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帝“罪己昭”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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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皇帝通过诏、令、命等各种文件，指挥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在一代又一代皇帝无数的诏、令、命中，却有着一种其意义与众不同的十分独特的诏书 ――― “罪己诏”，即皇帝在发生火灾后，向民众或手下官员“罪己诏”，主动承担责任，并作出深刻检讨。这一做法，给今人留下十分有益的启示。

中国历史上就火灾承担责任发出第一次“罪己诏”的皇帝是西汉元帝。他在茂陵白鹤馆发生火灾后，专门发出诏书责己。说是：火灾降临，使我发抖，非常恐惧。检查灾变原因，完全在于我的过错。各部门官员又不愿意指出我的过错，怎能令我醒悟?

西汉成帝时，长乐宫临华殿、未央宫司马门等先后发生火灾，成帝也下了“罪己诏”。说：往日京师地震，又累累发生火灾，我甚为恐惧。朝廷各部门的大臣，应仔细用心上书，明确指出我的过错，我将亲自阅读，听取大家的意见。

汉代皇帝的这种做法，开了皇帝在发生火灾后，进行自我谴责的先河。

唐代，在发生重大火灾时，皇帝继承了汉代下“罪己诏”的做法。武则天天册万岁元年(公元695年)正月丙申(十七日)，天堂、明堂发生火灾后，武则天采取异乎寻常的做法。她做了三件事：第一“告太庙”，到太庙祭祀祖先，向祖先作检讨，报告火灾经过。第二，“手诏责躬”，武则天亲笔写诏书，责备自己，表明火灾的发生是自己的过错，并承担起责任。第三，要求朝内朝外九品以上文武官员，给皇帝上书，直接批评朝政，提出建议。因发生火灾，皇帝“手诏责躬”，亲笔写诏书责备自己，这又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

时至宋代，许多皇帝在发生重大火灾后，都一一下“罪己诏”。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五月，荣王元俨宫发生火灾，延烧崇文院、左藏库等。真宗皇帝认为自己难辞其咎，须认真反省，于是，下了“罪己诏”，并要求臣属直言他的过失。

真宗以后，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八月，禁中火，延烧八殿；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三月，禁中屡火；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三月，临安火灾；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二月，寿慈宫火；绍定四年(公元1231年)九月，临安大火，延及太庙；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五月，京城大火。这些特大火灾发生后，仁宗、哲宗、宁宗、理宗等皇下了“罪己诏”，或采取“避殿”(不到正殿上朝)、“减膳”(吃素)、“撤乐”、“求直言”等相当严肃的“罪己”措施。

元朝的皇帝在发生重大火灾中，同样和以往的皇帝一般，也发“罪己诏”作自我谴责。至治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公元1323年7月1日)，奉元路行宫正殿(今陕西省西安市)和上都用监库(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主旗)发生火灾，英宗不仅直接命令卫士救火，还“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责任。他认为以前先帝建造的宫殿都平平安安，而他刚登上皇位，便遭此火灾，是因为他没有当好天子，统治不了自己的国家。

封建帝王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然而，在火灾发生后，将火灾当作国家大事来对待，并如此地不惧怕损害自己的形象，敢于承担责任，自责自罚，虽然免不了有其虚伪的一面，只是冠冕堂皇地做做官样文章而已，但这里毕竟是在“罪己”。本来，皇帝所处的地位那么地显赫，手下的人又是那么的多，如果考虑到不影响自己的形象，随意地找上几只替罪羊，不是易如反掌的事么?然而，他们并没有这样做，选择的是“罪己”，公开“罪己诏”，甚至要求手下的官员批评朝政，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联系到今天，我们的不少官员或单位责任人，在发生事故和灾难后，以维护形象为山，或隐瞒欺骗，或推诿搪塞，或拒绝新闻采访……全然没有半点自责的勇气，其面对责任的“风度”远远不及古人，这是何故?

公安部61号令强调，消防安全责任人对自己单位的消防安全负主要责任。各级官员对自己所管辖范围内的消防安全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愿我们的消防安全责任人，我们的各级官员，对消防安全工作确实负起责任。一旦出了事故，也能像古人那样，敢于承担责任，善于“亡羊补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