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汤显祖的妇女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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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汤显祖对他的代表作《牡丹亭》中男女主人公面对婚姻爱情的不同处理态度入手,从中挖掘隐藏其中的作家的妇女观问题,得出了汤显祖的妇女观是基于封建礼教思想下的男权中心的妇女观的结论,并分析了其妇女观形成的深刻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

关键词: 汤显祖;妇女观;封建礼教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0)08-0079-03

汤显祖 (1550-1616 )是我国 16世纪伟大的戏剧家。他毕生从事戏剧创作,著有“临川四梦”而“一生四梦 ,得意处惟在牡丹”。《牡丹亭》是汤显祖的代表作。作品讲述了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主人公杜丽娘是南安太守杜宝的独生女儿,自小受到严格管教。一天在园中小睡的时候 ,梦见一书生在梦中求爱 ,从此她日夜思念梦中见到的人 ,为此寝食难安 ,日见消瘦 ,最终病死。作品中触及了封建社会最为敏感的婚姻、爱情问题,而且他的作品中又塑造出杜丽娘这一古典文学史上最为鲜活的女性形象,足可见他对女性的钟爱,因而要探析汤显祖的妇女观,就必须从杜丽娘这一形象来入手。

汤显祖给杜丽娘设定的生活环境是宋朝,实际上隐射的是明朝的社会现状。杜丽娘生活在一个官宦之家,她从小受到严格的封建礼教的教育,她的父亲杜宝是按照封建统治阶级严格训练出来的官僚,“摇头山屹,强笑河清,一味做官,片言难入” [1]是他的性格特征。在他的严格管制下,杜丽娘在官衙里住了三年,却连后花园也没有去过,白天睡一会儿都成了违反家教。杜宝之所以请私塾先生来教女儿读书,并不是为了女儿自己,而是为了将来嫁到婆家后,“知书知理,父母光辉”。[2]而杜丽娘的母亲,则是杜宝家教的实际执行者,她像封建社会里其他的老太婆一样,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反而如法炮制,把杜丽娘也教育成封建社会的贤妻良母。她看见女儿衣服上绣的一对花,一双鸟,都少见多怪,怕引起女儿的情思。当看见女儿去了后花园,并在那里小憩,回来后就把丫鬟春香叫来训斥了一顿。杜丽娘被严格控制在家里,她所能接触到的男人只有两个,就是父亲杜宝和先生陈最良。处在这样的环境下,她根本不可能像崔莺莺那样邂逅张君瑞,就更不可能有后续的故事。可以说,处于这样的情境,按照常理,等待她的就只有父母给她指定的丈夫了。

杜丽娘生存的环境不允许她做出违背礼教的事,其实连她自己也不敢这样做。汤显祖在《牡丹亭》中用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表现杜丽娘为爱情由生而死的过程。她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梦见意中人;追寻意中人;为意中人留画,为意中人死亡,以梦为真,而又求之不得,精神受到打击,于是积闷成疾。她深知在现世美满姻缘难于成就,只得寄希望于未来,但是来世又极为虚幻,只得含恨而死。杜丽娘毕竟是封建社会中的官宦小姐,不仅深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就是她自己也不能完全摆脱礼教的影响,而且她的意中人始终是个梦中人,因而,她在行动上表现得很拘谨消极,她的思想情感的变化只能局限于回肠荡气的思念,独自黯然神伤,不能不让人觉得这只是一个闺阁少女的白日梦,可是她自己却只愿长睡不愿醒罢了。

接下来的故事就更可以说明,杜丽娘身为封建礼教束缚下的官宦小姐的思想属性了。当杜丽娘返回人间后,与柳梦梅即将真正成为夫妻的时候,她之前所表现出的为爱而死,为爱而生的大无畏精神却退缩了,变得胆怯多虑,思前想后,竟然要求柳梦梅请媒人保媒,还要征得父母的同意,方可完婚,表现得和一般的邻家女子并无二致。实际上,从这一点我们才真正看出作者的态度。这是因为作者之前让杜丽娘为爱痴情、狂想、生生死死,都是在幻想中进行的,现实中的杜丽娘唯父母命是从,不让去后花园,就三年都不曾去过,倘若她稍稍有些叛逆,胆量稍稍大些,就是为了好奇也要去看看的,哪里会有这么听话的孩子?而就是这样一个生活中如此胆小如鼠的千金小姐,量她也成不了什么大的气候,即使来个张生在后花园等她,她也还要有胆量肯去才行。等待她的就是找个婆家,碌碌无为,颐养天年。而作者却让这样一个柔弱女孩,完成如此惊心动魄的壮举,恐怕连作者本人都会觉得汗颜。那么怎么办呢?作者只有把这个柔弱女子当作女妖来看待,故事才可以顺理成章地发展下去了。正如我们前面说的,事实也是如此。然而,一旦这个女妖返回了人间,成为一个鲜活的女性,她就必须按照人们习以为常的约定行事,而不能超越礼教的束缚,自作主张,这就是汤显祖对女性的态度,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封建主义的那一套,只不过他比较多情,对女性的现实命运有些同情,然后用这种同情心给人们编织了一个美丽的谎言,令后世无数痴情女子空欢喜一场,到头来还是黄粱一梦。

另外,从剧中的男主人公柳梦梅对待爱情的态度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的倾向。如果说杜丽娘失爱情第一,功名第二,那么,柳梦梅却与她正好相反,是功名第一,爱情第二。柳梦梅耽误了考试,竟在考场外大哭,说:“生员从岭南万里,带家口来,无路可投,愿触金阶而死。”[3]他愿为功名而死的决心和勇气,正好证实了他视功名如命的决心。那么,柳梦梅会为爱情而死吗?答案是不会的。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柳梦梅总是摇摆不定。见到杜丽娘的鬼魂前来,他担心杜丽娘是天仙,“薄福书生,不敢再陪欢宴。尽天姬留意书生,怕逃不过天遭罚折,”[4]表现出退缩心理。后来得知杜丽娘是鬼时,他就十分害怕,甚至说杜丽娘来约会,妨碍了他守礼的志诚,“只因世上美人面,改尽人间君子心”[5],带有女人是祸水的观念。每次在爱情受到威胁的时候,他都想要放弃。爱情受阻碍,可以放弃;功名受挫折,却连生命都失去了意义。这似乎可以把刘备的话改一下:女人如衣服,功名如手足。柳梦梅的这种想法,是典型的儒生的想法,他的行为越不出儒家的人生规范。他还有其他层次的追求,比如忠、孝等,其重要性甚至都超过了个人私情。《牡丹亭》把功名看作是爱情成功的关键因素,柳梦梅作为状元,才能在杜宝的吊铐之下顺利脱身,才能受到皇帝的特殊关照而奉旨完婚,才能最终使杜宝认他为女婿,这正好说明作家的妇女观的局限性。妇女想要获得美好婚姻,就必须要借助封建最高统治权力的成全,那么要想获得她们的成全,就必须按封建礼法行事,这样,问题就显而易见了,似乎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起点。这就从根本上说明,汤显祖的妇女观是立足于封建礼教的。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精心培育出的官僚士大夫的汤显祖,也注定不可能脱俗,只是在仕途无望,穷困潦倒之际,写写故事,发发牢骚,记记情思而已。当然,人总是要受到社会的制约,汤显祖的思想也无法超越社会所能达到的高度。这是时代的局限,也是男人的本性所决定的。

汤显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妇女观,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妇女的命运十分悲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都是男权制社会。《左传》中写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层层以降,等级森严。但这“王、公、大夫……”都是男人,并没有女人的份,也就是说,女人还不算“人”。在汉字造型中,女子从“女”从“帚”,即执扫帚持家务的女人。女人,不但从传统,也从法律,甚至从文字上固定下来,是为家庭服务的;更具体地说,是为男人服务的(李敖语)。朱元璋元朝建立明朝,选择了程朱理学作为治国安邦之术。 控制当时社会各个角落的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观念,把男权制社会的强权更是推向了极致,妇女从精神到肉体受到了空前的禁锢和迫害。当时,殉身于礼教束缚的妇女数字大得惊人,创造了空前的记录。《明史・烈女传序》说:“明兴,著为规条,巡方督学岁上其事,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绰楔,照光乐牛闾,乃至僻壤下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砥。其著雨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虽间有以文艺县,要之节烈为多。”封建礼教的浸淫渗透,致使身居穷乡僻壤的农家妇女都受到节烈思想的毒害而“以贞白自砥”。

可见,封建礼教和贞节观念,残酷的禁锢着她们的身心。《牡丹亭》虽假借宋代故事,写的却是明代生活。明初则是一个程朱理学所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所盛行的社会。官僚缙绅、文人学士崇拜提倡的就是忠、孝、节、烈这一套。

汤显祖是那个时代严格炮制出来的一个士大夫,因而他的思想倾向不可能超越时代太远。汤显祖本人生活的时代,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向没落。在思想上,明王朝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从一开始就继承了元代的方针,仍定程朱理学为官方正统思想,以理学教民,以理学取士。然而,随着理学的被奉为绝对权威,发展到这个时期已日趋教条,僵化,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同时,社会上出现了一批假道学家,他们借理学以谋取个人利禄,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也使理学在一些进步思想家和正直人们的心目中名誉扫地。因此,到明代中期,出现了一批怀疑程朱理学的思潮。

在形成的众多的怀疑程朱理学的流派中,“泰州学派”的成就最高。这个学派由王阳明的学生王艮开创。汤显祖的老师、泰州学派的著名学者罗汝芳等人是代表人物。他们强调本心自鸣、良知不学不虑,都是为了更彻底地说明封建伦理纲常根植于人的本性之中,不须外求,不须修养,只要在日常生活中,按照一定的规范去做即可。换句话说,他们是想通过这种更简易直接的办法使更多的人,甚至使“虽素不识学之人,俄顷之间能令其心地开明,道在眼前”,盲从自己的“赤子之心”,遵守封建伦理纲常。他们当时发表的这些理论,原是想更好地为封建伦理纲常名教服务的。因此,在他们主观上并没有想到要去违背封建礼教。汤显祖的思想受到泰州学派的影响很深,特别是在李卓吾为代表的进步思潮的影响下,《牡丹亭》表现出了以“情”抗“理”的积极性,但因时代的局限,作者不能不受封建传统思想的制约,因而,其在剧中流露出来的思想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是不难理解的。

【参考文献】

[1]游国恩.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85.

[2]翁敏华等.十大古典戏剧名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298,361,362,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