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贷款范文精选

摘要:银行业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中起着至关重要的金融中介作用。在过去几年里,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银行业维持了高速扩张的势头。但是在资产质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等方面,中国银行业还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不良贷款问题,已经成为阻碍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大问题,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影响到金融体系的安全,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障碍,甚至影响整个经济的稳定。

关键词:银行;不良贷款;对策建议

一、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

1.认为政府角色定位和企业产权结构不合理是造成银行不良贷款问题的重要原因。

地方政府从发展地方经济、保持社会稳定出发，在规范性融资来源无法满足需要时，会倾向于千预金融机构的资金运用，强制银行给一些效益不好或濒于破产的企业贷款。在权—利—资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对经济决策失误不承担任何经济贵任，由此给银行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由于我国大多数国有企业还没有建立起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在企业产权结构不合理、企业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银行贷款被看成是国家对企业的财政拨款和无偿援助，银行对企业的贷款也就成了不良贷款。

2.认为银行自身的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

由于现有的国有商业银行存在所有权缺位，决定了银行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银行企业缺乏有效的长期激励和约束机制。同时，国有商业银行没有形成一个健全的信贷资产管理体系，主要表现在缺乏一个健全的信贷预警系统，对短款长用防范不足;缺乏健全的银行内部信贷管理体制，信贷责任划分不清，信贷手续不规范;缺乏信贷风险动态监控机制，对贷款的企业经营现状不了解;缺乏不良贷款的风险转化机制和不良贷款的补偿机制。更为主要的是银行系统缺乏动态的竞争机制和系统的创新机制，不利于银行积极主动创造性的去解决不良贷款间题。

3.经济运行中的信用道德文化建设滞后，也是导致不良贷款发生的重要因素。

不期然之间，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已经悄然回升。不期然中有必然。在完成四大行改制上市以后，中国银行业基本保持了连续近十年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双降。转折发生在2011年底，那时的银行业整体不良资产率不到1%。至少从那时起，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从余额到比率，必将回升，已不再有争议。以西班牙银行业危机前无比健康的财务数据在一夜之间恶变为最新样板，中国银行业的不良，似乎怎么想象都存在可能。

外界惟一未能达成共识的是，中国的银行业不良资产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和程度再度涌现。悬剑在顶，近几年来，在业绩持续高增长的同时，中国银行股的估值却一蹶不振，甚至出现个别银行股PB（市净率）值接近破1的尴尬场面。

中国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在卸任前曾预测，以当下银行业的体量，不良贷款翻番，不良贷款率达到2%左右，是个正常可接受的水平。

不过，短短几个月，他的这一预言已经在银行业最发达、历史上资产质量最好的浙江省应验了。

“去年8月总理到温州考察时，当地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仅0.37%，属全国最低。但如今温州的不良率已经接近2%。”浙江银监有关高层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浙江多位银行业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截至今年4月，除了政策性银行，浙江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率已全面上升。个别大行如建行浙江分行，不良率已骤升至2%。

工行浙江分行一位人士表示：“估计浙江是前奏，恐怕这一趋势会蔓延到东部整个地区，以及中西部，今年很可能中国整个银行业不良贷款都是双升。”

不良贷款就这样来了。

这到底是经济增速放缓下的必然结果，还是2008年信贷狂飙后的苦果？是因地方经济转型不力，还是宏观经济政策不当带来的后遗症？这也许都需要反思。从金融改革的角度，中国银行业自身的行为方式经过近十年的改革，是否有了质的改变？面对这一轮不良贷款，他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免责？

一个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那便是摆在新一代领导层面前的那些纷繁复杂的问题里面，要多上一项—不良贷款可能有点严重。

持这种观点的包括《华尔街日报》，在分析了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最新的调查报告后，它认为这个议题值得政策制定者好好思考一下。

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是在1990年代末期中国银行面临偿付问题时建立的。它的最新报告称，34.9%的受访者认为房地产业2012年将成为不良贷款的主要来源，其次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26.3%的受访者这么认为）以及出口导向型企业（13.4%的受访者这么认为）。

当被问到中国的金融体系中哪里的信贷风险最集中时，65.38%的银行受访者认为，小额贷款公司、信贷担保公司以及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试点的其他类型小规模金融企业最有可能出现信贷风险，而认为最可能出现信贷风险的是信托公司的受访者比例为25%。

最新的瑞银报告也表达了一种潜在的担忧，信托和委托贷款余额为13.7万亿元，占2012年预测GDP的26%；如果加上社会融资规模中未包括的信托资产和民间借贷，“影子银行”总规模为20.9万亿元左右，占GDP的40%；要是再加上非银行所持有的企业债券，这个数字将达到24.4万亿元，占GDP的46%。

不过平心而论，占据GDP46%并未触及警戒线，即便到了60%这些债务都是可控和良性的。担心的问题在于，没有人知道到底影子银行的规模是不是这么大，而银行又是不是通过其他的方式参与其中，导致这些债务没有出现在银行的表内业务里，也就是说银行的坏账率是不是真的会远高于现在公布的不到1%的数字。并且地方政府平台的数据也非常不透明，比如重庆的债务问题，其中最恐怖的一种说法是重庆的债务可能占GDP的500%—但重庆官方数据则约为20%。

诚恳来说，即便出现不良贷款高企，中国政府也是有办法解决的。在上次偿付危机出现后，中国政府施行了“金融抑制”政策：监管机构将法定最高存款利率定在超低水平，而贷款和存款之间的息差得以保证银行什么不做也可以获得稳定收益。

但现在显然已经世易时移。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流露出了改革金融体系的念头。不良贷款如果真的很高，则会让银行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最终失败。利率市场化会导致更多遇到困难的借款人违约，这会加重不良贷款的严重程度。放松资本管制就会让资本外流—而中国之所以被认为现在还不必畏惧不良贷款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金融体系是相对封闭的，也不会有大范围的资金被快速抽走的情况出现。这会给解决问题的人留下非常多的时间，也留下极为关键的一环。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国银行业的贷款质量得到了很大改善，已达到了比较优良的水平，大规模处置问题贷款的时期基本结束了，而且随着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信用环境的改善，违约贷款也在不断减少，每年贷款的劣变额、劣变率都在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深入认识和把控不良贷款，管理好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就成为人们需要关注的新问题了。

现行对不良贷款的有关规定

世界银行在2003年公布了对巴塞尔核心原则联络组国家的贷款分类和准备金计提做法进行的一次调查报告，其中提到，在许多贷款分类制度中使用的一个词是“不良贷款”（NPL），然而这个词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在有些国家，不良贷款是指受到损失的贷款，而在另一些国家，则是指逾期的贷款，但是超过期限多少天才算逾期贷款，各国的情况差别较大。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美国监管当局把次级、可疑、损失三类统称为“分类贷款”（classified loans)，在此基础上，加上关注类贷款，合并称为“受批评贷款”（criticized loans）。受批评贷款或分类贷款主要供银行监管当局和商业银行内部使用，公众注意的主要是不良贷款（即分类贷款）。

中国银行业在信贷风险管理中，习惯用不良贷款（NPL）来反映和评价贷款的质量。根据《贷款通则》（1996年）第三十四条规定：“不良贷款系指呆账贷款、呆滞贷款、逾期贷款。”银监会2007年的《贷款风险分类指引》规定：“商业银行至少将贷款划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后三类合称为不良贷款。”并规定“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出现明显问题，完全依靠其正常营业收入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执行担保，也可能会造成一定损失”，要划为次级贷款；“借款人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执行担保，也肯定要造成较大损失”，要划为可疑贷款；“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后，本息仍然无法收回，或只能收回极少部分”，要划为损失贷款。该文件还规定，“逾期天数是分类的重要参考指标。商业银行应加强对贷款的期限管理”。并明确“下列贷款应至少归为次级类：逾期（含展期后）超过一定期限、其应收利息不再计入当期损益”。银监会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资产风险分类指引》中规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一般划入次级类：本金或利息逾期91天至180天的贷款或表外业务垫款31天至90天。”同时，对于住房按揭贷款和汽车贷款，分类标准为：“次级类：借款人连续违约期数达4～6次，贷款本金或利息逾期91～180天以内；可疑类：借款人连续违约期数达7次以上，贷款本金或利息逾期181天以上。”此文件中明确给出逾期天数与分类结果的对应关系，但只适用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在《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试行）》（1998年4月）的附件《贷款风险分类操作说明》中对于住房按揭贷款给出了参考依据，即“对于住房按揭贷款可参考以下方法进行分类：如果贷款本金或利息拖欠还款6次或180天以上，至少分为次级；拖欠还款12次或360天以上，至少分为损失类”；“对于信用卡透支，可参考以下方法进行分类：如果贷款本金或利息拖欠还款3次或90天以上，至少分为次级类；拖欠还款6次或180天以上，至少分为损失类”。

对不良贷款的定义在现行的一些规范性文件中都给出了一个定性的原则，在实际操作中各家银行至少都是把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或预期本息有损失的贷款划为不良贷款。

由于各家银行的风险偏好及具体经营目标的差异，将逾期多少天的贷款划归为不良的标准还是有些区别，只要不超过国家规定的原则，每家银行对划入不良贷款的期限可以有不同的要求。如有的银行在贷款合约或贷款协议中约定，贷款到期后还可以有一个还款宽限期，过了宽限期的贷款才是逾期贷款；有的银行对逾期贷款还有一个容忍度，寄希望借款人能在这个容忍期内继续履约，偿还贷款本息，没有把它计入不良贷款，如有的银行对个人贷款逾期90天后还给10天的宽限期，然后才归入不良贷款；有的银行则规定比较严，对逾期欠息的贷款容忍度很低，如工商银行从2007年开始把逾期或欠息30天以上的公司贷款划定为不良贷款。

在贷款本息预期损失率的确定上，由于人的主观判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利益不同、对信息理解不同等，也会产生差异，有时差异还会比较大。财政部《金融企业呆账准备提取管理办法》规定：“金融企业可参照以下比例计提专项准备：关注类计提比例为2％；次级类计提比例为25％；可疑类计提比例为50％；损失类计提比例为100％。其中，次级和可疑类资产的损失准备，计提比例可以上下浮动20％。”据此中国银行业基本都是把预期损失在25％左右的贷款划为次级类贷款，把预期有50％左右损失的贷款划为可疑类贷款，把预期无法收回本息的贷款划为损失类贷款，并都是按这个标准来计提专项准备。银行的内部审计、外部监管、外部审计也主要据此来检查对贷款质量分类的偏离情况。

1.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现状分析

1.1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基本概念

不良贷款是指借款人未能按原定的贷款协议按时偿还商业银行的贷款本息，或者已有迹象表明借款人不可能按原定的贷款协议按时偿还商业银行的贷款本息而形成的贷款。

我国曾经将不良贷款定义为呆帐贷款、呆滞贷款和逾期贷款（即一逾两呆）的总和。我国自2002年全面实行贷款五级分类制度，该制度按照贷款的风险程度，将银行信贷资产分为五类：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不良贷款主要指次级、可疑和损失类贷款。

1.2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估算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降低不良贷款上的确下了不少功夫，如尝试制定严格的信贷管理制度，信贷业务的完全程序化改革，规定降低不良贷款的指标等。但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仍严重偏高，尤其四大国有银行为最。2004年，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减少3946亿元，下降4.56个百分点，已降至13.2％。这个比例已经远远高出世界银行业的平均水平，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仍处于高位，不仅已超过《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而且与国际先进银行不良贷款比率应保持在5％以下的要求相去甚远。如果考虑各国有商业银行对外公布的数字相对保守的因素，那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更是可想而知。

表1-1截至2003年国内各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及不良贷款率

单位：亿元人民币

2015年9月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上升到1.19万亿元，大致回到了2006年9月末水平（1.27万亿元）。数字背后，并不是一场简单轮回。十年之间，银行业既演绎着不良资产剥离、财务重组、引进战投、两地上市等一系列精彩的改革故事，也经历过刺激政策下的信贷大投放、增速换挡中的信贷需求起落、结构调整阵痛期的信贷质量下降。本文首先探讨超低不良贷款率的不利一面，进而分析不良贷款反弹的结构性因素，最后指出市场化处置不良贷款是推动经济转型的危中之机。 不良贷款率越低越好吗？

当前1.59%的不良贷款率来之不易。十年之前，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7.33%，这还是国有银行分五批将2.6万亿元不良资产剥离给四大AMC后的结果。2008年末，上市前夕的农行再度剥离8156亿元不良贷款，一举使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下降到2.40%。如果说剥离不良贷款还只是财务重组的技术性处理，股改上市则再造了银行的信贷生成机制，做实的股东利益和强制的信息披露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约束，极大改变了银行信贷工作流程、风险控制系统和内部激励机制。前中后台间的相互制衡，业绩时的如临大敌，季度考核前的锱铢必较，都潜移默化地重塑着银行的信贷文化，指令性、操作性、欺诈性不良贷款比重下降，市场性、经营性、周期性因素成为新增不良贷款的主因。

从2008年9月到2011年9月，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出现了连续三年的“双降”，不良贷款率下降到0.9%的超低水平。

从国际经验来看，超低不良贷款率并非银行业的常态。过去十年，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呈现出L型的变化趋势，即便近三年有所反弹，但仍然明显低于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相比于当前全球（4.23%）、上中等收入国家（3.61%）以及OECD国家（3.55%）的水平，我国的不良贷款率更显偏低。值得一提的是，近十年来，不良贷款率最低点曾达到1%以下的美英两国，在随后爆发的金融危机中都出现了不良贷款率的飙升。这是否暗示着超低不良贷款率对经济和银行业并非总是福音？

超低不良贷款率并不利于经济转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主体的投资行为无不伴随着风险。在市场拓展、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转型过程中，总会出现决策失误的企业以及随之而来的贷款违约。

某种意义上，不良贷款是经济发展旧模式的墓志铭，是新经济脱胎换骨的通行证。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和制度条件下，如果银行业的风险偏好与一般企业相同，则银行体系形成的不良贷款率，可以被视为“自然不良率”。作为长于经营风险的企业，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本应高于一般企业，不良贷款损失可以由高利率覆盖。但如果不良贷款率长期低于“自然不良率”，那就意味着银行对风险的容忍过于保守，这将在信贷市场上挤出那些风险和收益较高的创新型企业和新兴行业，弱化银行对经济转型的支持力度。

我们可以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不良贷款率，作为我国“自然不良率”的参照。自2010年以来，上中等收入国家不良贷款率平均值为3.58%，同期我国不良贷款率平均值为1.06%，比参照值低2.52个百分点。这其中固然有信贷规模快速增长的“分母效应”，但更反映出我国银行业信贷行为的“懒贷”特征，即更倾向于为有政府显性或隐性担保的大企业、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等提供信贷支持，而对创新更为活跃、需要更为细致甄别的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力度不足。从另一个视角来看，作为民营经济基础更好、金融生态环境更佳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虽然近两年不良贷款上升较快，但其实体经济却实现了率先转型和稳增长，所以，应当辩证地看待不良贷款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既然超低不良贷款率不利于经济转型，在经济周期的波动中，依靠融资扩张而维持的传统信贷项目，在未来就有很大的概率转变为高风险项目，这为不良贷款的攀升埋下了伏笔。 不良贷款攀升的结构性因素

经历一番快速发展后，国内商业银行正迎来一场不良贷款持续上升的大考验。

截至今年6月末，国内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4564亿元，比去年末新增285亿元。16家上市银行截至今年6月末的逾期贷款总额是4026亿元，较年初增长超过1258亿元。

《新财经》记者梳理了已中报的16家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情况，结果显示，有14家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上升，其中有7家银行出现不良贷款余额与不良贷款率“双升”。这是国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连续10年双降后出现的反弹，且连续三个季度上升。

不良贷款余额持续上升无异于商业银行体内一个正在长大的“毒瘤”，这个“毒瘤”是否还会长大？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副主任尹中立认为，未来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提升会是长期趋势，跨度或将持续10年。

不良贷款持续上升

在完成四大行改制上市以后，国内银行业保持了连续10年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双降”的良好态势。但自2011年四季度开始，不良贷款余额开始逐步反弹，自2011年三季度末的4078亿元上升至2011年底的4279亿元。

今年一季度末，不良贷款继续上升至4382亿元，进入今年二季度，反弹势头依然不减。8月中旬银监会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到4564亿元，较年初增加285亿元。随后陆续的银行中报也充分显示出不良贷款明显上升的势头。

［摘 要］截至2011年4月30日,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都公布了2010年年度报告。文章通过对五家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现状及原因的分析,揭示了五家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双降”背后隐藏的问题,如不良贷款核销比率较高,不良贷款迁徙率“双升”等问题,并且进一步分析了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产生的原因,并且对如何防范不良贷款的产生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双降;双升;原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48-0052-04

不良贷款是我国商业银行发展中的一大隐患,是金融体系不稳定,银行出现亏损和倒闭,诱发金融危机最主要的原因。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自采取贷款五级分类方法以来,不良贷款的监管要求更加严格,大部分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实现了“双降”。但是,结合不良贷款五级分类结构变化以及行业结构来看,次级类、可疑类不良贷款迁徙率双双上升、不良贷款行业集中度较高,说明不良贷款“双降”背后存在较大的隐忧。为了能够清晰地阐述我国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现状,本文选取了12家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中总资产排名前五位的银行的年报数据作为依托,这五家银行分别是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和民生银行。这几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成立时间较早,并且已经上市,发展较为成熟,能够突出地反映我国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现状。

1 五家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现状分析

1.1 不良贷款“双降”

根据银监会年报披露,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565.7亿元,比上年减少71.5亿元,不良贷款率为0.7%,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实现了不良贷款的“双降”。但是,伴随不良贷款比率“双降”的是26.83%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总量的上升和较高的核销比率,因而不良贷款的“双降”存在稀释因素。

如右图所示,2008―2010年,五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从1%以上降至0.7%以下,其中,兴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最低已至0.42%,比率最高的民生银行,也只有0.69%。同时,五家银行的年报数据显示,这三年五家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也在逐年下降。不良贷款的“双降”从表面上反映了几家银行资产质量的普遍提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自由化浪潮积累了许多问题，而直接损害银行稳健与安全，导致银行危机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便是不良贷款的发生，不良贷款问题已成为困扰和束缚各国金融机构发展的桎梏，不良贷款正像一颗毒瘤不断侵蚀着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和危害着金融界的稳健经营，因此银行应加强对不良贷款的研究，加快不良贷款的处理，促进银行业健康平稳的运行。

一、不良贷款现状

所谓银行不良贷款，主要指银行不能正常收回或无法收回的的贷款。我国银监会采用国际上通用的五级分类法对贷款进行分类，即次级贷款类、可疑贷款类、损失贷款类，2007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2684.2亿元，占全部贷款比例6.17%，其中次级贷款余额2183.3亿元，占全部贷款比例1.06%，可疑贷款余额4623.8亿元，占全部贷款比例2.25%，损失贷款5877.1亿元，占全部贷款比例2.86%.银监会成立以来，一直把银行业不良贷款的下降作为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积极推进银行业金融机构体制和机制改革,不断推动商业银行积极清收贷款和利用拨备核销贷款损失，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实现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的下降，达到历史最低水平。2007年末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6.17%,在上年末7.09%比例的基础上全年呈持续下降趋势。2007年末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万亿2,684.2亿元人民币，这一数据较之上年末1万亿2,549.2亿元人民币的数据略有攀升。分机构看,外资银行不良贷款比例最低,为0.46%；其次为股份制商业银行,为2.15%；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仍然是最高的8.05%。

二、不良贷款成因分析

不良贷款的形成原因多种多样，不外乎来自于银行外部的原发性因素和银行内部管理的内生性因素。

1.来自由于银行外部的原发性因素

(1)借款人的因素。借款人可能是内部经营不善、产品市场萎缩，也有可能是借款人借改制之机故意逃废银行债务，缺乏还款意识。(2)政策因素。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缺乏连续性，经济波动的频率高、幅度大，使信贷扩张和收缩的压力相当大，在宏观紧缩、经济调整时期，往往形成大量贷款沉淀。(3)行政干预因素。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压，地方财政挤，迫使银行发放大量指使性贷款、救济贷款，贷款行为行政化，信贷资金财政化，直接削弱了贷款产生经济效益的基础。

2.银行内部管理的内生性因素

资产质量是商业银行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在国内“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新一轮资产质量问题开始浮现。截至2014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6461亿元，较年初增加541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04%。不良贷款余额及不良贷款率均创2011年第二季度以来新高；不良贷款率甚至达到近3年以来的最高值。资产质量的压力再次成为悬在银行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历史上，我国银行业最严重的不良贷款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经济衰退、地产泡沫破灭、工业企业利润下滑，加之在市场化进程中，不适应市场竞争而破产以及管理水平低下等原因，银行产生了大量不良贷款，不良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从1995年的21.4%上升到2000年的29.2%。从2003年到2008年，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AMC）及财政部联合吸纳了五大行1.97万亿元的不良贷款（相当于GDP的15%，此前五大行不良贷款率13%―24%，负权益1.2万亿元）。其采取的主要方式是债转股和打包销售等传统方式，属于特定阶段产物。

目前看，本轮不良贷款与历史上不良贷款产生的内外部环境与体制背景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其一，本次不良贷款有所抬头主要是在经济增速趋于放缓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受到经济下行与市场流动性双重压力的影响，商业银行前期大投放与高利润背后隐藏的风险逐渐暴露。其二，中国银行业经过多年高速发展，总资产迈向150万亿元大关，体量远非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容量。其三，银行仍有较强的能力抵御潜在风险，也有充足的财务资源以满足核销的需要。从一季度数据看，即使在银行大幅度提取拨备的情况下，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长依然达到10%以上，显示了较强的盈利能力和进一步提升拨备水平的资金保障能力。其四，中国银行业业务复杂程度已今非昔比。为了免受存贷比、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的硬约束，银行业在正规银行体系之外派生出“影子银行”。影子银行体系与商业银行体系一样，将全社会的储蓄者和借款人联系起来，但方式不同于商业银行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机制，而是以与现代金融市场联系非常紧密的各种金融工具形式出现，打破了单一的债权债务关系，而是形成了多元化的风险承担机制。

可见，中国银行体系对待不良资产问题采取的治理措施应更具差异化，更有针对性，不能单纯采用行政手段让政府来埋单，迫切需要新的思路和方法。

首先，投行技术处置不良资产。作为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中国银行已经启动了向其投行子公司出售不良贷款的策略，之后这家子公司将对这些贷款进行重组，希望能回收高于其收购贷款价格的资金。由于该投资银行子公司对这些不良贷款的收购价预计高于外部投资者，中国银行就可以计入相对较少的贷款损失。与此同时，根据中国的会计制度，在这些不良贷款被出售后，就不会再被计入中国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其次，探索创新结构性风险资产转化模式以及资产证券化等处置手段。通过实施信贷资产证券化，或许会极大地提高银行不良贷款的“双控”效果。信贷资产证券化能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有效盘活存量资金，能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同时，信贷资产证券化能有效降低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降低信用风险在银行系统过高的集中度，优化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增强商业银行的风险抵御能力，并能为银行发展中间业务、开展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的改革提供新产品。实际上，在2013年8月，本届政府就决定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试点。之后，监管层便在紧锣密鼓制定关于加快发展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相关细则。现在看来，目前适宜推行资产证券化的信贷资产，在银行资产中，以信用类贷款、保证类贷款、小微企业贷款、汽车贷款为主；在企业资产中，以建筑企业的BT（建设移交）回购债权、部分地方公共事业企业现金流为主。

再次，由于新增不良集中在小微企业，地区主要在长三角地区，针对不同企业可采取差异化手段解决不良问题。对风险确定无法化解的企业，在不良发生前提前进入诉讼程序，加快处置速度。而对于已进入诉讼程序的不良贷款，针对目前房地产形势不佳的现状，及早寻找目标买家，提前与目标客户进行协商，努力实现快速处置。对于基本面尚可、但因发生意外事件而产生不良的企业，可通过转贷等缓释风险来化解。对于生产正常、因受担保牵累而发生不良的企业，以贷款承接、担保脱钩的途径对不良贷款进行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