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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离生死最近,是生死转换的天使。不仅成功协调了我国第一例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而且在全国207例器官捐献中,她独自完成了67例。然而生活中的她仅仅是妹妹家的保姆,和深圳市千千万万个保姆一样,也要为生计奔波忙碌……
体会爱是生命的血液,
保姆献血成“明星”
2012年6月的一天,高敏走进重症监护室,去找一个名叫薇薇的绝症女孩。高敏看见薇薇的妈妈安静地坐在女儿的身旁,静静地看着女儿,还时不时地帮她掖掖被角。这样的画面让高敏有些犹豫,但稍做停顿之后,她还是走上前对薇薇妈妈说:“您好,我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我叫高敏……”
“我知道,徐医生都跟我说了,对不起,我的薇薇不会走的,请你不要来找我们了。”高敏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薇薇的妈妈打断了。看见她决绝的表情,高敏只得连声道歉,退出了门外。
高敏是为一个叫豆豆的女孩而来的。2012年6月,刚刚上小学的豆豆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暑假。刚放假没有多久,豆豆就跟妈妈提出,想去香港迪斯尼看米老鼠和唐老鸭。可就在前往迪斯尼的途中,一场车祸把豆豆的暑假计划摧毁了,豆豆的眼睛被砂石刺得伤痕累累,必须移植眼角膜。
隔了两天,高敏带着豆豆的录音,又来到薇薇的病房。她打开录音,豆豆稚嫩的声音回响在整个房间:“薇薇姐姐你好,我叫豆豆,我听高阿姨说你能治好我的眼睛,真是太好了,等我的眼睛好了,我们一起去迪斯尼玩,我们一起画漂亮的画好吗?对了,我还让妈妈帮我录了一首歌送给你。”伴随着那首《你是我的眼》,薇薇妈妈的眼泪夺眶而出,很久都没有说话……就在高敏准备起身离开的时候,薇薇的妈妈慢慢地站了起来,缓缓地走到女儿的床前,轻轻地举起了右手,用手指温柔地一遍一遍抚摸着薇薇的眼睛,说:“我答应捐献。”听到这句话,高敏的眼泪一下流了出来……
说起当人体器官损献协调员,还得从她献血说起。
1997年6月,刚离婚的高敏将两岁的儿子交给母亲照看,一个人从老家山东来到深圳,帮妹妹高桂平带一周岁大的儿子。刚到深圳的那段时间,看着高楼林立的城市以及周围陌生的面孔,高敏总觉得自己和这个城市没有任何关系。
一天,高敏在菜市场看见一辆白色的大客车,上面写着“无偿献血”4个红色大字。几位志愿者边发传单边说:“您的生命跟每个人相关,献出您的爱心,爱是生命不息的血液。”高敏心动了一下,上了车。
3个月后的一天深夜,高敏的手机响了,是红十字会打来的,说一位17岁的男孩急需B型血。高敏二话没说,打车来到了医院。献完血正要走,男孩的妈妈跑过来拉住她,哭着要给她跪下:“是你救了我儿子,你真是个大好人。”高敏赶忙扶起她,那一刻,她才懂得志愿者说的“您的生命跟每个人相关”。走出医院,高敏抬头望了望深圳的夜,舒心地笑了,自己终于和这个城市有关系了。
从那之后,高敏开始经常献血。2000年底,高敏已献血40多次,成为深圳献血次数最多的人。加上她好学,对献血知识了如指掌,被红十字会吸纳为血站服务站的志愿者。这时,外甥上幼儿园了,高敏开始把大量的时间放在了志愿者的工作上。
成功协调全国第一例器官捐献,走上“最■人”的志愿路
2005年,走在全国前列的深圳红十字会开始在全市推广人体器官捐献,已经是资深志愿者的高敏很快被委以重任,成为第一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器官协调员不仅宣传动员别人捐献,还要在捐献者故后,见证器官取出全的过程,陪同家属护送捐献者的遗体火化。
整整3个月,高敏天天往医院跑。起初,有些医院不熟悉高敏。即使她拿出身份证、志愿证,甚至亮出她获得的“道德楷模”证书,医院还是怀疑。那段时间,单单是宣传资料,高敏就发了几万张,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咨询或有意愿捐献,高敏有些犹豫了:难道器官捐献真的在中国行不通?
一天中午,高敏坐在医院的草地上,喝开水充饥,她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开始怀疑起自己的所作所为:那些看不见的150多万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人,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这时,一位40多岁的女人走过来,红着眼睛对高敏说:“我女儿快不行了。”高敏抬头一看,正是自己在重症监护室外遇到的王英,她18岁的女儿燕燕出了交通事故,抢救了几天却还在昏迷中。高敏向她讲起器官捐献的事,王英狠狠地瞪了她一眼,还把资料扔进了垃圾桶。
高敏想了想,估计王英是想找人说说话,释放一下悲伤的情绪,于是安慰她:“再等等,或许还有希望。”谁知,高敏的话刚说完,王英就哭了:“燕燕已经脑死亡,现在全靠呼吸机维持,医生说拔掉就不行了。”高敏听了也很痛惜。这时,王英哭得更厉害了:“燕燕聪明漂亮,多才多艺,歌唱得好,舞也跳得好,还得过奖。”高敏搂住了她的肩膀:“她一直都在你心里的。”王英擦了擦眼泪,对高敏说:“你说的那个器官捐献,我想了几天,觉得你说得对。女儿不行了,但她的器官还活在别人的身体里,这就是生命的延续啊。”高敏望着王英,心中五味杂陈,王英愿意捐献燕燕的器官了,但这意味着王英要拔下女儿的呼吸机。忽然间,高敏的心也痛了起来,可理智又让她决定尽快行动起来。
高敏打电话找到医疗评估小组,对燕燕的身体器官进行检查和评估。之后,她在手术台旁站了整整4个小时,见证了器官摘取及身体缝合的全过程,她没有恐惧,只有深深的感动。
我是你眼中的生死转换天使,
你是我心中“睡着”的好人
有了第一个成功捐献案例,高敏有了信心。接下来的4年中,高敏成功协调了20多位患者捐献器官。
2011年的一天,高敏到一家医院宣传,一位看上去家境还不错的患者家属说:“捐个器官,你们给多少钱?”高敏说:“既然是捐,就是无偿的,没有一分钱。”家属说:“不给钱,谁捐啊?!”
这时,同房间另一位患者60多岁的父亲毫不犹豫地说:“我们愿意捐,我们签!”这位父亲姓赵,来自河南乡下,女儿赵玲在深圳打工,得了癌症。
半个月过去了,当高敏又来医院时,赵老汉把高敏拉到了一边:“我们家里困难,都付不起医药费了。”一听这话,高敏心里有些反感:“这不是想要有偿捐献吗?”赵老汉说:“我都说过了,如果女儿到了那一天,我们把能捐的器官都捐了,但女儿还没到那一步,还得治。”说着,赵老汉流下泪来,但高敏也只能表示自己的无奈。
离开医院,高敏在想,赵老汉说的是不是真的?她找到赵老汉所在村委会的电话,并打了过去。赵老汉没有说谎,他们家是村里最穷的,为了给女儿治病,不仅砸锅卖铁,还把全村人都借了个遍。高敏内疚极了,赶紧向红十字会反映,可是现在还没有对捐献者救助的规定和条文,只能通过媒体向社会发起倡议。一周后,高敏把筹集的12万元善款送到了赵老汉面前,赵老汉老泪纵横。
20天后,赵老汉哭着给高敏打来了电话:“女儿已经快不行了,你快让医疗评估小组的人来吧。”高敏来到医院,看到赵老汉默默流着眼泪……几天后,评估小组的专家说,赵玲可以捐12个器官。两天后,赵玲走了,赵老汉也走了。高敏望着他的背影,眼睛湿润了:赵老汉是个好人。
从2005年成为红十字会第一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到2012年11月,高敏已经走过了7个年头。她已不需要用自己劝捐的人数来衡量自己的存在感了,她知道,自己的工作是这个世上最美的工作,它已经成为自己的精神和情感支点。后面的路,高敏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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