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制度论文范文精选

1.需修缮设计

党的十首次提出社会保障的“全覆盖”方针，同时要求“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这为今后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如果把城镇就业人数视作全覆盖目标的话，对比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距全覆盖还比较远。究其原因：一是制度“瞄准率”太低，影响了参保积极性；二是制度设计缺陷，无法实现“应保尽保”，其中农民工参保制度亟需完善。现行制度对农民工的“包容性”太低，造成农民工参保率、参保受益率都太低。首先，农民工的参保率太低。例如，2013年全国外出农民工共1.66亿人，占城镇就业人数的43.4%，但参加失业保险的农民工只有3740万，仅占全部外出农民工人数的22.5%，农民工的失业保险参保率仅相当于全部城镇就业人员失业保险参保率的一半。其次，农民工的参保受益率极低。2013年领取一次性生活补助金的农民合同制工人共77万，相当于参保农民工的2%，不及当年城镇登记失业率的一半，这与农民工高失业风险的特征极不相称。应当考虑将农民合同制工人参加失业保险的最低缴费期限由现在的1年缩短为6个月，这样更符合农民工就业周期短的特征；加强农民工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经办管理，以适应农民工工作流动性强的特征。建议取消一次性领取待遇的规定，改为按月发放，这样可以避免雇员与雇主串谋，通过反复失业和再就业以骗取生活补助金的道德风险。

2.基金积累偏离“现收现付”原则，应降低费率

现收现付是失业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要求失业保险的缴费率应按“收支平衡、略有结余”进行及时调整。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三个时间节点，以三个文件和法规为标准，分别是1986年的《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1993年的《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和1999年的《失业保险条例》，这三个文件分别规定的缴费率是企业按标准工资总额的1%、企业按职工工资总额的0.6%（上限不超过1%）、企业和个人分别按工资总额的2%和本人工资的1%缴费。在《失业保险条例》实施之前，失业保险基金收支差逐渐降低，基金积累规模控制在较合理范围内。2002年以后，随着参保失业率（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和失业受益率（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城镇登记失业人数）逐渐降低，失业保险基金支出与收入的差距开始拉大，基金积累规模突飞猛进。实际上，按照现收现付的原则，失业保险的理论缴费率应等于待遇替代率与制度赡养率的乘积，如果考虑预留3—6个月备付金，那么失业保险的合意缴费率应略高于理论缴费率。这里借用养老保险的概念，待遇替代率=失业保险金/缴费工资，制度赡养率=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其中“缴费工资”一般为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70%，这是因为很多企业按照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的下限缴费，即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60%，一些地区更是下延到40%，因此实际缴费基数被缩小了。“失业保险金”为最低工资的60%—90%，而最低工资一般为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30%，因此可以估算失业保险的替代率约为20%。2000—2013年我国失业保险制度赡养率基本维持在6%—8%的水平。综合起来，失业保险的合意缴费率应该在1.5%—2%之间。

3.待遇标准低但期限长，需调整结构

从国外失业保险制度设计来看，失业保险金往往与平均工资挂钩，待遇水平略高于最低工资。例如，经合组织国家（OECD）失业保险金相当于平均工资的40%—75%，下限一般是最低工资水平，非洲的阿尔及利亚采用最低工资和全国平均工资的中值，拉美的巴西和乌拉圭是按照最低工资的一定比例确定待遇上下限。相比之下，中国的失业保险待遇水平逊色得多，一般相当于最低工资的60%—90%，相当于城镇在岗职工工资的15%—20%，而且近年失业保险金增速低于最低工资增速，出现失业保险待遇持续走低的现象。例如，1996年以来，除全球金融危机的2008—2009年以外，北京市公布的失业保险金与最低工资比值一直在下降。在发达经济国家和拉美地区，所有实行失业保险制度的国家所规定的失业保险待遇期限都在一年以内，例如大多数OECD国家最长失业保险待遇期为8—36周；只有较少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失业保险待遇最长期限超过一年，例如阿尔及利亚失业保险待遇期限最长为36个月，但规定参保期限最短应为3年，这个规定比其他国家严苛得多；中国失业保险最长待遇期限为24个月，同为亚洲国家(地区)的韩国最长为240天，孟加拉国最长为120天，中国台湾地区最长为16个月。我国过长的待遇期限不利于失业人员积极寻找工作，一些地区还出现已经重新就业的人隐瞒就业情况继续领取失业保险金。例如，在对东北某省187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所做的调查显示，80%的人在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同时正在从事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工作。在国外，除非经济危机这样的特殊时期外，失业保险金标准会随待遇期限延长而逐渐降低，这种做法可以减少自愿长期失业的收益，从而鼓励失业人员重新就业。鉴于此，考虑重新修订失业保险待遇计发方式：失业的前半年可以提高失业保险金水平，将失业保险与物价和工资增长情况挂钩，避免失业人员陷入生活困境；失业期限超过半年的，应当在加大就业培训和创业辅导的同时，逐渐降低失业保险待遇水平，激励失业人员尽早实现再就业。

4.基金使用范围不断扩宽，需明晰边界

自建立之初，失业保险制度就被同时委以保障生活和促进就业功能，随着基金规模的扩大，失业保险在预防失业和促进就业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多，支出范围越来越广，出现了与就业专项制度交叠、功能交叉的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很多国家劳动力市场受到重创，失业率明显提高。为了保障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各国纷纷采取降低资格门槛、提高待遇、延长待遇期限等举措。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外向型企业影响很大，为了稳定就业局势，避免大规模失业集中爆发，2008年12月，人社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文，推出“援企稳岗”政策，包括：允许困难企业缓缴失业保险费，缓缴期限最长6个月；降低失业保险费率，一些地区将失业保险总费率减半；向困难企业提供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减轻企业用工成本，鼓励企业不裁员。这项政策一直延续到2010年底。企业因此项政策减轻失业保险缴费负担累计达到445亿元，受益企业5.2万户，受益职工1400余万人；缓缴失业保险费9.4亿元，受益企业和职工数分别为1万户和217万人；降低费率使失业保险费少收251亿元，受益企业和职工数分别为383万户和1.3亿人。此外，自2006年起，东部7个省份（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和广东）按照中央文件规定，可以在获批项目上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这项举措将一直延续到《失业保险条例》修订出台。截至2012年底，这7个省份累计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近700亿元，为就业困难企业和就业困难群体提供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职业介绍补贴、职业培训补贴、开业指导、小额贷款担保、小额担保贷款贴息等支持。7个省份“援企稳岗”累计支出不足60亿元，但受益的困难企业超过30万户，受益群体达到1432万人次，仅北京、广东和山东使用失业保险基金帮助困难企业稳定就业岗位数就达到315万个。应该说，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的政策还是比较成功的，提高了失业保险基金的使用效率，预防失业、促进就业的效果明显。此外，失业保险基金扩大支出，部分替代了财政就业专项资金的职能，解决了一些财力紧张的区县促进就业专项资金不足的困难。但是，从“扩支”试点地区的实践来看，受益群体未必都是参保人员，例如一些地区将失业保险基金用于从未参保的应届大学毕业生的见习津贴，一些地区放宽了“就业困难群体”的界定范围，一些从未参保缴费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也被划入就业困难群体而享受待遇。遵照《就业促进法》《社会保险法》和《失业保险条例》，应根据失业保险“保障生活、预防失业和促进就业”的基本职能，明确失业保险基金和就业专项资金的使用边界，分账管理，将失业保险基金用于预防失业和促进就业各项工作中，将就业专项资金用于增强就业服务能力和改善就业服务条件等项目的支出，两个资金池的功能需定位清晰。

摘要农业保险是农民风险损失能得到及时弥补的有效手段，是国家对农业进行宏观调控政策的一部分，是一项重要的经济补偿制度。本文结合外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情况，针对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瓶颈问题，从制度模式和政府职能两个方面，进行了适当分析，从而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农业保险理论的基本原理及其特点,指导并运用于实践。

关键词农业保险；瓶颈；制度模式；政府职能

引言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保险制度，对于保障农业和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关于农业保险的研究虽然在数量上与城市保险研究相去甚远，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我国保险的发展趋势，为农业保险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一、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瓶颈

农民货币收入与农业保险需求高度相关,是制约农业保险需求大小的主要因素。在货币收入达到或超过其基本生活需要的临界值后,才可能产生农业保险需求。农民收入和农业保险需求之间可以建立一种回归关系。以X表示农业保险的需求量，Y表示农民的收入,r表示样本的相关系数，可以建立以下回归方程:

[1]

两者的相关系数

一、复保险概念的界定

对复保险的界定，学理和立法上有广义论和狭义论之争。广义论认为，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向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的保险。至于该数份保险金额总和是否超出该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则无关紧要。我国学者李玉泉、邹海林、郑玉波、桂裕等持此观点。从立法体例上看，《意大利民法典》、我国《澳门商法典》采此立法模式。我国《保险法》也采此立法体例，该法第41条第3款规定：“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向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而狭义论的观点是，所谓复保险乃指投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向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且该数份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保险价值的保险。我国学者覃有土、樊启荣、李一川、孙积禄、江朝国、林勋发等持此主张。立法上以法国、德国、日本以及英美法系等国家为代表，我国《海商法》也采狭义论的立法体例。在《海商法》第225条规定：“被保险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就同一保险事故向几个保险人重复订立合同，而使该保险标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价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被保险人可以向任何保险人提出赔偿请求。被保险人获得的赔偿金额总和不得超过保险标的受损价值……”在海商法中作此规定．究其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国际海上保险市场被英国垄断，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在国际保险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统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参照或采用该海上保险法典进行立法，以至于使该法典成为海上保险立法的蓝本，从而导致保险法的国际趋同性明显增强。除狭义论与广义论外，还有一种折中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所有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总和没有超过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的应称为复保险，而其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的称为重复保险。但是这一观点并没有见诸于立法，支持者甚少。

综观复保险的缘起与立法规制，其宗旨在于确保保险法损失补偿原则之落实和防止被保险人获得不当得利，并以此规范投保人的保险行为和平衡复保险中数个保险人对该复保险分摊的权利救济，求得保险人之间的分摊公平原则实现。从这个角度来看，投保人向数个保险人基于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向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个保险合同，若各保险合同保险金额总和没有超过其保险价值，既不会损及保险法的损失补偿原则，也不会诱发道德风险；而且从被保险人(投保人)角度来看，订立一个或数个保险合同，只要保险金额总和并没有超过保险价值，除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仅就其所承保危险承担比例分摊责任，其他方面并无质的差异。因此．在法律上加以控制实无必要。这种行为具有复保险的形式，其实质则是合法的保险行为。*但从法律术语的界定上，本文认为我国现行《保险法》中的复保险应做修改，可界定为：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向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两个以上保险合同，且各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之和超过保险价值的保险。

二、复保险构成要件的考察

理论上讲，复保险的成立应由哪些要件构成是与复保险内涵的界定相关联的。基于上文对复保险内涵的法律界定，复保险须同时具备以下要件：

(一)必须是投保人与两个以上保险人分别订立两个以上保险合同。如果投保人与数个保险人共同订立一个保险合同．这属于共同保险，即数个保险-公司对同一危险共同承担损失补偿责任，当然参加共同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事先约定的相应比例分得相应的保险费。如果投保人与一个保险人订立一个或数个保险合同，则是单保险合同，也不是复保险。反观我国《保险法》第41条规定的复保险规定中，缺失了数个保险合同的界定。因此，应在表述中加以修正，明确保险合同的复数形式要件，以求严谨、完整，而且也与共同保险作出了明确区分。

(二)必须是基于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有学者将此要件界定为：三个同一。也就是说，投保人以不同的保险标的向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或投标人基于同一保险标的，但以不同保险利益而向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或投保人基于同一保险标的和同一保险利益而向数个保险人投保不同保险事故的保险合同，均不构成复保险。这一构成要件要求数份保险合同乃基于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而订立，如货主基于对同一货物的所有权关系与数家保险公司订立了数个火灾保险合同。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要件是复保险构成要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三)保险期间必须是重合的。这种重合性，并不要求数个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完全重合，而只要数个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部分重合即可。由此，保险期间的重合性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完全重合，即投保人基于同一种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与不同的保险人订立的数份保险合同，其效力期间的起止时间完全相同；另一种情况是部分重合，即上述数份保险合同的效力期间的起止时间不完全相同，但有部分重合。完全重合的情况下认定其为复保险，当无疑问。但在部分重合的情况下，学理上多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作为一个判断时点来界定是否构成复保险。复保险之法理源于保险的损失填补原则，在部分重合情况下，实际损失的额度须以损失发生时才能确定。因此，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作为一个判断时点来认定有无复保险，方显必要。我国《保险法》对保险期间的重合性要件未作规定，这是复保险制度立法上的一个重大疏漏，应在修改《保险法》时对这一要件分两种重合情况具体作出界定，特别是部分重合情况下应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作为基准来作出法律认定。

摘要运用信息经济学中传统的委托—理论模型和扩展的委托人缺失的委托－模型来分析银行挤兑的产生、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之后所面临的道德风险问题，最后对文章中涉及的问题做出信息经济学的解释与对策。

关键词存款保险委托—挤兑道德风险

1委托—模型

1.1委托—理论框架

委托—理论主要是对下面问题的模型化：委托人想使人按照自己的利益选择行动，但是委托人不能直接观测到人选择了什么行动，能观测到的只是一些变量，这些变量由人的行动和其他外生的随机因素共同决定，因而充足量只是人行动的不完全信息。委托人的问题是如何根据这些观测到的信息来奖惩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

1.2一般化的模型及应用

一般化的模型是从莫里斯（Mirrlees，1974，1976）和霍姆斯特姆（Holmstrom，1979）的分布函数的参数化方法（param?鄄eterizeddistributionformulation）演变而来得。我们假设存款者（委托人）与银行（人）面临一个长期的合同，两者的收益函数分别为v和u。银行是风险中性的，存款者是风险规避的。银行的可观测收益?仔和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Z，其中Z为外生变量；存款者的收益S是?仔的函数。同时，假设当发生金融风险时，银行可能选择有效措施规避风险，也可能消极对待，其联合分布的密度函数分别为hH（?仔，Z）和hL（?仔，Z），相应付出的成本分别为c（H）和c（L）。那么，传统的委托—模型的优化问题如下：

v（?仔－S（?仔））hH（?仔，Z）dZd?仔

[摘要]我国养老保险改革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也暴露出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本文从存在的问题入手，提出了扩大覆盖范围，做实个人账户、扩大筹资渠道等建议，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养老保险制度。

[关键词]个人账户部分基金制社会保险税

一、回顾我国养老保险近年来取得的成就

一是实现了由国家包揽费用向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方面共同分担养老保险费用；形成了费用合理负担和基金稳定筹集的新机制，减轻了国家、企业负担，增强了职工的投保、缴费、积累等自我保障意识。

二是实现了由“企业自保”向“社会统筹互济”转变，在较大范围内实现了社会互济，体现了分散风险和均衡负担的“大数原则”。

三是实现了由“平均主义”、“大锅饭”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新制度确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原则，其中个人帐户体现的是劳动者的贡献大小相联系的效率原则，而社会统筹部分则是贯彻了公平原则，以保护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权利，将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覆盖面太窄，农村的社会成员不能融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已成为我国金融市场亟待解决的问题。文中回顾了存款保险制度的历史发展,论述了这一制度在我国建立的必要性。

关键词:金融业;存款;保险;必要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我国金融市场也不断开放。在这种背景下,我国长期实行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越来越显示出局限性。如何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尽快建立符合市场化改革要求的存款保险制度已是我国金融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所谓存款保险制度是指旨在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一种制度安排,它要求接受存款的金融机构为其吸收的存款向存款保险机构投保,当投保机构发生危机无力支付存款时,由存款保险机构向其提供财务援助或直接对存款者给予偿付。

一、存款保险制度的历史发展

存款保险制度最初起源于美国。1929年,美国遭遇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引发了银行连锁倒闭的风潮,众多存户损失惨重。为保护银行和存款人的利益,恢复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美国国会于1933年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并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二、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

存款保险制度的积极作用主要是防范银行挤兑风险,保护存款人的合法利益,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存款保险制度的理论基础是这种制度有助于避免“囚徒困境”问题导致的银行挤兑风潮。同时,存款保险制度还能有效地防止单个银行倒闭的局部风险演化为银行体系风险。但是,存款保险制度又是一把双刃剑,其弊端主要是会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其结果可能是更多的银行破产和更频繁的系统性危机。

[摘要]随着2008年中国南方雪灾及四川地震的发生，各界对巨灾保险这个风险管理手段的渴望也越加迫切。本文通过对巨灾风险公共性的分析，提出了我国在政府主导下建立以政策性巨灾保险公司为中心，以再保险和发行巨灾债券为风险分散手段，以多样化的政府救济为补充措施的巨灾保险体系发展模式。

[关键词]巨灾风险，公共性，供给模式，制度建设

一、巨灾风险的公共性分析

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由萨缪尔森于1954年在《公共支出纯理论》一文中提出。在该文中，萨缪尔森指出，“集体消费产品是指这样一种产品，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从理论上来说，界定一种产品或服务是否为公共产品，要看其是否具备两个特征：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所谓非排他性是指只要有人提供了公共产品，不论其意愿如何都不能排除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若想排除其他人从公共产品的提供中受益，或者在技术上是不可行或极其困难的，或者排除的成本过于昂贵而缺乏可行性。所谓消费的非竞争性是指某物品在增加一个消费者时，边际成本为零，即在公共产品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将其多分配给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这并不意味着多提供一单位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也为零，在这种情况下，多提供一单位的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同其他产品一样是正的，因为公共产品的提供同样耗费了有限的资源。

依据以上两个标准，社会产品可以区分为三大类，即私人产品、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是指消费者支付了一定的费用就取得其所有权，并具有排斥他人消费的物品与服务。公共产品是指由政府免费或低费用提供给消费者所使用的物品与服务。准公共产品是指公共性与私有性两者兼备，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物品与服务。

应指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上述两个特征的规定不是绝对的，它们都有赖于技术条件和具体环境。在确定一种物品是否为公共产品时，必须考虑受益者人数及能否将这些受益者排除在该物品的享用之外。当受益者人数众多且排除任何一个受益者在技术上不可行时，该物品就可视为公共产品。具体讲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任何人都不可能不让别人消费它，即使有些人有心独占对它的消费，但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或成本过高得不偿失；二是任何人自己都不得不消费它，即使有些人可能不情愿，但却无法对它加以拒绝；三是任何人都可以恰好消费相同的数量。

刘诗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公共品及其生产特征归为：(1)产品具有满足共同需要，特别是社会公共需要的性质；(2)在生产与提供中发挥机构、团体，特别是政府的职能和依靠财政资金；(3)动员社会力量，充分运用市场机制；(4)实行公共参与决策。同时，他认为公共产品是一种超越市场决定但又利用了市场力量的生产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弥补在满足公共需要上的市场失灵，又能促进私人产品生产的发展。

以上的理论为分析巨灾风险的属性提供了理论基础。首先，巨灾风险是一个只能带来负效用的产品，其供给主体是大自然，消费主体是社会各群体。巨灾风险的供给具有不可抗拒性，社会对其消费具有强制性。尽管社会对巨灾风险唯恐避之而不及，但往往对其发生又束手无策，人们只能采取措施减少由于巨灾风险而产生的负效用，但不能消除它的供给。因此，巨灾风险的供给与需求既不存在排他性又不存在竞争性。其次，巨灾风险所产生的影响巨大、覆盖面很广。如1998年洪水造成我国共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据统计，农田受灾面积2229万公顷(3.34亿亩)，成灾面积1378万公顷(2.07亿亩)，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2008年初发生的我国南方大面积冰冻灾害，据民政部估计直接经济损失约1516亿元，全国Z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交通、电力等众多行业的重大损失。因此，不论从经济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巨灾风险都是一种公共产品，而巨灾风险管理和巨灾保险也因此具有很强的公共性。

1我国目前失业保险条例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是在1986年正式建立的。建立失业保险制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配合国有企业改革和劳动制度改革。1993年4月，国务院了《国有企事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1999年1月国务院又颁布了《失业保险条例》，它标志着我国失业保险制度进入了正常运行时期。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失业保险制度越来越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实施中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极大地影响了失业保险的保障作用。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现行失业保险制度的覆盖面过窄，不能涵盖所有劳动者。社会保障覆盖面的大小，反映了一个国家社会保障的总体状况，是社会保障的核心问题。我国的就业和失业保障制度主要是针对城镇人口设计实施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快速提高，目前，全国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总量规模巨大。

1.2现行失业保险基金规模小，基金承受能力较弱。由于失业保障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失业保险覆盖范围越来越窄的的现象，导致收缴的失业保险数额有限，基金承受能力相对较弱，远低于国际上失业救济金的平衡水平，致使其难以应付越来越严峻的失业保障形势，失业保险的受益率和替代率较低，失业保险金和失业补偿的总体水平不高。

1.3失业保险统筹水平和统筹层次较低，影响失业保障作用的充分发挥。目前失业保险制度在直辖市和设区的市实行全市统筹，其他地区的统筹层次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大部分地区实际上是地级市层次的失业保险统筹。由于统筹层次较低，基金的整体承受能力较弱，从而造成了一些地区失业保险基金严重不足，而另一些地区则存在大量结余。我国现阶段只有部分地区建立了调剂金制度，失业保险社会互济的功能不能得以充分发挥。

1.4失业保险制度对如何合理地使用基金，合理确定基金使用的结构和比例，没做明确说明。失业保险基金的支出鉴于我国目前失业人员多、基金有限的情况下，目前过于偏重失业人员的生活救济，促进再就业的功能明显弱化，不能形成有效的良性循环。

1.5《失业保险条例》的正常实施，缺乏与之相配套的监管机制。虽然1999年国务院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等一些法规在实际工作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在失业保险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则没有可靠的法律依据进行解决，法律中缺乏责任规范和制裁办法，同时，失业保险制度所指定的监管机构，在分工和监管方面描述的比较笼统，致使监管部门不能完全发挥其有效的监督作用，使失业保险工作在征缴、使用、监管方面面临严重困难。

2健全和完善失业保险制度的建议

摘要保险是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是转移风险、辅助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随着我国创业投资实践的不断深入，创业投资保险制度作为创业投资金融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大力推进创业投资保险制度构建具有重要作用。对我国构建创业投资保险制度的可行性及其意义进行了剖析，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与对策。

关键词创业投资保险制度创业投资企业

1引言

一般意义上讲，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的约定向保险公司支付保费，保险公司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而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或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和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保险作为一种补偿措施，旨在使被保险人能以确定的小额成本(保险费)来补偿大额不确定的损失，最高补偿金额以保险金额为限。创业投资保险制度是专门为创业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而开办的保险制度，它相对于一般商业保险具有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风险大的特点。创业项目的承担主体不发生变化，仍是原来的企业，但风险损失的承担主体发生了变化，当技术创新项目失败时，保险公司将承担部分损失，即保险公司成了技术创新的财务风险的承担主体之一。

2创业投资保险的可行性分析

这里讨论创业投资基金的保险情况。我们假定风险规避性的创业投资基金对每个创业企业的投资额均相等，为W；投资发生失败的可能性为p，面临损失L的可能性；保险费率为r，即需要支付rk的保险费来购买最高赔偿额为k的保险单。

对于创业投资基金参加保险后，当投资成功时的状态下，其投资额变化为：

U1＝W-rk

内容提要：本文介绍了智利健康保险制度改革后的基本框架，分析了其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原因，指出无论是从公平还是从效率的角度看，智利的模式都很难说是成功的。从全球范围来看，面对实践的挑战，健康保险的理论研究仍旧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智利，健康保险，制度改革

一、历史背景与发展进程

智利的健康保险是国家整个健康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952年确立的综合健康保险制度规定，不仅健康保险的有关政策由国家制定，而且具体业务也主要由政府部门经办，国家免费提供大部分医疗服务，公共部门承担医院费用的90%，承担病人治疗费用的85%以上，这种体制一直持续了近30年。像其他由政府包办健康保险的国家一样，在1970年代末，智利健康保险制度出现了深刻的效率危机，包括医疗保险支出持续增加、国家财政负担过重等等，健康保险制度不仅成为了经济发展的瓶颈，而且成为了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潜在因素，健康保险制度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1980年代初智利的政权更替为健康保险制度的根本转型提供了契机，在当时全球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支配下，智利健康保险的改革采取了节约成本、消除浪费、充分挖掘潜力、改善医疗卫生状况、减少不平等等方面的目标取向，实现了健康保险制度由政府主办向私营化、市场化方向的转变。与此同时，智利还调整了健康保险的管理体制和具体的政策措施，1981年，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和雇员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重组为国家卫生基金会(公营健康保险机构)和国家健康保险服务局(SNSS)，作为公共部门履行政府对健康保险事业的责任。同时，中央政府下放部分卫生事业管理权利，初级健康保险交由市级管理。但是，智利健康保险的市场化并不彻底，健康保险也只是实行了部分私有化经营，从而确立了智利公共健康保险和私营健康保险同时并存的二元健康保险体制。

智利健康保险改革之初，虽然社会公众留恋社会医疗，排斥私营健康保险，但是由于政府在政策上遵从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具有社会政策特色的公共医疗保险基金还是出现了普遍缩水和持续递减，健康保险部分私有化导致了私营保险机构的持续扩张，私营保险机构发展成为了智利最盈利的经济部门。1990年11月至1996年期间，私营健康保险机构的数量虽然没有变化，但是私营健康保险机构中的受益人却从1990年的210万人增加到1996年的380万人，强制健康保险制度中由私营健康保险机构承保的人数比例从1990年的19%上升到了1996年的32%。1990—1996年，私营健康保险机构平均对每位受益人的医疗费用支出上升了18%。然而1990年代后期，经济衰退加上私营健康保险机构创新能力不足，私营健康保险机构无力提供新产品来增加市场份额，使得智利私营保险没有出现大的发展，1999年后，参加私营健康保险机构人的数量几乎没有增长(SapelliandTorehe，2001)。

私营保险公司的进入，使得整个健康保险部门成本意识增强，公营健康保险机构的运作似乎也获得了明显的成功。1981年的健康保险制度改革导致了公营保险体系的普遍重构，包括剥离部分功能和坚持消费者需求导向，在公营保险部门中引入了市场机制，使得制度效率大大提高，同时，促进了诊断和医疗需求的提高，并因此而提高了医疗保险的总支出。

二、智利健康保险制度的体制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