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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梦江湖 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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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真像个江湖,行走的都是各路好汉,各有各的梦想和绝活儿,哪怕是那些旅行读书的作者或是户外影像的拍摄者,在充满文化气息的同时也透出浓烈的江湖气质。短短10年的时间,自助旅行和户外就成了个有模有样的行业,有产品有服务,有展会有媒体,也有专门的户外图书和户外摄影师,甚至还有了国外山地电影节的引入。这并不意外,但可能又与我们当年的想像有些出入。无论如何,这10年成就了第一批户外文化人的梦想,造就了一个永远无法替代的契机。

旅行图书江湖

2001年的8月,《户外探险》的创刊号,出版行业内的我没听到一点风声。我那时正焦头烂额地忙着我的工作――《藏羚羊旅行指南丛书》。2001年也是藏羚羊第一批图书出版的时候,比起现在,那时喜欢自助旅行和户外的人还是凤毛麟角,那还是南有于纯顺北有宋晓南的年代,新浪驴坛方兴未艾,七大古都的攀岩场里活跃着最早的批攀岩爱好者,绿野网站还没有家喻户晓,三夫俱乐部也还在北大小东门试探着寻找生存之道,大家的户外装备和知识都少得可怜,但是热情真挚,一拍即合。

要让我说,那时候的户外真像个江湖。行走的都是各路好汉,各有各的梦想和绝活儿,比如我们第一批六本书的作者,江湖气质极浓,杨一是个民间歌手,他背着吉他流浪各地多年,所以他写的《江苏浙江》厚道得很,总是传授公园逃票的秘笈;王炜是个诗人,他写的《话说新疆》,远远超出了我们对一个作者文笔的要求――实在太好了;而孙石,土生土长的北京本地人,你可以说他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旅行仿佛激发了他身上所有的热情,以至于我们的编辑不得不把他写的稿件里过多的抒情和个人化部分删去。而杨波,如今的《户外》杂志的主编,当年是以他的体能和胆识著称于三夫论坛的。《》的销量到现在还经久不衰,应该感谢事无巨细的赵佳和匪气十足的猪翅膀张涛,在还是个传奇的年代,他们就已经是那里的常客了。

在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于自己到底是哪个行业的从业人员,都很疑惑。如果你没有出版社编制,没有书号,没有发行权,甚至不是个体户,那么你在出版行业里,既算不上体制内出版社,也算不上体制外书商,甚至不是二渠道发行商。同时在旅游这个行业里,也没听说过,还有专门为自助旅游提供服务的。惟跟我们有些联系的户外俱乐部,那时还不成气候,青年旅社寥寥无几。户外用品的品牌和商店,也还远远没有形成规模。

藏羚羊的开始非常的巧合,仅仅是因为家美国在中国投资的互联网项目搁浅,做了一半的旅游网站还剩5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我碰巧两次被介绍去跟这家公司的澳大利亚老板面试,那时我厌倦了互联网公司的速度和盲目,又对体制内出版社的工作充满恐惧,一心想着如何找到一个能养活自己又跟兴趣相关的工作,我这澳大利亚老板也曾经是个四处游荡的文学青年。于是两个素不相识,完全不同文化背景里走出来的人,由于共同的对旅行的热情,努力促成了藏羚羊工作组的诞生。这是旅行的魔力证明,是10年前互联网泡沫时期的见证,同时也决定了藏羚羊的风格――浪漫的出发点,民问的工作方式,和在出版体制夹缝中的尴尬角色。

这种怪胎一般的出身,使得我和我的同事们在后来几年的工作中,从没轻松过。我们要越过的障碍太多,我疲于跟出版社打交道,谈判各种合作方式,推进所有的市场工作,编辑们被进度赶着完成从策划到印刷的所有工作,作者们带着热情来,一头扎进这个貌似简单的写书工作,最后陷入泥潭,苦不堪言。市场和发行的同事螳臂挡车,在庞大混乱的图书发行领域试图闯荡出一片天地。但直到今天,那都是我职业生涯里最快乐的时期,而且我深深的知道,我们一起工作的编辑和作者团队,也一起度过了艰苦但是快乐的时光,这段时间让我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我们的同事有很多共同点,像很多生活在北京的60后,70后一样,我们大多数人出生在小地方,上完小学中学,挤过凶险的高考独木桥,来到北京,寻找当时在中国弥足珍贵的自主择业机会。10年以后的现在我知道,出于天性,某些人像我们,只是把自己对生命的渴望,对世界的好奇,用旅行或是户外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已。而那时,旅行对我们,不止是旅行,像我在给读者的话里写的那样,它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价值观。

短短10年的时间,自助旅行和户外就成了个有模有样的行业,有产品有服务,有展会有媒体。这并不意外,但又与我当年的想像有很多出入。现在回头看,户外和旅行出版这个行业,正是在那前后一两年,开始蓬来。《户外探险》杂志的第一个办公室,离我们那时在亚运村民居里租的办公室很近,那时我就认识了这本杂志和创业团队,很多《户外探险》的编辑曾是藏羚羊的作者或者摄影师,那时我们这个正在蓬勃兴起的小行业,也算是个圈子,大家见了面都很亲切。从这个角度看。藏羚羊并不完全是个巧合,而是赶上了某种市场发展的规律。《户外探险》也是一个民间性质的杂志,《山野》在当时也正在酝酿市场化,《中国自助游》这本书从那时开始有第一个版本,到现在已有十几个版本。《藏地牛皮书》是2002年曾经轰动一时的畅销书。之后关于的书一直有不错的市场。这些出版物几乎都是小成本民间化的产物。可见旅行和户外的热潮在中国,是自民间发展起来的。而现在很多还在做旅游媒体编辑、作者和户外产品公司工作的人,大多数都是从爱好者最终变成了“从业人员”。

能把自己的爱好变成职业,对于全天下的人来说,都是最幸福的事之一。户外和旅行这个行业里,你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性情中人,而其中滋味却是冷暖自知。中国的旅游行业连续10年以来保持高速增长,这给了户外和旅行媒体巨大的市场机会,同时旅行和户外媒体面临的,也是纸媒共同的命运,网络信息的方便快捷正在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纸媒的生存,而旅行信息可能是最受惠于互联网发展的信息之一。《户外探险》的民间化和本土意识一直为它争取了很多的忠实客户,这本杂志在报道中国的户外运动咨询方面一直独树一帜,这也是到如今它依然生机勃勃的原因。

余华那本在评论界反应平平的小说《兄弟》,试图描述中国近几十年巨大的变化,我却对他的后记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中国过去40年里发生的,是世界上其他地方过去400年发生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叙述的过程中,最终有点找不到节奏,把一个10万字的小说写成了40万字。而中国户外行业的过去10年,也发生了可能世界其他地方100年的历史,能够跟随和记录这段历史,是我们这批媒体从业者的幸运。

希望《户外探险》继续跟随、记录中国户外,越走越远。

张瑾,《藏羚羊旅行指南丛书》早期创始人之一,第一位主编。

从详细的旅行资讯,到跟旅行相关的文化内容,藏羚羊的一系列图书几乎成为了当时户外及自助旅行

者们的出门必备品,着实引领了当年的旅行图书。如今,张瑾旅居美国,虽然不再做图书,但依然延续着自己的行走。

不虚10年步实10年

10年前的之前,在老美院时期老楼里的摄影棚拍片,每天守着仙纳4×5相机和摄影灯、拍摄台工作。是自己喜欢的工作,却不知道未来的方向在哪里。后来还去主持过网站影视栏目,算是又经历过“准狗仔队”的岁月。

直到2001年,生活开始变得精彩。那时,一本新的杂志在双安商场旁的一栋写字楼中酝酿着,即将面世。而我很荣幸地成为创刊团队的一员,担任了半年图片编辑的工作。后来,这本年轻的杂志成长为业内巨擘――此刻您手上的《户外探险》。虽然这已经够让人臭屁了,不过做完创刊号,我再一次离开了。

这还得从那年春天说起。五一假期跟大胡去登玉女峰,大胡算是国内第一批认认真真玩高海拔户外运动的,带我这个菜鸟,主要是因为对脾气,次要是因为在京郊给我培训过攀岩和攀冰,知根知底儿。那个“玉女峰”其实是大胡给玉珠峰的一个无名卫峰起的名字,线路从西大滩方向沿冰川直上,属于技术型攀登。虽然后来因为另一个队友生病,攀登半途而废,但不久后在一些版本的地图上,无名峰已经被标上“玉女峰”的靓号。那次用的是FM2,还很可笑地带了台海鸥4B双反――中画幅余毒未消。虽然没拍到什么好片子,却朦朦胧胧地明白了自己要干什么。

虽然后来又去了另一本运动生活类杂志做编辑,但心已经飞起来了。2001年秋天,我毛遂自荐,用FM2和老款宾得645拍摄了“奥索卡姜桑拉姆登山节”,成功登顶并拿到奥索卡公司后面几年的拍摄任务。所以,那份编辑工作也很快就辞掉了。

拍摄登山最过瘾的在于你必须和攀登队员在一起,一起向上攀登,一点儿假做不得。久了,就养成拍什么就过什么样生活的习惯,因为你和大家一样了,才知道哪些事可能发生,而另一些情节永远都不会有。就像所有专项摄影一样,第一是了解,第二才是拍摄。

对于拍摄户外题材的摄影师来说,生存永远是个问题。因为这个看上去很美的领域,在消费市场中还是小众。有合理利润的商业拍摄很少,杂志稿费也不足以支付昂贵的旅费。可能你有其他可靠的收入可以支持旅费和器材,但没有固定客户的摄影师永远只能算是个高级影友。

于是,理解品牌精神、项目特点和拍摄计划制定,是达成任务的关键。这个模式其实是一通百通的。所以,最令我自豪的,不是曾参加并拍摄过一些户外活动,而是10年来,没有放弃自己选定的方向。能背着相机游走四方,所拍摄的照片不够多也谈不上好,但几乎都是花开有主。或归品牌,或登于杂志。偶尔还执笔配文。

原来,只靠拍摄户外运动和旅游,也可以开心地一路走下来。

碧海人生

清澈的海水、形状各特的珊瑚、五彩斑斓的鱼类、可爱活泼的海豚,提起“水下摄影”,几乎所有人都会在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但是作为一名水下摄影师,吴立新所拍摄的照片中,却是另一种景象:浑浊的河水、沾满悬浮物的水草、在渔网上死命挣扎的鱼儿、在干涸的河滩上苟延残喘的鱼群。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的照片如此地与众不同呢?

“我也很喜欢拍摄那些惟美的热带水域照片,因为它们很美丽,令人感到新奇、心情愉悦。”和绝大多数水下摄影师一样,从2002年开始学习潜水的吴立新的水下摄影之旅也是从国外众多美丽的海域开始的,拍摄了大量惟美的作品。因为国外许多世界闻名的潜点风光秀丽,配套设施非常成熟。当地有潜水店可以提供船、船员和潜水向导,能充分保证潜水者的安全。爱好拍摄的潜水者甚至不用费心研究当地可以拍到什么样的生物,因为这些资料在网络上唾手可得。即便不查,潜水向导也会把你直接带到那些美丽生物的面前。

吴立新最初也拍摄过东南亚各国海域缤纷多彩的海底珊瑚群落,形态各异的海底生物,以及汤加海域震撼人心的座头鲸。当回到中国的海域拍摄时他才体会到,我们对于海洋环境的破坏竟是如此严重,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中国水下摄影师无不为此感到痛心,他自己寻思着能为此做点什么。2006年在中国潜水运动协会以及艺术摄影学会等组织的推动下,吴立新组织并策划了与其他几位水下摄影师在平遥国际摄影节上推出“还能持续多久的美丽”的主题影展。在主题影展上吴立新认识了国内著名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他所倡导的“用影像保护自然”的理念,也引起了吴立新的共鸣。

而这次影展也成为了吴立新水下摄影拍摄题材的分界线。就在他推出影展的当年,生活在长江水域的白暨豚被相关组织宣布功能性灭绝,这个事件对吴立新的触动很大。白暨豚是中国独有的淡水物种,但在灭绝前却没有一张其身在自然环境中的照片,这让吴立新至今引为憾事。“我们国内有很多水下的自然环境和生物,但是从来没有被人认真记录和拍摄过。”从那之后,他开始专注于拍摄国内各种水域的水下世界,时间和精力基本上完全投入到了寻找、拍摄国内水下题材上面。

几年来,吴立新使用他的水下摄影器材在秦岭深处的溪流中拍摄不为人熟知的细鳞鲑,冰冷刺骨的青海湖冰面下展现鳇鱼的生存环境,以及祖国海疆边陲的南沙、西沙等众多水域,在拍摄之中,中国水域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程度大大超出了他的想像。造成水质和水底环境破坏的重要因素就是中国的河流污染和非法捕捞,这让吴立新痛心疾首。

作为一名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希望通过自己拍摄的影像去展现中国水域的生物和我们所面临的环境问题,通过这些水中影像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水下世界,并加入到保护海洋、保护自然的队伍当中来,从而达到用影像保护自然的目的。

吴立新,水下生态摄影师。

野性中国摄影师,从2002年开始从事水下摄影,2007年,在被誉为“水下摄影界奥林匹克”的“世界水下摄影锦标赛”上作为首位中国潜水运动协会派出的摄影师参赛,并获得了微距类银奖。吴立新用影像展示真实的水下世界,他希望把自己看到的奇秒世界带给更多人,希望通过这些水中影像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水下世界,并加入到保护海洋,保护自然的队伍当中来。

影像户外

我从2001年就开始接触户外运动,“户龄”看来跟10年的《户外探险》正好同岁。最开始就是在北京周边做野外徒步和露营,慢慢随着户外经验的丰富和旅行阅历的增加,开始奢望至极的旅行体验。包括随后逐渐上瘾的攀岩、攀冰、登山以及滑雪。2003年开始了对户外运动的拍摄,2006年在北京密云天仙瀑拍摄的攀冰纪录片《天・冰》获得了《户外探险》杂志第一次的金犀牛奖最佳影

片,这个奖对我来说绝对是个鼓励,更坚定了自己做户外运动影片的方向。

最开始做户外影片其实负是出于喜欢,一段时间后发现,其实这也是一种旁任。2003年接触攀岩后,有一段时间十分狂热,甚至痴迷,除了一周三到四次的攀岩训练外,从国内外收集大量的攀岩视频和攀岩图片更是一大爱好。从视频和图片中获得技巧和灵感,将视觉的冲击力转化成继续攀登的动力。但我当时就发现,中国这方面的资料非常有限,很多国外的教学视频都没有中文字幕学习起来不太方便。如果我们自己来做中国的攀登视频,相信一定会带动更多的人观看并喜欢上这些运动。

户外运动给人的第一个感觉可能会是有危险的运动,户外拍摄更是这样。2006年在准备去四川拍摄《龙之涎》的时候,有次在北京白河做演练准备。由于攀登器材的局限原因,我们妥协了用不恰当的器材保护摄影师在60米的高空进行拍摄。可能是攀登时间长了,人多少会有一些本能的反应,说不出为什么,但定要那么做。我们很快就让摄影师下来了。当我们从小路绕到岩壁上端选择另外的可能性时,发现如果再坚持十来分钟,上段的绳子有被磨断的可能,这次的经验对我们来说是很宝贵的,这让我们在以后的户外运动拍摄中有了技术保障的底线,底线之下坚决不做。记得有一位国外攀登高手在中国做讲座时讲过一句话:

“攀岩运动的危险可以控制在零范围,只要你按照正确的方式,选择正确的器材,攀岩就是一项百分之百安全的运动。”

近10年,国内无论是在户外运动本身还是户外影片的拍摄方面,发展变化都很大,尤其是户外影片起码是从零到有,目前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拿起手中的器材,把自己的户外经历记录下来。网络的发展对户外视频的发展有不小的推动作用,但中国的户外影片正规化的最大问题是做不到市场化,户外影片的策划也暂时不能按照国际纪录片的组织模式来运作。

很多人都会认为,我们拍摄户外影片的过程中,应该会有一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和经历,可对我来说,高空拍摄、高海拔拍摄的每一次经历都是在比较严谨的技术操作下完成的,在高空操作绝不能出现失误,出现了就是事故了。至于天气以及环境的艰苦,对于任何一个拍摄纪录片的人来说都是需要面对和解决的。现找段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其实是我到能够打动自己的故事和拍摄题材,并且让自己始终保住对拍摄户外运动的强烈热爱。

很感谢《户外探险》能够把三次的户少垒犀牛奖给了我,这是种认可,是一种鼓励,更是一种激励。我自己所喜爱的户外运动都希望能够通过用影像的手段,展现其魅力。一直有想法拍摄一部滑雪的电影,但目前机会还不太成熟。如果拍摄成功,我定还会继续参加以后的金犀牛评奖。我现在在做项工作,或者说是一个努力的方向,就是把户外影片逐步市场化。影片从前期策划到最后的与观众见面到发行上架,希望做成一个体系,这样既可以保证影片的受众,又可以满足高质量影片的拍摄要求。对于这个想法自己一直在坚持,坚持走一条目前还不成熟的路。我想《户外探险》杂志在这10年中也一直在探索、在坚持,而有这份坚持的人多了,未来的10年,中国户外必然会有一番新景象!

李嘉,熟悉的朋友都叫他RICAR。

喜爱户外的他,本职工作也是跟视频有关,所以似乎理所应当地就开始了户外影片的拍摄和制作,并和朋友们一起组成了瑞卡影像工作室,几年间拍摄了不少户外题材的影片,在圈内广为流传,并三次获得了《户外探险》杂志主办的户外金犀牛奖中的最佳户外DV奖。

户外影片主要作品:2006年《天・冰》,2007年《龙之涎》,2008年《磕街798》,2009年《冠军的足迹》,2010年《巅峰记忆》。

便捷户外 拓乐获得“红点奖”

2011年7月27至7月30日,第六届亚洲户外用品展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同期还举办了首届亚洲自行车展,“拓乐”作为户外运动的时尚品牌,致力于为广大户外爱好者提供方便快捷的户外生活,参加了此次会展。

成立于1942年的瑞典THULE公司是全球领先和最大的一家汽车顶架系统的制造企业,拓乐THULE是业界惟一可以为几乎所有品牌的车型提供完美汽车顶架搭配组合的公司。2011年3月29日,“拓乐”被授予著名的“红点奖”,设计界最具权威性的奖项之一,授予“拓乐SlideBar”车顶行李架最佳产品设计奖。SlideBar以创新型突破性的方式使得将沉重物装载至汽车车顶行李架这一过程简化而得奖。

“红点奖”通常被称为设计方面的“诺贝尔奖”,自1955年以来颁出创新设计奖。由“德国北威设计协会”提出。拓乐公司在其将近70年的发展历史中首次获此权威性“红点奖”。

此次会展,拓乐展出了两款新产品,方便广大户外骑行爱好者的需要。一款是Thuleproride 591携车架可以轻松地安装在车顶的任意一侧,可以通过位于车顶高度的旋钮,快速完成所有调节和固定操作,可调节的支架使自行车在汽车行驶时更加稳定。最大可承受20Kg的自行车,并且在车轮支架上带有橡胶保护装置。

另外一款是新款的Thule freeway 968车尾架,非常简洁,装卸也很简单,不用时可以方便地收纳。所有与汽车和自行车接触的部位都有额外的橡胶涂层加以保护,最多可搭载三辆自行车。拓乐的系列产品包括:汽车顶架,车顶箱和车顶筐,顶置和后置自行车架,滑雪和水上运动器材架等,使您更容易地在车上装载您的运动休闲生活所需的各种运动器材。不断的革新以及与世界领先的汽车制造厂商和体育用品厂商的合作,加上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和销售,使拓乐成为在这一领域的领先者。

拓乐全面和功能性的车顶架解决方案为汽车扩展空间来满足户外活动的要求提供了可能,充分展现了运动与时尚的个性,更作为汽车文化延伸所倡导的一种新的运动休闲的生活方式。大多数人时常会想要摆脱周围事务,摆脱约会,聚会,电子表格,劣质咖啡,停车罚单,摆脱喧闹和羁绊,摆脱周围的一切。都有自己更想去的地方,更乐意见到的人,更希望会面的朋友。都拥有自己小小的探险梦想,渴望追逐激情,也渴望拥抱蓝天,绿树,清水,拥抱美丽的大自然。拓乐会理解广大户外爱好者的心情,无论你携带什么,无论你追寻什么,拓乐都会帮你快捷方便地达到目的地,让你享乐绿色户外生活。

和梦想一起上路

在过去的10年里,我走过了大概新的三大洲二十多个国家,在很多地方生活过,墨尔本,洛杉矶,悉尼先后成为我的家。这10年,应该是到目前为止最精彩的10年。而这10年里,最精彩而难忘的旅程不是南北极,不是撒哈拉,而应该是我的Lonely planet

之旅。当年跟LP结缘是在10年前的墨尔本,当时我读MBA时在商业战略的课堂上学过个案例,讲的就是LP,一次一见钟情和一次跨越大陆的旅行,把热爱变成自己的事业,这样的故事确实很动人。当时我才第一次知道这家公司就在墨尔本,就在我的学校附近。

2003年,MBA快毕业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做亚洲市场营销。这门课的期末作业是选任何一家公司作为研究案例,以亚洲市场为背景,你可以用各种方式筛选,看亚洲范围内哪个市场是可以进八的。这个作业也是毕业论文的一部分。我自己喜欢旅行,再加上LP在墨尔本,联络起来也方便,就选它作为研究案例。论文交上去之后,我就发现了问题。其实我想说的不是怎样选择市场,因为我觉得中国市场必然是要进入的。我思考的是LP该怎样进入中国市场?有哪几种选择?进入中国市场以后应该怎么做?如何一步步地拓展市场?但这并不是作业要求的范畴。2003年毕业以后,我在墨尔本找了一份工作,离正式上班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就用业余时间写了一份商业计划,纯粹出于爱好。

我描述了中国市场很好的前景,分析为什么应该进入中国,以何种方式进入,大概会有怎样的收益预期等。我设想了三种可能:第一种,就是现在采取的版权合作模式。对LP来说风险最小,版权经理有较强的控制力。这个模式在降低商业风险的同时,收益也随之降低了,主要收入是版税。第二种是找一家图书工作室合作,因为工作室的图书质量比一般的市场运作更好。比如,中国市场的知名书商,虽然要买书号,但从图书制作、出版、营销到销售渠道工作室都能做到。第三种,注册或合资一家本地工作室,挂靠一家出版社,这一种属于投资合作。写了一大堆的东西,就是一个典型的MBA商业计划。写完之后,把计划发给LP,我就去了悉尼工作。工作半年多之后,我突然接到电话,想跟我见面聊聊。他们觉得我和LP风格很搭,想法不错,对中国了解。要不要合作呢?那时候旅游业特别不景气,他们没有预算,但是很想做这个事情。我就说:“要不这样吧,我现在经常有机会出差到中国。我可以当义工,帮你们找一下合作伙伴。”

找中文合作伙伴大概用了近半年的时间。我跟三十几家出版社谈过,最后从中选出十家还算靠谱的。衡量标准包括:第一是否理解LP的理念:第二是品牌、发行渠道和出书的能力、做过什么书,还对推广和市场能力做了系列市场评估。粗选之后,LP的两个负责人就到中国来,我就带着他们一家家地跑,最后确定了两家出版社作为准合作方,请到墨尔本再谈。

虽然合作方最终还没定下来,但LP叫我去墨尔本见面,说:“我们觉得进入中国市场一步步在进行,你要不要加入孤独星球团队并实现这个计划?”那是2004年10月,很有意思,我跟孤独星球签合同那天是10月8日,刚好是我的生日,而前天恰好是惠勒夫妇的结婚纪念日。实现自己的商业计划,这是所有MBA学生的梦想,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我什么都没有谈就加入了。

LP最后选择了三联书店。那更多的是文化上、价值观上的认同。三联书店的定位跟LP有相似之处,而读书和走路本质上确实是一件事。那段时间真是让人难忘,大家一起为了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没有扯皮,没有猜疑,大家一起努力。当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LP三本英文版指南翻译成中文版。由于翻译出版的时间特别紧,三联书店找到两家翻译公司做两本,然后对我说:“澳大利亚你应该很了解,你生活了很长时间,这本书就交给你了。”我想自己确实对澳大利亚很了解,还有几个同学、朋友在澳大利亚留学过,时间这么紧,第一本书质量又很重要,于是无知者无畏,我就接下了《澳大利亚》英文版的翻译工作。一本130万字、900多页的书,我找了四个人,后来忙不过来,任务又分包出去,总共有11个人参与这本书的翻译。要在一个半月内完成,难度超乎我们的想象,超过所有人的想象。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这本书不会特别难。包括我自己,用LP很多年了。但使用和翻译完全不同,用的时候看不懂的就跳过,看懂的部分也够用。但翻译的时候,有些地方你觉得它不知所云,必须去查很多资料。去相关网站查资料和图片之后。才知道它在说什么。译者们的英文能力都不错,有国外留学经验,但有几位因为欠缺旅行经验,让后期的审稿难度大增。现在任职于某家艺术中心的位工作人员,当时勇敢接下了“南澳”和“首都”两章的翻译。以她的正常水平,从早到晚一天能译五六千字,但翻译LP手册一天最多只能翻一千多字。

我还找了一个大学时期的同学,帮我翻译了《澳大利亚》手册的第二部分。她是一个英语水平让我非常仰慕的人,但每次她一交稿我就急了,我说:“你自己念念。”于是她就老老实实地重新翻一轮。在翻译的时候你才发现它有多难。比如幽默、尖酸刻薄的话,你怎么把它转化过来;有一些很美的景色描写,在很短的文字中,让每句话都有信息量,还要有诗一样的语言来描述。但是我们的译者做到了,整个过程很痛苦也很享受,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相信现在翻译旅行手册的译者也有同样的收获和困扰。

书出来了还要宣传,LP是一个靠口碑起来的公司,在市场营销上的预算从来都不是大手笔。进入中国市场之后的推广预算也很有限。对于LP的全球市场而言,中国市场很小,虽然可以看到它的发展前景,但目前在全球市场的销售份额中还不到1%。这跟文化习惯、收入水平、国内图书业的大环境都有关系。围绕着LP旅行指南中文版的出版,我还帮助策划了一本书叫做《当我们旅行》。这本书是LP创始人托尼・惠勒与莫琳・惠勒夫妇的自传,它的出版让很多读者了解这家公司的故事,了解旅行改变人生的经验。这本书也是我和我太太起翻译成中文的。2006年,我们为孤独星球旅行指南做了第轮推广,邀请两位创始人来到中国。他们的名人效应,他们的故事,吸引了三十多家媒体采访。这是轮轰炸式的推广,但是不能老用这种方式,以后我们的推广活动回到了旅行本身。LP的故事只是个背景,贯穿其中的主线是“用LP的方式旅行”。所谓用LP的方式旅行,就是内心独立和自由的同时要负责任,包括与当地人的交流,让当地人也可以在交流中获益,这是我们一直在提倡的。近几年我们把活动做到学校里,比如在上海一所大学的摄影展,就是学生们旅行拍摄的照片,LP只是展览上的一个背景。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大学生,外面的世界是很精彩的:我们也会做一些旅行欣赏会,像跟尤伦斯艺术中心合作的“旅行系列”讲座,每一期会介绍许多有意思的旅行故事,旅行可以改变你的生命轨迹,特别受欢迎。

还有跟论坛的合作,我们发现传

统媒体很有用,但需要跟新媒体结合。比如,自助旅行者会聚集在一些论坛,同大家分享经验,像深圳的磨房网、北京穷游网等等。穷游网是国内最大的出境游论坛,有一两百万名用户是LP的准读者群。在论坛发好帖,LP免费赠书,赞助穷游网的活动,与LP的品牌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们的另外一种宣传,实际效果是双赢的,而且花费不大。

我在LP工作了七年,我们在墨尔本的总部是一个大仓库,大概有400人,有大量的内容编辑和制图人员。虽然人数众多,但每个人的关系就像家人一样。很多时候在公司里聚会、聊天,都有种大家庭一起做事的感觉。但是任何公司的成长都会有瓶颈,这家公司正面临文化上的转变,处于一个转变的时间点上。

2007年底,LP创始人把70%的股份卖给了英国广播公司BBC,BBC掌舵之后采用商业化管理方式。2011年2月,惠勒夫妇把剩下的股份也卖给了BBC。这样个大家庭式的公司就逐渐变成了一个商业公司。

2011年7月,因为种种原因,我做了个艰难的决定:从工作了七年,自己曾经非常热爱的公司LP离开。而这样地告别一段长达七年的情感和一种习惯,总是艰难的。

2011年5月在尤伦斯做LP的讲座,我内心隐约觉得那很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讲LP。而就在台上,突然问,我意识到其实我热爱和追随的Ionelyplanet其实是种精神,它不一定非是某一个公司。就如同在次和Maureen说的:“there are lots Of lonely planet things can be done without the company of Ionelyplanet.”也许,换了一个平台,我能把这精神传达地更好,更准确;而梦想,则依然可以延续。therefore I am still traveling.2011年2月18日,在当时由我来管理的Ionelyplanet微博上,我写道:“每段旅途都有结束的那天,而梦想,永远在路上。”那天,惠勒夫妇卖掉了公司剩下的25%股份。而今天,我把这句话送给我自己。同样送给自己的,还有当年做为利物浦球迷的我给LP写过的文案:“和梦想一起上路,你永远不会独行”如今,梦想依然在路上,我也将整装待发。而旅伴,则是满载希望和理想,正打算重新上路的穷游。10年的精彩已经在身后,新的大路在眼前展开,对于一个旅行者来说,这种又要上路的期待和憧憬让人兴奋不已。我想我会一如既往地享受即将到来的旅行。其实于我而言,生命就是一次旅行,对于那些未知,热情地去拥抱就好。这样的旅途,永无穷尽。

蔡票晖

从2003至2011年7月任全球最大旅游手册《lonely planet》中国区总代表。现任穷游网副总裁市场总监。《到南极》作者。

在电影里探险

第一次去班夫参加班夫山地电影节是在2009年的11月。当时对班夫的理解除了从《户外探险》的报道外就是网上的一些英文资料。

作为一个户外爱好者,我渴望能在大屏幕前被震撼。但是打动我的不只是影片,还有那里的工作人员和在影片上碰到的那些实现梦想的户外运动员和探险家们。无论在生活中、户外,他们都是如此的幸福,无论他们多么成功,他们都是那么的谦卑。

我从2002年开始滑雪,同年开始划龙舟,2003年跑了第一个马拉松,2004年和两个朋友自组队攀登了慕士塔格,2005年获得了中国第一个24小时越野挑战赛的混合组第二名(惟一获奖的中国队),2005年拿了PADI潜水执照,2006年拿到PADI潜水救生员执照,还有冲浪、皮划艇……我的爱好一直在增加,所有的假期都逃离城市。我被同事和朋友视为异类。

户外、纪录片在中国是小众又小众,探索班夫在中国的道路任重道远。无论是电影还是户外行业的朋友都劝我不要做,大家都找不出盈利模式,这个市场在中国太初级了,不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没有时间吃饭、睡觉、锻炼。天在去过七个地点开完会后,回家的路上,我的腿抽筋了,车都开不回去了。

好朋友阿甘也是班夫的大义工,在班夫进入中国之初就加入了进来。去年和今年,他都在提醒着我:Tina,你直在向人们传播着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你自己健康的生活呢?

今年2月回国参加ISPO推广前,我不断地反问自己,这是我想要的吗?为了一个梦想,没有假期、没有收入、远离家人。回来后,我碰到ISPO的团队、喜马拉雅的大雄、Tecnica的老米、Berlin和Andy、极限之家的Joe、肉哥和小蓓、《户外探险》的亦红和飘飘、大洋的鸣昊、三夫的慧慧,还有Michael、蒋沛、Eric、王雷、天空、阿甘、Nick、小鹿、草帽、Ray、董航、大宝团,还有许多许多,他们每个人与班夫的故事,都可以再写一千字。我要感谢我的工作,让我结识了他们,他们是中国户外的希望,他们的鼓励,让我勇敢。

2010年11月,我和班夫中国的推广大使夏雨刚到班夫时是周四早上。我们急着跑剧院去观影,夏雨问我怎么都是老人,我一看,千人的主厅已经满了,但都是花白头发的老人。那天是平时,只有老人有时间,年轻人只有周末来参加主题日的活动;另外,西方的老人们从小就户外,年轻时就看班夫山地电影节的电影,所以今天还会从加拿大全国,甚至是全世界来班夫参加这一户外盛会。

我们今年有一部影片叫LastParadise《最后的天堂》,讲的就是新西兰一群老年人户外的纪录片,他们背着单板登山,到山顶上滑下来,滑到山脚,就跑到海边去风筝冲浪,如果不把镜头推近,他们轻盈飞舞着的身影,让你一定看不出来是老年人。

班夫山地电影节今年已经是第36年了,我想邀请中国的户外爱好者、班夫的观众一起定下一个约会,36年后,银发的我在台上,银发的你们在台下,我们还一起参加班夫山地电影节!

钱海英,班夫山地电影节世界巡展中国展总策展人。

Sinout Lifestyle创始人。

我从东方的最东的中国,搬到西方的最西的爱尔兰,之后为了阳光沙滩干脆到了地球另一侧的澳大利亚。可是,因为一个梦想,我又回到了中国。

这是我个人的梦想:我想证明,我们可以把爱好变成事业,我想证明,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生活的地点、生活的方式、交往的朋友和做什么样的人。这是中国户外人的梦想在中国看班夫山地电影节里最顶尖的户外纪录片,用精神去体验最伟大的探险。

在岁月的浸泡下显影

我是一个真正的新疆“白卡”,从小喝奶茶、吃烤馕、说维语,整天和一群“巴朗子”(维吾尔族男孩)泡在一起玩耍。15岁那年,

我参军当了一名文艺兵,复员后回到新疆歌舞团。团里有一名摄影师,他总背着的台老式的双镜头照相机深深吸引了我,一有空儿,我就跑去看他照相、冲洗。后来,我觉得不过瘾,攒钱买了一台旧相机和一台有头没尾的破“放大盒子”,硬缠着单位要了间地下室,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摄影生涯。我端起相机的时间很早,但是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摄影还是近10年内的事。八年前,我将所有的积蓄拿出来买了一套专业相机,开始拍风光片。这以后,我的生活完全改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拍风光片要靠天吃饭。我每天早晨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刷牙洗脸,而是走到窗户前看天气,天气的好坏可以决定我一天心情的好坏。天气好了,我开车就走;天气要不好,整整一天我都闷闷不乐。

摄影是一件需要下苦功的活儿,尤其在新疆,“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一点都不含糊。我曾在南疆沙漠里迷过路。当时,我和另外一名同伴要进沙漠,找当地的名维吾尔族老向导带路,碰巧那天老向导有事,就让他刚满18岁的儿子带我们进去。见我们犹豫,他拍着儿子的肩膀操着不太熟练的汉语说:“一点问题没有,去!”我们背着相机和足够一天的水、干粮上路了。进去时很顺利,返回的路上,巴朗子突然蹲在地上哭了起来,我忙用维语问:“怎么了?”他指着一棵胡杨树呜呜咽咽地说:“我们刚才就走过这了!”我们迷路了。在沙漠,迷路意味着死亡。第二天,水喝光了,干粮也吃完了,我们还是没能走出沙漠。为防止脱水,我们白天躲在沙包的背阴处休息,太阳快落山时再出发。同伴走不动了,他极悲壮地要我出去后照顾他的家人。我其实也没劲儿了,见他那样,我求生的信念反而更加强烈起来,对他说:“再坚持一下,翻上那个山头再看看。”同伴说什么也不走了,他和小向导留下来,我几乎是爬着用了整整三个小时上了那座沙包。抬头望去,我看到了天边一道黑线,虚虚实实。经验告诉我,那是一片森林,我们有救了!我连滚带爬回到同伴和向导跟前……那是一片沿河的树林,顺着河,我们在第三天走出了沙漠。

独自在野外,死亡的确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是孤独。死亡的威胁不是每天都有的,而孤独却像个幽灵,每时每刻缠绕着我。当太阳似一轮火球在西边落下,转瞬间,天空黑了下来,我这才理解书上写的“黑暗向我袭来”。“袭”字用得多好。黑暗袭来并包裹我,然后月亮升起,星星由微亮到渐渐明亮。我看着自己的影子,就像身边还有一个人,心里才踏实了些。猛地见那边怎么还有个人影?我毛骨悚然,慢慢走过去,一看,原来是棵千年胡杨。我躲进帐篷,而外面风声中似有脚步,“啪嗒、啪嗒”一步一声响,像鬼在行动。出帐篷观望,见那白色的空矿泉水瓶子被风刮得一跳跳的,而那棵老胡杨更像一个幽灵在黑暗中注视着我……

夜晚,恐惧使我无处躲藏。拍下来的那棵幽灵般的胡杨,除了不可思议的神秘外,还带着丝丝恐慌,在这样的心境中,我等待天亮。很多人追求的是一种过程,所谓“只为曾经拥有,不必天长地久”,他们往往不在乎结局。对他们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意义。而我是幸运的。我经历了所有过程,那种折磨、痛苦就像一个临产的孕妇,欢喜中带着忧愁,恐惧中带着期望:想早点见到自己的婴儿,又生怕他有什么缺陷……最终成为张张照片。这也许就是我在家里待不住的原因吧。

李学亮

现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新疆摄影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摄影师。出版过《天山南北》,《西风摄魂》、《穿越新疆》、《航拍新疆》等专著。曾获得过多项摄影大奖,多次为《户外探险》杂志提供新疆各地区的壮美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