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中的幸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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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千百年来人类所追求的人生理想。换言之，人的一切行为最终目的都将归于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国学是指一个国家固有的传统历史文化与学术思想，其中对幸福的探讨在今天已成为值得珍视的文化财富。
一、《尚书》之“五福”
国学的内涵十分丰富，先秦有诸子百家，汉代之后儒佛道三教鼎足而立，成为国学的主干。在国学中，对于这个“福”字的解释，大概要数《书经》中讲得最早、最为透彻。相传《书经》又称《书》《尚书》，它是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的《五经》之一。孔子将上古时期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秦穆公时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挑选出100篇，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等，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
据《尚书·洪范》记载，周武王于平定天下后，拜访商朝遗臣箕子，向其请教治国平天下的至理要道。箕子感其诚意，向武王陈述九项治理天下国家的法则。武王接纳其说，封赐诸侯，治国理民，使上下尊卑各有等份，天下因此而获得安定太平。此九项治理天下国家的大法则被称为“九畴”：“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其中第九种即为“五福”：
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终命。
《尚书》明确提出人生有五种幸福，分别是长寿、富有、快乐平安、爱好修德和老而善终。有幸得到，就可免去灾祸，福气降临，这就是幸福。若仔细加以品味，可见古代圣贤用以激励人们的“五福”之说，闪烁着智慧的哲理之光。
“一曰寿”，指享有高寿。何为高寿？国学中虽有“百岁高龄”“寿比南山”等提法，但并无确定的标准，而是随时代、地区之不同而有异，若能高于当时该地区人民的平均寿命而终其天年，就可称高寿。
“二曰富”，指生活富裕，但所谓富裕亦无定准，若能高于当时该地区人民的平均所得，才可称富裕。
“三曰康宁”，古人以“无疾病”“无患难”解之，似嫌消极。其实“康”指身体健康，偏于生理层次；“宁”指心神安宁，偏于心理层次，故“康宁”包含着身心健全康泰之意，其丰富的内涵最耐人寻味。
“四曰攸好德”，“攸”或解为“所”，或解为“皆”；“好”则皆读为（hao）的去声，指喜好、爱好。此句的重点在“好德”而不在“攸”，指喜好天子所立的道德规范，由此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并能施德于人。
“五曰考终命”，考，老也；终命者，终其天年也。人或因天灾，如风灾、旱灾、水灾、地震、海啸等死于非命，或因人祸，如环境污染、食品不卫生等而患恶疾，病痛缠身而死，凡此皆非考终命。古人云“寿终正寝”，安详地终其天年才是对“考终命”的生动诠释。
汉代经学大师郑玄（127～200）注“五福”曰：“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谓之福。福者，备也。备者，大顺之总名。”他将“五福”看作天受之于人的极大善事，只有五者齐备，高寿以延续生命的长度，生活富裕以充实生命的内涵，身心健全以提升生命的质量，修德助人以扩大生命的境界，乐享天年以享受生命的本真，生命才会充满喜乐而有其意义，才能称之为“福”。
如果只具备“五福”中的某一种，而未能五福完备，皆不能谓之有福。举例而言，虽享有高寿，但生活贫苦、体弱多病、心神烦忧，那无非是一个孤苦无依、身心受创、遑遑终日的老人而已，不属于有福。
二、道家、道教的幸福观
老子倡导道法自然，将“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作为人生幸福的原则。
《老子》第十二章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老子指出，当色、声、味、觉等外界诱惑纷至沓来时，人若经不住诱惑，就会沉溺于身体感官的享受之中。当人久观五彩缤纷的颜色，就会眼花缭乱，最终损害视力；久听娓娓动听的音乐，就会嗡嗡耳鸣，最终损害听力；久享山珍海味，就会食欲不振，最终胃口不好；醉心于驰马行猎，就会心灵放荡，最终神志发狂；迷恋贪图珍贵的财货，就会产生图谋不轨的心思。因此，凡夫身为物累，心为物役。凡夫的欲望往往是随着感官享受而膨胀起来，导致名利心生，好恶心生，是非心生，心生，若得不到一一满足时，轻者会让人感到不快乐，甚至痛苦；重者则会使人五脏六腑不安，神智昏乱，疾病丛生，以至衰退速死！
但“圣人为腹不为目”，圣人倡导“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使人们吃饱穿暖，丰衣足食，使国家富有强大，但却不去追求那么使人眼花缭乱的“五色”和使人心乱发狂的“难得之货”。老子要人保持言行淳朴，减少私心杂念，降低对声色犬马、功名利禄的追求，合理地控制自己的欲望，适度持中，既不，也不禁欲，以求获得“恬愉澹泊”的幸福感。
庄子超越了任何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的限制，摒弃了对物质生活的过度追求，通过“天下有至乐无有哉？”（《庄子·外篇·至乐》）去思考人生的幸福问题。
天下有至乐无有哉？有可以活身者无有哉？今奚为奚据？奚避奚处？奚就奚去？奚乐奚恶？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
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也亦外矣。夫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其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惛惛，久忧不死，何苦也！其为形也亦远矣。烈士为天下见善矣，未足以活身。 吾未知善之诚善邪，诚不善邪？若以为善矣，不足活身；以为不善矣，足以活人。
至乐：最大的快乐。人生在世什么是最大的快乐呢？人应怎样对待富和贵、生和死呢？庄子提出的“至乐无乐”。因为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有乐的同时也就产生了悲、苦、不幸，所以想要“至乐”，只有“无乐”，也就“无悲”了。庄子认为，只有做到“清净无为”，没有任何地不快乐的念头，才真正做到“至乐”。
如果说，老子的“返璞归真”还只是一种直线式的回归，那么，庄子的逍遥则是一种超越式的复归，其终极导向是复归于道，以求得《庄子·齐物论》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完满状态。庄子的幸福观是从人性深处来解决人的幸福诉求问题，是一种超越式幸福观。
道家反对儒家阳刚进取的人生态度，倡导“无为”“损”“寡欲”，要人消极于物欲的背后却是积极的意志磨炼，以“自然无为”的方式来教导人争取“自我”的人格完满。如果说，儒家进取式的人生幸福观是用加法方式，那么，道家则用减法方式。进可儒，退可道，这儒道两家在人生幸福观上形成了鲜明差异，对现实人生来说正好可以起到互补作用。
三、德福之道的现代意义
如何获得幸福？幸福不是靠追问就能得到的，孔子的后代孔安国（前156年～前74年）在《尚书》的注疏中，将“五福”所包含的商周文化中关于“德福”问题的思考揭示出来，归纳为“德福之道”，将“好美德”作为获得幸福的一种“道”。“德福之道”通过“好美德”将“善”的观念引入。随着《尚书》的流播，“德福之道”作为国学中宣扬的获得幸福的一个重要途径，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幸福观，在今天依然具有积极的现代意义。
第一，对于个人来说，去除贪欲，知足常乐。汉代郑玄曰：“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为先。”幸福是人的一种欲望。依心理学家的看法，幸福是一种欲望得到满足之后的心理感觉。由此，幸福获得与欲望满足之间就有着密切的联系。欲望是人想要得到某种东西，或想要达到某种目标的要求，其本身并无善恶，但若是不健康或不合理的欲望过于强烈，造成的后果直接影响到自己或他人的生存，就会有善恶之分，幸福与不幸之别。
人的身心相即不离才形成一个现实的生命，那么，幸福感也有赖于身心和谐。造成人生痛苦的原因，既有身体上的病痛，也有心理上过度的欲望—嗜欲。嗜欲为万恶之源、百病之根，一个人若私心缠身，在生活与工作中必然斤斤计较，患得患失，久而久之，积劳成疾，损害身心健康。幸福观围绕着人对“欲望”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才能使身体的无痛苦和精神的无纷扰而展开的。
第二，从家庭来看，在古代农耕社会，“幸福”就是一家人在一起，有田种，有饭吃，有衣穿，子孙满堂，还能养几只羊、几头猪、几只鸡等，这就是幸福。《易经·文言》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以家庭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家族血统代代相传，因具有超越个人生命长度的历史，更注重时间维度对一代代人生命的影响。若懂得了这种“因果报应之理”，便不敢为非作歹了。2012年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首次引入了“你认为周围幸福人群的比例”这一数据测量。结果显示，周围人群中绝大多数家庭幸福的占15.60%，大多数家庭幸福的占54.57%，二者合计占70.17%。在具有幸福感的群体中，家庭幸福感最强烈。若周围绝大多数人幸福指数较高，他也容易受到感染，产生乐观和积极向上的情感体验，幸福程度也比较高。若周围只有极少数人幸福的群体，自身也会产生压抑、悲观等消极情绪而影响其生活质量，减少对于幸福的体验。这说明了幸福具有主观体验性和传染效应。从在家孝敬父母，爱护孩子开始，将爱扩展到邻居、兄弟、同事、朋友，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不弃，与善同行，才能争取“五福临门”。
第三，对于国家来说，《尚书·洪范·九畴》中的第五畴为“建用皇极”，经文在阐述时曰：“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君王建立政事要有法则，这就是聚合“五福”用来赏赐给臣民，这样，臣民就会尊重您的法则，听从你的管理，国家由是安定，百姓由是幸福。所谓聚合，就是要通过具体奖罚措施去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这对于今天制订“国民幸福指数”的各项指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记载，周武王采纳箕子所陈述的《洪范》“九畴”理国治民，使天下太平。理国治民必有其道，需要设立某些制度，采取某些措施，来落实其理念。可惜的是周武王当年究竟设立了哪些制度？采取了哪些措施？这些都因历史久远、文献难征而无从具体了解了。
今人所谓的“国民幸福指数”，追求的目标其实并不外乎“五福”的概念，但所谓“五福”必须依靠政策才能造福百姓。因为“德福之道”毕竟只是一种法则，一种概念，不管多么美好，多么被人向往羡慕，如果没有配套的制度使其落实，使“好美德”者能够得到福报，就无法真正树立社会正气，增进国民的幸福。如果说，民族伟大复兴的本质是文化复兴，那么，用制度来促进人们追求“德福之道”，促进整个社会健康和谐繁荣发展，才能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真正化为全国人民的幸福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