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诗歌范文精选

【摘要】本文基于课文《七律・长征》的教学，论述了诗歌朗读时要注意把握音节、理解词语、体会情感。

【关键词】《七律・长征》 朗x 技巧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7）02A-0082-01

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课文《七律・长征》是在长征即将取得胜利时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全诗深刻、全面、生动地再现红军战士历经艰难险阻，为了人类革命事业奋勇前进的英雄壮举，赞美了红军战士英勇豪迈、藐视困难、积极乐观的气概，也令人领略了诗人的博怀以及对胜利充满坚定信念的精神。全诗气势豪迈、激越高昂、催人奋进，成为语文教材的经典篇目。诗歌贵在朗读，教师在教学中要掌握诗歌的内容、感情及音节等方面的朗读技巧，全面掌握全文深刻的思想内涵及特有情感，让学生掌握诗歌的朗读技巧，提高学生的诗歌领悟能力及语文综合素养。

一、朗读要把握节奏

学习诗歌首先要学会断句，准确掌握句子中的停顿，这对于体会课文朗读的语感方面、思想感情以及词语的运用规律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掌握了诗歌节奏规律，将使诗歌朗读富有韵律、流畅、自然，更加朗朗上口，便于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及情感的抒发。以下是某位教师指导学生划节奏朗读诗歌的教学片段。

师：在诗歌朗读中，要注意节奏划分，你能根据自己的理解说一下吗？（生列举诗歌朗读节奏，师及时补充）

枪声

从硝烟弥漫的日子出发

在岁月的沧桑里

唱响金色的旋律

东方的10月

长满崛起的歌声

在历史的天空演绎成

永恒的、红色的经典！

摘 要：荻原朔太郎是日本近代象征主义诗人，被奉为“日本近代诗之父”，开拓了日本近代诗的地平线。病态、疼痛、神经质、关系意识障碍、疯狂、颠倒、极度的挣扎都是荻原诗歌最显性的特征。浓郁的诗情，纷繁的隐喻与符号又构建了荻原朔太郎独特的象征森林。其第一部象征主义诗集《吠月》用最朴实的语言凝视内心之情感，牢牢抓住感情神经，通过对韵律的把握，提升诗歌的艺术感染力。韵律是诗歌的生命，而意象是诗歌的灵魂。因此说荻原朔太郎的诗歌是“脱近代”的，在日本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关键词：荻原朔太郎；意象；内部韵律；象征主义；日本近现代诗

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153-03

荻原朔太郎（1886-1942），生于日本群马县前桥市，被奉为“日本近代诗之父”，开拓了日本近代诗的地平线。著有《吠月》《青猫》《冰岛》等多部诗集、小说《猫町》以及诗歌理论的奠基之作《诗的原理》。其诗歌脱出时代局限，创作意识与手法颠覆了日本传统诗歌创作思想和审美方式，打破了当时新诗创作中和歌“姿”意蕴残留的局面。作为象征主义诗人，其诗歌从文本到内涵、意象可以与西方同时期诗歌比肩，在日本近现代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病态、疼痛、神经质、关系意识障碍感、对自然的隔绝意识、疯狂、颠倒、极度的挣扎都是荻原诗歌的最显性的特征。与此同时，浓郁的诗情，纷繁的隐喻与符号又构建了荻原朔太郎独特的象征森林。北原白秋曾在为《吠月》所做的序言中评价其为异常神经与情感的所有者，犹如饱含忧郁香水的剃刀。有多首诗歌被选入日本国语教材，在日本家喻户晓，传诵度极高。可见，荻原的诗歌世界具有变幻莫测的多重魅力。

《吠月》作为荻原朔太郎的处女诗集发表于大正6年（1917年），也是其第一部象征诗集，共收录诗歌56首，是一部追求诗的纯粹性，执着于自己固有情感和感觉，充满想象力与紧张感的自由口语体诗集。诗人将语言从陈旧的观念中解放出来，通过内在音乐性传达思想与情感。它的问世在日本文坛引起了巨大反响，“官能的神经的战栗”“近代的孤独”“富于音乐性的诗歌语言”，可以说建立了日本近现代诗歌不灭的金字塔。明治40年到大正初年是日本“近代诗”的分水岭，标志着现代口语诗歌的确立。诗人菅谷矩雄曾说：“蒲原有明、岩野泡鸣进行了艰苦的尝试，但为何屡遭挫折。而朔太郎的《吠月》的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从近代诗向现代诗过渡的突破口。”[1]《吠月》的文学价值及在日本诗歌史乃至文学史上的贡献可见一斑。

本文试以朔太郎的首部象征诗集《吠月》为中心，探讨诗人在意象、内部韵律及象征主义诗艺3个方面的诗学主张，并分析《吠月》时期诗人的精神世界与创作动机。

一、意象说

“意象是一种心物交感互渗的审美产物。通过意象可以透视诗人特有的文学心态与审美倾向，辨识意象艺术中的民族性与时代特征。意象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独特呈现方式，诗人的创造灵感与对生活、生命的体验都凝聚于意象之中。诗人与读者主要靠意象交流情感，沟通心灵。”[2]《吠月》收录的诗作中的意象多为自然意象，包括植物类与动物类意象。如“竹”“菊”“猫”“犬”“贝”等，也有爱情类与抒怀类意象。这些看似老套陈旧的意象载体在荻原朔太郎的意象森林里，被赋予新的生命，喻意和意韵也与古典和歌、汉诗相去甚远。正是这些陈旧却崭新的意象造就了荻原朔太郎象征主义之大成。

回顾2006年的中国诗坛，诗评家吴思敬作了这样的小结：宏大叙事与日常经验、生活写作并存，新诗在稳中求进的基础上趋向多元化。在2006年中，广大诗人不遗余力地在坚守民族诗歌品质，探索新诗的汉语语言、风格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也涌现出了一批讴歌时代风貌、关注国计民生的好作品。

宏大叙事：传承民族精神

所谓宏大叙事，主要是指围绕重大政治和历史事件的写作及诗人史诗性写作的追求。200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广大诗人围绕这一段光辉的历史，遵循严谨的艺术规律，运用多种诗艺,奉献了一首首优秀的作品，如高洪波的组诗《走过若尔盖》、张平的《红原遐思》、黄亚洲的《行吟长征路》、熊召政的《苏区诗记》、梁平的《中国红》、马合省的《苦难风流（2）》、辛茹的《读一本长长的书》、何辉的《长征史诗》、龚学敏的《长征》、康桥的《征途》等，向读者展现了长征精神的理想之美、崇高之美。许多诗人在创作前带着追寻历史的巨大热情和感受长征的真挚愿望，重走了长征路，亲身感受了长征的艰难险阻，接受了长征精神的洗礼，并目睹了长征沿途革命老区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故他们笔下的“长征”直白而真诚，是思想性与哲理性的思考，是一种“史”、“诗”、“情”、“思”相融合的精神向度，他们把人类历史丰富而灿烂的精华，用近乎原生态的方式凸现出来，为读者创造了一个情感描摹与理性反思的空间。

日常经验写作：强化叙事和抒情

与宏大叙事同时呈现的，是日常经验写作持续走高，并有强化叙事、抒情的创作态势。诗人或在冷静的观察中客观描述生活场景，或实录人物对话纳入个人情绪与客观情景为一体，或设计戏剧性场景间接抒情写意，或还原一个生活细节以拓展疆域与情绪容量。如《人民文学》2006年发表了81位诗人的新作，其中组诗33组，总诗歌数为341首，其中日常经验写作的诗歌作品占有较大比例。在各种文学刊物上刊发的这类作品，将繁复而杂乱的日常经验织入精巧的表现方式，显示出一种葱茏的诗意。诗评家王士强评价认为，不少作品既有对世事万物的智慧体察，又有对个人内心生活的真切表现，把中西文化、历史和传统与个人具体真实的生活结合起来，显示出一种成熟而又浑然的大气品质。

此外，关注民生问题，是2006年诗歌的一个突出现象，诗评家王光明说，《诗刊》《星星》《天涯》等刊物都曾发表过一些引人注目的作品，表现农村问题、打工问题和社会底层生活问题等，并引发了关于“底层写作”的讨论。虽然有些作品看起来社会意义大于艺术意义，但诗人通过这些题材的表现，还是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性寻求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即强有力的现代季风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时空感性、家园意识，也改变着人的命运、灵魂和价值观念。

因为生活矛盾和复杂，诗中的情感和意识也就不再简单流于一些人倡导的“批判现实主义”。2006年出现的一些“城市诗歌”，就不是单纯表现人与城市的抗衡性和疏离感，而是爱恨情仇的交织，突破了以往现代主义诗歌想像城市的陈规。而面对现代生活的浮躁与混乱，怀旧与反省的情绪和意识也在滋长，面对“日日新”的世界和快节奏的生活，“慢”也成为生命与诗歌的一种关怀。一些诗人正把往昔的世界和人生有声有色地放进视野。对此，诗评家沈泽宜认为，2006年诗歌仍延续前两年的走向，正在进一步向现实、向人和人的命运走近，正在弥合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炫技型写作所造成的断裂。其次，一些优秀诗人已在思考现代汉诗如何与书写了三千年心灵经验的古典汉诗接轨，逐渐改变以往一面倒地向西方诗歌学习的局面。

网络诗歌：凸现好作品

摘 要：象征作为一种修辞手法被广泛地运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象征 处不在。象征浓缩历史，传承文明，生动形象。本文仅就象征在历史和诗歌中留下的烙印进行概述。

关键词：象征；历史；缩影；结晶；诗歌；联想

象征是历史的缩影，一般都要有较长的时间堆积和历史的渊源，如长城能成为中国的象征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它有几千年的历史.。布鲁克林大桥成为美国的象征是因为它的雄伟壮观体现了美国已成为世界强国之一；自由女神像被看成是美国的另一象征是她包涵了美国的建国的基本理念。

象征还有它的独特性，如袋鼠成为澳大利亚的象征是因该动物只能在澳大利亚看到和袋鼠本身的特性；而有些象征被全人类所认同，如玫瑰象征爱情；万寿菊象征长寿等。这类象征不分民族、国家和地区。人们的认同是一致的。但有些象征就只能象征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部人或事物，如国旗、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地方小吃等。有些象征还为一些个人所独有，如叶芝使用的象征和艾略特使用的象征就为两位诗人所独有。象征作为一种修辞手法与诗歌同存，也正是象征手法的运用才使得诗歌充满魅力和吸引力。只要有诗歌，就有象征。英美的诗人，如哈代、弗罗斯特、迪更森、罗赛蒂、蒂斯代尔等很好地运用了象征着一手法使得他们的作品广为流传。运用象征手法，彭斯写出了动人心弦的《红红玫瑰》A Red Red Rose；拜伦写出了令人心驰神往的《她走在美的光影里》She Walks in Beauty；雪莱写出了叫人婉惜的《颂一朵凋零的紫罗兰》On a Faded Violet和催人奋进的《致云雀》To a Skylark；惠特曼写出了悲壮有力《啊，船长，我的船长》O Captain， My Captain。诗人克莱恩写下的《致布鲁克林大桥》To the Brooklyn Bridge就使这座大桥迅速成为美国的象征，也成了人类文明的象征之一。这座大桥象征着美国已迈进世界强国之林。叶芝和艾略特将象征在诗歌中的运用推向顶峰并因此双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叶芝和艾略特的创作生涯都在象征形成一种文学流派时期。他们在诗歌中大量使用象征使他们的诗充满了魅力和神秘。叶芝所著的《乌辛的流浪》The Wanderings of Oisin就充满了象征，连作者本人都难以一一说明。但也正是这些象的使爱尔兰的人民回忆起了他们过去的历史和民族的存在，使他们为曾经的历史感到自豪，使他们看清了眼下民族的痛苦和国家灾难都是由英国殖民主义者造成的。这些象征使人民恢复了民族自信心，为爱尔兰的民族运动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这些象征唤醒了民众。

叶芝因他的爱情诗而闻名于世。他曾用“玫瑰”、“海伦”、“天鹅”和“凤凰”来象征他所钟爱的毛德・冈Maud Gonne。在那么多的动人诗篇中，读者找不到一个毛德・冈的名字，而毛德・冈的美丽身影在这些诗中却又无处不在。读者通过象征认识了毛德・冈，目睹了她的十全十美，感受到了她为爱尔兰民族独立而战斗的坚定决心。

叶芝用四十年的光景写就的《当你老了》When You Are Old感动了世界一百年。诗中的象征和象征成分让全世界的读者产生无限美妙的联想。该诗百读不厌的效果就是通过象征的运用来达到的。

艾略特因诗歌创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写的《荒原》The Waste Land被看成是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一块丰碑。艾略特的影响延伸到现在和将来，而这样的艺术效果也是通过使用象征得以达到的

叶芝和艾略特两位诗人被看成是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在他们诗歌中，象征不计其数，可以用“象征的森林”来形容。叶芝和艾略特对人类的未来担忧失望。叶芝在冥想中想象出了象征人类美好未来的“拜占庭”，而艾略特却用“火”来象征人类根本没有未来。两位诗人都想挽救人类。叶芝想到的办法是用“艺术”去感化“恶人”，而艾略特却认为人类要想得到拯救的唯一方法是信仰宗教。

论文 关键词:三木寡风　诗歌　创作

论文摘要:三木露风是日本近代新浪漫主义文学独具特色的诗人。他与北原白秋共同创造了日本近代诗史上的一个崭新的时代“白寡时代”。三木寡风的诗歌多描写近代社会的颓废和病态的人物心理，并具有浓厚的基督教特征，表现了不被社会所容，只好退回内心深处，并在孤寂、哀伤中发出、呐喊的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形象。他那来自现实世界的具有时代感的象征诗歌创作，标志着日本近代诗 发展 的又一高峰。

三木露风(1889-1964 )，出生于日本兵库县，他与北原白秋被称为日本近代新浪漫主义诗坛的双璧。三木露风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初期作为抒情诗人以咏叹为主调;中期受“世纪末思潮”的影响，吟诵近代人的暗但和哀愁;晚期加人天主教后，诗歌进人明快的境地。代表性的诗集有《夏姬》、《废园》、《寂寞曙光》和《白手猎人》等。永井荷风高度评价三木露风的诗歌创作:“说他最好地体现了魏尔伦的风貌也不过分”。(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昭和59年)三木露风认为，在诗歌创作中“象征是灵魂之窗”。纵观三木露风一生的文学活动可看出，他的浪漫主义诗歌创作具有以下特色。

1.0源于 自然 、憧憬自然、歌颂自然的文学感性

三木露风自幼成长在自然环境优美而又寂静的山村，山川美景、森林奥秘，培养了他憧憬自然、探索自然的情感，并由此激发了他热爱自然、讴歌自然的文学灵性。他晚年曾在《我的故乡》中回忆道:“我的故乡背面靠山，前面有河。鸡笼山、台山、白鹭山，分别耸立在北面和西面，其中，鸡笼山是受保护的风景区，上面有许多名胜古迹，禁止伐木。过去的朝雾城就坐落在这山上。山上树木苍郁茂盛，松柏之间夹杂着山樱，春天樱花盛开，十分美丽。我少年时代喜欢一个人登山。从十岁到十五六岁，我游玩的地方就是山、山谷和河流。其中，大山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我长大后，专门创作了童谣，歌唱记忆中的登山活动。那些童谣收在童谣集《珍珠岛》中。”(三木露风，昭和48年:162一163)“在童谣中，我所歌颂的山峦郁郁葱葱，在夕阳照射下尤为美丽动人。越过一道山梁向对面山头进发时，可见山上深不可测的湖泊。它使我幼小的心灵始终抱有神秘感，认为对面肯定隐藏着什么。这种孩童的憧憬、幻想与向往，可称之为先天性的对自然的思慕之情，浓浓地存留于我少年时代纯真的心中。”(同上:164)家乡的自然景色给三木露风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培养了文学感性，可以说，他文学兴趣的原点就来自对家乡山峦、森林、湖泊的神秘感。他的第一部诗歌集《夏姬》是为怀念故乡闲谷(地名)而创作的。

1909年8月，三木露风第一次到东京，那时的他还是一个刚满17岁的浪漫青年，仍然保持着以往的喜好，亲和自然。后来，他将诗集《夏姬》赠给松原至文，松原至文阅后，在《文库》上发表了《与露风的近作》一文，高度评价三木露风的诗作，称赞他是“年龄极小，才华横溢的才子。读他们的诗，如诗集《夏姬》，如同诗苑掇英。”(转引自安部宙之介，1983: 24)茶余饭后，他经常到龙野川(地名)一带那“树木茂盛，庄稼地成片，住户少而寂静”的地方去散步，“喜爱自然的寂静”，(三木露风，昭和48年:201)并在自然中寻求创作灵感。1921年，他创作的诗集《废园》，就是在搬到根津大院后，触景生情而创作的诗歌。那里有宽广的庭院，有白鹭栖息的池塘，四季景色优美宜人，居间甚为逍遥，他在优雅的自然风景中搜寻回味童年的记忆和灵感，流连忘返、吟诗作歌，由此而成就了他的诗人地位。他曾说:“给我诗情，使我在少年时代沉思默想的……是故乡的山水。”

2.0主张诗歌真正的韵律在于内部的构思

来自西方的自然主义文艺思潮，给日本文学带来巨大影响，且不可避免地波及到日本的诗歌。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它打破了明治的新体诗结构，打破了无聊的修辞和僵硬的形式;而消极的一面是破坏了原有诗歌的情趣。对此，三木露风主张诗歌的革新，认为诗歌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革新:一是“歌颂自我”。他认为，明治的诗歌多被一种诗歌情趣所束缚，即使是歌颂自我，也很少有真正歌颂自我的作品，多受固定格式的影响。日本近代诗歌的真正觉醒是在“早稻田诗社”时代，诗歌必须切实地歌颂自，这才是诗歌及诗人存在的真正意义。二是主张诗歌的真正节奏、真正形式。从诗歌形式上说，自由诗打破了诗歌固有的韵律，是诗歌形式的解放。它摆脱了传统的七五、五七、八六等诗歌音数的制约，解放了诗歌的精神，导出了诗歌的真正韵律，这样作出来的诗歌，曲调优美、形式整然。诗歌真正的韵律在于内部的构思，他将其称作“内在律”。他认为只要重视内在律，就可无视外部的音律数。这种自由诗在英、法、美等国都有，而日本的最为彻底。所以，他认为当今日本诗坛的诗歌都是自由诗。三是主张口语化的诗歌语言，用口语作诗。诗歌中多用口语，尽管遭到众人的反对，但诗人还是寄希望于口语。对此，三木露风在《我所走过的道路》中叙述了自己心境，“我除了学习，或到郊外散步之外大都在沉思冥想，讨厌出卖良心装饰自己的 艺术 家诗人。我认为，那样做，即使成名也并非艺术，是耻辱……。

摘 要：中国新诗的发展是一个极其曲折的过程，20世纪初的中国诗人试图运用象征主义理论对新诗进行规范，他们通过对法国象征主义的介绍和引进，以期改变新诗浅白、直露的毛病，结果却陷入晦涩的泥淖。虽然这些诗人没有最终解决当时新诗的“非诗”化问题，但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早期象征主义；新诗；改造；处境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1-0100-02

从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及其观念发展的内在逻辑一直是从“非诗”再到“非诗”，新格律诗在闻一多的倡导下致力于新诗的规范化，力图扭转新诗发生后出现的过于散文化等弊病，这种着力于新诗表象上的纠正，并没有获得实质上的成功。而差不多和它同时出现的早期象征主义则是对新诗“太实、太白、太直、太露”，过于“清楚明白”缺少诗味的纠正。但是早期象征主义的尝试存在很多尴尬，虽然当时的中国诗人做出了一系列努力，其结果仍然不能令人满意。

一、李金发“黑色幽默”的怪异

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李金发是个特异的例子，用朱自清的话说“李金发是一支异军”。朱自清所说的“异军”带有“异军突起”的意味，主要是指李金发第一个把“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的手法”“介绍到中国诗里”的功绩。但李金发的特异却不仅是他的这份功绩，历史和李金发开了个带“黑色幽默”色彩的玩笑。

李金发的第一部诗集《微雨》写成于1923年，《微雨》一出版便给国内诗坛带来了一种震撼，这种震撼有惊异，有肯定，有人就把李金发称为中国诗歌界的晨星，中国的魏尔伦，东方的波德莱尔，也有人觉得这是种“新奇怪丽的歌声”，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摇头表示看不懂，认为他的作品“太神秘、太欧化”了，令人难以理解。最有意味的是同为早期象征主义诗人的穆木天对李金发的诗歌也持反对意见，事实上，不仅在当时如此，即使很多年后李金发的诗歌也依然难以为人理解。周作人是当年大力推荐李金发作品的伯乐，但周作人对李金发作品的评价也仅仅停留在“国内所无，别开生面”上。

在今天来看，造成李金发诗歌晦涩难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象征主义诗歌与此前的诗歌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无论是以胡适为代表的为白话自由诗，还是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抒情诗，甚至闻一多的新格律诗，他们每一首诗都有一个主题在里面，都有一个基本的“意思”，但象征主义没有，象征主义只要“感觉或情感”，倘若我们已经体味到诗中的感觉，却还要固执地寻求其中的意思，那么我们只能是失望。这就是象征主义之所以让人难以读懂的原因。而且，还应该看到，象征主义和中国古典文学中一直就存在的象征手法是有很大差别的。在新诗发展史上，虽然中国诗人很早就注意过象征主义，但只有李金发才是真正引进西方象征主义的第一人。此外，李金发的诗歌还存在过多地“借鉴”魏尔伦和波德莱尔的情形，这种生硬的接受也使得李金发的诗歌过于“欧化”，使人难以接受。

论文关键词:三木寡风诗歌创作

论文摘要:三木露风是日本近代新浪漫主义文学独具特色的诗人。他与北原白秋共同创造了日本近代诗史上的一个崭新的时代“白寡时代”。三木寡风的诗歌多描写近代社会的颓废和病态的人物心理，并具有浓厚的基督教特征，表现了不被社会所容，只好退回内心深处，并在孤寂、哀伤中发出、呐喊的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形象。他那来自现实世界的具有时代感的象征诗歌创作，标志着日本近代诗发展的又一高峰。

三木露风(1889-1964)，出生于日本兵库县，他与北原白秋被称为日本近代新浪漫主义诗坛的双璧。三木露风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初期作为抒情诗人以咏叹为主调;中期受“世纪末思潮”的影响，吟诵近代人的暗但和哀愁;晚期加人天主教后，诗歌进人明快的境地。代表性的诗集有《夏姬》、《废园》、《寂寞曙光》和《白手猎人》等。永井荷风高度评价三木露风的诗歌创作:“说他最好地体现了魏尔伦的风貌也不过分”。(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昭和59年)三木露风认为，在诗歌创作中“象征是灵魂之窗”。纵观三木露风一生的文学活动可看出，他的浪漫主义诗歌创作具有以下特色。

1.0源于自然、憧憬自然、歌颂自然的文学感性

三木露风自幼成长在自然环境优美而又寂静的山村，山川美景、森林奥秘，培养了他憧憬自然、探索自然的情感，并由此激发了他热爱自然、讴歌自然的文学灵性。他晚年曾在《我的故乡》中回忆道:“我的故乡背面靠山，前面有河。鸡笼山、台山、白鹭山，分别耸立在北面和西面，其中，鸡笼山是受保护的风景区，上面有许多名胜古迹，禁止伐木。过去的朝雾城就坐落在这山上。山上树木苍郁茂盛，松柏之间夹杂着山樱，春天樱花盛开，十分美丽。我少年时代喜欢一个人登山。从十岁到十五六岁，我游玩的地方就是山、山谷和河流。其中，大山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我长大后，专门创作了童谣，歌唱记忆中的登山活动。那些童谣收在童谣集《珍珠岛》中。”(三木露风，昭和48年:162一163)“在童谣中，我所歌颂的山峦郁郁葱葱，在夕阳照射下尤为美丽动人。越过一道山梁向对面山头进发时，可见山上深不可测的湖泊。它使我幼小的心灵始终抱有神秘感，认为对面肯定隐藏着什么。这种孩童的憧憬、幻想与向往，可称之为先天性的对自然的思慕之情，浓浓地存留于我少年时代纯真的心中。”(同上:164)家乡的自然景色给三木露风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培养了文学感性，可以说，他文学兴趣的原点就来自对家乡山峦、森林、湖泊的神秘感。他的第一部诗歌集《夏姬》是为怀念故乡闲谷(地名)而创作的。

1909年8月，三木露风第一次到东京，那时的他还是一个刚满17岁的浪漫青年，仍然保持着以往的喜好，亲和自然。后来，他将诗集《夏姬》赠给松原至文，松原至文阅后，在《文库》上发表了《与露风的近作》一文，高度评价三木露风的诗作，称赞他是“年龄极小，才华横溢的才子。读他们的诗，如诗集《夏姬》，如同诗苑掇英。”(转引自安部宙之介，1983:24)茶余饭后，他经常到龙野川(地名)一带那“树木茂盛，庄稼地成片，住户少而寂静”的地方去散步，“喜爱自然的寂静”，(三木露风，昭和48年:201)并在自然中寻求创作灵感。1921年，他创作的诗集《废园》，就是在搬到根津大院后，触景生情而创作的诗歌。那里有宽广的庭院，有白鹭栖息的池塘，四季景色优美宜人，居间甚为逍遥，他在优雅的自然风景中搜寻回味童年的记忆和灵感，流连忘返、吟诗作歌，由此而成就了他的诗人地位。他曾说:“给我诗情，使我在少年时代沉思默想的……是故乡的山水。”

2.0主张诗歌真正的韵律在于内部的构思

来自西方的自然主义文艺思潮，给日本文学带来巨大影响，且不可避免地波及到日本的诗歌。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它打破了明治的新体诗结构，打破了无聊的修辞和僵硬的形式;而消极的一面是破坏了原有诗歌的情趣。对此，三木露风主张诗歌的革新，认为诗歌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革新:一是“歌颂自我”。他认为，明治的诗歌多被一种诗歌情趣所束缚，即使是歌颂自我，也很少有真正歌颂自我的作品，多受固定格式的影响。日本近代诗歌的真正觉醒是在“早稻田诗社”时代，诗歌必须切实地歌颂自，这才是诗歌及诗人存在的真正意义。二是主张诗歌的真正节奏、真正形式。从诗歌形式上说，自由诗打破了诗歌固有的韵律，是诗歌形式的解放。它摆脱了传统的七五、五七、八六等诗歌音数的制约，解放了诗歌的精神，导出了诗歌的真正韵律，这样作出来的诗歌，曲调优美、形式整然。诗歌真正的韵律在于内部的构思，他将其称作“内在律”。他认为只要重视内在律，就可无视外部的音律数。这种自由诗在英、法、美等国都有，而日本的最为彻底。所以，他认为当今日本诗坛的诗歌都是自由诗。三是主张口语化的诗歌语言，用口语作诗。诗歌中多用口语，尽管遭到众人的反对，但诗人还是寄希望于口语。对此，三木露风在《我所走过的道路》中叙述了自己心境，“我除了学习，或到郊外散步之外大都在沉思冥想，讨厌出卖良心装饰自己的艺术家诗人。我认为，那样做，即使成名也并非艺术，是耻辱……。

内容摘要：勃洛克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也是象征主义诗歌的杰出代表。他与象征主义有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通过分析勃洛克诗歌中丰富多彩的象征含义，使读者更好地体会勃洛克的创作内涵，也有助于更加深刻地了解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歌创作。

关键词：勃洛克 象征 象征含义

开启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的画卷，我们会在其中看到亚历山大·勃洛克这个伟大的名字。亚历山大·勃洛克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也是象征主义诗歌的杰出代表。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曾赞誉“勃洛克的创作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诗歌时代”，而杰出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更是称赞他为“二十世纪的里程碑”，由此可见勃洛克对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勃洛克的诗歌作品中象征是最主要的写作元素，他的诗歌拥有丰富的象征形象和完整的象征体系。在诗人思想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他的象征形象也具有不同的特点。解析勃洛克诗歌中象征形象所涵含的意义，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体会勃洛克的作品精髓及其创作内涵。

勃洛克在1911—1912年整理出版了三卷本《诗集》，它是诗人把自己的抒情诗当作一部统一的作品，根据不同时期的创作风格梳理出的“三部曲”。根据这三本《诗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勃洛克的三个创作时期的风格与特点。

一.第一个创作时期的象征解析

第一个创作时期主要是在1898年—1904年期间，这一时期勃洛克的抒情诗代表作品就是《美妇人诗集》，而“永恒女性”是这一时期的创作主题。勃洛克通过诗人索洛维约夫的作品，萌生了一种对“永恒女性”的崇拜信念，勃洛克认为世界的本质是一种“女人性”，在他看来女性是尘世间引导人类的精神力量，是“真善美”的化身。为此勃洛克在《美妇人诗集》中塑造了一个集美丽，神圣，纯洁，善良于一身的“美妇人”形象。

在这一时期勃洛克的象征主义特点是以“永恒女性”为主，充满了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诗人所运用的象征含义具有隐藏性和不确定性。他偏好用蔚蓝色作为象征手法，寓意着女主人公的出现，或是象征着理想和希望的到来。在《美妇人诗集》中蔚蓝色是永恒女性的主要特征，象征着神圣与圣洁。除此之外，在勃洛克的诗中蔚蓝色还作为一种背景，借助于它诗人营造出一种神秘的氛围。

本文从中国新诗的诞生与八十多年来几次大的转变中, 勘察现代汉语艺术建构的境遇。文章认为, 新诗发展的成果, 主要表现在现代隐喻结构的形成———诗意语言对灵魂和生命的家园的抵达; 而对新诗体形式的一再误读, 则酿成了世纪的缺憾。新诗的现代汉语言艺术的成熟, 必将由新世纪诗人去实践和收获。

20 世纪汉语诗歌发生了重大变化, 新诗即是执意区别于旧诗的特定概念。但, 新诗的特征是什么? 新诗与旧诗有哪些联系? 什么是新诗传统? 却是困扰我们的诗学问题。

古典诗歌经过两千余年才完成了自身的演变过程。新诗拥有举世瞩目的古典诗歌的雄厚基础, 本当可以取得比较满意的生长周期, 但新诗由于在与旧诗的决裂中诞生, 带有“先天贫血”, 加之历经困扰, 因而延缓了本世纪新诗的发展过程。然而作为一种新生诗体, 又总是以潜在的生命力, 寻找一切复苏和健全自身的机遇。伴随着每一次对新诗的重新认知和艺术建设, 都有利于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的艺术转变。

本文运用“汉语诗歌”的概念, 旨在切入百年来中国新诗发展的基本规律, 追寻新诗的汉语言艺术的本性。

一、“新诗”的猝然实现: 中国诗歌的自由精神的张扬与汉语诗意的流失

19 世纪西方科学文化的迅速兴起, 构成对中国古老文化的严峻挑战, “诗国”便渐渐有了闭关自守的顽固堡垒的意味。中国诗坛的先觉们走出国门, 睁开眼睛看世界, 引起了对“诗国”的反省, “别求新声于异邦”( 鲁迅) 。然而能否在汉语诗歌的基础上实行变革? 则成了20 世纪诗坛的焦点。“诗界革命”虽未促成新诗的诞生, 但梁启超、黄遵宪等并不割断与诗国传统的联系论诗, 还是可取的。新诗作为“五四”诗体解放的产儿, 是背叛传统汉语诗歌的“逆子”。“五四”先驱出于要改变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诗国”面貌的良好愿望, 便采用了“推倒”的简单化的方式。胡适所说“诗国革命何自始, 要须作诗如作文”, 表明了这种“革命”———“推倒”的决心。他们疏忽了一个事实: 古代诗歌的格律化与白话化, 几乎在同步演变。至唐代产生的格律诗又称近体诗、今体诗, 从“白话”的角度理解这一命名, 似乎更为贴切。即使“古体”, 也发生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变。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石壕吏》、岑参的《白雪歌》等, 可视为半“自由”、半白话诗。唐诗宋词得以在民间留传, 乃至成为今日儿童背诵的启蒙课本, 岂不正是其白话格律或白话古体的原因? “五四”变革者对白话或半白话的近体诗与文言散文及其他韵文不加区别, 打破“格律”, 同时也将充满诗意的白话口语的炼字、炼句、语境、意象等一起“推倒”了。这种在“短时期内猝然实现”的新诗, 使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审美感知的诗性语言在一夜之间流失殆尽。“五四”先驱们让对“诗国”的叛逆情绪, 掩盖了对古典诗歌艺术价值的认识, 他们以惊慕的目光投向西方, 而没有注意到国门打开之后, 中国几千年的诗歌库藏同样对西方产生着新异感和吸引力。譬如, 美国现代意象派诗人庞德十分推崇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神韵, 译着《神州集》(1915 年) 中突出移植创造了汉语诗歌的新奇动人、富有意味的意象。

几乎在一张白纸上诞生了新诗, 一切都回到了小孩学步的幼稚状态。“诗该怎样做”呢? 胡适自己也说不清楚。所谓“变得很自由的新诗”, “有甚么话, 说什么话”, “话怎么说, 就怎么说”①, 虽在提倡很自由地说真话, 写口语, 却没有划清诗与文的界限。胡适提出关于新诗体节的“自然节奏”、“自然和谐”②, 也因宽泛而难以作诗的把握, 当时诗坛处于茫然无措之中。有趣的是, 变革家们虽然执意要“推倒”旧诗, 但写起诗来却“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 胡适), 脱不了古体词曲的痕迹。只是光顾得模仿古典诗词的意味音节去保持“诗样”, 却忽视和丢掉了诗意空间建构的方式, 致使专说大白话, 诗味匮乏。俞平伯试验用旧诗的境界表现新意。他曾作切肤之谈: “白话诗的难处, 正在他的自由上面”, “是在诗上面”, “白话诗与白话的分别, 骨子里是有的”③。刘半农得力于语言学家的修养, 他驾御口语的能力、大胆的歌谣体尝试、及其“重造新韵”、“增加无韵诗”、“增多诗体”等主张④, 对于草创期诗歌的转型、特别是新诗体建设, 具有倡导性意义。

胡适等先行者在一片荒芜中矗立起新诗的旗帜, 难免显得创造力的贫乏, 便不得不从西方诗歌中汲取灵感。伴随20 年代始, 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出现在诗坛, 意味着新诗的长进。与其说是从西方闯入的“女神”, 不如说是“五四”时代呼唤的“女神”。郭沫若从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中汲取了诗情, 在感应和效法美国诗人惠特曼那种摆脱一切旧套的博大诗风中, 把自由体连同西方现代诗歌惯用的隐喻和象征的诗意方式一起引进来了。这就增强了自由的新诗的形式内涵, 弥补了草创期新诗的不足, 具备唱出“五四”时代最强音的可能。郭沫若感到“个人的郁结民族的郁结, 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 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⑤。那种“天狗”式的绝唱, “凤凰涅*$ ”似的再生, “炉中煤”燃烧般的感情……一个个形象感人的博大隐喻, 凸现着思想解放和“人的觉醒”的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郭沫若可称为“中国的雪莱”, “是自然的宠子, 泛神论的信者, 革命思想的健儿”⑥, 将诗视为自己的自由的生命。然而“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 诗人任其情感随意遣发, 无拘无束, 让自由精神之马冲破了一切已成的形式, 越出了诗的疆界, 导致诗体语言的失范、粗糙, 散漫无纪。郭沫若对“美人”的比喻, 不尽妥贴。因为“美人”本身首先是人体美的展示, 而“不采诗形”, 岂不丧失了诗美传达的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