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灿烂的五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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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末年，中原战乱，整个北方群雄割据，乱象丛生，上演了一出“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历史闹剧，河西地区（包括今青海河湟一带）也先后出现了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五个政权。五凉政权控制下的河西地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战乱频仍、经济凋敝、文化衰废的中原，经济相对丰饶，秩序相对安定，因而成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流民移徙之区”。 “天下丧乱，凉州独全”的局面使得中原大量学者名流度陇而西，源远流长的中原学术也一起西移。而五凉政权中的一些杰出统治者如张轨、李暠、沮渠蒙逊等，都熟读儒经，通晓文墨，即使汉化程度较低的秃发氏等也能倾慕汉风，推崇儒子，擢用士人。在他们的影响下，大批硕学宿儒开馆授学，著书立说，一改两汉“学在官府”的沉闷，朝野内外，学风蔚然，地域性文化空前繁荣，形成了“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魏、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的“五凉文化”。

在经学方面，由于五凉统治者敦崇儒学，重视教育，所以五凉学者治学多以经学为重。敦煌人阚骃“博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经言，经目则颂”，为王朗《易传》作注，学者藉以通经，北凉时“拜秘书考课郎中，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著名隐士郭瑀，“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艺，善属文”，隐居临松山（今张掖市南）薤谷，“凿石窟而居，服柏实以轻身，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酒泉人祈嘉，博通经传，精究大义，被前凉张重华征为儒林祭酒，教授不倦，依《孝经》作《二九神经》，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多出其门下。郭瑀的学生刘昞一生著述甚丰，注《周易》《人物志》《黄石公三略》等流行于世，还著有《方言》《靖恭堂铭》等，并删《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为《略记》84卷，被誉为“德冠前世，蔚为儒宗”，河西人以他为荣。敦煌效谷人宋纤，少有远操，隐居不仕，一生钻研儒家经典，曾注《论语》，授业弟子多达三千余人。此外，河西著名的学者还有索袭、索绥、郭韶、索敞、宋繇、张湛、宗钦、段承根、赵柔、阴仲达等。中原流落到河西的学者中最著名的有江琼、常爽等。江琼原籍陈留，早年受教于中原名儒卫觊，书法文章都堪称精绝，尤专于虫篆、训诂，在河西数世传业。常爽祖籍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入凉后以博闻强识而“声著河右”，除在“五经”与诸子百家的研究方面甚有造诣外，还是一个占候家。在《晋书》《魏书》等正史中，五凉的儒林人物有传的就达数十人，其成就之著，影响之大，令人惊叹。

在史学方面，五凉统治者十分重视国史的修撰，设置官署，指定专人，根据各种资料撰写各自的国史，同时也鼓励私家修史。这一时期，河西地区的史学著作琳琅满目，正史、稗史、实录、起居注、风俗记等层出不穷。这不仅在十六国时期极为罕见，就是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比较突出。当时有影响的史书有阴澹的《魏记》12卷，索绥的《凉春秋》50卷，刘庆的《凉记》12卷，喻归的《西河记》2卷，段龟龙的《凉记》10卷，张谘的《凉记》10卷，郭韶的《拓跋凉录》10卷，刘昞的《略记》84卷、《凉书》10卷、《敦煌实录》10卷，阚骃的《十三州志》，宗钦的《蒙逊记》10卷等。后来北魏著名史学家崔鸿撰《十六国春秋》，五凉史事多采自这些史著。

在文学方面，五凉时期的文学创作非常活跃，著作甚丰，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在五凉文学创作中，当数前凉成就最高。前凉奠基者张轨早年师从安定朝那（今灵台县）学者皇甫谧，入洛后受到当时文坛泰斗张华的赏识，可见其文才不凡。张轨之后，张骏、张重华、张天锡都以能诗善文著称。尤其是张骏，一生写过不少作品，有集八卷，大多已佚，《乐府诗集》中收有他的少量作品。前凉末主张天锡也是“少有文才，流誉远近”，著有《答索商》和《遗郭瑀书》两篇颇具文采的作品。此外，还有谢艾、王济、杨宣、宋纤、张斌、马岌等人，也都是见诸记载的有文章传世的河西名士。后凉、南凉时期，由于长期动乱，政局不稳，文学创作不甚景气，但吕光、段业、宗敞、秃发明德归等人也有作品行世，段业的《龟兹宫赋》和《七讽》《九叹》等表志诗，被陈寅恪先生称之“事功不成而文采特著”。西凉国王李暠精于诗赋，有《述志赋》《槐树赋》和《辛夫人诔》等数十篇名作传世，尤以《述志赋》清丽典雅，形象生动，为赋中佳作。此外，刘昞的《酒泉颂》为《北史》《周书》称颂。北凉文学队伍人才济济，张穆、宗钦、胡叟、张湛等是其中的佼佼者。张穆的《玄石神图赋》，宗钦的《东宫侍臣箴》文，胡叟的《示广平程伯达》诗，都颇有文采。五凉时期的民间文学作品也有一定的发展，较著名的有前凉时期的《姑臧谣》《凉州谣》，后凉时期的《陇头歌》《朔马谣》等，流传很广。

在佛学方面，五凉时期的成果更是辉煌灿烂。河西是西方宗教尤其是佛教东传的必经之路，由于当时河西与中原的相对隔绝，加之当地统治者的崇奉提倡，佛教在这里留驻兴发，并开始了它的中国化进程。被称为“敦煌菩萨”的月氏人竺法护、佛学大师鸠摩罗什、高僧昙无谶等，对佛教在河西的传播和发展都起过重大的作用。五凉时期，在河西佛学家们用新的观点解释教义，证明空无、因果关系，扩大了佛学的影响；翻译佛经，宣扬佛本生故事，歌叹唱颂佛法无边，创造了佛教文学；建造寺宇，开凿石窟，将建筑、绘画、雕塑融为一体，形成独特而灿烂的佛教艺术宝库。在遍布河西地区的佛教石窟中，各种佛教造像千变万化，数量可观。尤其以北凉时期凉州天梯山、酒泉文殊山两座石窟为代表，古朴典雅，令人倾倒，形成具有河西特色的“凉州模式”并影响内地。

五凉时期的绘画，除了史籍中所载惜已不见的《宋纤画像》《谦兆殿五色画》，以及《靖恭堂图赞》和《玄石神图》外，今天能够见到的只有佛教石窟中的壁画与河西各地魏晋墓葬中出土的壁画。这些画的题材既有古代神话和文人圣贤故事，又有现实生活场景，绘画技巧较为成熟，构成了河西地区豪放雄健的绘画艺术风格。五凉时期的河西书法艺术，从敦煌藏经洞所出的佛经写本和一些墓葬中出土的五凉文书来看，书写水平相当高超，笔势大多显示出由隶书向楷书和行书转化的趋向。五凉时期的建筑艺术，以“四凉”都城姑臧城为代表，经过增筑扩建，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宫南市北的都城建筑布局，创造了一反旧制的宫北市南的新格局，并影响到隋唐首都的宫市位置。

在音乐舞蹈方面，“凉州在当时是北中国保存汉族传统文化最多又是接触西方文化最先的地区。”隋代宫廷乐队九部伎（唐时增为十部伎）中的天竺乐，即源自天竺送给前凉国王张重华的一部音乐。著名的“西凉乐”就是在吕光、沮渠蒙逊时期对龟兹音乐改革加工形成的，演奏时伴以舞蹈，以音律优美见长，后传到中原，在整个北朝和隋唐两代都很风靡，唐朝著名的《霓裳羽衣曲》《秦王破阵乐》也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

此外，在科学技术方面，五凉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天文历法和地理方面的发现。敦煌人赵■于412年创制的《玄始历》，对南朝祖冲之的《大明历》影响很大。另外，当时对地震、沙尘暴、日食、月食以及一些奇异现象等多有记载，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作为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融合的产物，五凉文化对中国历史文化影响深远，直接推进了北魏拓跋氏鲜卑吸收汉族文化的进程，对孝文帝改革以及后来中原文化的复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一直影响到了隋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