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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平:“刘翔没有文化”是必须被淘汰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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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晚上看黄健翔、董路在凤凰卫视谈“刘翔有没有文化之争”,两位名嘴加上一位嘉宾,说来说去也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急得我恨不得冲进屏幕把话筒抢过来也说几句一一这已经是一个旧话题了,但这个争论所反映的部分国人文化心态,却是一个非常重要、是值得我老人家参与大吵大嚷一次的问题。
体育以及体育冠军们,对一个民族的自信、乐观、强盛、健旺所产生的激励、引导和楷模作用,绝不亚于数理化、不输于文史哲。
中华文化传统里这种对于体育的轻视、对于肉体的轻蔑、对于“读书”的变态夸张,实在已经到了必须淘汰的时候了!“文弱书生”,是这种文化孕育出来的那些“有文化”的男人最主要代表性形象――而与西方文化中冉阿让、邦德、海明威那种男子汉形象截然相反……问一个残酷的问题,尽管我也属于前一种文化产物:这两类男人如果在战场上或旷野中相逢,谁灭谁?
刘杉:经济学家名号庸俗化是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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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看到湖南商学院谢茂拾教授的一篇博客文章,称中国经济学家名号已经庸俗化了。他在文章开头这样写道:“经济学家应当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称号。像科学家、作家等等称号一样,经济学家同样在人们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不仅如此,因为经济学还具有经世济民之功效,所以,在和平建设时代,经济学家更是受到社会充分重视的‘显学’家。”
基于对经济学家名号的这种认识,谢教授认为经济学家名号现在已经庸俗化了。他的三个理由是:一、数量越来越多,单体价值降低;二、缺乏社会责任;三、人格道德存在缺陷。
不久前,香港学者丁学良称,应以在国际期刊数量作为衡量学术水平的标准,他的这种说法其实让人们陷入了一个误区。也许一个卓越的学者一辈子只发表过一篇论文,但这篇论文具有原创的经济学思想,那么我们能说这样的经济学家不是一个经济学的大家吗?
丁学良本身的表述就是一个把经济学家庸俗化的表述,把思想的价值用秤来计算。所以在一个庸俗化的世界里,庸俗化的表现比比皆是。如果我们以平常心来看待经济学家这个职业,我们会发现,在没有道德权威的世界里,每个人表述自己观点的权力才会得到尊重。只有将经济学家看作是一种普通的职业,社会生活中的不同利益集团才会对某个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提出批评,进而提出自身的利益诉求。
经济学家就是一种职业,经济学家越来越多,是经济市场化程度提高的表现,是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进步。用普通心看待经济学家和各种“家”,这是平等公民社会的进步。
郭楠:到底是谁在买假名牌和盗版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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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售卖假名牌盗版碟是错误的,但是我想说的是那些所谓的“著名”评论家们实在不应该将不尊重知识产权的大帽子,以及国家落后经济落后的定义套在中国头上。
意大利是很多名牌(如Gucci)的发源地,在威尼斯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被突然从小巷子里跳出来的黑人吓到,他们拿着假冒伪劣的Gucci手袋拦住游客问要不要Gucci、要不要Prada、要不要Ferragamo?而罗马的火车站周边公然在街边售卖假名牌手袋假手表的也不少,很多时候甚至会拦住游客。我早已被当地人警告过,碰到这样的情况,非但不要停下脚步,而且还要注意后面是否有小流浪孩正伸出手来准备掏你的口袋。法国巴黎是著名的时尚之都,真名牌多得数不胜数,在一些非主干道上贩卖假名牌的点也不少。美国就更不用说了。
我希望某些外国的专栏作家在提及中国某些地方售卖假名牌的时候,大可不必用如此高高在上的姿态。你们所在的国家和中国比起来,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欧洲海关重罚穿着携带假名牌者早已经是旧闻。但是一直以来,提起假名牌似乎总是要把矛头指向中国人,这简直是一种荒谬的误导。一些国家对自己国内假名牌的泛滥从束手无策到视而不见,而却用高高在上的语气抨击中国整顿打击仿冒产品和盗版不力。而讽刺的是,那些在某些媒体上嘲笑中国的盗版的国家,他们自己的一些国民却是盗版以及假冒商品的积极的支持者和最大的买家。
薛涌:让我们先学会附庸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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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的富人手里有的是钱,也很想附庸风雅。但是,比起当年欧洲的贵族来,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附庸风雅。现在也只有看第二代富人的表现了。英国人有句俗话,说培养一个贵族要三代人。意思大概是第一代是暴发户,有钱但粗俗;第二代从小受良好教育,但是家庭中受父母的影响太大,脱不了暴发户的习性;第三代不仅受了好的教育,而且成长过程中和第一代隔离,家教好得多,也许最终会有些文化。
不过,这种三代贵族论不是必然。关键要看大款们怎么教育孩子。在如今的世道,似乎看不出太多好苗头来。当今的中国几乎没有严肃文化。看看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有什么像样的文化产品能够传世的呢?八九十年代比三四十年代富得多,但文化上比得上三四十年代吗?
真正的文化,大多根植于民间。靠国家把纳税人的钱投入大学,并培养不出文化来。中国的富裕阶层,应该承担其文化责任,至少学会怎么附庸风雅。中国不能永远是一个世界工厂。中国更不应该成为一个现代的迦太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