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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农村落后的根本原因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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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现代化已经抢先发展的中国,农村现代化建设却步履维艰。现阶段,中国农村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依然十分突出,除了受工业化阶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外,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二元经济体制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当前中国正面临经济体制转轨的重要时期,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一元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是解决中国农村贫困落后的根本途径。

中国农村贫困落后既有历史成因,又有现实原因。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改革举措和政策措施,但这一系列政策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进入90年代以来,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日益严重,究其本质就在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严重滞后,新旧体制出现断层。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成因

二元经济结构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结构的理论概括,其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从基本内涵的视角来分析,二元经济结构的逻辑内涵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一般存在着传统落后的农业部门与现达的工业部门两个产业部门。由于两个部门劳动生产率水平与劳动边际收益率的显著差异,引起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业间流动,最终实现二元经济结构一元化的目标追求。发展中国家一般要经历以农支工、农工协调与工业“反哺”农业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国际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普遍经济现象。

按照刘易斯对二元经济结构的界定,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约束与现实困境。二元经济结构一方面为中国工业化基础的建立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农村贫困落后的加剧。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二元经济是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赶超型发展战略与城乡分割经济体制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它通过中国特色的资本原始积累克服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资本积累短缺与有效需求不足的双重困境,在较低的国民收入水平上实现了较高的工业化水平。但从长远发展的视角出发,这种不断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导致了农业生产的长期低速增长,也极大地阻滞了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并且,伴随着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如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积累和消费的矛盾、农业和工业的矛盾、城乡矛盾和工农矛盾等,制约了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始于1978年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在各个层面对传统二元经济结构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冲击,也起到了一些成效。但是到1985年以后,当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本应再接再厉时,改革的重点却转向了城市,导致农村经济发展远较城市缓慢,以致城乡收入差距越拉越大。这主要表现在:城乡隔离分而治之的制度体系、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严重失调、传统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发展、乡镇企业与城市大工业对立运行。在这一过程中,关键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新体制没能及时成长起来,造成了城市市场化在农村出现空档,这种结构转换的相对滞后必将给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一系列难题。

二、体制断层是中国农村落后的根本性原因

从表现上看,我国农村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即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差距过大。而从本质上看,它反映的是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其根源在于城乡二元体制,即“城乡分割,一国两策”的社会经济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化的城乡分割,加剧了城乡经济社会的分化,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实践证明,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和深层次矛盾,导致城乡发展严重失衡。

(一)二元经济结构的本质在于二元经济体制

1.城乡有别的管理体制

造成城乡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现行的城乡“二元体制”是阻碍要素资源投向农村的最主要因素。我国现行的体制基本是城乡有别的管理体制。计划经济时期,为了加快工业化建设,国家一方面运用行政手段,如通过强制性粮食统购统销和工农产品剪刀差,将农业剩余转化工业积累;另一方面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以维持资本密集型城市大工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有别的户籍管理、劳动用工和社会福利制度在相当程度上被沿袭下来,尽管一些地方进行了户籍制度改革,但因为隐藏在背后的社会福利等诸多因素,需要支付的社会成本较高,进展还不大,因而城乡居民在就业机会和社会福利水平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还未根本改变。

2.城乡分割的市场体系

从商品市场看,农民由于组织化程度低,一般只能进入城市集贸市场进行零星的、小规模的现货交易,基本上没有进入批发市场,更难以参与大宗远期合约和期货交易。从要素市场看,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因农业平均利润率偏低和受利益驱动,主要面向城市经济,城市相对充裕的资金没有进入农村,农民参与、进入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条件和渠道都十分有限。农村土地转化为工业和城市建设用地还不能直接市场化,必须通过国家征用转化为国有土地后才能进入市场,农民在土地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分享农地向非农地转化过程中形成的巨额增值收益。

3.城乡分离的工业化模式

计划经济时期集中农村资源推进城市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阻隔了我国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改革开放后,实行城乡分离的工业化模式,农产品生产、流通和加工没有形成有机联系,农民难以分享农产品的加工增值收益;乡镇企业在管理体制上独立于行业管理之外,既无所不包,又自成体系;农村“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和城市工业化并行发展和过度竞争,使得农村工业在市场供求格局发生变化和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对接后,发展空间受到明显制约,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减弱,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到农民分享工业化的成果。

4.实行有别的投入机制

计划经济时期,为了维持资本密集型城市大工业的发展,国家将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集中投向城市,同时依靠农业积累支持城市工业发展。改革开放后,一方面,农村的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在经济效益驱动下,向城市转移和集聚;另一方面,国家在基础设施和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设施投入上,继续向城市倾斜,农村却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自我积累,由此带来城乡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各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

综上所述,体制性因素事实上形成了农业和农村发展与工业化和城市发展的相互隔离,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所在。

(二)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向农村延伸

中国的改革是分阶段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而且在经济领域中又确立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合理改革顺序。纵观

世界各国经济改革的历史,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激进的方式,如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在短时期内直接从计划体制强行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一种是渐进的过渡方式,即在计划体制基本保持不动的情况下,通过引入市场因素来发展新体制,逐步对旧体制进行渗透、替代,最终过渡到市场经济新体制。中国经济改革由于市场化起点太低,加上转轨的双重性特点,市场化改革是十分复杂的,因而走上了渐进式的市场化道路。事实证明,这种选择是十分正确的,但现行的城乡“二元体制”是阻碍要素资源投向农村的最主要因素。

如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跨入进一步完善的阶段。虽然经济创新从农村起步,但自农村经济改革向城市经济改革转移之后,经过20多年的市场经济培育和10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农村经济这一块已远远地被抛在了后面,市场化程度相当低。农村经济处于严重弱势地位,弱就弱在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严重滞后。因此,“城乡一体化”这个核心层次的“一体”,就是“体”在市场经济体制上,提升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水平,建立和完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使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一样共享市场经济体制优势。

三、农村现代化战略对策

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再次提出:要加快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如何尽快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二元经济向一体化经济的跨越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尽快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从“二元体制”入手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

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城乡一体化的体制和机制,就是要以体制和政策创新为突破口,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不利于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各项制度,从根本上消除阻碍城乡一体化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新体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促使城乡经济体制向不断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在要求的方向转变。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一元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包括用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造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生产要素重组和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和迁移、城乡产业有机整合和组织方式的变化等,还包括整个社会结构、组织、文化等的变迁。这是一个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长的历史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必须加快制度建设与体制创新。

(二)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加快推动小城镇建设,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进入21世纪后,国家在强调GDP增长的同时,也提出了绿色GDP发展的概念,就是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对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为代价。国内大型、特大型城市已经因为人口过度密集,资源环境过度污染,给城市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阻碍。以大城市为龙头,加快周边小城镇建设,形成梯次发展的经济带,不仅有利于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而且有利于启动民间投资,带动最终消费,实现和谐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持续的增长动力。同时,小城镇的建设要合理布局,科学规划,规模适度,注重实效。要注意运用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走出一条在政府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建设小城镇的路子。二元结构一元化的重要特征是工业部门(现代部门)不断吸收农业部门(传统部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

(三)重视农民教育,提高农民谈判能力

农民是最不具备谈判能力的一方。一方面,分散化的小农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特点以及历史传统(服从)和感情特征(感恩情节导致的个人崇拜)造成农民不善于与对手展开商务谈判;另一方面,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掌握相关的必要信息是实现公平交易的必要条件,而现在农民获取市场信息的渠道闭塞,在信息掌握方面与对方形成了巨大的不对称,这一切都使农民成为最没有谈判能力的一方。改造中国农村,农村教育改革是必然之路。从实际出发,教育农民,提高农村的文化科技素质能有力地促进农村向城市转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