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与金融论文范文精选

一、健全的财政金融支农服务体系对构建新型主体的重要性

（一）健全的财政金融支农服务是新型主体发展壮大的助推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农业劳动不只是农业范围内剩余价值的自然基础，并且是其他一切劳动部门之所以能够独立化的自然基础，从而是各个部门所创造剩余价值的基础。这一观点为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实施农业保护和支持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从固定资产角度看，当新型主体进入成长期后，其生产集约化、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对仓储设施、信息化设备、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投入要求增多，产生大量固定资产融资需求，而且融资期限还由周期性生产贷款向中长期延长，需要金融部门贷款支持。从发展层次来看，新型主体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转换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新品种引入、新市场开拓以及高级人才引进等需求及其相应投资，而这些投资不是新型主体自我积累所能实现的，同样需要金融部门贷款的鼎力相助。大多金融机构是盈利性组织，其金融支持都存在报酬问题。新型主体在获得资金便利的同时，也要付出相应成本。鉴于涉农行业的微利特性，部分新型主体事实上成为了金融机构的“打工仔”，其发展步履艰难，此时，财政支农就尤显重要了。财政通过涉农惠农补贴、税收优惠、专项资金补贴等工具，直接或间接地为新型主体提供支持，使之获得发展所需积累。因此，财政金融支农是新型主体发展壮大的助推器。

（二）健全的财政金融支农服务是新型主体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加速器。从宏观角度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市场开放领域的拓宽，我国农业经营活动已经扩展到国际范围，新型主体不可避免地直接面临来自国外的跨国公司、大农场主等农业经济组织的竞争压力。从微观角度看，我国新型主体要取得长远发展，必须在减少生产成本和开拓市场等方面有所作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开拓市场也就成为其高级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如果单靠新型主体凭自身力量去参与国际市场角逐，其立足过程将会极为漫长和曲折。财政金融服务支持将会从多方面加速新型主体国际化步伐。财政方面，可以安排专项资金，鼓励新型主体建立外向型农产品生产基地，专门用于境外农产品生产；可以对新型主体农产品出口进行适当奖励和安排出口检验检疫费补贴；可以建立出口保护与救助机制，帮助新型主体应对技术壁垒、贸易磨擦等问题。金融方面，银行可以通过专项贷款支持新型主体引进国外优良品种、先进技术甚至建立海外生产基地；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创新保险机制，发展新型主体出口农产品生产专项保险，增大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力度；在支持我国大宗和特色农产品出口方面成效显著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也可增加新型主体外向发展支持项目。

二、当前我国财政金融支农服务体系在支持新型主体构建方面存在的不足

（一）财政支农注重功利性，金融支农“形”重于“实”，新型主体所获支持有限。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农资金总额虽然逐年递增，但是其功利特性也相当明显。一是许多财政支农资金被洒向一些徒有虚名的形象工程，这些工程大多脱离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农民福祉，反而挤占了本可用于新型主体建设的有限农用资源。二是财政支农资金大多被投入到见效快、收益高的农业项目中去，而一些见效慢但意义深远的新型主体项目却难以受到财政资金青睐。本质上讲，这都体现了地方官员政绩导向下的功利思维。金融支农主要是通过银行贷款和保险机构承保来实现。银行贷款方面，由于贷款条件过高、抵押物品不足、贷款责任追究制度、金融产品适应性较差等原因，新型主体实际上能获得的贷款极为有限。如对新客户的介入条件，农业银行要求客户有效净资产要在1000万元以上、资产负债率不超过60％、流动比率在120％以上，这种条件直接关闭了绝大部分新型主体贷款求助之路。农业保险方面，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全国大多处于试点阶段，其保险品种覆盖范围很小且只保成本不保收益，对新型主体尚无实质帮助；商业保险公司的偏好与新型主体业务特征基本没有兼容性，前者难有兴趣为后者承保，即使勉强参与也会尽量转移风险，如限制赔偿金额、严格赔偿条件等。

（二）财政支农附有行政回报，金融支农强调有偿性，新型主体获得支持的成本过高。行政回报是指执行政府某项优惠政策的行政部门或行政人员，直接要求或暗示受支主体做出有利于执行部门或执行人的行动或获取特定报酬，是政治动机和经济动机的混合产物。在我国财政支农支出过程中形成的委托关系中的各层级政府官员都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其主观上个人利益函数与国家财政支农支出最终目标存在差异，这很可能出现支农支出决策、执行行为扭曲。一些得到了财政支持的新型主体被迫按照执行者意愿进行生产经营、被迫建设样板工程以供上级领导视察、被迫经常面对新闻媒体说好话甚至被迫“热情招待”或“感谢”相关工作人员。这种行政报酬无疑加大了新型主体受支成本。金融资本具有与生俱来的逐利本性，其关注重点是利益回报。金融机构的贷款，不仅需要支付利息，也需要提供抵押或者担保。抵押品和担保品需要进行评估，这不仅会产生评估成本，还会花费较多时间成本。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农业资金流动与需求也具有季节性，而金融机构的贷款品种并不一定与这种特征相吻合。新型主体需要季节性短期贷款时，因为贷款品种问题，有时被迫进行长期贷款，贷款成本被无形提高。追求最大利润的商业保险公司，面对经营项目具有高风险特征的新型主体的投保，不可避免地要索取更高保费，新型主体的商业性投保成本同样不低。

（三）财政支农结构呈分散性，金融支农方式具有求稳偏好，不利于全面发展新型主体。财政支农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必须考虑伦理、民生、社会和政治等诸多因素。因此，我国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很分散，国家农业财政投入“横向”被各职能部门分割，而在“纵向”被中央、省级、地级、县级甚至乡一级政府分割。具体而言，财政支农补贴名目众多，如惠农补贴项目就有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超过20种，而且部分补贴是按承包户头直补，这种力求面面俱到的普惠式补贴方法，缺少重点和导向，也使得许多地方政府虽把新型主体作为重点扶植对象，但却在财政资金帮扶方面力不从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具有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等多重要求，在安全性原则指导下，金融贷款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求稳偏好。一方面，我国新型主体大多从事与农业有密切关系的经营项目，具有天生的高风险性；另一方面，我国新型主体处于培育和发展阶段，很少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也具有高风险性。金融机构必将对贷款金额、贷款条件、贷款期限、贷款利息等方面做出有利于自身的风险规避。目前，由于自然灾害频发，我国涉农商业保险公司大多入不敷出，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不容乐观，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金融支农求稳偏好与新型主体经营高风险特性间的矛盾，难以通过市场机制由双方化解，这无疑不利于全面发展我国新型主体。

（四）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配合性较差，制约了支农政策效果。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虽然具有完全相同的目标，但我国财政支农资金运行与农村金融信贷、保险间的相互联系并不紧密。从执行主体看，财政支农资金与各级计委、扶贫办、财政局、农业综合开发办、林业局、农业局、水利局、畜牧局、农机局等十多个部门有关，而金融支农主体也涉及商业银行、政策银行、邮政储蓄、农村信用社和政策性、商业性保险机构等。金融支农和财政支农的执行主体众多，部门间协调难度加大各自为政在所难免。从政策制定过程看，财政部门在安排支农支出时很少寻求金融配合，没有将财政资金与金融资金结合起来进行统筹规划，使其在支农力度上显得势单力薄；金融部门在制订信贷政策以及落实信贷投放时，往往不太考虑财政支农方面的政策，不能使农村金融资金发挥最大的作用。从政策执行角度看，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两项政策协调配合横跨多个部门，所牵扯的制度、政策文件较多，真正遇到有关新型主体的贴息、资助以及风险补偿等需求时，相关政策依据的查找较为困难。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间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协调机制，导致两项政策不能形成合力，影响了政策效果，这必将对新型主体的构建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内容提要：本文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角度，探讨了国债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着重分析了国债市场作为核心金融市场在提供市场流动性方面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的政策含义就是，为了给我国的金融市场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的国债政策应当超越单纯财政的财政眼光。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来说，国债市场将长期成为重要的议题。这是因为，上世纪末以来，需求不足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常态，所以，努力扩大内需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刚刚结束的党的十六大进一步重申了这一战略方针。贯彻落实这一战略方针，财政赤字，以及相应的国债规模的扩大和种类的增加，都将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深入研究国债问题，应当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的重点之一。由于国债兼有财政和金融的双重功能，围绕它的研究一向就集中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方面。本文将在这一背景下展开讨论，重点则在于分析国债的规模问题。一、从美国国债规模缩减谈起关注国债市场运行及其理论研究动态的人们一定会注意到，1997年以来，在全球金融界，掀起了一波新的关于国债问题的热烈讨论。讨论的因由来自美国：这个实行赤字财政政策时间最长，国债未清偿额规模最大的国家，预算开始出现盈余。1998年和1999年，美国财政盈余分别为690亿美元和1230亿美元，由此，美国财政部开始在市场上净额清偿国债，致使国债余额下降，进而导致其占国民经济和资本市场的份额不断下降。统计显示：公众持有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已从1994年的50％降至1999年的40％，而且还有进一步下降之势。在资本市场上，国债发行所占的市场份额已从1995年的38％降至2001年的14％，同期，其余额所占份额也从33％降至16％，并且首次落在抵押贷款债券和公司债券之后，在全部债券中名列第三。赤字的消除和赤字国债的发行额及国债余额的下降，固然使美国的国民经济和全体国民受益，但是，它也给财政证券的管理，特别是给金融市场的运行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带来了新的课题。问题的焦点是：在预算持续出现盈余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协调？这个问题当然涉及很多方面，但其中最迫切需要研究的是国债的净额清偿对金融体系的影响。人们普遍注意到，财政部在市场上清偿国债，已经在金融市场上造成了严重的流动性不足。这是因为，国债已成为所有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储备资产（所谓“二级准备”）的主要构成部分，同时也成为中央银行调控基础货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所要买卖的主要资产。所以，该资产的迅速减少，几乎使所有的金融机构均感到流动性不足，同时也使得中央银行感到缺乏有效的手段来展开公开市场操作。众所周知，美国财政证券具有信誉高、流动性强和可减免所得税等多种优势，它不仅是投资者的理想选择，也是其他固定收益证券的基准价格。规模庞大且交投活跃的回购市场和期货市场，更为投资者进行套期交易、规避风险提供了便利。财政证券余额的下降、发行规模及发行周期的变化，将对其流动性、交易活动和竞标差价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从而削弱财政证券基准价格的功能。在新的情况下，如何保障财政证券市场实现其三大目标，即，始终保持充足的现金余额、降低纳税人的融资成本，以及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以维护其基准价格的地位，成为财政证券管理面临的新问题。为了减少财政证券余额下降对其金融功能的影响，美国财政部在债券管理上做了若干新的尝试和努力。（1）降低发行规模，维持国库券定期发行的周期不变。1996年，国库券每周的发行规模平均为200亿美元，1998年降至140亿美元，降幅为28％，1999年后又有升降。（2）将定期发行有息证券的次数从每年39次减少至26次。为此，财政部取消了3年期和30年期国债，将5年期国债从按月发行改为季度发行。这种调整，为财政部继续发行大量的、流通性强的基准定价证券奠定了基础。然而，仅凭简单的规模调整并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国债管理的需求。为维持不同期限债券的规模，美国财政部进一步启动了三种新的债券管理工具：（1）在一级市场上重新拍卖（reopening）已发行的债券品种，以增加此种国债的余额，提高其流动性。根据原有发行贴现规则（OID），只有当发行价格跌破一定幅度后，才可重新拍卖。按照新的规则，财政部有权在债券发行一年内重新拍卖，从而有效地维护基准价格债券的规模和流动性。（2）回购未到期债券。这种回购的优势在于：可以维持基准价格债券的规模和拍卖的规模；可以灵活地调整债券的期限结构，在不影响现有债券期限的情况下发行期限较长的债券；回购可作为现金管理工具，在一定阶段内（如四月份税收余额大于财政支出时）吸纳过量的现金余额。（3）尽管没有弥补赤字的需要，财政部还是发行了一种为期4周的短期债券，以缓解市场上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几年来，这种发行进行过多次。值得注意的是，在财政证券基准定价功能不断减退的同时，美国联邦机构债券的基准定价的功能却日趋显现出来。1998年1月，联邦国民抵押协会就效仿财政部，开始发行投资组合大、不可提前兑现的“标准价格中期债券”（BenchmarkNoteProgram）。1998年4月，联邦住宅抵押公司也推出了自己的“参照价中期债券”（ReferenceNoteProgram）。紧接着，1999年3月，农户信贷银行启动了“指标长期债券计划”（DesignatedBondsProgram），同年6月，联邦住宅贷款银行也推出了自己的“全球债券项目”（TapIssuanceProgram&GlobalDebtProgram）。1999年11月，联邦国民抵押协会和联邦住宅公司还推出了“短期基准价格债券”（Short-termBenchmarknote）。尽管这些机构每次发行的基准价格债券的规模均比财政证券的规模小（约为国债的1／5—1／2），但是，经过若干年的此盈彼消，情况势必发生重大变化。1999年，公众持有的联邦机构债券余额为1.4万亿美元，国债为3.7万亿美元，后者是前者的2倍多；到了2001年，两者的规模分别达到2.2万亿美元和3.0万亿美元，已经相差不多了。预计，到2007年，联邦机构债券市场规模就可能超过财政证券市场。人们希望，联邦机构证券将取代国债，成为美国金融市场上其他定期收益证券可参照的基准债券。从文献上看，因财政部净额清偿国债而导致金融市场流动性不足的情况，在美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若干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是一次。当时，由于战争结束，生产得到恢复，经济增长强劲，运用财政赤字手段来筹集战争经费的必要性消失，政府预算开始出现盈余。面对此状，美国政府开始在市场上净额收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行的国债。当时就曾出现了金融部门流动性不足的现象。应对这一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就是财政部紧急发行了一笔非赤字国债。我们看到，这一次，财政又一次出现盈余，同样的政府债券净额清偿的现象也开始出现，继尔，同样的金融市场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又一次出现，而且，财政部采取的补救措施也基本相同。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政府更多地借助了政府机构债券来填充财政部债券净额清偿留下的空白。如果考虑到这两类债券均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共同点的话，美国当局这一次采取的对策事实上是乏新可陈的。从美国的经验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三点认识：（1）国债不只是一个财政问题，甚至不主要是一个财政问题；它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金融问题。（2）在现代经济条件下，无论财政收支平衡状况如何，发行并保持一定规模的国债市场，是维持金融市场健康运行的必要条件之一。（3）退一步说，如果财政部因种种原因一定要减少国债的发行，金融市场也一定要找到另一种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债券（在美国，即政府机构债券）。我认为，上述第二、三两点尤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因为它指出了用政府信用（通过国债和政府机构债券）来支撑金融市场运行的必要性、不可替代性和可能性。二、国债的财政观点从理论文献上看，对于国债问题，从财政角度和从金融的角度所做的分析以及得出的结论，几乎完全相反。立足于财政角度展开分析，人们对国债基本上持比较消极的否定态度。普遍认同的看法是：财政运行必须遵循“谨慎财政”原则，即必须追求收支平衡，不到万不得已，政府不出赤字，当然也就不发行国债。与此相应，一旦财政预算有盈余，政府便自然地要净额清偿国债。不妨将此类观点称作关于国债的财政观点。与此相关的几个主要观点如下：（1）政府赤字以及相关联的发债有排挤效应，因此，发行国债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这种观点认为，相比政府而言，市场和民间企业是更有效率的，它们能够更好地使用经济资源。政府通过发债挤占了民间的资金，因此会使整个经济的效率降低。这是关于国债的一个基本看法。（2）根据“李嘉图等价”原理，现在的债就意味着未来的税，二者没有太大的差别。既然如此，政府就不应当发债。这种观点认为，债的经济效果和税对经济的效果是一样的。然而，最近的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表明，“李嘉图等价”成立所需要的前提条件是非常严格的。而这些前提条件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可能完全具备。因此，李嘉图等价原理并不是经济的现实，我们不能用它来评判国债的经济影响。（3）从“代际交换”角度看，这一代人发行债券并安排支出，其实质是提前占用了本应由后人使用的一些经济资源。对这些经济资源的使用（而且常常是滥用），会给后一代人使用资源造成一些缺口；后一代人会因此而承担沉重的负担。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说法与李嘉图等价异曲同工，即，它们都特别强调，这一代人用发行国债方式筹集了资金，就要由下一代人用增加税收的方式来偿还。当然也有不同，这就是，“代际交换”观点更关注实际可用的经济资源的消耗问题，其讨论的重点在实体经济层面；而李嘉图等价则更多考虑的是资金的跨代运作以及带来的相应问题。（4）从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来看。在理论上，国债的增加容易导致较高的利率，货币当局若想降低利率，则须增加货币供应，因此，国债的增加将导致货币政策扩张，长期来看，则会引起通货膨胀和较高的名义利率。这种观点看似有理，却无实践的支持。以美国为例，至少在上世纪的肋、90年代，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没有明确的这种反应。（5）政府大量发债，会降低私人部门的储蓄意愿，从而降低全社会的储蓄率，并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这是因为，储蓄率，以及长期来看由之决定的投资率，究竟还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简言之，从财政角度出发，如果确认谨慎原则是健全财政政策的立足点，则对财政赤字以及与之关联的国债一般持否定态度。从总体来讲，虽经多年发展，这种财政观点依然没有变化。凯恩斯主义也罢，自由主义也罢，新古典主义也罢，一旦财政出现盈余，都是主张立刻要清偿政府债务的。可见，平衡预算，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等等，是财政当局根深蒂固的指导思想，是其必须遵循的最基本原则之一。当然，在财政界也有其他的看法。比较重要的看法是，认为公债和私债不能等量齐观。这种看法认定，从国民经济总体来说，公债是从左口袋掏钱放到右口袋里，而且，发行公债，在整个国家中，并没有任何人感觉到增加了负担，相反，倒是很多人感觉到金融财富在增加。而私债就不是这样。私债虽然并不构成整个国民经济的负担（因为，在宏观层面上算账，债权和债务是相互抵消的），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主要是债务人），私债一定是净的负担，因而一定会改变很多人的行为方式。不过，在财政界，这种观点并不占主导地位。三、国债的金融观点与此相反，对于国债，金融界一般持比较积极的态度，至少，金融界的人们一般不会去讨论国债规模是否过大的问题。金融界对于政府债券市场的认识，是以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为基础的。在这里，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政府债券市场作为核心金融市场的特性，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两个主要内容。在金融理论中，“流动性”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在一般意义上，它指的是“资金的可获得性”（availability），即金融资产迅速变现而免遭面值损失的能力。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流动性问题对于金融体系的重要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因此，保持流动性，成为金融体系健全运行的基本原则之一。“市场流动性”尽管在原理上与“流动性”相通，但毕竟存在较大差别，如果说流动性着重刻画的是微观经济个体取得资金的便利性的话，那么，市场流动性则侧重刻画的是金融市场的运行状态。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解说，市场流动性指的是“市场的参与者能够迅速进行大量金融交易，并且不会导致资金资产价格发生显著波动”的情况。仔细体会两个定义的差别，大致可以这样认识：市场流动性是全体市场参与者的流动性状态的综合反映，它是一个更整体的概念。而市场“流动性”是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基础性概念。刻画某一市场的流动性状态，人们通常使用交易规模、交易者数量、交易频率、价格波动幅度等一系列指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清算银行推荐使用密度（Tightness）、深度（Depth）、弹性（Resiliency）等三个指标来对之进行深入分析。我认为，相比而言上面的指标中，后三个指标有其更反映本质的优越性。（1）所谓市场密度，指的是交易价格偏离市场中间价格的幅度，它反映的是与市场价格无关的交易成本，通常可以用债券买卖价差（bid—askspread）来刻画。一般地，债券买卖差价越小，市场密度越高，说明市场竞争越激烈，市场效率越高。反之则相反。度量买卖价差的方法有几种：一是交易商报价的价差（quotedspread），二是一段时期中交易价差的加权平均（realisedspread），三是实际交易的价差（effectivespread）。从效果上看，后一种能够更为准确地反映价格的实际变化及其发展趋势。（2）所谓深度，是通过不会影响现行价格的市场交易量来加以反映的。实践中，人们一般用某一既定时期间做市商（market—maker）交易订单中的交易量来刻画，也可以通过债券的过手率（年交易量／未清偿量）来反映。一般地，不影响交易价格的交易量越大，说明市场越有深度，市场效率越高。（3）所谓弹性，指的是交易引起的价格波动恢复均衡的速度。从其实际意义看，市场弹性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刻画的市场深度。通常，人们通过观察、比较新的债券交易后市场恢复正常状态（买卖差价、交易量、价格水平）的速度来确定市场的弹性。显然，市场在新的交易冲击后回归其初始状态的速度越快，该市场的弹性越大，市场效率越高。

一般说来，各种金融市场在提供流动性方面，能够自主地做出一些制度安排。而且，市场流动性存在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该市场是可以“自我强化”（self—fulfilling）的。就是说，如果市场参与者预期市场的流动性在可预见的将来继续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他们就更愿意持有债券，就会更积极地从事交易。相应地，市场的流动性就越高。但是，市场流动性仍然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特征：提高市场流动性的好处是“外溢”的，所有市场参与者和整个经济都能以“搭便车”的方式享受到它所带来的好处；因而，单个市场参与者缺乏足够的促进和维持市场流动性的积极性。这就意味着，公共部门（财政部、中央银行等）在促进市场流动性方面应该发挥积极的主动作用。上面所说的市场流动性是就金融市场整体而言的。在现实中，一国的金融市场通常由多个子市场构成，而且，市场的运作通常会环绕一个核心市场展开。具体言之，在金融体系中，如果存在这样的一个市场，该市场的债券存在于所有市场参与者的资产结构中，从而，其充分的流动性有助于提高整个金融市场的效率，这样的市场就可被称为核心金融市场（corefinancialmarket）。在绝大多数国家，国债市场正是这样的核心金融市场，因为，国债的规模巨大，发行主体同一（政府），不同国债的付息时间、期限均较稳定，所以，不同的国债之间的替代性或同质性（homogenous）更强。同时，国债作为一种零风险资产，是其他资产定价的基准（benchmark）和众多衍生金融资产（例如回购、期货、期权等）的基础资产，也是交易者对冲风险的重要工具。市场流动性对于金融体系的重要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能够提高市场参与者对金融市场运行效率的信心，二是提高货币政策的操作效率。一个发达的国债市场所以能够提高金融市场参与者的信心，提高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主要有三个原因：（1）它为投资者们提供了一种无风险（无信用风险）的资产，使之成为银行、养老基金、保险公司、投资基金、社会公众的主要投资对象。（2）由于国债具有无风险的特征，借助它，市场可以计算其他债券和衍生金融工具的价格。（3）国债是投资者在进行投资组合、减小资产风险时的一种重要资产。市场流动性的重要性，还可以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政策条件方面看出来。我们知道，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中央银行的主要功能是制定并实施货币政策，同时实施金融监管。这两项功能得以顺利履行，均以金融市场具有足够的流动性为前提条件。既然发达的国债市场有助于提高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它对于提高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和金融监管效率的涵义就是不言而喻的。国债市场发展对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国债是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最主要对象，是其贯彻实施货币政策的主要渠道和场所。如果国债市场缺乏流动性，央行调节货币供应和社会信用总量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我们知道，公开市场操作在国外已有多年历史。就是说，国债一直就同货币供应密切联系在一起。例如在美国，2001年底，联邦储备券（我们通常所说的“美钞”）的发行准备资产的94％以上是政府债券。上世纪90年代以来，情况更有了新的发展。我们看到，在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中，传统的准备金率、再贴现率等货币政策工具被逐渐封冻，或者干脆被废弃不用，公开市场操作逐渐独占鳌头。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要想富有效率和弹性，没有一个规模庞大、密度高、有深度、富于弹性的国债市场是不可想象的。（2）国债市场上形成的利率期限结构，能够反映利率的长期变化和人们对长期价格变化的预期，从而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准确信息，使得货币政策的意图能够有效地传导。（3）国债作为零风险金融资产，既是其他所有金融资产定价的“基准”，也是多种衍生金融资产的基础，同时还是从事金融交易时对冲风险的主要工具。因此，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而在国债市场上显示出的政策意图，将全面影响金融市场的运行，并影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方式。此外，一个富于流动性的国债市场，也有助于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这是因为，当民间的金融机构以及非金融机构能够通过资产形式转换的方式从金融市场融资时，资产价格就不会过度波动，金融市场至少不会出现结构性失衡，进而，央行作为最终贷款人的压力无疑会大大减小。显然，从金融角度来讨论国债市场，我们会得到另外一种看法。这种看法是基于金融市场的核心概念——市场流动性之上的。概括本节的讨论，我希望强调两个要点：（1）因为提高市场流动性是发展金融市场的核心任务，鉴于国债市场构成核心金融市场，所以发展一个规模适当，运作有效的国债市场，是建立有效的金融市场的题中应有之义。（2）在中央银行主要通过购买国债的方式来增加货币供应的制度背景下，在各类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将国债当作应付流动性需求的二级准备的条件下，事实上存在一个不断增加国债而不会引致通货膨胀的适当的空间。这使得货币政策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有了新的内容。四、国债的规模应考虑金融市场的需要以上我们分别从财政和金融角度讨论了国债问题，旨在指出国债在经济生活中的多方面功能和多样化影响。不难看出，对于财政政策来说，国债并非绝对必要；只是在财政出现赤字需要弥补时，当局才会不情愿地使用它。由丁同样的原因，一旦资财充裕，当局首先就会想到去净额清偿债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对于金融部门来说，情况则相反。在现代信用制度下，国债市场成了金融市场有效运作的基础设施，打个比方，它是金融市场有效运作的“剂”。质言之，在货币供应只能通过信用渠道发放，而且这种发放必须有无风险、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与之对应（所谓货币发行准备，其作用是“担保”货币发行的价值）的条件下，货币当局将成为国债的稳定需求者。与之对应，在中央银行主要通过吞吐国债来增减基础货币并调控市场利率的条件下，所有的金融机构均须在其资产中保持一个显著的国债份额：一方面保证取得无风险收益，另一方面则形成其应对流动性变化的二级准备。不仅如此，就是广大的非金融企业以及普通的居民户，也都需要在其资产结构中保持一个相当规模的国债投资。因为，作为市场参与者，大多数企业都需要在自己的资产中保持一个无风险的资产来应付越来越大的市场不确定性；作为总体的风险厌恶者，大多数居民需要获得产生自国债的无风险收益。这就回到了本文一开始所讨论的美国经济近年来遇到的问题：由于财政部净额清偿国债，美国的金融界日益感觉到市场的流动性不足。事实上，国际金融领域的流动性不足问题，在我们中国也有感觉，当然是在与美国的金融资产相关联的那些部门中，首先有了这种感觉。举例来说，最近三年以来，由于美国政府净额清偿国债，我国外汇储备的“摆布”就出现了新问题。过去，我们的外汇储备主要“摆布”在以美元定值的债券，主要是美国国债上。现在，由于美国国债的供应已绝对减少，其他替代性的产品又不足，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外汇管理当局，很长时间以来都觉得无所适从。上面说的是国际的情况。其实，与美国相类似的问题，在中国也已出现。自从货币政策的运作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将国债市场纳入视野以来，我们就曾多次感受到缺乏有效和大容量国债市场的限制。举例来说，1994年以及其后几年中，我国外汇储备每年以300亿美元以上的速度在增长。当时国内物价水平较高，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更给国内带来了“输入型”通货膨胀。那时我们就发现：如果能够在大量买人外汇的同时，反方向地大量卖出等额的国债，货币供应量就不会控制不住，物价上涨就不会那么严重。遗憾的是，在我们的中央银行手中，当时根本就没有可供用来做这种“对冲”操作的工具和手段。现在我们又遇到了相反的情况。1997年以来，我国经济陷入物价持续下跌境地。为了弱化物价下跌的不利影响，我们需要增加货币发行。同样，我们也痛切感觉到，此时，我们的市场上并没有那么多无风险的国债可供中央银行去“购买”，以便将货币供应扩大。总之，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债市场的规模太小、品种过于单一，已经严重束缚了货币政策的操作。我们注意到，中央银行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不得不采取很多替代性的手段。如允准发行金融债券，甚至用自己的融资债来进行操作，等等。上述种种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金融系统从投资和保持市场流动性的角度提出了对国债的稳定需求时，当国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可以被经济社会当作一种无风险资产来持有和交易时，对于应否在经济中保持一个适度的国债规模不予清偿问题，对于国债的规模可否脱离开财政赤字筹资而有单独的政策考虑等问题，均须重新认真研究。既然肯定了国债在现代经济中不可或缺，为了更完整、更科学起见，我们必须回过头来，分析国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国债的规模（无论是用哪一个指标来衡量）与国民经济运行的相关程度是不高的。就是说，在现实中，由于国债占GDP的比重很高而导致经济出现问题的国家有之；但是，由于国债占GDP比重很高导致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且质量很高的国家也有之。相反，国债占GDP比重很低而导致经济发展良好的国家固然有之；但国债占GDP很低，而经济状况不好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很典型的是东南亚危机的例子。在危机发生之前，用各种标准来衡量，亚洲各国的财政状况都算是较好的，有的国家甚至被IMF夸奖为“财政十分健全”。但是，金融危机还是在那里发生了。这意味着，衡量国债规模的若干指标，诸如负债率、偿债率、债务率等等，虽然都有很强的经济分析意义，但用来指导具体的实践，其操作性尚待提高。说到这里，如何管理国债规模，使之适应金融部门的需要的问题，自然需要提出。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财政部门的国债规模是与财政赤字相联系的，而金融部门对国债的需求则是相对稳定且不断增长的。显然，要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必须割开国债发行与财政赤字的僵硬关联。在这方面，看一看若干发达国家的经验，有助于寻找解决的思路。我们注意到，发债在大多数国家是弥补财政赤字的一个手段，这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但是，在很多国家，在弥补财政赤字之外，也常常还有其他一些理由也需要发债。在各国的实践中，除了弥补财政赤字，至少还有两个原因需要政府发债：（1）为筹集社会保障资金而发债。例如美国，在相当长时间以来，其发债的收入中就有很大的一块是为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2）政府的一些兼有财政性、公共性，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商业性和金融性的事务，也就是那些介于纯商业活动和纯公共活动之间的活动，不适合直接用财政手段来筹资，常常也是政府发行债务筹资的领域。美国的历史数据表明，在绝大多数的年份中，政府国债发行的净额，都是超过了当年的赤字额和当年还本付息额之总和的，而且超过的规模很大。显然，这个超出的部分，都是为弥补财政赤字之外的目的发行的。上述经验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我认为，除了弥补财政赤字以外，诸如筹集解决国有企业不良资产的资金、为国有商业银行筹集资本金、为社会保障体系筹集资金等等，都可以成为我国发行债券的合理且合法的理由和基础。如果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国债规模对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约束问题，当能获得有效解决。自然，这样一来，我们的国债管理体系和国债管理政策就应当重新调整，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就应当建立一种更为密切的协调配合机制。

论文关键词：就业;金融危机;财政政策

论文摘要：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就业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凸显出来,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人民改善生活的基本前提和基本途径。在对目前的就业形势进行总体判断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金融危机影响就业的传导机制,并针对我国就业形势严峻的现实,研究和探讨了运用财政政策缓解就业压力,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

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的金融危机,通过全球化的资本流动以蝴蝶效应方式向其他国家蔓延,发展成为波及全世界的金融风暴,使各国经济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衰退。日益融入全球化的中国也难以幸免。金融危机透过外贸和外商直接投资等渠道,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就业的影响。

1引言

就业压力大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这场危机使原本艰难的就业形势变得更为严峻。因此,如何通过经济复苏化解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压力的冲击已成为当务之急。财政政策是应对当下就业问题的重要的政策手段,如何针对金融危机作用于就业的特殊途径以及就业现状来选择有效的财政政策手段加以实施,是目前需要深入研究的议题。

2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2.1金融危机凸显我国就业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1)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从就业总量来看,我国劳动力供需缺口异常庞大,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劳动力数量构成了庞大的就业规模,新增劳动力仍在持续增加。中央提出2009年经济增长的目标是8%左右,按目前我国的就业弹性计算,只能提供900-1200万个就业岗位,那么由此来看,大量新增就业人口将无法就业。

1我国目前财政金融行业运行的风险现状

过去十几年来，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我国采用赤字财政政策。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赤字增幅巨大。2014年国外专业机构统计显示，我国总体债务已经占GDP的251％，已经开始接近欧美等发达国家债务水平。其中，国债占比虽然相对较少，但是增加很快。地方债务更是一颗不容忽视的定时炸弹。2014年官方数据显示，2014年是我国地方债务集中还款期，总额将会达到2.4万亿元。实际上据业内专家人士分析，地方债务还债总额可能会远高于这个数字。因此，2014年，财政金融风险已经成为我国市场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虽然我国债务大多是内债，总体上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但是，如果不重视这一问题，爆发债务危机的风险也会存在。由于我国财政赤字大多借助于金融行业来实现，这就造成商业银行等金融结构坏账、呆账、烂账的增加，不利于金融业长期稳定的发展。我国财政金融行业存在的风险已经开始暴露，这些风险因素的累积，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已经开始带来明显不利的影响。国内学术界这几年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风险的严重性，并积极呼吁相关部门正视这一问题。但是短期内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事情，需要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逐渐化解这一财政金融潜在的风险。

2市场经济下我国财政金融行业的潜在风险

2.1过去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累积的财政赤字和商业银行业不良贷款率

我国过去十年来，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采用政府投资为主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实行的赤字财政政策在今天的弊端已经开始出现。正如上面数据分析，目前我国财政赤字累积的债务总额已经成为一颗潜在的炸弹。如果不采用正确的应对策略，这颗炸弹也有引爆的可能。虽然在今天看来有点夸张，甚至耸人听闻。但是，欧美等发达国家过去的财政悬崖等债务危机证明，即使再强大、再发达的经济体，如果无视财政金融风险问题，也会带来重大灾难。从商业银行角度看，随着过去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商业银行业务不断拓展，利润不断增加的同时，各种违约产生的呆账、坏账、烂账问题已经开始出现。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总额已经上升到36％，达到7670亿元，比十年前增加了三倍以上。不良贷款率已经超过政府制定的15％的红线。据业内人士分析，2015年，我国金融行业的不良贷款率还会出现上升态势。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是伴行的两个主体，前者如果出现问题会深刻影响后者的发展，而后者如果出现问题，也会深刻影响前者。

2.2财政债务支出的压力增大，商业银行收回贷款的难度增加

增加的财政赤字需要在每一年度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安排专门的财政支出。但是随着财政赤字累积总额的增加，国家财政还债的压力也在逐年加大。地方政府债务支出的压力更加明显，个别地方债台高筑，政府债务已经超过地方GDP的100％,甚至已经开始出现地方债务违约的现象。商业银行的贷款回收难度也在逐渐加大。由于我国近两年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加，企业开工不足，总体经济发展放缓。这些造成部分企业的贷款还本付息的压力加大。防范不良贷款，加大贷款资金回笼，已经成为目前商业银行最重要的工作。不少不良贷款的产生，与财政行业紧密相连。部分地方政府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让很多参与企业为了工程的开展，纷纷加大了通过商业银行进行融资的力度。因此，政府债务支出压力加大与商业银行贷款回收难度增加之间本质上存在密切的关系。在一些地方，这两个潜在的风险问题已经开始浮出水面，并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甚至形成了恶性循环。这些风险因素还具有一定的蔓延性，如果不采取及时有力的解决措施，很可能会逐渐波及其他地方。

2.3房地产泡沫、影子银行等具体风险隐患对金融财政的影响越来越大

内容摘要：本文回顾了国内学者有关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试图将微观企业金融实力融入宏观金融支持分析中，一方面在理论上论证政府与金融部门对企业海外并购支持需求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将企业自身金融优势置于OIL框架下作为企业所有权优势的一部分，在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对企业的支持下与企业自身结合形成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为海外并购研究提供理论分析框架。

关键词：海外并购 金融支持 金融所有权优势

在后金融危机中国企海外并购活动频繁时期，以往产业资本参与支持的海外并购已力不从心，迫切需要金融资本的加入来解决“资金瓶颈”问题，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完美结合能更好的促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顺利完成。在当前跨国并购已逐步替代绿地投资成为中国海外投资最主要形式的背景下，对于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的专门研究已迫在眉睫。本文在理论上以微观企业分析和宏观金融支持相结合为视角分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为海外并购研究提供理论分析框架。

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理论研究回顾

国外学者有关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研究较少，主要有Gary C.Hufbauer, Rita M. Rodriguez（2001）《21世纪的美国进出口银行―一条新途径？》收录了美国进出口银行成立65周年的相关研究文章，主要介绍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营环境、对美国企业出口的支持作用及所面临的问题等。

国内学者对于海外投资与金融服务支持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是中国“走出去”战略框架下，将政策性金融服务支持与商业性金融支持相结合宏观总体把握金融服务对于海外投资的支持。严明（2005）在《海外投资金融支持―以中国企业为对象》第一次全面的阐述海外投资与金融服务支持问题，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专著。其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研究对象比较广泛，其所研究的海外投资支持问题主要指“走出去”战略框架下的对外直接投资，包含了对出口、对外工程承包、绿地投资、海外并购等“走出去”内容的总体支持探讨；第一次建立了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此专著理论上沿着钱纳里“双缺口”理论分析思路，在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框架下，建立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分析模型，其突出的理论贡献弥补了以往此研究领域的理论空白；对有关概念和理论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海外投资及金融支持风险分析和手段分析，其涵盖内容全面深入；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现状分析客观全面，同时介绍了国外发展情况并予以中国借鉴，提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发展与战略选择等。

另一方面是单纯从政策性金融服务的角度讨论其对于海外投资的支持。佟志广（1996）以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业务实践探讨了政策性进出口金融支持功能。白钦先、徐爱田、欧建雄（2003）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及管理体制并予以比较。虞瑾（2006）从理论论证和最小二乘法实证论证外汇管制放松、国内金融深化、政策性金融支持等三大政策量化指标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和影响力，并提出完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政策支持体系的对策建议。黄人杰（2007）认为政策性资金的运用应当以间接模式为主，通过以少量的政策性资金带动巨量社会资金的杠杆效应，改变商业性机构和社会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分布，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开发型金融和以市场化方式实现政策性目标的运营机制等问题。

摘要：“财政金融学”作为经济管理类的通识性课程，常开设于经管类非财金专业的班级中，由于其独特的属性与地位，使得该课程在教学中存在着诸多困难。根据该课程的教学现状，在分析问题及探索其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以期进一步做好该课程的教学工作。

关键词：财政金融学；内容整合；课程设置

作者简介：伍士林（1963-），男，安徽无为人，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福泉（1973-），男，湖北黄岗人，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浙江?临安?311300）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农林大学“财政与金融”精品课程支持的研究结果。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28-0098-02

一、“财政金融学”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1.“财政金融学”课程属性

“财政金融学”是一门经济学方面的基础理论课程，由财政学和金融学两个部分构成，都是研究社会经济运行中资金运动的。财政学是研究以政府为中心的货币资金收支的，而金融学则是研究社会货币资金的相互融通的。这两部分既有联系又有着明显的区别，从联系上看，两者都涉及资金运动，但两者研究的范围则是根本不同的，一个是国家财政体系，一个是社会金融体系。因而，两者的联系是有限，而区别则是最主要的。大纲要求：通过“财政金融学”课程的学习，学生要弄清有关财政、金融的范畴，系统地掌握财政与金融的基本理论及基础知识，正确认识财政与金融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财政与金融的基本业务，掌握必要的基本技能等。可见“财政金融学”内容广泛，理论性强，且要求全面，既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知识，又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技能。

摘要：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也是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对二者协调的效应功能区，以及二者协调的着力点商业金融的诸多思考，是基于金融资源理论的金融功能定位而展开的论述，最终以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关键词：财政制度；金融制度；商业金融；资源型经济

中图分类号：F830；F810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体。财政制度是政府行为的代表，也是政府主观意愿的表达，又是政府职能的表现形式，是实现公平的主要途径之一。而金融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来愈明显，由金融业内部个别子系统危机扩散到金融整个系统，进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蔓延至金融系统之外的实体经济，最终引起更大范围经济危机的现实提醒着人类，金融经济化、金融全球化势不可挡。“无效或者低效的经济就是无效或低效的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果，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实际是不合理的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果。” ①金融要素渐渐成为经济效率的提供者和裁判员。资源型经济的转型，不仅需要财政制度提供公平环境，更需要金融资源提供效率因素。

二、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理论与实践

本部分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摘要 地方财政金融、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问题，是我国区域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开展对该问题的研究，对于推进区域城市化健康、可持续发展，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3-2012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分析政策倾向城市发展背景下，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对影响区域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地方财政金融因素进行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检验。结果发现，地方政府倾向于城市建设的财政政策，对地方城市化进程、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推动作用明显，但对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成效不显著，同时也带来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实证检验还发现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并没有显示出对推进区域城市化建设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对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具有负向影响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在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调整地方财政政策和金融机构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由此，本文建议：①地方政府应当及时调整财政政策支出结构，提高对农村经济的支持比例，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②建立规范多元可持续的投融资机制，创新和完善地方政府的债务体制，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金保障。③地方政府应当建立相关的金融机构决策配合地方财政政策统筹安排的机制，全面推动高质量的城市化进程，实现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

关键词 财政；金融；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 F2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5）09-0093-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9.012

我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地方政府的政策决策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在中央政府出台推动城市化发展的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下，地方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配套政策。除了中央财政拨款外，地方城市化进程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和地方金融机构。在土地财政的推动下，地方政府支持房地产等行业发展来吸引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市，推动城市化发展。地方主要金融机构的国有企业性质导致其行为受到地方政府政策决策的影响较大，其金融活动更倾向于地方政府政策支持的建设活动。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过程中，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扩大已为社会广泛关注，因此，研究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调整城乡收入比例具有现实启示。

1 文献综述

当前对于城市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1-4]及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原因等问题的分析上[5-16]。

关于人口迁移影响因素问题，理论界的主要观点有户籍政策、融资约束、工业化进程影响以及政府政策选择等几种[1-4]。①户籍制度影响论：认为户籍政策是阻碍人口自由流动的重要因素。城市化是市场化发展的结果，城市可以通过市场经济力量和以再分配的方式获取资源来进行城市化发展，但阻碍人口自由迁移的户籍政策可能导致国家城市化整体格局的扭曲。②融资约束影响论：认为融资约束导致城市化建设项目发展受阻，从而产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约束问题和中小企业发展资金约束问题，导致城市化进程缓慢，城市容纳劳动力能力降低。③工业化影响论：认为工业化偏差导致城市工业发展吸收农村劳动力不足，造成人口向城市转移缓慢。中国城市化并没有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发展，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城市化偏差，而在于工业化偏差，应当尽快实现农村工业化向城市工业化的战略性转变。④政府选择影响论：认为政府政策选择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降低了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就业机会。

摘要：财政赤字可以产生货币扩张效应，造成通货膨胀压力，传导至宏观金融稳定层面，加大了潜在的金融风险。本文在构建财政赤字影响金融稳定传导机制的理论框架基础上，运用协整理论、VAR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及脉冲响应函数等计量方法对1978～2007年我国财政赤字与金融稳定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

关键词：金融稳定；财政赤字；货币供应；向量自回归模型(VAR)

中图分类号：F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2―0013―05

本文以已有的理论和实证文献为基础，探讨1978～2007年中国财政赤字影响金融稳定的传导路径，并运用时间序列计量技术进行实证分析，为有关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一、中国财政赤字影响金融稳定的机理分析

为拉动经济的发展，刺激国内需求，国家的财政支出日益扩大，在财政收入不足以应对支出的情况下，必然导致财政赤字的出现。财政采用扩张性的赤字、债务政策，固然拉动了经济的增长，但这种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不可能长期使用，否则将直接形成财政风险，从而造成通胀压力，并传导至宏观金融稳定层面，加大了潜在的金融风险。根据已有的文献，财政危机影响金融稳定机制的传导路径可以简单描述为：“财政赤字－货币供应量－物价－金融不稳定”。具体到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其主要理论依据在于：

(一)中国财政与金融制度安排的交错关系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金融稳定

资金作为社会经济中的一种特殊的资源同样面临着有效率的配置问题，不同的资金配置方式对社会经济发展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财政和金融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手段，它们主导着全社会资金的流动和资源的配置，决定着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发展走向。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财政机制与金融机制的具体定位是：财政机制事实上提供了一个无偿向社会成员征收税收和无偿配置资金的机制，金融则是为经济主体提供有偿配置资金的机制；金融机制是市场层面的资金配置机制，财政机制则是非市场层面或者说是市场失灵时的资金配置机制。简单地讲，银行资金主要以市场经济中的微观经济主体―企业、个人为作用范围，而财政资金则更注重在宏观领域发挥作用。

摘要：本文从两方面分析了中国金融深化指标M2／GDP过高的原因，首先从GDP核算的角度，即根据我国的GDP值存在着低估的现象的观点，对GDP值进行了上调，上调后M2／GDP金融深化指标明显下降，但是相对还是偏高。于是本文又进一步研究这个指标偏高的原因，从发行国债的规模影响即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的角度，提出了在金融深化过程中的财政政策的影响问题，指出M2／GDP偏高并不代表我国金融发展水平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而是我国特定的制度安排的结果。

关键词：金融深化；M2／GDP；偏高

中图分类号：F812.2　F8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10-0014-03

一、引言

在运用麦金农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衡量金融深化的传统指标M2／GDP，计算出的中国的数值(见表2中M2／实际GDP一列的数值)相对于美、日等发达国家明显偏高，例如韩国的M2／GDP在1995年左右基本是0.4左右，这与我国的金融深化程度实际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现状相背离。

国内很多学者都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有的认为是因为中国的特殊社会背景造成的或者针对中国自身情况选用M2作为分子更加合理等观点：易纲等人则认为中国的M2／GDP异常是经济货币化程度提高的结果：张杰认为政府部门对银行体系的有效控制和居民部门对银行体系的高度依赖是导致中国M2／GDP高于其他国家的金融制度基础。本文认为在这一问题上不只是M存在问题，我国的GDP核算由于未将服务业完全纳入核算体系也使得GDP值存在着低估的问题，即本文的第一部分对GDP值进行了调整；第二部分则进一步从增发国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角度分析了M2／GDP偏高的原因；最后阐述了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对我国金融深化衡量指标M2／GDP的调整

1、GDP低估角度看金融深化的指标M2／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