结构不合理。根据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理论，城市分布一般呈金字塔型，特大、大、中、小城市的合适比例为1∶3∶9∶27，即贵州城市数量的分布应该为：1个特大城市，3个大城市，9个中等城市，27个小城市。贵州省实际拥有特大城市1个、大城市1个、中等城市2个、小城市7个。而从地级市数量上看，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283个（不含直辖市），平均每个省区拥有地级市10.5个，而贵州只有4个，仅占全国平均水平的38.2%，在全国排倒数第五位。
（3）工业化、城镇化滞后，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
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城市化与工业化存在着很强的互动关系。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基础，没有工业化便没有城市化；另一方面，城市化又反作用于城市化，脱离城市化的工业化将会受到城市化滞后的制约。国际经验告诉我们，世界城市化的普遍规律是城市化超前或同步于工业化，而且国外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偏差系数（城市化率/工业化率-1）均为正值。
根据美国著名学者库兹涅茨的统计分析、钱纳里等人的多国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工业化水平一般是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就业结构和空间结构（城市化率）等方面来衡量的。基于这个原理，选择5个指标（人均GDP，二、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就业人数比重，城市化率）进行加权平均处理以计算贵州的工业化率，计算结果见下表：
注：偏差系数=城市化率/工业化率-1
可以看出：全国和贵州的城市化水平始终落后于工业化水平，但贵州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水平的程度比全国更大。
（4）.城镇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通过大量的统计分析和数学回归方法建立了“发展模型”，他采用这一模型对世界部分国家城镇化水平进行测算的结果表明，城市化率与人均GDP之间有较高的正相关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市化水平也越高。
钱纳里“发展模型”的城镇化率与人均GDP的对应关系
为了对城镇化率与人均GDP进行比较，首先需将以人民币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折算为以美元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根据平均汇率换算，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估；而用购买力评价法折算，则高估。为此，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使用的汇率—平价法（将汇率与购买力评价法相结合，取其平均值）对贵州省的人均GDP进行折算。
贵州省2007年人均生产总值为6915元，按2007人民币基准汇价累计平均值7.56计算为914.68美元，按购买力评价折算比率2.14（根据世界银行测算数据推算）计算为3231.31美元，两者的平均值为2073美元，以“发展模型”中人均GDP指标衡量，我省城镇化率应为40%左右，但我省2007年的城镇化率只有28.24%，说明我省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四、“十二五”时期加快推进贵州省城镇化的战略重点——强化城镇化发展产业支撑
1.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
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是推进城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为加快推进贵州工业化进程，必须按照新型工业化的要求和循环经济的理念，大力推进工业结构调整，加快培育产业集群，完善产业链条，壮大核心企业，推进信息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发展循环经济，强化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意识，提升工业经济整体发展水平。
（1）抢抓机遇，积极争取国家战略落实于贵州的黄金战略期，大力推进重大工业项目建设。鼓励和支持企业争取国家项目支持，实行项目前期费用补贴，加强重大项目协调扶持，强力推进在建重大项目。抓大促小，着力扩大工业经济规模，加快培育一批大企业（集团）。加快中小企业发展，推动创业辅导、市场开拓、人才培训、管理咨询、公共信息、法律援助、技术创新和融资担保等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建设。鼓励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开发新产品、开展产学研合作和重大产业技术研发项目、加快信息化、标准化和知识产权建设和更新重大装备。
（2）继续做大做强以煤、电为主的能源工业，做强做优以煤、磷化工和铝工业为主的优势原材料工业，巩固壮大“烟酒”支柱产业，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以电子信息和新材料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发展民族制药和特色食品等特色优势产业。
（3）调整优化产业布局，加强工业集中区建设，促进产业向城市聚集。要推动优势产业向基地化方向发展，布局上重点向城市工业规划区集聚；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集群化方向发展，布局上重点由中心城区向近郊工业区集聚；高新技术产业向园区化方向发展，布局上重点向现有开发区集聚。通过产业基地化、集群化和园区化发展，带动城市空间布局和城市空间形态的变化，增强城市辐射带动能力。
2.大力发展服务业
“十二五”期间，要将发展服务业作为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途径。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的方向，发挥比较优势，科学规划布局，加强政策支持，促进服务业拓宽领域、提升档次、完善功能、优化结构、更新业态、增强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在城市经济中的比重和水平，实现服务业又好又快发展，增强服务业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支撑能力，形成特色明显、优势互补的现代商贸网络体系、现代旅游经济网络体系、现代物流体系。
提升传统服务业，大力发展生产业，促进工业与服务业有机融合、互动发展。大力发展旅游业，整合宣传、文化、旅游资源，集中力量推介优势品牌，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的旅游产品，打造精品旅游景区，开发优势旅游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把贵州建设成为面向国内外尤其是东亚、东南亚的旅游目的地，形成现代旅游经济网络体系。加快发展会展业，建成贵阳会展中心。提升改造商贸流通业，推广连锁经营、特许经营等现代经营方式和新型业态。
大力发展面向民生的服务业，围绕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的要求，大力发展市政公用事业、房地产和物业服务、社区服务、家政服务和社会化养老等服务业。大力发展教育、医疗卫生、新闻出版、邮政、电信、广播影视等服务事业。以农村为重点，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优化城乡服务业结构，逐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大力发展文化、体育和休闲娱乐等服务业，优化服务消费结构。针对加快城镇化发展的要求，要着重发展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鼓励其他服务业更多吸纳就业，充分挖掘服务业安置就业的巨大潜力。要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和工业布局，引导交通、信息、研发、设计、商务服务等辐射集聚效应较强的服务行业，依托中心城区，培育形成主体功能突出的区域服务业中心。
深化国有垄断服务行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推进国有资产重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积极推进国有服务企业改革，对竞争性领域的国有服务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使其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加快事业单位改革，将营利性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继续推进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后勤服务、配套服务改革，推动由内部自我服务为主向主要由社会提供服务转变。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服务业准入制度，鼓励社会资金投入服务业，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服务企业，提高非公有制经济在服务业中的比重。进一步推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1]刘诗宇，张雪娇，低碳经济背景下贵安新区包容性增长[J]，管理学家，2012（11）。
城市水务工程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服务业 城市化 Granger 吉林省
一、理论综述
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服务业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迅速成长为拉动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的主要动力。
从国内外文献来看,Singlemann(1978)研究发现城市化是促成一个国家由农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的重要因素,他首次明确了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原因。李京文(2005)认为,从产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来看,制造业发展对城市发展基本上是量的影响,即影响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而服务业的发展对城市发展则是质的影响,即强化城市的功能,提升城市形象。李江帆(2004)认为与发达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第三产业发展与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第三产业与城市化之间形成一种低水平的相互制约关系,并且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50―80年代,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城市化呈负相关关系,系数为-0.63;80年代以后呈正相关关系,系数为0.73,但相关性并不强。刘秉镰、王家庭(2004)也认为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滞后影响了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上升,影响了工业化的整体演进和城市化的进程。郑吉昌(2005)认为服务业是城市化特别是现代城市化的载体和依托,服务业发展拉动非农就业增长而带动城市化率的上升,而城市化的加快也能够促进服务业的扩张。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均GDP的增加,城市化水平在不断上升,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也逐步提高,反之亦然。服务业与城市化的这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在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中是否同样成立呢?本文利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吉林省的服务业与城市化二者的关系进行验证,并对吉林省服务业和城市化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二、对吉林省服务业和城市化的实证分析
1、方法介绍
在计量经济学上,进行Granger检验之前,两个非平稳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必须具备长期均衡关系即协整性,它们的残差项是平稳的。而进行协整检验之前,两个时间序列向量应有相同的单位根过程。因此,本文首先对吉林省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和城市化水平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然后进行协整分析以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2、实证结果及分析
选取吉林省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表示吉林省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用非农人口比重这一指标代表吉林省城市化进程。数据来自于《2008年吉林省统计年鉴》。利用吉林省1952―2007年的数据,以及计量经济软件EView5.0对吉林省服务业与城市化二者的关系进行检验。
(1)单位根检验。对吉林省服务业发展水平(Y)和城市化水平(X)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和表2。
检验结果表明吉林省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序列都是I(1)过程,满足进一步协整分析的条件。
(2)协整分析。用OLS法将吉林省服务业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进行回归,得到如下结果:
Yt=-0.127006+1.085506Xt+μt
(-4.395886)(13.56719)
然后对方程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其滞后阶数为1时,得到检验统计量值为-6.405641,5%显著水平下临界值为-2.916566,可以看出残差序列为I(0),它是平稳序列。因此,Y对X的回归是一个协整回归,两时间序列变量具有协整关系。
(3)因果关系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只是一种数量上的关系,二者之间是否具有Granger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检验。吉林省服务业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Granger检验结果见表3。
结果表明,吉林省城市化发展是服务业发展的Granger原因,而服务业发展不是城市化发展的Granger原因。
三、对吉林省城市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以上的分析结论进一步明确了吉林省的服务业与城市化二者的关系:城市化的发展可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但服务业的发展却对城市化的发展没有促进作用。吉林省作为经济发展不算发达的省份,城市化对经济的发展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仍然要重视城市的建设,增强城市功能,增加城市人口的积聚,才能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才能全面推进吉林省经济的腾飞。
1、促进城市化进程,推动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城市化作为资源要素集聚的载体,它的发展引致人口向城市流动,奠定了服务业发展的需求基础:大量的劳动力和消费需求,从而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并实现产业优化升级的助推器,服务业的规模和结构也取决于城市化的水平。尽管吉林省城市化进程在逐步加快,但城市化水平滞后已经限制了服务业的发展,因此当务之急是加快吉林省城市化进程。目前应以高新技术开发区为产业增长点,突出长春、吉林两大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功能,实施中心城市带动地区的城市化推进战略,从而带动吉林省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最终实现城市化与服务业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
2、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
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后,消费倾向和消费偏好的改变能够对服务业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使服务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目前居民收入水平的改善主要来源于城市居民,但从长期来看,启动农村居民消费是服务业获得长远发展的巨大动力。
3、为服务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任何行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政策环境。鉴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政府应为服务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推动吉林省服务业的发展,提高竞争力。
推进服务业的发展,首先需打破服务业行业的国家垄断,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步开发服务市场,建立信息化平台,实现信息透明、资源共享。要降低国家垄断行业,如银行、保险、电信、传播等行业的进入“门槛”,允许国内外资本进入这些领域,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其次要加大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政府必须明确自己应有的地位和职能,将各种经济问题主要通过市场的方式来解决,放松政府对服务业的管制是政府对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支持。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吉林省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和繁荣。
(注:本文是吉林省科技厅项目:吉林省服务业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研究的部分成果,项目编号:20080644。)
【参考文献】
[1] Singelmann J.:The Secto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bor force in seve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1920-1970[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8.
[2] 李京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要与城市化互动共进[J].理论与现代化,2005(7).
[3] 李江帆:中国第三产业经济分析(上、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4] 刘秉镰、王家庭: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研究――以珠江三角洲为范例[J].南开经济研究,2004(1).
城市水务工程论文范文第9篇
以可持续发展为本质特征的生态城市，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模式，更是一种实践活动。本文根据城市给水排水系统的特点，提出了生态城市给水、排水系统综合规划体系。希望本文的研究能为生态城市的水务管理带来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生态城市；给水排水系统；机制
中图分类号： S2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实施生态城市的给水、排水系统综合规划其目的就是为了形成健康、良性的城市水循环体系，实现城市水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水务管理作为生态城市给水、排水系统综合规划的保障体系，也要提出相应的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措施。
一、生态城市的概念和重要性
生态城市是具备高度生态文明的人文环境系统，是摆脱区域发展困境的根本途径，是人类发展的生态价值取向的必然结果，是生态价值观、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意识的综合体现。
从生态城市给水、排水系统综合规划的特性、内在结构和发展方向分析，生态城市的水务作为规划实施的保障体系，水务管理工作具有相应的特性。城市水务系统是由天然水资源环境系统和人类活动系统(蓄水、引水、净化水、输水、配水、用水、节水、排水、水处理、回用)构成，是开放性复合型巨系统。
一、城市可利用的水资源管理
城市水务管理是实现城市给水、排水系统规划优化的保障。城市可利用水资源管理就是综合运用行政的、法律的和经济的手段来规范水资源开发利用中的人类行为，从而实现对城市有限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城市可利用的水资源管理强调把水作为一种稀缺的经济资源，对水资源的优化利用应着眼于现存的水资源供给，而不是自发地向新的供水能力投资以满足未来需求。
二、生态城市给水、排水系统综合规划的意义
城市的水务管理工作是全面贯彻和实施生态城市给水、排水综合规划的保障。城市的水务管理包括防洪、排涝、供水、节水、污水排放、处理等和运营的事务。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产生了对原有水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关于城市水务管理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是当前的热点问题、前沿研究课题，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很少。开展对城市水务管理系统科学的研究，通过对城市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益，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三、实施生态城市的给水、排水系统综合规划体系
1、开放水务融资市场
城市缺水多由综合原因造成，我国有相当城市属设施型缺水和水质型缺水，这与城市给水、排水系统投资不足、资金缺口大有很大关系。长期以来，我国的供水和水处理行业是由政府投资，政府包办，投资跟不上城市快速发展的用水和水处理要求，设施建设维护改造资金困难，并由于处于无竞争的垄断状态，管理低效。
在政府宏观指导下放开水资源的使用权和收益权，给水权合理定价和建立商品水的价格形成机制，使供水和水处理、再生水利用、给排水设备设施制造等企业的行为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运行，并形成多元化的投资环境，构建多种经济成份参与运作管理的水务市场，尤其是引入竞争机制，这对水务市场的建立和提高水务行业服务、管理水平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2、节约用水是水务管理的重点
在城市用水中，工业用水是主体，约占城市用水的72％-78％，而我国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不到55％(含乡镇企业)，而发达国家则为75％-85％。据建设部提供的资料表明，根据对408个城市的统计，2002年全国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自来水)的平均漏失率达到21．5％，其中有盗水和计量管理问题，但主要原因是管网的跑、冒、滴、漏。按照这一漏失率推算，全国城市供水每年损失近100亿m3，相当于北京市2002年城市用水量的13倍。同时，节水器具和设施少、用水效率低，都是造成城市缺水的原因。如我国北方地区245座城市家庭人均日生活用水量123L，已接近挪威(130L)和德国(135L)，并高于比利时(116L)，而这三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条件远高于我国。所以，在我国城市中普遍存在供水不足与浪费并存现象。所以，在今后的水务管理中，把城市用水纳入管理范围，并把节约用水作为水务管理的重点内容。
在城市水务管理过程中，应把节水和污水处理回用能力建设放在比新开辟水源供水能力建设更重要的地位，实施开源、节水、治污并重，节水优先战略措施。这不仅是由于水源有限所决定的，更是经济合理用水、保护水资源环境的必然要求，它还能促进提高供用水效益、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带动新兴产业的兴起和发展。节水也是开源，农业、工业、生活节水可增加新的用水，并减少水源取水量，污废水处理回用可作为新的供水水源等，都证明把节水和污水处理利用放到比新开辟水源优先的位置来决策是十分合理的。
3、运用综合措施保障城市水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在城市水管理可持续利用战略与措施的运作机制上，法律法规是根本，组织是保障，科技是手段，经济是核心，宣传教育是基础。它们相互联系，综合作用才能促进城市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目前要转变人们的用水思路和行为模式，应将其有力地结合起来，理顺水管理体制，实行一家管水、多家治水、合法经营、合理盈利、保障供给、促进发展。并充分发挥水价在调节水资源供求关系中的杠杆作用，建立全成本水价核算体系和调整机制，使利用水的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在水价中得到合理反映，并通过包括水价在内的各项管理水及其环境的经济办法，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指导思想、管理战略和措施的实现。
四、小结
生态城市水务管理作为一种重要的城市经营手段和方式，要求其不能是消极、被动地应对市场的变化，而必须先于市场，充分体现生态城市给水、排水系统综合规划实施的主动性。先期主动引导对于合理开发水资源、激励再生水回用、雨水资源化、促进规划实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城市给水、排水系统综合规划的多目标性，必然要求城市水务管理手段的多样化，这包括法律手段、行政手段、财政手段、经济手段、社会手段等的综合使用。
参考文献：
[1] 戴慎志、陈践，城市给水排水工程规划[M]，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2] 沈清基，城市生态系统与城市经济系统的关系[J]，规划师，2011，17(1)：17-21
城市水务工程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发达国家；城市群；服务业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加快发展我国生产业研究》（项目号：11JZD023）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2月20日
一、研究背景
随着城市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显赫地位和作用的突显，城市体系经济联系更为活跃，呈现出网络化联系特征，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结构、速度、规模向前发展，相关的空间经济联系与地域组织优化研究成为研究最活跃、成果最丰富的部分之一。
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发展研究始于20世纪五十年代，即城市化进程迅速发展的时期。经过二战前的启蒙发展、二战后至六十年代的初步发展、七十到八十年代的丰富深化、九十年代的全面发展阶段，城市群空间研究领域不断深化、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范式不断丰富，呈现多视角、多层次、多尺度，理论与实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体系；研究内容上，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研究在五十年代后大规模出现交叉与重叠，主要集中于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结构、空间组织两个方面。
二、国外城市群理论的研究
英国学者霍华德（E.Howard，1918）开创性地提出“田园城市”组成的“社会城市”，他基于城市群体的角度来研究城市，创造性地提出城市群概念。随后德国地理经济学家克里斯泰勒（W・Christaller，1933）、经济学家廖什（August Losch，1940）创立中心地理论，创新性地演绎了城市与城市、城市与腹地市场等级（功能）联系规律。随后，M.Jefferson（1939）和G.K.Zipf（1942）分别对城市群体的这种等级规模分布展开进一步理论探讨，后者首次将万有引力定律引入城市体系空间相互作用分析，建立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基础。此后，许多学者在中心地理论基础上实证探讨城市对其直接腹地经济联系。
二战后，城市地理学研究迅猛发展，20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的“计量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经济联系相关空间分析理论研究，主要成果有：“增长极”与“增长中心”理论、“空间相互作用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空间扩散理论”等，为城市群经济联系研究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五十年代开始，城市体系研究思想产生。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运输与信息网络化带动城市体系经济联系的加强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逐步扩大，城市郊区化与土地扩展明显，大量城市在优区位快速聚集，城市群体化现象大规模出现，主要形成大都市带、大城市群等几种城市群形态，相关研究侧重于其空间结构与组织方面。法国学者戈特曼（J.Gottman）则提出大都市带的概念及区域空间组织发展理论，成为城市群空间结构组织理论的核心思想。戈特曼的城市群概念，源于他在1957年《Megalopolis：or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 Seaboard》中首次提到的megalopolis概念，这个区域应包含的五个基本条件为：（1）区域内有比较密集的城市；（2）有相当多的大城市形成各自的都市区，核心城市与都市区地区有密切的社会联系；（3）由联系方便的交通走廊把核心城市连接起来，各都市区之间没有隔阂，且密切；（4）必须达到相当大的总规模，人口在2，500万以上；（5）属于国家的核心区域，具有国际交通枢纽的作用。因此，可以总结megalopolis就是代表一些在地理位置上比较接近且有着较为密切联系的众多城市组成的区域。到了六十年代，政府对城市的运营管理在欧美国家受到相当重视，城市群空间组织实证研究兴起。中心地理论提出以后，城市中心等级思想在学术界引起相当大的注意。希腊学者C.A.Doxiadis（1970）大胆预测世界城市群发展将形成连片巨型大都市区。八十年代工业化迅速发展，城市群郊区化扩散中出现相对集聚，空间形态由单核心向多核心演化，形成边缘城市。Seil-Mun（1997）建立了城市群的人口规模、工业结构、贸易水平、土地扩展及房产发展等与城市运输网结构间的相互关系模型，强调运输网投资带来的城市内部空间集聚特征以及运网发展引起的大幅度城市规模结构空间分异现象。
三、有关城市群与服务业的研究
城市群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城市群的存在是区域城市化与城市区域化的重要表现。一国或地区的专业化方向和分工水平的选择对城市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城市化进程实际上是这两个平行过程之间的竞争。第一个过程使人口倾向于过剩，人口的密度越低越好（因为可以提高人均边界资源的占有率，推迟“自然抑制”的到来）；第二个过程则使人口倾向于短缺，人口要尽量集聚（因为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分工水平）。两个过程的此消彼长，使人口的过剩与短缺交替出现。各大城市群之间和城市群内部各地区的发展差异受到越来越多不同学科学者们的关注。
国内学者李江帆（1990）在其著作《第三产业经济学》中，概括了第三产业的形成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出现剩余产品的水平，社会对服务产品的需求量足以支撑第三产业独立化，服务行业独立化能使服务效率提高，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中逐渐形成了城市群，由于城市化带来人口的集中，集中的人口能产生巨大的相互之间的服务需求，从而为各种需要一定人口规模方能存在的服务业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笔者认为，一方面由于服务业生产与消费同时空的特性；另一方面城市群中的居民收入不断提高，进一步提升了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水平，城市的交通网络提高了厂商和消费者的价格变动和区位选择能力，在城市群中人口集聚会产生更多的服务需求。
在研究美国历史的学者中，王旭（2006）于《美国城市发展模式――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区化》一书中，描述了殖民地时期北部和中部地区聚集了大量的内外贸易，因此分布了多数的城市，而城市化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助力。为了适应商业的扩展，波士顿的航海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这又进一步带动其造船业，使其成为北美最大的造船中心和美洲最大的港口。此后，造船业稳步发展起来，这无形中推动了波士顿的银行和保险业的萌芽。另一座城市――纽约，作为欧洲人最早到达的殖民地，伴随着殖民者带来的丰厚资本，悄然地形成了日后金融中心的雏形。在研究服务业的区位时，早在克里斯泰勒的《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中，普遍认为交通运输网络与城市群空间网络紧密相关，强调交通运输网络是形成城市群网络系统的物质条件和必要前提，良好的交通连接与国家、区域和全球层次城市群的空间整合有着密切的联系。国内外学者历来都关注产业的区位因素，区位因素理论是区位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区位论研究中，对农业区位因素和工业区位因素的研究已相对成熟。二战以后，服务业日益突显在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和重视服务业区位理论及区位因素的研究，由于服务业的多样化和差异性原因，服务业区位因素的研究显得零散，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20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经济繁荣，带动了消费文化的兴盛，而这恰恰是首先发生在城市的特定现象。与此同时，因为城市兴起表演业和运动业而走向成熟，商业娱乐也吸引了多样化的文化，服务业在此时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例如，硅谷的计算机产业推动了整个城市群的经济腾飞、西雅图的飞机制造业带动了当地的服务业发展。
李江帆、黄少军（2001）从经济发展、发展阶段和服务业内部结构等方面分析了亚洲“四小龙”产业结构的演变趋势，从产值结构、就业结构和标准模型等方面探讨了世界服务业与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吴福象、刘志彪（2008）认为，目前有关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多是从产业层面来讨论的，而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则主要是从区域层面来考虑的，因而只有充分考虑产业和区域两种因素才能更好地结合两者进行分析。虽然研究者普遍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但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毫不逊色。
另一方面，国外学者分别从地理和制度层面分析了世界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及其成因。Sachs（1995）指出地理因素是根本原因，而且除了欧洲大陆，全球范围内表现出沿海地区比内陆地区的经济水平高，赤道附近的国家相对于中高纬度的国家人均收入更低的规律。除了地理区位的因素，还有不同的制度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密切互动。许多学者都认为，制度环境也是影响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变量。除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和诺斯、Daron等学者指出了经济发展中制度因素的重要性，特别注意到许多地理位置临近、资源禀赋相似的地区呈现出经济发展差异明显的现象。
前文对城市群、区位和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表明，尽管人们对服务业增长的解释不尽相同，但是这些解释都直接或间接包含着一个基本共识：服务业发展必须以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为前提。工业化水平提高的过程是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这一过程将通过服务职能外包和由于迂回生产链条延长带来的服务需求增长共同推动生产过程中服务性投入的增长，这是信息、金融、商务服务等生产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
四、述评
国外学者早期有关城市群的研究无不深刻地包含着对区域城市网络的刻画与解释。现有研究涉及城市规划、城市地理、地理经济和区域经济等方面，尽管有不少学者关注到城市群与产业经济的联动关系，但专注于探讨服务业与城市群发展的互动机制的研究并不多，对各大城市群服务业发展水平差异的分析不深入。城市群外部的联系、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的竞合，都与城市群的空间经济联系密切相关，无论是先天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还是后天的政策制度、基础设施，都会对城市群与服务业的互动机制产生深远影响。
作为后工业社会的主导产业，城市群与服务业的研究已成为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等研究领域的新热点。以从服务业演进的历史和产业集聚理论沿革来看，在20世纪七十年代之前，服务业的研究主要处于从有关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争论向服务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演变的转型阶段，而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诸如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和韦伯的工业区位论等，这些研究都是集中在生产有形产品产业的集聚上。而从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特别是西方国家开始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以来，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服务业研究开始与现实经济相结合，服务业集聚逐渐受到重视。也就是说，服务业集聚的研究时间不像制造业集聚那样有着很长的历史，而是从新经济地理学兴起时期开始的，但近几年产业集聚的研究重点逐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
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沿海城市群成为国家外向性经济、出口贸易和“世界工厂”的主要地区，经济学家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开始关注，并主张以城市群为主体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在当下和将来，经济地理学者和产业经济学者对加强和加快城市群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显得十分重要，而且责无旁贷，而城市群的形成与演进和经济发展、产业布局的关联甚密，于是越来越多不同学科的学者加入到城市群的研究行列。发达国家的政体虽然与中国不同，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也不同，但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群与服务业的协调发展机制对中国城市群构建协调发展机制仍有一定的可借鉴之处。此外，中国城市群形成机制较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要复杂得多，中国城市群研究也需要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理论和方法的创新。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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