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论文范文精选

一、城市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1.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城市经济学于上世纪中期成为西方工业国家社会研究的重点学科，城市功特殊功能区的划分使城市经济学开始对城市郊区化、都市化、城市发展的结构以及城市的区域特征进行研究；城市区域的不断扩大使得城市更新、城市土地利用、交通规划、对城市公共设施和城市环境建设进行研究也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到了20世纪晚期，我国开始对城市经济学研究加以重视，除了以上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之外，全球城市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三个共同的特征：首先，由于城市的不断增长，由于社会生产生活造成的污染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巨大问题，研究城市化和自然生态的协调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其次，城市发展使人口流动加剧，进而引起城市就业、消费和人力资源利用等问题，这也是现代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最后，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城市文化的交流，使国际都市的发展对比和竞争力研究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内容。

2.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需要有严谨的研究方法作为指导，才能够在研究过程中保证研究手段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才能够使科学研究为真实生活提供指导和建议，城市经济学也是如此。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总结为两大类，一类是使用区位分析的方法，即对城市中的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例如对城市内部商业区的建设、居民住宅区的规划、城市设施建设等进行研究，此类研究常用问卷调查、访谈、个案分析、对比分析等手段进行研究；另一类是从宏观层面探讨城市经济问题，忽略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特点而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例如对城市人口发展的研究、生态问题的研究、资源利用的研究等，此类研究多应用各种元分析方法对研究目的进行探讨。无论采用何种路径和研究方法，城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原则始终是：客观、严谨、适用。

3.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论

我国城市经济学研究发展至今，在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上都得出了十分符合我国国情的结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在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道路与城市圈进化问题，认为城市圈和城市发展以道路的形成主要原因，这使得我国的道路建设一度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重点内容；研究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经济结构发展的不均衡是导致城市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得出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性是建设现代化城市之根本”的结论；探讨城市化水平的测量问题，发现城市常住人口量是城市化测量的重要指标；在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解释城市经营管理中的问题，所得的结论包括不同城市区域的土地使用和经营管理权力划分对城市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城市规划应遵循艺术性和科学性的原则、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行城市生态重构、发展“城中村”等行为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土地资源枯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和加重企业负担会影响城市的健康发展等。

4.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中国的外国城市史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近30年里出版了数量较为可观的学术论文、论著和译著。但总的来说，国内的外国城市史研究还很薄弱，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地带。从地区国别来看，除美国城市史研究成绩斐然之外，①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史研究都还未形成气候。从时间断代来说，研究主要集中在近现代部分，尤其是工业化时代以来的城市化，古代中世纪的城市史研究仅零星可见。②纵贯人类文明史长河的综合性城市史研究更是尚付网如，仅有陆续翻译出版的几部国外学者的著作，③直至俞金尧等著的《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的出版，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组织结构简明清晰，以人类文明史中迄今为止出现的主要经济社会形态—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时代，作为叙述世界城市发展史的时间框架。没有按照世界通史中惯常使用上古、中世纪和近现代的断代历史分期，主要是因为作者“考虑到城市的形成、成长、演变或转型，有自己的规律、特点以及周期，并不完全符合一般的历史分期”。这样的历史分期标识着该书的研究意图和方向，即探讨“城市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比较重要的内容”(第4-5页)。与此同时，这样的研究意图，也决定了该书的章节安排和叙事策略，主体框架分别是“农业社会的城市”、“工业化与城市化”和“后工业时代的城市”，即将城市发展史的路线图放在人类文明史上先后出现的三种主要经济社会形态的框架里加以描摹。在具体内容中，首先是陈述不同宏观经济社会形态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接着考察生产力进步和社会变革对城市化进程的促进作用;最后是分析不同阶段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自身的发展变化趋向，包括城市发展的面貌特征、一般性特点，以及由城市发展引发的问题和解决之道。

一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为指导，贯穿全书的基本观点是:生产力进步是促进城市化进程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条件。正如作者所言:“如果没有人口的集中和由农业发展所产生的粮食剩余，就不可能产生城市生活。同样，农业的出现早晚会推动城市文明的发展。”(第31页)农耕文明时代城市的兴起和发展立基于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工业时代乃至后工业时代亦复如是。以大机器生产为主的工业时代生产方式，以其密集的产业经济和巨大的就业机会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同时还凭其技术优势扫除了梗阻在农村通往城市道路上的种种技术性和社会制度障碍，从而促成了“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第130页);服务型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后工业社会造成了工业城市经济的衰落和危机，导致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进入新的阶段，城市发展趋势呈“低密度的多中心结构，郊区化发展迅猛，大都市区呈现多中心结构，中心城市在大都市区中越来越难以发挥主导作用”(第210页)。

但社会是由万千有形或无形的因素构织而成的，历史是丰富而繁杂的。任何一种社会历史现象都不是由某一种因素单独促成的，也不是哪一方面因素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是多方面因素辐揍的结果，人类文明中的城市发展史也不例外。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相同的经济社会形态下，城市发展的速度和城市生活的形态各不相同。如作者在书中所言的那样，不仅在农业时代的城市文明“具有多源性和自发性”，即便到工业化与城市化联系十分密切的现代社会，两者的步伐也并不相同，“即世界各国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排名与城市化率的排名是不一致的”。后工业时代各国的城市化演进方向和模式也同样存在着诸多的差异。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作者俞金尧、王章辉、孙群郎等诸位专家，均以治欧美史为主业，上述时间框架显然是以西方作为考量的典型，并不完全适用于探讨世界其他地区的城市发展进程。在内容叙述过程中所举的例证，也多以西方为主。作者在前言部分对此首先作了明确的交代:“我们叙述的重点在欧美国家，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有‘西方中心论’的倾向，而主要是因为从上述的几种经济类型及它们的先后转变来看，西方城市的发展比较有典型性。”(第5页)。也就是说，历时性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时代三大经济社会形态划分，主要是以西方城市发展背景为基础析出的“理想类型”，有异于此种发展经历的世界其他地区或国家因此被排斥在外。为了弥补这一缺失，该书另辟一章，专门论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并选择印度和拉美这两个与中国颇具比较意义的国家和地区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希图通过发掘他者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当今正在急速行进中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提供有益的借鉴。

通过这两部分的内容安排，整部著作既坚持了纵向的时间一贯性，又关照到横向的空间一体性，两者互为补充，在叙事模式上实现了纵与横、通与专、点与面的结合，是一部精心谋篇布局的学术研究佳作。

二

通过复述《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该著作在有限的篇幅里，精练地阐述和分析了人类漫长历史长河里城市的发展演进历程。其内在的价值可以用“简约而不简单”来概括。

城市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化的背景下面临巨大的挑战，为保证城市的持续发展，就必须建立完善的城市创新体系，从而进行不断的创新。城市集成创新是高层次的创新形式，对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熊彼特在提出创新的初始定义时就认为创新是一个系统总体的概念，但是一般的创新理论认为，更高层次的集成即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由分化走向融合的趋势，这是在美国学者纳尔逊和温特提出创新进化论后出现的观点。纳尔逊和温特在生物进化理论的启示下，通过对创新过程的机理研究，创立了创新进化论这一独特新颖的理论分支，它推动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融合，使得人们对于创新理论的研究又开始向熊彼特的初始定义回归，即认为创新是一个系统总体的概念，它包括生产、经营、管理、组织等方面的内容。当然，这种整合性的回归并不是简单的定义回复，而是分析研究基础上的一种更高层次的统一。此后，许多学者如弗里曼（Freeman）、多西等在更广的范围开展了技术、组织、制度、管理、文化的综合性创新研究，从而促使创新管理的集成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集成的思想和原理逐渐在科技管理实践中得到推广和应用。但是，在创新管理领域中，完整的集成概念被认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Iansiti教授1998年在《TechnologyIntegration》一书中首先提出。集成创新的概念提出后很快成为研究与实践的热点。目前对集成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层面和产业层面上，而城市角度的研究成果比较少，本文根据集成创新理论和城市系统的特点对城市集成创新进行扩展研究。

城市集成创新概述

城市创新系统作为国家创新系统与企业创新系统的中间环节，它的集成创新形式和企业集成创新不同，本文从城市层次对集成实现机制、集成内容和集成平台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城市集成创新的实现机制

创新机制理论主要是针对技术创新的产生过程，主要有希克斯诱导创新论、罗森堡瓶颈诱导论、“需要－资源”假说等，这些理论认为技术创新的产生源于某种不协调。我国学者赵黎明等（2002）认为，城市创新系统中各种创新也来自于系统内部的不协调，但这种不协调不再是产生要素的不协调，而是创新系统内技术、知识、制度、服务等因素发展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来自竞争，从城市层次来看，创新的动力来自个体（团体）追逐利益的竞争行为，包括城市间的竞争和城市内部的竞争。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间的竞争导致城市间的不协调，形成城市的挤压效应，同时在城市内部由于竞争的存在也形成内部的挤压效应，形成创新的推动力。而实现城市集成创新的机制是集群学习。集群学习概念是欧洲区域创新环境研究小组（GREMI）的学者们在研究欧洲高新产业区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其本意是产业区（集群）内的成员企业为了应付技术不确定性的挑战而协调行动，本质上是知识空间转移的一种有效载体。而魏江等（2002）认为，集群学习的关键特征有三点：一是学习主体的多元性，二是实施中的协调性，三是利益上的互惠性。协调性是集成创新的重要条件，没有协调就不能实现集群学习，集成创新就没有基础。利益上的互惠性是城市集成创新可以持续的重要条件，城市集成创新的动力来源于“挤压效应”，而“挤压效应”来源于人们追逐利益的竞争行为，没有利益上的互惠就没有持续的集群学习，也就没有集成创新的持续性。集群学习有两种类型，一是纵向学习，以某种价值链连接的前后环节之间的学习；二是同一价值环节横向的学习，即同行之间的学习。集群学习不但可以确定集成创新的方向，同时也是各个创新组织知识资源的准备，可为集成创新提供协调与合作的基础。集群学习需要企业外的其它组织、政府的参与，形成城市集成创新组织基础。

（二）城市集成创新的主要内容

在研究企业集成创新时江辉和陈劲（2000）认为，集成创新是技术集成加知识集成加组织集成，陈劲则认为集成创新包括战略集成、知识集成和组织集成三个层次。结合城市发展的特点，本文认为城市集成创新包括战略集成、知识集成、制度集成三方面。城市战略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包括经济发展战略、社会发展战略、环境战略，每个战略体系又分为不同的层次，如城市经济发展战略、城市产业群发展战略、企业发展战略等。战略集成创新是城市集成创新的前提和其它集成创新的评价标准。城市集成创新首先应进行纵向战略集成创新和横向集成创新，例如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既要在经济系统内进行一体化集成，又要考虑城市社会发展、环境发展战略，进行横向集成。城市集成创新的结果评价应以城市发展战略作为评价标准。集群学习是城市集成创新的实现机制，知识集成是城市集成的核心和基础，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都是通过知识创新来完成，通过知识的创新来表达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集成创新被认为是第二代知识管理。张保明认为（2002）集成创新中的“集成”，应当是与知识创新全过程匹配的“集成”，是通过体制创新使参与知识创新的各要素能集合为一个利益主体的“集成”，即它不仅是指不同学科和技术领域的研究成果的集成，而是在更广泛意义上的“集成”，也就是说，它应当是一种集“研究开发、人才教育、知识转移”为一体的“集成”。城市创新系统的制度创新是指改进现有的制度安排或引入一种全新的制度以提高效率，安排和协调经济主体利益间的关系，有效刺激与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而有效地创造、改进、扩散知识和技术，保证城市创新系统取得更好的绩效，进而保证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研究珠三角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制度创新分析中，宋栋认为制度创新是一个由政策层次、组织层次和操作层次的互动构架而成的过程。在政策层次上，主要是形成对经济体制转换的一般认识及重大的战略决策和方针。在组织层次上，主要是确定实现上述战略决策的基本原则及政策措施。在操作层次上，主要是实施经济体制转换的创新活动。制度集成创新是城市集成创新的保证，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于人们为减少交易成本而建立的制度，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好的制度选择会促进技术创新，不好的制度选择会将技术创新引离经济发展的轨道或扼制技术创新。制度是约束人们社会、经济和政治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必须进行集成，其它集成才能顺利进行。

1.发展城市林业建设的意义

城市林业是由林业和园林融合而成的,是建设、经营和利用城市森林的事业。城市森林是指城市范围内与城市关系密切的，以树木为主体，包括野生动物、微生物在内的生物群落及其中的建筑设施。城市林业不仅是林业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建设的必要内容Content，发展城市林业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1.1发展城市林业有利于推动林业的整体发展，城市林业是林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的林业建设，其同山区的林业建设息息相关，且各自的发展相互促进又带动整个林业的进步。此外，城市林业建设对林业的重要功能即生态功能和经济economy功能的充分发挥，有利于引导林业的全面发展。

1.2发展城市林业有利于林业立法的发展，各地方在发展城市林业的探索进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同时对立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急需一些配套的法律law法规出台为城市林业建设的发展提供法律law基础，而且在实践中摸索出的一些经验也可以为立法所参考，增加立法的科学性和时代性。

2.城市林业建设中的误区

尽管发展城市林业对于林业和城市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运用，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制度、管理(manage)、思路上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的城市林业建设道路上出现了一些误区。

2.1将城市林业建设和经济economy建设割裂开来

城市林业建设和城市经济economy建设都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林业不仅是林业的一个子系统，同时还是城市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结构和功能可以影响城市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表现在：⑴生态功能，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具有保持水土、涵养水源、防风固沙、净化空气、减噪降噪等功能，可以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和温室效应，保障人们在一个良好的环境(environment)下进行生产建设，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⑵美化功能，森林自身的美与城市建筑融合在一起构筑成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为居民营造美好的生活环境(environment)，也是发挥其经济economy功能的基础之一；⑶经济economy功能，森林不仅可以直接向人类提供多种林产品，还能带来经济economy利益。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温饱问题的解决而是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希望生活在健康美好的环境(environment)之中，于是环境(environment)消费成为热点。

未来格局将“三分天下”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曾出现两派：一派认为，要控制大城市的发展，大力发展小城镇建设；另一派则认为，要积极发展大城市，尤其是要发展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组团。实践证明，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建设使土地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城市的聚集效应无法得到充分体现，故两弊相衡取其轻，发展大城市虽然难免带来种种“都市病”，但却更有利于城市功能的合理布局，带动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前不久，浙江省政府就转变思路，提出要重点建设杭州、宁波、温州一批特大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调整无序的小城镇建设。

在目前的中国，我们不难察觉有三个城市群正浮出水面，逐渐形成未来中国城市框架的基本格局：一个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带，一个是所谓的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大北京都市圈，另一个则是以香港、广州为核心的华南城市带。这三个城市群好比三个巨大的增长极，集聚效应十分明显，据统计，其总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7.53%，土地占全国的1.24%，但GDP却占全国总额的30%，利用外资额更高达73%。

其中，“大北京”包括由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廊坊等城市所统辖的京津唐和京津保两个三角形地区，以及周边的承德、秦皇岛、张家口、沧州和石家庄等城市部分地区，中心区面积近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000万，其目标是要打造以北京、天津为双核的世界级城市。上海目前的城市规划也十分超前，其范围已包括苏锡杭地区，以一小时、两小时可达地区为规划概念，要求两小时之内可到达相邻的江苏和浙江等关联性极强的地域。上海与宁波之间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已正式动工。同时，多年未有突破的粤港一体化进程开始紧锣密鼓，高层频频互动，大规模的城际交通正在酝酿，广州更是要建可与欧洲最大的航空港法兰克福相媲美的花都国际机场，欲成为华南地区乃至全国最大的物流中心，其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聚集效应日趋明显。

这三个城市体系的日益强化和发达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未来城市的竞争不再是简单的个体竞争，而是城市群之间的竞争，是区域与区域间的竞争。对同处于一个区域范围内的相关城市，彼此间的竞争固然在所难免，但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城市的分工与协作的问题。中小城市必须根据与区域中心城市的关系有机疏散，各归其位，重新研究、调整自身的发展定位，尤其是产业定位，找到自己在城市群落中的恰当位置。

举例来说，瑞士是一个仅有500万人口的国家，“小国寡民”却“富甲天下”，各城市之间的分工极其鲜明。日内瓦是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以外30公里的洛桑是国际奥委会的所在地，是体育之城；苏黎士是传统的金融中心，数百家银行构成了独特的风景线，80%的居民生活都同银行业有关；伯尔尼则是钟表制造业中心；相邻的卢赛恩却以教育发达出名，许多中国人去那里学习酒店管理；达沃斯则以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而著名。这些城市百花齐放，分工明确，共同组成了一个在国际上非常有竞争力、多姿多彩的国家。

由此可见，今后城市的发展不能再搞小而全的“山寨经济”了，那种躲进小楼成一统，追寻自我封闭的经济循环的思维方式必将为时代所抛弃。以前我们的很多城市无论大小，关起门来做皇帝，凡是能想到的都要上，一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城市，也要建音乐厅、体育馆、会展中心、大学、博物馆，其结果不仅是极大地浪费了资源，而且是谁都吃不饱，谁都发展不好。

世界城市的发展规律表明，再小的城市也可以是世界性的，但一定要看清楚宏观的城市格局的发展变化，然后在城市分工与协作的基础上发展自身，最终既满足了城市群的发展需要，也为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找到了康庄大道。

摘要:城市营销是形成城市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针对泉州内外环境所形成的优势、劣势、机遇、威胁,目前泉州市存在民营企业外迁,总部外迁、资金外流、税收外流,县域品牌和企业品牌高于城市品牌等问题。为此,应选择科学合理的城市营销策略,凸现城市特色,彰显城市竞争优势,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活力,达到全面提高泉州市竞争力的发展目的。

关键词:城市营销策略;城市竞争力

城市营销的概念最早来源于现代营销之父菲利普•科特勒的《国家营销》,在书中菲利普•科特勒认为一个国家也可以像一个企业那样用心经营,因此国家营销应当突出自己的特点,发现自己的优势所在,提高自己的竞争力[1]。目前理论界沿用最多、最被认可的是他在城市营销的系列论著中逐渐发展和形成的城市营销定义:“城市营销是指为满足城市目标市场的需求而进行的规划和设计,成功的城市营销应使市民、企业对其所在的社区感到满意,游客和投资者对城市的期望得到满足”[2]。国外“城市营销”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美国南部各州城市开始陆续关注“营销城市”。20世纪70-80年代,城市之间竞争加剧,企业在选择地点时有了更多的议价能力,城市营销目标开始体系化,并通过竞争分析和市场分析架构城市发展战略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后,城市开始寻找对自己而言最具竞争优势的利基市场,更注重城市核心竞争力的营销。

在中国,“城市营销”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城市主要通过宣传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以及优惠的财税政策来吸引投资,“城市营销”是潜意识的。90年代中后期以后,城市之间竞争的焦点由争夺政策和资金转向市场争夺“顾客”。“城市营销”作为一种全新的城市经营理念,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的重视。城市理论界普遍认为,一个以提升城市形象及其竞争力的城市营销时代已经来临。目前泉州正面临着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良好的发展机遇。推行泉州城市营销,是提升泉州城市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的需要;也推动城市品牌化、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壮大的需要;更是促进城市化发展、建设海峡西岸核心城市的需要[3]。通过实行一系列的城市品牌推广策略来建立自己的城市品牌,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人才、旅游者等,达到提高城市竞争力的目的。因此,推进泉州城市营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泉州城市营销SWOT分析

(一)优势(Strength)

泉州地处我国东部沿海开放区,是海峡西岸经济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是福建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北承省会,南接厦门,东望台湾,区位优势明显。民营经济发达,产业集聚状况良好,拥有安踏、七匹狼、特步等原产地知名品牌。与港澳台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侨乡优势明显,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资源丰富。

(二)劣势(Weakness)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我国许多中小城市利用当地特有的文化和旅游资源优势塑造主题形象,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市场竞争优势,并一举成为中国旅游业发展中的亮点。但由于规模、功能和地位的限制,以及日益激烈的旅游市场竞争态势,给主题旅游城镇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提升旅游竞争力已成为主题旅游城镇不容忽视的重大课题。本文从主题旅游城镇和旅游竞争力的概念入手,从旅游供需两方面来分析影响旅游竞争力的七大要素,对提升主题旅游城镇旅游竞争力的策略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主题旅游城镇旅游竞争力形象竞争力品牌竞争力

随着旅游产品开发向纵深方向发展,近年来在我国兴起了一批主题旅游城镇,如以“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水乡风情为特色的江南古镇周庄,有独特魅力和浓郁民族风情的云南丽江古城,以及分别以历史文化、民族风情、丹霞地貌、美食文化、生态旅游、休闲度假等为主题旅游品牌的桂林的兴安、龙胜、阳朔等县,利用主题特色,形成了旅游竞争优势使其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旅游业的新星。

主题旅游城镇及其旅游竞争力的界定

竞争力战略研究权威——美国的迈克尔•波特认为竞争战略就是“采取进攻性的或防守性行动,在产业中建立起进退有据的地位,成功地对付五种竞争作用力,从而为公司赢得超常的投资效益。”(迈克尔•波特,1980)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有关竞争的概念和理论引入中国,很快为各行业所接受并重视,其中也包括旅游业。S.Demars认为一个旅游度假地竞争能力由旅游市场、本身的开况、可进入性等决定。E.Canestrill等指出,旅游地竞争力不仅体现在旅游市场的占有率上,更要看它的发展潜力、旅游地承载力。国内许多学者也曾对如何提升我国的国际旅游竞争力进行过相关研究,但涉及如何提升具体的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拟从主题旅游城镇和旅游竞争力的概念入手,从旅游供需两方面来分析影响旅游竞争力的七大要素,进而对提升主题旅游城镇旅游竞争力的策略进行初步探讨。

主题旅游城镇的界定

主题旅游城镇是指利用当地的特有文化和旅游资源优势塑造主题形象,并围绕该主题来发展旅游业的特色城镇。它建立在对旧有城镇的特别文化和旅游资源的改造上,保持城镇原生态和文化氛围,在符合原居民生活要求的同时,也满足外来游客的需求,城镇同时因为原居民的居住而富有特别的活力。主题旅游城镇用旅游产品的形式将有特色的文化和旅游资源表现出来,它注重旅游资源的独特性和地区垄断性,文化的民族性和地方性;它能充分利用当地传统的文化资源,塑造独特的主题旅游形象;而且它要求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建筑风格还是民风民俗,都能体现城镇的特色和主题。

但由于规模、功能、资金和地位等条件的限制,约束了主题旅游城镇的进一步发展,它只有凭借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不断提升旅游竞争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一、引力模型的构建

作为经济区的核心和重心，同时也是增长极的城市对周围地区有较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通常把城市间的相互引力作为衡量影响城市间经济联系紧密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把它作为经济区划的重要依据。本研究基于由空间相互作用原理产生的引力模型来量化计算城市经济空间联系强度，它是根据距离衰减原理和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构造出来的一个模型，其公式为。式中：Pi、Pj分别为i、j城市的总人口；Gi、Gj分别为i、j城市的经济规模（用GDP总量衡量）；Dij为i、j城市之间的交通距离；Rij为i、j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引力模型只考虑了影响空间相互作用的少数因子，仅能粗略地估算区域间的空间相互作用力，即以人口和GDP作为城市质量的度量方法显然存在较大的缺陷，无法完全反映城市经济发展的全貌，因为城市发展程度是由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综合决定的。事实上，目前许多研究中已经注意到区域综合发展质量评定的重要性，本文通过建立一套完善的指标体系来反映城市的综合发展质量。此外，对模型建立过程中城市间距离问题的确定，起初很多学者简单地使用直线距离，但随着道路网络以及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简单地采用两点间的直线距离为标准，就会出现较大的局限性。因为在交通便捷的地方，道路直线距离已不具备可比性，因此本文用两地间到达的最短的时间距离进行代替。式中，Rij代表两个区域间的空间经济吸引力；Mi、Mj分别表示区域i和区域j的“质量”，代替人们常用的人口与GDP的乘积来衡量区域城市发展的质量；Dij表示两区域间到达的最短时间距离，本文采用google地图软件测度两城市间的时间距离；k为经济引力系数，为简便起见，本文取k＝1。本文借鉴已有参考文献有关城市发展质量以及城市竞争力评价的相关指标［15－17］，以综合反映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为原则，将城市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划分为综合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科技教育水平等4个维度和24个指标（见表1）。

二、城市经济空间联系的实证分析

根据构建的城市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选取江西省2012年的指标数据为分析对象。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江西统计年鉴2013》，部分指标数据经过整理而得。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一）城市质量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是利用降维的思想，在尽可能地保留原始数据信息的情况下，把多个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一种多变量数据进行最佳综合简化的多元统计方法。一般步骤包括：数据标准化后计算其R阵、R阵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根据主成分贡献率确定主成分个数，最后合成计算各主成分得到综合评价值。利用SPSS软件对所选择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得到综合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科技教育水平各评价维度的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2。通过SPSS分析软件的因子分析功能对表2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矩阵，见表3。如表3所示，方差贡献率累计是85．920％，根据累计贡献率需大于85％的原则，提取第一主成分F作为新的变量指标来计算各城市的综合发展实力。由此，计算出江西省各个城市的城市质量，见表4．

（二）江西省城市联系度的测算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根据Google地图搜索得出城市间到达的最短时间距离，见表5。

（三）结果分析从城市质量计算结果（表4）可以看出，江西省区域内不同城市的发展状况差距较大，表现出较明显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市群中的要素基本流向了南昌市、九江市和赣州市，它们的城市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区内其他城市，其中以南昌最为明显。另外与前人简单以人口和GDP等指标进行测量相比，从综合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科技教育水平等多方面采取指标进行测量，其结果更加全面和准确，更加真实反映了江西省各地区的发展水平。从城市经济联系结果（表6）中可以看出，以南昌作为核心城市而言，其对九江、抚州、新余、鹰潭的吸引力最大，这几个城市可以被看成一个以南昌为首的鄱阳湖生态城市群。作为赣南的赣州，其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来说较高，但是它对其他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却很有限，仅对周边城市吉安有较大的吸引力，而对其他城市的带动作用不大。处于赣西的宜春、萍乡、新余三市联系比较紧密，但是城市质量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因此对其他城市的辐射作用也较为有限。从城市经济联系结果也可看出。以时间距离来代替直线距离，更能反映当前的交通发展现状，其结果也更加直观［21］。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1问题提出和调查结果

1.1问题提出

中国在由二元经济社会跨入现代经济社会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和城市化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必然的趋势。改革开放20多年来，已有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成为城市中“事实上的迁移人口”，在中国城市中已出现诸如“浙江村”之类的移民自发安置形式[1,2]，无论是数量巨大的流动人口还是采取自发安置的“移民”，都已经给中国社会和城市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进入90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从“离土不离乡”[3]的就地转移进入全分离的异地转移阶段，并主要以流入城市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城镇为主流[4-8]。目前和今后，在中国城市中将面临严重的移民安置问题。

数量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去何处？在城市中如何吸收安置移民并让他们能够融入城市社会？其次还有文化的适应和社会的稳定发展问题。但目前国内的研究集中于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机制和影响分析，对城市外来移民的吸收安置研究薄弱。

1.2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

本文界定研究对象为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主要是指从农村来的、在城市中生活了较长时间、户籍没有迁移的、素质和收入水平较低但存在预期收益的、待迁移和有长期定居意向的“准移民”。“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安置”是从“人类安置”的主要含义出发，主要是期望从解决移民最基本的住房问题角度，来达到在城市安置移民的目的。

1.3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的调查特征

本文采取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对广州市和东莞市的一般抽样调查和50个镇村的重点调查，获得合格问卷459份，（占95.8%）。调查发现：近10～20年来，城市外来人口增长速度很快，已接近并超出当地常住人口。在被调查的外来人口当中，男性多于女性，71.1%的人在30岁以下、年龄结构（特别是女性）偏向年轻，70.4%的外来人口接受初中或高中教育，56.8%的外来人口来自农村地区，66.1%的外来人口在城市滞留超过1年以上并且有延长的趋势，主要就业于第三和第二产业的非正式部门，目前仍属城市中收入不稳定的中低收入阶层。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水。20世纪末，在我国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中，由“水灾害加剧、水资源紧缺、水环境恶化”所构成的水的危机已露端倪，并呈加重趋势。21世纪中,水的危机必将成为困扰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无论水多、水少、水脏，在水的高风险中谋求城乡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管理者和决策者不可回避的大问题。

一、我国城市化进程及其若干特点

城市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与世界各国相比，具有独自的特点。

1．滞后性。

统计资料表明，1990年，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上等收入国家为71%，中等收入国家为60%，低收入国家为38%，而我国为26.4%。

2．反弹性。

五十年代末，我国城市人口比重曾一度达到19.7%,,相当于当时中下收入国家水平。六、七十年代我国一度强制性将城市人口输散到农村、将工业企业由沿海迁往内地,城市人口比重最低在1972年,减为17.1%。改革开放以后，人为的压制转为反弹。八十年代“返城风”、九十年代“民工潮”,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内地人口移向沿海，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

3．迅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