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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差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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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反复出现、并代代相习的生活文化事象。而民俗以空间观念划分类型可分为“农村民俗”与“城市民俗”,它们作为彼此分离又相联系的文化范畴在日常生活中无形的控制着人们行为,我们从社会民俗的主要功能出发,分析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的内涵,探究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在社会结构、文化背景以及心理特征上的差异,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更多因素的出现,城乡民俗文化呈现出整合的趋势。

关键词:城市民俗文化 农村民俗文化 差异 整合

民俗是作为主体的人所创造并享用的对象,它存在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具有实在的功能,满足着主体的需要。从乡村到市镇、再到都市,是人口流动、聚集和社会发展的渐进性结果,它们各自的民俗文化形态正是不同空间下主体的阶段性需要的表达。“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作为民俗空间类型中最重要的两个领域,其研究既是人的研究,也是社会的研究。

一、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在社会结构上的差异

不同的社会结构是产生不同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之所以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质的差异,即在于城市与农村的社会结构带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城市自兴起的那个时刻起,其社会结构就与农村有着极大的不同,城市的出现被视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这种文明的表现首先在于地缘关系打破和替代了农村所存在的浓厚的血缘关系,从而使社会结构的变化成为促使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出现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在文化背景上的差异

所谓民俗文化背景,是指民俗民俗文化在其滋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所处的基础条件及文化氛围[1]。虽然农村民俗文化也受到文化环境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但是与城市民俗文化相比,能够对城市民俗文化起到影响和制约的因素,要比农村民俗文化的范围广阔的多。

1.农村与城市的经济方式不同

农村以农、林、牧、副、渔为业,其生产依赖土地等自然资源,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而城市汇聚着工商百业,依靠资金、手艺、交换、时局而发展。乡村经济虽是旧时的经济支柱,但易受地形、气候、水源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乡村远离政治中心,因此,它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处于从属的地位;而城市的行业生产能超越地理因素的束缚,成为政治与文化中心不可或缺的基础,并以上层社会和市民阶层的需求而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领有主导的地位。

2.农村与城市的人口特征不同

农村的主体是农民,他们的人口构成较为单一,大多以血缘村落相聚居,并依赖祠堂、族谱、族规、族长而凝聚成宗亲群体,他们的文化程度一般较低,主要从事田间的体力劳动。城市的主体是市民,他们多为迁徙之徒,先后来自八方的乡野,具有多族源、多姓氏的特征,并且相互杂居于空间狭窄的街巷之中,各干其业,经长期相处、磨合,逐渐褪去原先的地方色调,整合出新的城市民俗,城市的居民因生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广闻博见,相对农民来说,构成了文化素质稍高的人力资源,同时也因为各个地方的不同人员整合出新的城市民俗文化,不同于其以前生活环境中的民俗,并很快适应其中。

3.农村与城市的语言应用不同

农村的语言应用一般取方言土音,常用俚语俗称,少见新词新语,地方性特色突出,村民间的口头语言彼此雷同,反映出他们生活的群体感强,而个性化弱。城市的语言应用因市民八方汇聚而五音混杂,一般为下层多地区方言的纷呈和上层官话的并用,并逐渐混成新的城市语言。相对乡村语言,城市语言因阶层、行业、教育、交际等情况的不同而表现出个性化的特征,且语词丰富,新语迭出,包容着丰富而鲜活的社会生活信息。

三、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在心理特征上的差异

由于历史的时间原因和地理的空间原因,在中华民族的大文化背景下,形成了近现代以来中国特有的乡土农业文化和都市工业文化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异质并存,体制原因造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2],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土壤,在这些文化土壤上根植出各自的社会心理特征和价值观念体系。城乡两种文化心态的总体差异,比如在政治心理方面,乡村是圣贤期待心理占优势,而在城市则是独立自主意识占优势。不同代际之间的社会心理差异,如乡村社会第一代人表现为苦难的忍耐和听天由命,而城市社会的人则表现为解放的追求和艰苦创业;如对第二代人的比较:以食为天、故土难移与忍辱负重、游离谋生;对第三代人的比较:压抑的变态欢愉与新生的困惑奋起;对第四代人的比较:不畏天命的发财意识与自觉平庸的享乐主义。

四、农村民俗与城市民俗的整合

农村民俗与城市民俗在存在明显差异的同时,还呈现出不断整合的趋势。

1.城镇化的发展决定农村民俗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整合的趋势

近年来,由于高速公路的连通、行政区划的调整、卫星城镇的建设、经济开发区和保税区的建立、郊外大学城的发展、一小时都市圈的规划等,加快了都市化的进程,确立了大都市作为中心城市的地位,带动了周边中小城市和乡镇的发展[2]。

2.民族精神的一致性加速农村民俗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的整合

乡民、市民同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继承着共同的民族精神。这就是:爱乡爱国、团结统一、平和勤劳、自强不息、入世乐生、包容天地。作为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柱,民族精神属于民族的整体,它超越地域、城乡、阶层、职业的限制,促进了内部的文化认同与民俗传习。

3.“移风易俗”的倡导与推进将最终推动农村民俗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的整合

孔子早在春秋时期就提出了“移风易俗”的概念,并把“移风易俗”看作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司马迁则主张“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注意到时空变化对风俗的必然要求,体现出锐意进取的务实精神。“移风易俗”既有伦理道德的要求,又有时空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

在城镇化、市场化、知识化、现代化的驱动下,城乡的差距正在缩小。这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的层面,更反映在精神观念的层面。城乡之间确实存在着观念的互感,并从深层推动着城乡民俗的整合,随着时代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当城乡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处于同一水平之时,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这两条轨迹便会融为一体,变成一条轨迹,从而构成华夏民俗板块,这是时代使然,也是历史使然,但也许会需要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完成。

参考文献:

[1]包永辉.金陵“首富村”探秘[N].扬子晚报,2002-12-23A1版.

[2]陈建宪.试论民俗的功能.民俗研究[J].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