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莲瓣纹金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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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金银器】
【唐高5.5厘米 口径13.7厘米 足径6.7厘米 壁厚0.2厘米 重391.5克】1970年10月西安市何家村唐窖藏出土，金碗共出土两件，现原件由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
金碗锤击成型，敞口鼓腹，喇叭形圈足。腹部装饰采用的是满地装，外壁锤碟出两层仰莲瓣，每层十瓣，将碗身空间分成三十部分，这种风格颇具粟特人遗风。上层莲瓣中心分别用动静对比的构图方式，錾刻出鸳鸯、鹦鹉、鸿雁、鹳翎、鸭等禽鸟，以及兔、獐、狐、鹿等走兽的十个动物纹饰，并环绕以忍冬花草；走兽或走或奔，富有动态；禽鸟或飞翔或栖息，动静有异，栩栩如生。下层莲瓣内均錾刻忍冬花草、如意云头。内腹底刻宝相花。外底中心则錾刻一只回首的鸳鸯，周围饰有忍冬云纹，呈现出一派和谐美满的气氛。金碗通体以细密的鱼子纹做底，应是多子多福之意。在鹦鹉纹的腹部可以看出细且浅的纹饰起稿定位线，碗底外壁亦可看到细如发丝的十字形定位线。据此可知加工纹饰时，先錾出主题纹饰鸳鸯，然后根据空白，灵活自由地填补5朵如意卷草纹。圈足焊接于碗底，但焊缝牢固，无丝毫开裂，使用的焊料也是黄色，因此分析应是含金合金。另外，碗内壁还有墨书“九两半”三字，这种以墨书文字标明金器的重量，是为了防止以轻换重，是唐代金银器的一种管理方式。
该碗錾刻刀法细腻，禽兽身上的一眼一嘴、一羽一角都清晰可见。通过这些繁而有序的纹饰，写实与寓意并重的构图，使唐人追求优美而写实的艺术得以实现。从现有资料看，它是唐代金银器中仅见的最堂皇的金碗。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勘探研究并核对文献记载，确定何家村窖藏发现地点应在唐长安城兴化坊中部偏西南部位。最初人们认为是住在兴化坊中的雍王李守礼（章怀太子次子、与吐蕃和亲的金城公主之父）的遗物，安史之乱（755年）时埋藏。根据考古类型学分析，有些器物上出现了枝叶茂盛、鲜花怒放的大型花卉图案，纹饰整体布局采取了分单元的方式，制造的时间要晚于“安史之乱”的年代。经专家学者论证，这件遗宝的主人终于浮出水面，他就是唐代官位显赫的尚书租庸使刘震，“租庸使”是唐代中央专门设置的征收租庸调的官员，其职责之一就是保管朝廷的财物。而遗宝的埋藏年代应在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爆发的泾原兵变中。
唐德宗李适（779～805年在位）为解救被叛军围困的襄城，而征泾原（今甘肃泾川北）兵前往驰援。泾原节度使姚言速率五千大军前往驰援。军队冒雨而来，希望得到赏赐却未果。在途经长安时，泾原兵突然发生兵变，攻占京城。唐德宗在宦官等护卫下，匆忙逃亡奉天（今陕西乾县）。泾原兵拥入皇宫府库，大肆掠夺金银。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泾原兵变。
清代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记载，泾原兵变时，租庸使刘震让人押着“金银罗锦二十驼”出城外逃，自己则与家人随后赶来。这段文字透露出刘震手里掌握着大量的财富珍宝。唐薛调《无双传》对刘震出逃记载：当时城门守卫得知刘是朝廷要员不敢开城门，刘震只得又往其家所在的方位跑去。也就是说，何家村遗宝与刘震有关，却不是个人财产，而是收缴上来的庸调及保管的宫廷珍宝。
何家村埋藏的珍宝都是体积小、价值高、少而精的珍品，所有物品用两个陶瓮加一个银罐便装下了，便是很好的旁证。在难以出城的紧急情况下，刘震不得不返回家中，将这些珍宝埋藏起来。而据文献记载，刘震还做了叛军的命官。很快，唐军收复了京城，刘震夫妇被斩，使得这批珍宝也就永远不被外人所知了。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
【唐・金银器】
【通高14.8厘米 口径2.3厘米 腹长径11.1厘米 短径9厘米 壁厚0.12厘米 重549克】 1970年10月西安市何家村唐窖藏出土，现原件由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
银壶的设计综合了我国游牧民族的皮囊壶和马镫壶的扁圆形状，用银片锤打、焊接而成。壶口略呈圆柱状，形体粗短，置于壶身顶端的一侧；壶盖为覆莲样式，饰鎏金九瓣花纹，以一条麦穗银链与弧形鎏金壶提梁连接；壶腹扁圆，两侧面各饰锤碟而成的、凸出的鎏金舞马纹样，壶下端焊有椭圆型微向外撇的圈足。壶身与圈足相接处饰有鎏金“同心结”一周。整件作品造型饱满，富有张力，线条圆润自然，比例恰当，具有极好的体积感和空间感；局部的黄色鎏金与整体的白银交相辉映，色调格外和谐富丽，金碧辉煌。存世只此一件，堪称是唐代金银器制作工艺的杰作，被我国政府列入首批禁止出境文物名单。
马镫式壶源于早期契丹人，考古学家一般把它认为是契丹文化的代表器物。这种仿制皮囊壶的形式，在辽金时代的古墓中常有发现，但在唐代京城长安出土还是首次见到，这正是汉族和契丹等各族人民文化交流的显证。
关于舞马的记载，最早可见于南北朝时的文献，而有关唐代舞马的描述则更为详细，有时甚至是上百匹舞马同时表演，动作整齐划一，场面十分壮观热烈，但由于缺乏形象材料，长久以来只能根据诗文描写加以想象。据《唐书・音乐志》记载，唐开元至天宝年间，宫廷专门引进异域良马，驯养了百余匹能够表演各种舞蹈节目的舞马。唐玄宗还曾亲临现场观看并训练它们。每年八月五日的“千秋万岁节”玄宗生日这一天，皇宫都要在长安城兴庆宫（今西安兴庆宫公园）勤政务本楼、花萼楼前举行盛大庆典活动，当玄宗接见并宴请群臣时，这些披着非常漂亮的锦绣马服，颈部挂金铃、璎珞的舞马就会出场，按照《倾杯乐》的节拍跳舞助兴。高潮时，舞马甚至还会跃上三层高的板床旋转如飞，下面支撑它们的是披金挂玉的牵马壮士们；而穿着淡黄衫、系着文玉带的姿色秀美的少年乐工，则站在周围为舞马伴奏；曲终时舞马则口衔酒杯给玄宗敬酒，舞马也随之喝了酒，玄宗对此喜不自禁。
该壶上的舞马正口衔羽觞（酒杯），前腿直立，后腿屈膝，飘拂的鬃毛、飞扬的绶带，以及奋首鼓尾的姿态，显得驯养有素，灵动可爱。工匠善于抓住瞬间的动作表现舞马曼妙的舞姿，使舞马献寿时“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的场面跃然眼前。唐代作过玄宗宰相的诗人张说是当年每次亲睹过舞马祝寿场面的人，他在《舞马千秋万岁禾府词》中“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的赞颂诗句，生动地记述了舞马在乐曲终了衔杯行礼、垂头掉尾如沉醉的神态，这是许多史志书上没有记载的，而该壶上的舞马纹的姿态恰与诗文描绘的舞马形象相符。
然而，渔阳（今北京大兴县）鼙（Pi音皮）鼓打破了李唐统治者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安禄山的叛军攻陷长安，玄宗仓皇出逃至四川，无暇顾及这些舞马。由于安禄山曾见过舞马祝寿，知其能舞而“心爱之”，于是将数十匹掠至范阳（今河北涿州）军中。安禄山败亡，舞马又辗转归于其大将田承嗣所有，田“不知其技”而视作一般战马。一次宴乐中，舞马听到音乐，应节起舞，守卫的军士以为奸孽，用扫帚责打，马以为是自己舞得不好，更加卖力，田承嗣更令军士痛打。就这样，这些技艺超群的舞马毙于枥（马槽）下，其结局却令人为之扼腕叹息。从此，唐代就再没有训练舞马，舞马祝寿仅成为中晚唐诗人的回忆史料了。从张说诗作的时间开元十八年（730年）到天宝十五年（756年），说明以舞马祝寿活动最少有25年的时间。这只舞马衔杯纹银壶提供了具体的实物资料，使我们能够得窥唐代舞马之一斑，其文物价值弥足珍贵。
舞马衔杯纹皮囊壶的出土不仅从一个侧面为研究唐代宫廷生活、外交礼仪、社会文化、工艺水平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为印证唐玄宗时曾驯养良马随乐起舞的历史记载提供了实物佐证。同时，它又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见证，极具历史、艺术和文物研究价值。
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
【唐・金银器】
【高24.2厘米 口径12.4厘米 足径14.3厘米 壁厚0.21厘米 重1789克】1970年10月西安市何家村唐窖藏出土，现原件由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
银罐外观大口短头，罐腹圆鼓，喇叭形圈足，可活动提梁插入焊接在罐肩部的两个葫芦形附耳内，底部为圈足，足与罐体的连接处加焊一圈圆箍，这样使得不易脱落，更加结实。罐体为纯银锤击成型，花纹平錾，鱼子纹地，纹饰鎏金。盖心内饰一朵宝相团花，盖四周围饰石榴、葡萄、忍冬及卷草，提梁上饰有菱形图案；罐身通体装饰以鹦鹉为主体、周边环绕折枝花，组成两组均衡式圆形图案；鹦鹉展翅于花丛间，灵动可爱，栩栩如生，装饰在提梁罐两面，其余空白处以单株折枝点缀。罐的颈与足均饰海棠四出花瓣图案一周。
银罐上錾刻的鹦鹉振翅欲飞，鲜活而丰满，恰好与圆浑的外型，饱满的团花相配，给人以富贵喜庆的感觉。加之纹饰全部鎏金，与罐体的纹银色泽形成反差，平添了艺术美感，体现出唐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反映了唐代社会的朝气蓬勃与审美情趣。罐盖内原有一行墨书写着“紫英五十两”、“石英十二两”的墨迹，表明该罐为存放中药的器具。据文献记载，唐代帝王多喜好服食金丹以求长生不老。其中6位皇帝的死亡跟服食金丹有关。何家村出土的一整套炼制金丹等的药具和大量的丹砂药（丹砂是炼丹的主要原料），正是这种宫廷时尚的真实再现。这件富丽堂皇的银罐是迄今已知唐代银罐中最大气、最精美的一件，是件实用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稀世珍品。
鹦鹉生活在色彩缤纷的丛林之中，自然造化的华丽羽毛正是对其周边环境的适应。鹦鹉似乎天生就是做宠物的材料，看上去它更像个五颜六色的工艺品。我国饲养鹦鹉和驯练学话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山海经》中就有鹦鹉的记载。晋朝张华在《禽经注》中记载：“鹦鹉，出陇西，能言鸟也。”宋代王安石《字说》云：“鹦母，如婴儿之学母语，故字从婴母。”鹦母、鹦哥之译名见于诸古籍，“鹦母”即“鹦鹉”，“母”、“鹉”同音互借。
“鹦鹉（chi，音吃）文（文，铺叙文采）至，麒麟绝句来”，鹦鹉因美丽能言，成为智慧、吉祥的象征，也是唐代王公、贵族的宠爱之。唐敬宗宝历年（825年）越州（今浙江绍兴）进士朱庆馀的《宫中词》中，就有借助鹦鹉形象、描写人心态的佳句：“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并立琼轩。含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想必是害怕在鹦鹉面前说出心事，就会被能说会道的鹦鹉泄露，表现了深宫高墙之内的宫女们的生活写照。可见当时人们对鹦鹉喜爱的原因与程度，因此，鹦鹉成为唐代工匠们乐于表现的题材。
在唐朝郑处诲所著的《明皇杂录》中记载一段有趣的传奇鹦鹉故事，大致如下：
唐朝开元年间（713～741年），岭南有人献上一只羽毛洁白的鹦鹉，养之宫中，“常纵其饮啄飞鸣，然亦不离屏帏间”。唐玄宗令侍臣教授其诗词，数遍后便可吟诵，因而深受主人的宠爱，赐名“雪衣娘”。忽一日，“雪衣娘”飞上贵妃镜台，语曰：“雪衣娘昨夜梦为鸷（zhi，音至，凶猛）鸟所搏，将尽于此乎?”令贵妃惊讶不已。玄宗得知后，便使贵妃授其以玄奘所译佛经中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岁久驯服，它竟能记诵精熟。“雪衣娘”不仅洞晓言辞，而且乖巧过人。玄宗每当与妃嫔、诸王子对弈而显露败着时，同样精于纹枰之道的贵妃便轻唤一声“雪衣娘”，它马上心领神会，立即飞入棋盘中翩翩起舞，把棋子搅得乱七八糟，还用喙（hui，音惠，鸟兽的嘴）啄妃嫔及诸王子的手，使棋无法再弈下去，这样就避免了皇帝输给妃嫔或诸王子的难堪。“雪衣娘”完成了使命，就会马上蹦到主人面前，讨好似的在主人怀里擦来擦去，当然也忘不了向主人讨赏给它一些喜欢吃的食物。有一次，玄宗与贵妃赏游离宫，贵妃置“雪衣娘”于步辇（轿子）竿上，与之同去。当人们赏景而远离步辇时，“雪衣娘”被一只突然降临的鹰所毙命。玄宗与贵妃叹息良久，遂命人将“雪衣娘”掩埋后立坟，呼为“鹦鹉冢（zhong，音种，坟墓）”。
黑釉油滴碗
【宋・瓷器】
【高8.5厘米 口径30.2厘米 底径10.6厘米】陕西渭南蒲城县城关征集，现原件由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
黑釉碗器型规整，胎薄质坚，釉色润泽。喇叭形大敞口，口沿微敛，腹口至底渐收，平底，矮圈足，具有北方窑口的典型特点。器物通体施黑釉，釉层较厚，器外黑釉不及底。特别是釉中散布着大小不一、具有金属光泽的银色小圆点，晶莹透亮，形似油滴。使得这件质朴无华器物上的黑釉色，在深邃、庄严感中，平添一种晶莹透亮感，犹如夜空中群星闪闪，一改黑釉的单调与平淡，洋溢出一种神奇魅力，为宋代单色釉瓷器平添了别样情趣。
陶瓷是陶器、炻器和瓷器的总称。常提到的陶瓷器两者之间既相似，却又存在本质不同，区别主要有胎釉原料、烧成温度以及物理性能三项指标。第一，陶器原料主要是粘土，也有的用少量高岭土，质地粗松；瓷器原料主要为高岭土，质地细密。第二，陶器一般不施釉，也有施低温釉，也称铅釉的，在600℃～900℃以下的温度烧制而成；瓷器都施高温釉，烧成温度高达1200℃～1300℃。第三，陶器胎松，敲上去有嗡嗡声，具有吸水性；瓷器胎紧、施釉，敲击发铿锵声，无吸水性。
黑釉是古代瓷器釉色之一。黑釉主要呈色剂为氧化铁和氧化锰，尤其是氧化锰的含量接近1%时,烧成的釉即呈纯黑色。油滴釉是黑釉中的一个特殊种类，属结晶釉，满天星斗的油滴釉一改黑釉的单调与平淡，为黑瓷增添了光彩，它盛烧于北宋，衰于元末。其特点是在黑色釉表面遍布大小不一的具有金属光泽的斑点，小的如针尖般，大的直径达1厘米，色泽呈金色或银白色。像浮在水面上的油滴一样具有光泽，故名“油滴釉”；又因斑点在黑色釉面呈现酷似鹧鸪胸前的羽毛斑纹，古文献称之为“鹧鸪斑”。油滴釉的成因是在瓷器烧制过程中，着色剂氧化铁发生分解，形成釉面气泡，其中密集铁的氧化物结晶，冷却时这些局部形成的釉中结晶质处于饱和状态，当气泡破裂后，会保持这种状态，直至冷却后即产生了油滴斑纹，形成美丽的结晶。专家指出：这项工艺的窑变火候很难把握，油滴的形成与烧制火候和釉层厚薄相关，火候恰到好处方可形成油滴，这种结晶体只有在1100℃这个点才会出现，温度过低难以烧出，过高又会使油滴过小，故油滴碗口沿处由于釉层稀薄一般不会形成油滴。所以，只有炉火纯青的技艺才能烧制出这巧夺天工的工艺。
大家知道，瓷器在烧成过程中会发生一系列非常复杂的物理及化学变化，如果釉的组成不均匀或两种不同性质的釉施于同一器上，其变化就更加复杂和难以预料。如南宋周辉《清波杂志》记载：“饶州景德镇，大观间有窑变，色红如朱砂。物反常为妖，窑户亟碎之。”当时的陶工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现象，觉得不可思议，于是就从迷信的角度来理解，认为它是“妖”。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说，这种所谓“色红如朱砂”，其实就是由于釉中含铜，在合适的工艺条件下还原成铜红而已。古代著名窑变釉有：宋代的钧窑、景德镇康熙年间的苹果绿和绿郎窑、雍正和乾隆年间的窑变花釉等。黑釉油滴斑纹也是窑变现象的产物。清梁同书的《古窑器考》说:“官、钧、哥窑于本色釉外，变而为淡黄，或灰紫杂错，类诸物态。”
油滴釉器多出自建窑，胎体较厚，器型较小，像如此之大和如此之精美的油滴碗，而且出自北方窑口，实属罕见，为难得的珍品。这件黑釉油滴碗器物虽然较大，但仍不失其秀丽之感，具有清新、高雅的艺术韵味，显示出我国古代精湛的陶瓷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