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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彭桂臣的记忆里,那是最长的一夜。
当飞机在黑暗中缓缓启动,翼下的灯光渐渐模糊时,他陡然惊觉了一下:就这么离开了家乡和亲人!
旅途疲惫而漫长,耳机里反复播放着陌生的音乐,间或夹杂几句同样陌生的土耳其语提示。彭桂臣很想入睡――梦里,也许能回到亲人的身边。但是他又睡不着,只好依靠一杯又一杯的咖啡刺激自己的神经。
向西,向西,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飞机穿过云层,轻巧地降落在阿尔及尔机场。临下飞机的时候,彭桂臣把飞机上提供的啤酒一饮而尽。阿尔及利亚是禁酒的,他用这最后一杯酒,告别了国内的一切,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一、异国他乡的“中国客”
在阿尔及利亚,彭桂臣的头衔是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驻阿尔及利亚经理部劳务主管,管理中建总公司带出去的9000多名中国工人。上任之初,彭桂臣有点找不到感觉。国内建筑工地上一些不是问题的问题,比如:工地食堂每天给工人们吃些什么、工人们每天能不能有活干、工人们的技术水平怎样,等等,在这里若处理不当,就有可能造成不稳定的局面。
“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中国工人,主要是木工、瓦工、钢筋工、水电工和机械工。这些人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到这里打工的目的很单纯,就是想给家里挣钱。所以管理他们最重要的做法就是一定要让他们有活干。管理者要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工人,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彭桂臣如此强调。
根据规定,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中国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即完成每个工作日的劳动定额,可以获得7.5美元(2007年标准),有的一天可以完成两个以上的定额。“一般来说,大家每个月能挣500美元~600美元,多的能挣到700美元~800美元。也有技术不行的,只能挣到400美元。在这种多劳多得的状况下,如果长时间没活给工人干,大家挣不到钱,心里就会不舒坦,就容易出乱子。”彭桂臣深有感触地说。
当我问他这些工资如何支付给工人时,彭桂臣告诉我,这些钱半年一付,而且是直接付给工人家属的。但由于阿尔及利亚实行外汇管制,工人们一般要等四五个月才能拿到工钱,这些工资会由中国银行巴黎分行直接汇到工人的家里。按照规定,第一笔钱一定要在每年9月1日前汇到,以保证工人子女能有学费上学;第二笔钱必须在每年春节前汇到,为的是让工人家里有钱过年。当然了,这些汇到家里的钱,只是工人工资的60%,其余部分在工人回国后28天内由公司一次补齐。
“这些规矩,工人们都知道吗?”我问道。
“每个工人在与公司签订用工合同的时候,是知道这些的。但为了让工人们安心,每个工人每月收入及伙食标准都会在月末的时候张榜公示,大家认可签字后才能生效。
“我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时候,另外一家中国公司的工地,就曾经发生过在伙食费上做手脚而导致工人罢工的事件。事情发生后,我叫上管财务的同志就去了食堂,查看了他们的账本,核对每一项支出和入账,直到确认我们自己的工地没有发生这种事情的隐患后,才放心地离开。此后的一周时间里,每天中午吃饭时间,我都会来到工地,亲自品尝和查看一下工人们的伙食情况,询问他们有没有意见。大家反映不错的时候,我才松了一口气。其实,在这里,吃饭的花费是大头,交了这么多钱,却看不见碗里有东西,不闹事才怪。所以,在国外,公开、公平、公正,那不是说说就行,那得掷地有声。只要有工人反映这方面的问题,我们都会核实,一旦确认,都是严惩不贷的。”
阿尔及利亚是回教国,每年都要过斋月。斋月的起始是依回历计算的,斋月时间为30天。斋月期间,自日出至日落不能生火,不能吃饭喝水乃至吸烟,违者严惩。这个规矩,无疑给彭桂臣的劳务管理工作出了道难题。“每年在进入斋月之前,我就开始挨个工地巡视,告诫工人们在斋月时不要当着当地工人的面喝水、抽烟,更不能吃东西,上街一定要几个人一起去,相互监督。”然而就这样说,也难免会出错。
2005年的斋月期间,几个工人外出购物返回,快到工地门口的时候,大家的烟瘾犯了。看看四下没人,忍不住掏出香烟,想美美地吸上几口。
“啊!”一声尖叫从几个工人背后传来。回头一看,发现一位阿拉伯妇女正在用手指着他们,眼神里满是愤怒。不一会儿,附近的居民们迅速地围拢过来。这几个工人撒腿向工地里跑去,进去后迅速地关上了工地的铁门。愤怒的人群并没有离去,聚集在工地的门口,以示不满。
接到出事的电话后,彭桂臣在第一时间驱车赶往事发地点。“等我赶到那里的时候,工地外面早已水泄不通,尽管项目经理一遍遍地解释,但是几乎无效。人群中不时有人用阿拉伯语嚷嚷着让我们交人。出于对工人的安全考虑,我们肯定不能交人。对方就这样地僵持着直到天黑。大概是这些当地居民一天没吃东西也饿了,所以天黑后,他们渐渐散去。”彭桂臣叙述着当时的紧张场景。
为了避免他们第二天还会来以这种方式表示不满,彭桂臣和项目经理连夜拜访了当地一名有影响力的人物,请他出面调和,并且带着几名闯祸的工人,来到那位妇女家中赔礼道歉。
第二天,当地的居民们被召集到清真寺里,闯祸的工人们当面向全体居民道歉,公司方也表明了处理的态度,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下来。
像这样的小案例,在彭桂臣的笔记本里数不胜数。他还对这些案例进行了分类,分为“看病”、“吃饭”、“上街”、“购物”、“节日”等几个专题,每个小案例都是一个情节曲折的小故事,不仅记录着事件内容、处理方法,还有他自己的心得体会。
二、恐怖中单调寂寞的生活
在阿拉伯语里,阿尔及利亚意为“白色的岛屿”。在这里,大多数建筑都在山丘上,迂回起伏,犹如一颗明珠闪耀在地中海的南岸。它的首都阿尔及尔终年绿草如茵,林木茂盛,花开不断。站在高处俯视全城,近处郁郁葱葱,远处水天相接,景色优美迷人,加之城内名胜古迹众多,对世界各地的游客颇具吸引力,使这里成为北非地区的一处旅游胜地。
然而就在这迷人、美丽的和谐之下,却涌动着一股危险的暗流。
2007年12月11日,当地时间上午10时左右,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发生两次爆炸,造成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一人不幸遇难、七人不同程度受伤。在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已经回国的彭桂臣急忙操起电话,打给海外曾朝夕相处的同事们。虽然已经离开了那里,但是回忆起曾经的一幕幕,仍可以从彭桂臣时急时缓的语速里感受到当时的紧张。
20世纪80年代后期,阿尔及利亚经济持续恶化,引发政治危机,并最终导致长年的恐怖活动。而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承建的两个世界银行投资的贷款项目,正好处于恐怖活动非常猖狂的爱因德夫拉地区。那年,中建的67名工人正在阿尔及利亚的爱因德夫拉做一个农田灌溉项目,要挖很长的管沟,经常能在沟里发现被杀害的当地贫民和外国人的尸体。
“我们的员工就住在一个围起来的院子里,当地政府派出宪兵和武装民兵在院子周围24小时站岗,院子的四个角上还建起了4个炮楼。那感觉就像在监狱里干活。”彭桂臣回忆着,“每天上班,我们都要坐面包车,前后都有宪兵和武装民兵护送,个个都是荷枪实弹。工人干活时,民兵们就在工地周围的山头上放哨。当时,我虽然没有在工地,但也是白天在公司提着心,晚上回宿舍睡不着觉,手机24小时不敢关,最怕半夜来电。心里头最盼望的就是早点完工,赶紧让我们的工人撤出来。”
事情是在彭桂臣快要回国的时候发生的。那天,他和公司的同事们检查完工地往回走,在临近某高速公路入口处的地方,车速突然慢了下来,原来前面堵车了。不一会儿,当地的一名警察赶了过来,正当这名警察要跨过公路的隔离带查探前方的情况时,“突突突”,一梭子子弹迎面打过来,擦着警察的肩膀呼啸而过,打在地面上,腾起一阵尘土。
“我们当时吓坏了,赶紧猫下腰躲在车座背后,从后车窗,能清楚地看见从后面车辆中破门而出、惊慌奔跑的阿拉伯人。不一会儿,后面的车开始往后退,我们司机抓紧时间,弓着身子,依靠反光镜发动引擎倒车。等到车子在另一条安全的路上都走了半天了,我们几个才回过神来。脸上、手心里全是汗,内衣早就湿透了。大家就这样瞅着对方,车内一片安静。不知道是谁先笑了一声,结果全笑了,可那笑比哭还难看。”
彭桂臣告诉我,事情发生后的一个多月里,他天天晚上做噩梦,闭上眼睛,就是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危险之外,在国外生活的中国工人,业余生活也并不丰富。大伙儿6至8个人住在17平方米的房子里,睡上下铺。下班以后一般都是打牌、下棋、看录像。工人们看不懂当地电视节目,能看到的只有中央电视台第4套节目。
由于大多数的工人来自国内的农村,自身素质参差不齐。来到这里后,加上语言不通,所以更是很少出门。遇到天气不好无法施工的时候,便喜欢凑在一起,打打扑克娱乐一下。
“打扑克、麻将,权当娱乐,我们没有意见,但是绝对不能赌博。公司规定,一旦发现赌博现象,就会罚款20至50美元。你想想看,这些工人背井离乡,来到国外不就是为了挣点钱养家糊口,辛苦所得全被输光了,谁还有心情踏踏实实地干活?那准得出事,所以我们不仅要让工人有钱挣,也要保护他们的劳动所得。”
说这话的时候,彭桂臣的眼里闪烁着坚定。
三、想家是一种说不出的痛
阿尔及利亚是穆斯林国家,其食品结构自然具有回教特点;但它同时又是被法国长期占领过的国家,饮食习惯中难免带有一些法兰西的色彩。这里的主食是长棍面包、羊角面包,从形状到口味,完全是法国人的,价钱很低,一根长棍不过人民币0.75元。这里的肉食可想而知,是牛羊肉为主,但太贵,牛肉的价格在一公斤45元人民币以上,羊肉更贵。鸡肉很多,肉鸡个头大,价钱比牛肉便宜不了多少;火鸡价钱差不多但更难吃,有一种蛋鸡,味道很好,价钱却不过11元人民币一公斤而已,真是怪事。
“虽然价格比较贵,但公司规定工人饭桌上每天必须有菜有肉,会经常吃鱼,因为这里的海盛产大鱼,特别是鲍鱼,敞开了供应。”见我有些疑惑,彭桂臣给我讲了一件趣事。公司有个施工项目就在海边,每天下班后,工人们喜欢去海滩散散步,去多了就发现这里的海边岩石上,密密麻麻全是小鲍鱼。用比较尖锐的工具轻轻一撬,不到一刻钟,就是满满一袋。于是,有的工人就想晒干了,以后能带回家去。可是由于操作方法不当,鲍鱼干变成了臭鱼干,一时间在大家当中传为笑谈。
阿拉伯国家是坚决不能吃猪肉的,时间长了,大家还真有点怀念“红烧肉”的味道。
“在国内,养家猪;在国外,养野猪。”彭桂臣笑着说道。
“养野猪?”我有点诧异。
“呵呵,是这么回事。阿尔及利亚靠近海边的地方多山林,经常会有一些野猪。一对野猪带着四个小猪崽到项目工地找吃的,咱们工人把其中的大公猪给逮住了饱餐一顿。这下可好,剩下的大母猪,天天带着四只小猪来项目工地找‘老公’,见了人就咬。大家一合计,就设了个套,把它们也逮了起来,圈养在远离施工现场的半地下室型的集装箱猪圈里。逢年过节宰杀一头,打打牙祭。当然,是绝对要回避当地员工的。工地上还专门给这几头野猪配备了饲养员。”
苦中寻乐,可是乐少苦多。相思分两地,远隔重洋,相思是一种折磨。苦过、乐过的海外员工,最不愿意提及的字眼就是“家”。
“想家,是深入骨子里的一种痛。”说这话的时候,彭桂臣没有看我,狠狠地吸了两口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表情有点凝重。
“在国外工作的工人,一次只能签两年的合同,除极个别不胜任的人提前回国外,大家都是两年期满时才回国。工地上有个工人,干六年了,六年中一次都没有回过家,生怕自己要是提出回去就丢了这份工作。公司知道后劝他回家看一下,并承诺还让他回来,他这才走。我们管理人员,虽然比工人好一点,每年都能回国休息个二十来天,可二十多天能干什么?往往是家里事情还没有处理完,就得走了。这几年,公司里同事们,有因为长期两地分居和恋人分手的,也有家中有事情回不去的。随着国内外收入差距的逐年缩小,有些人宁愿留在国内少挣点,也不愿意出来。”
这是实话。如果说思念可以忍耐,那么失去同事则是撕心裂肺一般的痛。
自1982年开拓阿尔及利亚市场以来,到2006年,共有27名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的员工长眠在这片土地上。20多年来,阿尔及尔爱丽娅公墓的槐树花开花落,见证着中建总公司的成长。
“由于阿尔及利亚是穆斯林国家,人死后是不可以把遗体运送回国的。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很不能接受的。2003年,阿尔及利亚大地震,我们中建有9名员工不幸遇难,我们只能让他们在这里入土为安,而他们的亲人能带回国内的仅仅是指甲、工作日记本、衣服等一些遗物。由于经济问题,亲人们不可能每年都来扫墓。他们来不了的日子里,每逢中国传统的节日,我们都要去公墓拜祭死难的同事们。一杯薄酒、一束鲜花,寄托着我们无限的怀念。”
彭桂臣的眼圈红红的。
当我问及彭桂臣“如果单位派遣,还会不会出去”时,他嘿嘿一笑说:“只要我还干得动,我会去的。”好样的,彭桂臣,还有那些曾在他身边工作的中国工人,历史会记住你们的心血和汗水。
[采访后记]
当彭桂臣在给我讲述上面的一切时,他的声音始终保持着平稳,这种平稳也影响了我。让我放弃以革命式的激情主义,去讴歌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出海人”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我选择了用平视的角度、细腻的词语去尽可能地叙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情感,他们作为一个常人的点点滴滴。
细节,最能打动人。无论他的性别,面对感情,人,都会有最真实的一面。采访的过程中,很多的时候是沉默,我敏感地嗅到这沉默之中的自责、内疚、亏欠。
我知道,没有人愿意抛家舍业,远赴异国他乡,只是很多的时候,无法拒绝的客观理由让他们最终把家人的牵挂打进远行的背包,开始一段不可预测的路程。
这理由,不仅仅是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