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散文范文精选

如果说小说是毕淑敏文学创作“一翼”的话，那么，散文则是她的另一只翅膀。迄今为止，她已出版了十数种散文集，凡百余万字，一些名篇被不断转载，选为各种教材，在青年中流传，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当下我国的文学特别是散文图书长时期不景气，一些出版单位视此类选题为畏途，毕淑敏的散文却“风景这边独好”，创造了持续畅销的奇迹，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由衷喜爱。

毕淑敏立足现实，扎根于大地和民间，把握时代的脉搏，钟情于生命的气息，捕捉并始终与大众的心跳共振，不焦虑、不功利、不雷同，神闲气定地感悟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以女性所特有的慧敏和细腻，把她的所见所闻所感――其间较少黄钟大吕，多横笛短吹，却能推演得气象万千，落英缤纷，抵达人生、生命和人性的最深处，给人以躲闪不及的撞击感。她的散文平淡中寓存着绚烂之性灵，朴实中包含了奇思妙想，谐和中充盈着蓬勃之美。在健康的格调、阳光的品质、耐人寻味的智慧和相当优雅的行文中，闪射着对真善美不懈追求的迷人色彩，表现了毕淑敏对人类美好精神素质、人格气质和文明程度的独特见解，构成了她散文创作的个性。

毕淑敏是位勤于思索、善于发现的作家。她以独特的审美经验、文化心理和思想学养，全身心地感悟、体验、注视和倾听着美好的深刻的复杂的生活，于是她的散文总能给人一些新鲜的独特的东西，包括她早期的大部分作品，也较少初出茅庐的稚嫩青涩。她拒绝重复，无论是他人还是自己。她视人云亦云为仇雠。我曾猜想，她在构思一篇散文时，就其立意，是否也曾有过“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胸襟？无论是对人类命运、终极问题的探究，对自由思想的追寻，对深层人性的审视和叩问，对人的个体生存状况的洞察，还是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尖锐触及，她所描摹和传达的意境和思想，或者是因为我们见怪不怪的麻木，或者是因为压根儿就没想到，总会产生一种与众不同的新鲜感和惊愕感，拓展了我们的思维，获得一种阅读的。

富含哲理是毕淑敏散文的一大特色。《我很重要》《素面朝天》《保持惊奇》《风不能把阳光打败》等在广大读者中耳熟能详。山间的白云，溪间的流水，飞翔的蝴蝶，熙熙攘攘的市井，一段对话，一个场景，在她笔下，都可能或浓或淡地蕴含着温馨的哲理和迷人的智慧，仿佛青橄榄一样耐人咀嚼，散发着挥之不去的韵味。难能可贵的是，她的哲理不是硬塞给人的，不是居高临下令人生厌的说教，不是所谓“卒章显志”的简单化，而是水到渠成，春种秋收；是亲切委婉的谈心，丝丝入扣，润物无声，在春雨的沐浴中使你不知不觉地认同并信服，从而得到颖悟和启示，提升人生境界。

情感是文学根本的原动力。庄子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庄子・渔父篇》）。进入文学的感情，必须经过思想的过滤，否则不是流于表面化就是误入虚伪浅薄的歧途。毕淑敏的散文富有真情实感，这是她丰饶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她笔尖饱蘸情感的琼浆，在行云流水的字里行间汩汩流淌，产生深刻而感人的力量。这是一种内力，既有别于情感沙化的作品，也有别于那种慷慨激昂、呼天抢地的宣泄。她是位善于控制的作家，情绪的起伏、感情的抒发，如优美的旋律弥漫于天地之间，鲜明的节奏感使它收放自如，恰到好处。

毕淑敏散文的艺术格局可谓斑斓多姿。她敬惜字张，因而所作散文大都短小精致，很少铺排，绝无废话。其结构因文而异，其中既有以情绪，以思想，以意象来结构的，也有以寓言，以童话，以人物，以情节来结构的。每一篇散文都能通过色彩、声音、韵律、特定的语调，叙述时空的设计等手法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氛围，这种氛围又与精心选择的生活画面、感情的抒发方式等息息相关，形成一种独特的散文意象。虚实的安排，或用墨如泼，或惜墨如金，浓淡相宜，留有空白，一如漂亮的山水画。毕淑敏散文的语言极具表现力，准确，优雅，优美，娓娓而谈，引人入胜。独出心裁的比喻，精彩如虹的排比，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朴素直白的叙述，都是别有天地，鲜花盛开。她的散文在书面语言的运用上更是炉火纯青，自成一家，似有一种贵族气息，表现出独特的美学风范。

毕淑敏的散文中，那种把时代和民族作为大背景的恢宏之作还较少，那种目骛八极、胸罗万壑和具备“史”的厚度和宽度的作品还较少，那种使人五脏俱焚、痛彻心骨的寒冷和酣畅淋漓的作品还较少。可是，如果这些都有了，可能就不是毕淑敏了。然而，对已经赢得了文学和市场的作家而言，寻求一些变数，例如将视野再开阔一些，将探究更深刻一些，不但是读者的希冀，恐怕也可以成为“更上一层楼”的参考吧。

【摘要】爱情，与血缘无关，所以我们称它为“非血之爱”。毕淑敏被人们称为“文学界的白衣天使”，她的散文中字里行间流露着温暖与智慧。她用散文诠释了自己的爱情观，就让我们从她的散文作品中来寻取这一脉清澈的温泉。

【关键词】非血之爱；毕淑敏；爱情观

人世间的爱有很多种，毕淑敏在她的散文《非血之爱》中提出了一种非常简明的划分方法，那就是以血为界：一种是有血缘的爱，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亲人之间的爱，这种爱是以血缘为纽带与生俱来的；另一种爱与血缘无关，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朋友之间、恋人之间、夫妻之间的爱，而一提起非血之爱，人人往往最先想到的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爱情。打开毕淑敏的散文，在她秀美的字里行间寻求一脉为我们洗涤心灵的清澈温泉。让我们追寻毕淑敏的笔迹，去寻找爱的真谛。

一、选择没有唯一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古人的诗词告诉我们，爱人是一种命里注定的唯一。而毕淑敏在她的散文《成千上万的丈夫》中却这样写道：“有成千上万的男人，可能成为某个女人的好丈夫。”刚看到这句话时着实吓了一跳，这看起来是相对于“非谁不娶，非谁不嫁”的另一种极端。很多人会问：找一个合适自己的人真的很难，怎么会有成千上万的对象呢？而毕淑敏是这样回答的：婚姻是一般人的普通问题，不要人为地将其复杂化。“就像我们是早已存在的普通女人，那些普通的男人，也已安稳地在地球上生活了很多年了。我们不单单是一个人，更是一种类型，就像喜欢吃饺子的人，多半也热爱包子和馅饼。”

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实的生活中有很多人抱住唯一不放，有人为了一次失恋而轻生，有人则生出组装男友的念头——相貌堂堂、学识渊博、品味高雅、事业有成，当把所有的这些组装到一起生成一个唯一的标准时，这无疑给自己的婚恋之路打了个死结。

在婚姻中，自然天成的唯一伴侣几乎是不存在的，更多的还是过程之中的磨合。真正的金婚银婚甚至钻石婚，成功的秘籍是在这其中历久弥新的磨合与默契。需要包容彼此的小缺点，需要沟通需要交流。毕淑敏在最后时说：“世上没有唯一只能成为你的妻子或丈夫的人，只要有自知之明，找到合适你的类型，天长地久真诚相爱，就会体验相伴的幸福。”

二、爱情没有快译通

今天我读了《毕淑敏散文集》从中让为感受了很多。

读《毕淑敏散文集》就像在读一份历史上的史诗一般，每一篇里都有令人感触词句，每一篇里都会有一个浅显的人生哲理，就像我刚才看的《提醒幸福》一般，从中，我不难发现他要表达的意思，也就知道了。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毕淑敏在文中用了劝告，提一醒，暗示等语气告诉我们他在生活中所经历的事，在向我们阐述他的观点，启示。一从课堂上，我知道了毕淑敏是一位心理专家。但是，假如课堂上没说，我还猜得出他的职业，因为文中她有用心的开导我们，安慰我们。她似乎将我们内心深处的迷密窥了个七七八八。在我们对他说的话将信将疑的时候，用他那干脆利落的一点，我就释然信服了她。她的每一篇文章像一股清泉，纯净透彻，像一缕阳光，温暖人心，像一群小鱼，自由愉快。她以自己自身的事开导我们，安慰我们，她的付出是巨大的，她是我们心中的楷模。 以上便是我的读后感。

摘要：在诸多的当代作家中，毕淑敏的作品具有与众不同的魅力和影响。她自己认为是率性而为，可正是这样的率性而为，读者才感受到了她的散文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没有矫情造作的痕迹。笔者试图通过探析毕淑敏散文中比喻的独特性，来体会作家独特的人生感受。

关键词：毕淑敏 色彩 比喻

一、散文比喻中的“医生色彩”

毕淑敏自己写到：“若干年后，当我在某一个傍晚开始写作散文的时候，我无可逃避地沾染上了医生的痕迹，犹如我们清晨走过草地，鞋子被遍地露珠打湿，许久许久不曾被风吹干。”[1]可见做医生的阅历对毕淑敏的作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例：“这样，红柳的枝桠遒劲地腾越在旷野之上，好似一幅镂空的恐龙骨架。……今年可以看到去年被掘走红柳的沙丘，好像做了眼球摘除术的伤员，依旧大睁着空洞的眼睑，怒向苍穹。”（《离太阳最近的树》）

在海拔五千米的荒漠皱褶里，在酷寒和缺氧的环境里，红柳居然生存了下来。作者对红柳顽强的生命是珍惜的、欣赏的，可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为了生存的需要，硬是要将红柳及其强大坚韧的根挖出来当柴火烧，这件事在“我”看来，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所以对红柳的挖掘，作者使用了两个比喻，把红柳的根比喻成了“一幅镂空的恐龙骨架”，把被挖走红柳的沙丘比喻成了“做了眼球摘除术的伤员睁着的空洞的眼睑”，“骨架”和“摘眼球”的故事，显然在医生工作中最多，作家写作的时候，跳入脑海的第一个感觉恰恰是来自阅历的第一个感受，做医生的人生体验会不时地进入作品中，于是比喻具有了医生色彩。

又如：“先要用硬毛刷子蘸着肥皂水，一丝不苟地直刷到腋下，直到皮肤红到发痛，再用清水反复冲洗，恨不能把你的胳膊收拾得像一根搓掉了皮，马上准备凉拌的生藕。……由于酒精强烈的脱脂作用，手臂也像枯树干，失去少女特有的润泽。……消毒过的手已被管制，我俩就像卸去双臂的木偶，无法接触自己的皮肤。”（《指纹状的菌落》）

上面的三个比喻都是在反映手术前的消毒情况，显然消毒过程不仅严格，时间久了还会痛苦。把胳膊刷得像“搓掉了皮的生藕”，手臂像“枯树干”，手消毒后的人像“失去双臂的木偶”，都是有生活经历的人才可能会使用的比喻。作者的这些比喻只是铺垫，告诉读者常年需要消毒的医生有其他职业的人不曾了解的特殊感受，可恰恰就是在这样的严谨下，一个抓了一下耳朵的小动作，真的因为手感染了病菌从而感染了患者，使患者的生命出现了很大的危险。作者以她从医的经历用独特的比喻向读者诠释了感染和腐败的关系，其分析结果极具社会性，这也是毕淑敏散文灵魂的归宿。

【摘要】文章从语境的角度出发，对毕淑敏散文中比喻的得体性进行探讨，认为其比喻的运用符合语言语境、文化语境、背景语境和主观语境等的要求，符合得体性原则。

【关键词】毕淑敏散文；比喻；文化语境；得体性

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第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修辞，提出修辞必须适应题旨情境，据此进一步提出修辞手法的两大分野，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修辞学理论体系，使得《修辞学发凡》成为中国修辞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著。张弓先生认为:“把握交际对象；保持自我本色；同语言环境相一致；明确前提；视点适当。”[1]王希杰先生在继承中不断创新，进一步提出了得体性原则，大胆陈说，小心求证，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修辞学理论体系。他认为：“得体性是修辞学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2]“得体性是评价话语好坏的最重要的标准，也是决定话语表达效果的最重要的因素。”[2]“现在我们认为，修辞的最高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得体性原则。一切其他的原则都从属于这个原则，都是这个最高原则的派生物。这个最高原则制约着和控制着一切其他原则。”[2]它是“修辞立其诚”的现代诊释，是对中国古典修辞学传统的回归。同时，他还指出“得体性就是话语对语言环境的适应程度。脱离了特定的语言环境，就没有得体不得体的问题。”[2]

语境是人们在语言现象中理解和运用语言所依赖的各种表现为言辞的上下文或不表现为言辞的主客观环境因素。[3]它可分为语言性语境和非语言性语境。语言性语境通常指的是语言现象中某一话语结构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表现为言辞的上下文,它既包括书面语中的上下文,也包括口语中的前后语；非语言性语境指的是语言现象中某一话语结构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主观因素,包括时间、地点、话题、心理背景、文化背景、内容所涉及的对象以及与各种话语结构同时出现的非语词符号等。王希杰先生在《修辞学新论》中把语言环境分为三类：（1）小语境（context）,包括话题、前提和上下文；（2）中语境（situation），包括说写者和听读者之间的关系，时间，空间，事件；（3）大语境（backgroud）包括社会文化背景和民族传统。[4]

语言环境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得体性的多层次性。得体性可以分为小语境得体性和大语境得体性。小语境得体性是微观得体性，静态得体性指的是语言或话语本身，这是传统修辞学最重视的；大语境得体性是宏观得体性，动态得体性，指的是话语同大语境的关系，也就是对大语境的适应度。下面我将从适应语境的角度对毕淑敏散文中比喻的得体性进行探讨。

一、语言语境

语言语境是指上下文语境，即一个句子在更大的语言段落中所处的位置，这是对语境的最狭义的理解。“微观得体性，就是在小语境中，在特定上下文中，一个词语、一个句子同其他相关词语和句子的搭配要得当，同整个话语协调一致，和谐统一，形成有机组合。”[2]因此，我们应该在上下文中去理解某一个词语、某一句话，去分析它的得体性。

例（1）更讲究的花砖像是一部有头有尾的小说呢。……（《腰线》）“花砖”和“小说”是两个不存在任何相似点的不同事物，表面上不存在任何相似点，如果单看这个比喻，会让人觉得无法理解。但是如果看完下文，“一款叫做‘爱情鸟’的瓷砖，花砖就有几种格局。一块是来年感只水鸟相依为命，耳鬓厮磨的。这好理解，新婚燕尔啊。再一块就是三只鸟左顾右盼呼朋引类的。这多出来的鸟，可不是什么非法闯入者，而是大鸟们辛辛苦苦孵出的小鸟”，就会恍然大悟：花砖在装饰家庭的同时还显露了主人的文化内涵。

内容摘要：幸福是什么？心理医生兼作家的毕淑敏，对幸福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本文运用心理学理论，从幸福是什么、实现幸福、拥抱幸福三个角度解读她在散文中表达的幸福观。

关键词：毕淑敏 散文 幸福观

幸福是人人都向往的，幸福究竟是什么？人们怎样找到幸福呢？毕淑敏17岁到当兵，28岁回北京当外科医生，35岁开始写作；50岁当心理医生，集军人、医生、作家和心理医生于一体。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她表现出一种关怀人的生存状态的情感。她面对现代人对幸福的迷惑，登上百家讲坛，从心理学的角度，破解幸福密码；她将自己的幸福观点融入写作中。在散文中，表达出对幸福的独特的理解。笔者运用心理学理论，从幸福是什么、实现幸福、拥抱幸福三个角度解读她在散文中表达的幸福观。

一、幸福是什么

幸福，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有两个含义，一是名词，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二是形容词，生活、境遇称心如意。幸福究竟是什么呢？

1、幸福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情绪

心理学研究表明，幸福是一种感觉，是一种对现状的接受与肯定及由此带来的快乐。肖永春在《幸福心理学》中说，幸福就是幸福感。他认为幸福感可以从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三个方面来衡量。

毕淑敏在百家讲坛讲述了她对幸福的理解，“幸福不是金钱，不是高科技，不是长寿，不是多子多福。”“幸福是一种情绪。幸福是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生活的满足和感到生活有巨大乐趣并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续久远的愉快心情。”（《陂译幸福密码》）她用散文《提醒幸福》告诉读者：“幸福并不与财富地位声望婚姻同步，它只是你心灵的感觉。”“幸福就是没有痛苦的时刻。”在《再婚的女人》中说，“幸福不幸福，通常只是当事人内在的感觉，没有统一标准，也无需别人的肯定。”她认为，幸福是主体的心理感觉，没有统一标准，也无需别人的肯定，这种感觉就是满足和快乐。

毕淑敏，国家一级作家、内科主任医师、国家注册心理咨询师。由于有过20年从医的经历，她格外关注生命，描绘了许多医生的形象。因为毕淑敏本人也曾是个受人尊敬的好医生，极负责任，“态度好，医术也好”，所以，她也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称为“小毕医生”。毕淑敏由衷地表达了对他们的崇敬。本文拟探讨毕淑敏笔下这些好医生的塑造方法及其形象意义。

一、 塑造方法

毕淑敏散文中的好医生差不多有七八个，他们形象鲜明，各具魅力，“老医生”们的大义、豪迈，教授的严谨、磊落，小毕医生的尽职、勤奋，两位专家的医术和服务，都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那么毕淑敏是如何运用文学的方法来刻画他们可亲可敬的光辉形象的呢？

首先，作者善于采用正面描写的方法，对事件、场景等进行客观冷静的叙述，对人物的语言外貌、动作等进行准确的刻画，从正面来展示他们的形象特征。一方面，她把医生的日常工作写进作品，对他们工作中遇到的事件作完整而概括的叙述，记录他们在部队医院艰辛而充实的生活。如《针刺合谷穴》《第一次打针》等写小毕医生如何勤奋工作、不断进步的。另一方面，她对典型场景进行翔实的描绘，向读者展示医学知识和严密的逻辑，表现高原上医务工作者在艰苦环境中的圣洁的医心。如《呵护心灵》中小毕医生“琢磨”出一个笨法子做血清化验、医科大学的课堂上关于抗菌素的分歧，都清晰可见他们那群人在艰苦条件下，对科学的不懈追求。

其次，作者采用侧面烘托的手法，用环境描写、旁观者的议论等从侧面来丰富人物的内涵，烘托人物的光辉形象。一方面，她用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来反衬部队医生们大无畏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他们在缺氧酷寒的环境中，骑马巡回医疗，行走在国界线上，那种守护生命的豪情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另一方面，作者在散文中穿插了自己的议论和剖析，通过自己真实的心态、感受，以及对事件作理性剖析的文字，把人物托举到一个高度，深化了作品的主题。老医生殉身雪原之后，在追悼会上，“我才知道他的生辰，远没有我想象的那样老”，作者接着说，“满头灿然的白发，是昆仑山馈赠给他的不能拒绝的礼物”。夹叙夹议式的心灵感受，在毕淑敏的散文中经常见到。另外，《指纹状的菌群》《呵护心灵》等文中有不少剖析的文字，作者以丰富的人生经验引导读者去思考社会现象，告诉我们一个优秀医生应该有的作风，娓娓地表达她的深刻的见解，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第三，作者用平易生动的叙述语言给读者美的享受和丰富的联想。一方面，大量的比喻，把作家的真知灼见和切身感受准确地传达给读者，产生了神奇的效果。如手术前，手臂被刷得“像一根搓掉了皮，马上准备凉拌的生藕”，血肉之躯被联想成冰凉的物品，令人心痛。另一方面，夸张性的联想，造成特别强烈的表达效果。“瘦瘦的胳膊比红蓝铅笔粗不了多少”“脸色煞白，似乎骨髓给抽出来了”说的是病人的凄惨；“隔着荒原一般辽阔的办公桌”说的是医院等级的森严。

归纳起来，毕淑敏的散文简洁、随意、自然贴切。冷静的叙述和理性的分析恰到好处，不故作高深，不作琐碎的细致分析，点到为止。描写真切、生动，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人物内在的东西，有时寥寥数语，却令人过目难忘，显示出一个文学家驾驭文字的深厚功底。

二、形象意义

【摘要】文章从语境的角度出发，对毕淑敏散文中比喻的得体性进行探讨，认为其比喻的运用符合语言语境、文化语境、背景语境和主观语境等的要求，符合得体性原则。

【关键词】毕淑敏散文；比喻；文化语境；得体性

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第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修辞，提出修辞必须适应题旨情境，据此进一步提出修辞手法的两大分野，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修辞学理论体系，使得《修辞学发凡》成为中国修辞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著。张弓先生认为:“把握交际对象；保持自我本色；同语言环境相一致；明确前提；视点适当。”[1]王希杰先生在继承中不断创新，进一步提出了得体性原则，大胆陈说，小心求证，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修辞学理论体系。他认为：“得体性是修辞学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2] “得体性是评价话语好坏的最重要的标准，也是决定话语表达效果的最重要的因素。”[2]“现在我们认为，修辞的最高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得体性原则。一切其他的原则都从属于这个原则，都是这个最高原则的派生物。这个最高原则制约着和控制着一切其他原则。”[2]它是“修辞立其诚”的现代诊释，是对中国古典修辞学传统的回归。同时，他还指出“得体性就是话语对语言环境的适应程度。脱离了特定的语言环境，就没有得体不得体的问题。”[2]

语境是人们在语言现象中理解和运用语言所依赖的各种表现为言辞的上下文或不表现为言辞的主客观环境因素。[3]它可分为语言性语境和非语言性语境。语言性语境通常指的是语言现象中某一话语结构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表现为言辞的上下文,它既包括书面语中的上下文,也包括口语中的前后语；非语言性语境指的是语言现象中某一话语结构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主观因素,包括时间、地点、话题、心理背景、文化背景、内容所涉及的对象以及与各种话语结构同时出现的非语词符号等。王希杰先生在《修辞学新论》中把语言环境分为三类：（1）小语境（context）,包括话题、前提和上下文；（2）中语境（situation），包括说写者和听读者之间的关系，时间，空间，事件；（3）大语境（backgroud）包括社会文化背景和民族传统。[4]

语言环境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得体性的多层次性。得体性可以分为小语境得体性和大语境得体性。小语境得体性是微观得体性，静态得体性指的是语言或话语本身，这是传统修辞学最重视的；大语境得体性是宏观得体性，动态得体性，指的是话语同大语境的关系，也就是对大语境的适应度。下面我将从适应语境的角度对毕淑敏散文中比喻的得体性进行探讨。

一、语言语境

语言语境是指上下文语境，即一个句子在更大的语言段落中所处的位置，这是对语境的最狭义的理解。“微观得体性，就是在小语境中，在特定上下文中，一个词语、一个句子同其他相关词语和句子的搭配要得当，同整个话语协调一致，和谐统一，形成有机组合。”[2]因此，我们应该在上下文中去理解某一个词语、某一句话，去分析它的得体性。

例（1） 更讲究的花砖像是一部有头有尾的小说呢。……（《腰线》）“花砖”和“小说”是两个不存在任何相似点的不同事物，表面上不存在任何相似点，如果单看这个比喻，会让人觉得无法理解。但是如果看完下文，“一款叫做‘爱情鸟’的瓷砖，花砖就有几种格局。一块是来年感只水鸟相依为命，耳鬓厮磨的。这好理解，新婚燕尔啊。再一块就是三只鸟左顾右盼呼朋引类的。这多出来的鸟，可不是什么非法闯入者，而是大鸟们辛辛苦苦孵出的小鸟”，就会恍然大悟：花砖在装饰家庭的同时还显露了主人的文化内涵。

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第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修辞,提出修辞必须适应题旨情境,据此进一步提出修辞手法的两大分野,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修辞学理论体系,使得《修辞学发凡》成为中国修辞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着。张弓先生认为:“把握交际对象;保持自我本色;同语言环境相一致;明确前提;视点适当。”[1]王希杰先生在继承中不断创新,进一步提出了得体性原则,大胆陈说,小心求证,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修辞学理论体系。他认为:“得体性是修辞学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2] “得体性是评价话语好坏的最重要的标准,也是决定话语表达效果的最重要的因素。”[2]“现在我们认为,修辞的最高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得体性原则。一切其他的原则都从属于这个原则,都是这个最高原则的派生物。这个最高原则制约着和控制着一切其他原则。”[2]它是“修辞立其诚”的现代诊释,是对中国古典修辞学传统的回归。同时,他还指出“得体性就是话语对语言环境的适应程度。脱离了特定的语言环境,就没有得体不得体的问题。”[2]

语境是人们在语言现象中理解和运用语言所依赖的各种表现为言辞的上下文或不表现为言辞的主客观环境因素。[3]它可分为语言性语境和非语言性语境。语言性语境通常指的是语言现象中某一话语结构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表现为言辞的上下文,它既包括书面语中的上下文,也包括口语中的前后语;非语言性语境指的是语言现象中某一话语结构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主观因素,包括时间、地点、话题、心理背景、文化背景、内容所涉及的对象以及与各种话语结构同时出现的非语词符号等。王希杰先生在《修辞学新论》中把语言环境分为三类:(1)小语境(context),包括话题、前提和上下文;(2)中语境(situation),包括说写者和听读者之间的关系,时间,空间,事件;(3)大语境(backgroud)包括社会文化背景和民族传统。[4]

语言环境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得体性的多层次性。得体性可以分为小语境得体性和大语境得体性。小语境得体性是微观得体性,静态得体性指的是语言或话语本身,这是传统修辞学最重视的;大语境得体性是宏观得体性,动态得体性,指的是话语同大语境的关系,也就是对大语境的适应度。下面我将从适应语境的角度对毕淑敏散文中比喻的得体性进行探讨。

一、语言语境

语言语境是指上下文语境,即一个句子在更大的语言段落中所处的位置,这是对语境的最狭义的理解。“微观得体性,就是在小语境中,在特定上下文中,一个词语、一个句子同其他相关词语和句子的搭配要得当,同整个话语协调一致,和谐统一,形成有机组合。”[2]因此,我们应该在上下文中去理解某一个词语、某一句话,去分析它的得体性。

例(1) 更讲究的花砖像是一部有头有尾的小说呢。……(《腰线》)“花砖”和“小说”是两个不存在任何相似点的不同事物,表面上不存在任何相似点,如果单看这个比喻,会让人觉得无法理解。但是如果看完下文,“一款叫做‘爱情鸟’的瓷砖,花砖就有几种格局。一块是来年感只水鸟相依为命,耳鬓厮磨的。这好理解,新婚燕尔啊。再一块就是三只鸟左顾右盼呼朋引类的。这多出来的鸟,可不是什么非法闯入者,而是大鸟们辛辛苦苦孵出的小鸟”,就会恍然大悟:花砖在装饰家庭的同时还显露了主人的文化内涵。

例(2) 幸福是个哑巴。(《哑幸福》)“幸福”是人们的自我感受,而“哑巴”却是有生理缺陷的个体,两者毫无相似点。如果单从这句话来看,无法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而如果联系它的上一段“幸福很矜持。遭逢的时候,它不会夸张地和我们提前打招呼。离开的时候,也不会为自己说明和申辩。”并认真看了全文就会明白:一个人的幸福要靠自己追求和把握。

例(3) 我才明白,节日就像一个国度,是有特定的领海和领空的。(《三月,是我们的节日》)乍看之下,“节日”和“国度”之间毫无联系,但是通过后面的说明,“特定的领海和领空”,联系作者正在谈论的话题“三八妇女节”这一女性专有的节日,就很好明白这一比喻了。

［摘要］毕淑敏文艺思想的基础是真实，真实性是毕淑敏文艺思想和文学活动的支柱。从毕淑敏对真实性的追求、表现和局限几方面解析毕淑敏的真实观，可以深化对毕淑敏创作的认识。

［关键词］毕淑敏；亲历；真实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1-0093-05

毕淑敏创作思想的基础是真实，真实性是毕淑敏文学活动的支柱。她立足现实，钟情生命的气息，把握生活真谛，捕捉人性、心理，在耐人寻味的智慧和脉脉含情的行文中，饱含着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然而，结合以往的研究可知，对毕淑敏的创作研究一般仅限于作品解读层面上，即使从批评的角度也仅触及毕淑敏的成长经历、历史记忆和文化经验上，而对全面把握毕淑敏文艺思想的构成探讨不够。在没有对毕淑敏文艺观进行深入研究的前提下，我们是很难从整体上认知毕淑敏的创作的。本文从“真实观”的角度入手，全面梳理毕淑敏创作的追求、表象以及局限，希冀构成解析毕淑敏创作思想的一个新起点。

一、至真的追求

文学要追求和弘扬“真”。“真实”可以说是衡量一部作品有无价值和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准，文学史上许多作家也无不把体现着“历史理性”的真实视为文学的生命。

毕淑敏选择了文学真实，而不是同时期的其他文学观念，这与她独特的人生经历有关。1952年10月毕淑敏出生于新疆伊宁，当时她的父亲在新疆做军官。不到1岁时，在襁褓中的毕淑敏又由于父亲调动而到北京生活，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愉快的童年。轻松的环境、母亲的关爱和父亲的榜样使毕淑敏形成了善良淳朴的性格，母亲的悉心教导使毕淑敏按照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成长起来，形成了最初的真实观。随后毕淑敏进入北京外语学院附中学习并一直保持优异的学习成绩，正确的真实观使得毕淑敏在期间没有盲从于那个荒谬的年代，而是在初期的两三年中阅读了校图书馆里的大量世界名著，在书的海洋中培育了自己的品格。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教给了毕淑敏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真实观，也使她在违心地写对这些“毒草”的批判稿时感到了良心的不安。因此中各种奇特的现象带给毕淑敏更多的是对真理的坚持。

1969年2月毕淑敏从学校应征入伍，在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交汇的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从16岁半到28岁，历任卫生员、助理军医、军医等。空旷雄奇的冰山雪岭、远离城市高寒缺氧的艰苦军旅生涯给了毕淑敏特殊的人生经历，逼迫她在青年时期就进行了大量的人生思考，“世界上最安全的事情，就是真实。”［1］面对浩渺无际的雪原，毕淑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酷寒、缺氧对高原生活和演习拉练的危险艰苦，让毕淑敏一次次地体会到生命的脆弱无力，也不止一次地想到了自己的死亡，“在攀越壁立的冰坂时，我那么热切地渴望死亡。”“我想，我可以装作失足，痛快地滑向无底的深渊。没有一个人会发现我是有意的，因为在如此艰苦卓绝的军事活动中，死人的事的确经常发生。这样我就可以被追认为烈士，我的父母就不会因了我的死而受到牵累……”［2］14而亲历过死亡的思考则使毕淑敏有了比他人更为深刻透彻的思想和心理。毕淑敏曾形容自己当时虽然只有17岁，却和70岁的老人一样心境苍凉，每当眺望星空，想到自己必有一天会死亡，化作烟尘，便渐渐产生了一些念头，想把自己在高原11年所体验到的思想和感受传达给他人。“可以说，是昆仑那样的地方和环境造就了我创作的心理和精神结构，我对文学的基本认识、我的写作的核心的东西都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奠定了的，到现在也没有改变。”［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