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想做城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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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年纪轻、文化程度较高、观念更新，对农村和土地的感情日益淡漠，进城务工的目的从生存型渐进为追求平等发展。在城里安家、做城里人已成为他们新的憧憬。”日前，全国妇联和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一份调查报告，再次将进城务工者中的“新生代”群体推送到前台。

报告称，我国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进城务工者约8487万人，占进城务工者总数58.4%，已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

新民晚报记者采访了上海的两名“新生代”进城务工者，听他们讲述自己和这个城市的故事。

刘娟，女，24岁，四川南充人：不觉得自己是农民

晚上9时30分许，送走最后一个客人，刘娟松了一口气，舒展一下筋骨，准备换衣服回家，她还要骑四五十分钟的电瓶车才能回到在宝山的家。

她来自四川南充县的农村，初中毕业后出来打工，五六年前来到上海，做过服装厂工人，当过餐馆服务员，两年前开始做美容师，月薪两三千元。她的老公也是四川人，在一家川菜馆当厨师长，月薪6000元左右。儿子4岁了，一直放在刘娟老家，年底刘娟的妈妈就要带他来上海。刘娟的父亲和弟弟也在上海。

虽然在上海有家，可刘娟始终觉得有种漂泊感，计划打拼出点名堂后，还要回老家，最近夫妇俩已经筹划在县城买房。

在上海过得很累，生活成本太高，一起干活的人中流行一句话叫“挣1000花2000”。租房每个月700元，一个人做一餐中饭要花20元菜金。房价更不用说，连一个卫生间也买不起。在老家，3000多元一平方米能买上中高档的电梯房了。上海的学校也难找，这几个月，她一直在给儿子物色幼儿园，附近有个实验幼儿园，太贵，上不起。民工子弟幼儿园便宜，但人太多，进不去了。所以到现在也没找到合适的，她心里愁得很。

在上海工作也不踏实。以前她做的那家公司老板说，签满两年合同才给她交“三金”，可她不敢签约，怕万一有事情要回家，不能做了，她就违约了。到这家店上班有两个多月了，也还没帮她交。而且这家店的底薪也只有1150，还不到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

刘娟家里的地早已荒了，她也不觉得自己是农民。“也许别人还会把我看成农民工，可我们这些人在大城市做的时间长了，与社会接触多，观念、说话、做事，肯定都比农民工进步。”她说，人生经验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年轻人要跟上潮流，不然就被淘汰了，那就得回家种田去了。

夫妻俩的条件在务工人员里算不错的，但攒的钱没法买房。他们想在上海开家川菜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门面。好点的、大点的太贵，小点的又没法做。

又一年快过去了，想着爸爸妈妈的辛苦，刘娟只想多挣点钱，让他们早日离开农村。

单赛丰，男，21岁，江苏启东人：“还是现实一点好”

昨天，单赛丰睡了一个充足的午觉之后，决定在每月花200元租来的小房子里“猫”一会，上上网，然后准备去上晚班。

2009年从职业高中毕业后，他开始打工，因为学的是机械与图纸专业，起初在县里的工业园区做机械工人。去年11月来上海，刚开始做的还是机械，4个月后觉得太累，便通过路边一家小中介找了一家电子公司做。误打误撞还进了一家不错的公司，给交“五金”，一个星期休息1天。上夜班有夜班津贴，早餐还有补贴，白班公司包午餐，如果住公司宿舍，一个月只要交60元住宿费，一个月收入在2300元―3500元。对这个收入和待遇，他觉得“还行”。

他的姐姐、姐夫住在虹口区，舅舅在南京西路一家公司工作。他的爸爸在徐州打工，妈妈在家种地，他是家里的独子。“我种什么地？不会种！”单赛丰的语调里还充满孩子气。

休息日时，他习惯上上网，电脑还没买，他就用手机上网或者去网吧。有时候和同事去逛街，外滩、欢乐谷等上海一些旅游点他去了几个。在消费上，他说自己算中等，还挺有计划的，每个月的收入用掉三分之一。他想挣钱，但不想为钱太难为自己。就拿租房子这事说吧，虽然住宿舍便宜，但一间宿舍住5―8个人，缺少私人空间，所以宁愿每月花200元租个小房子住。五六百元钱一件的衣服和鞋子，他有时也会买，“男孩子要穿得体面些。”

在电子产品流水线上当工人，不是他追求的目标，他想学装潢，听说那个工资高。他也不准备去学校，一来要花时间成本和学费，二来他觉得学校也学不到东西，还是直接找家装潢公司边做边学比较好。

“上海人大多数挺好的，没注意别人是不是歧视我。”单赛丰干脆地说。自卑感偶尔有一点，但这也很正常。

对于以农民工身份当选上海市人大代表的老乡兼亲戚张雄伟，他挺佩服的，但不想做他那样的人。他说和上一代人相比，他们对事业缺少一点大的理想和追求。“还是现实一点好，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没什么特别远大的目标，能有稳定的收入，过好日子就行了，未来还没想过，我还太小。”单赛丰最后又补充了一句，“我们90后的思想就是这样的，你随便去问几个90后，都会像我这样说。”

【焦点关注】复旦社会学者：“新生代”大多有梦想

复旦大学社会学者顾晓鸣认为，“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和上一代农民工之间已经有了很大差别。上一代农民工像辛勤的“工蜂”，大批进入城市、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个体性不明显，而“新生代”已经相当个体化，每个人心中都藏着梦想，在个人发展上选择性较强，不再是随大流，这一点和上一代完全不一样。

其次，“新生代”的学历往往比上一代人的高，在来城市之前，也大都接触过网络或新媒体，至少接触过电视，因此，他们对外界有一定心理准备。同时，他们的生活本身也是半城市化的，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已经算得上“半个城里人”。这一点在长三角地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中表现最为明显。

第三，“新生代”来城市打工之前，其所在的村或家族中大都已经有人在这个城市里工作，他们大都是通过熟人关系进入城市，这样他们和城市的关系就拉近了。以前，没有任何关系就到城市里闯荡的人，可能会处在社会最底层，而通过熟人途径进城的人，境况会有所不同。

【焦点链接】 八成多“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务农经历

“新生代”农民工中，80%以上没有务农经历，超过1/3属于离开学校就进城务工，没有工作经历和社会经验。57%的人希望在城市定居。自己创业或提升职业层次，是他们个人规划的职业发展方向。愿意“回乡当新农民”的，仅占4.1%。

88%的“新生代”农民工务工心态情绪平和、心情快乐，最接受“外来工”和“职工”称呼，大多数人不愿被称为“农民工”。

进城务工原因，近半数“新生代”农民工首选“有利于个人发展”。超半数是17―20岁初次外出务工。

六成“新生代”农民工在两个及以上城市流动过，近80%换过工作。变换工作的原因，依次是“工资比较低”“没有发展机会”和“会影响健康”。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层次还比较低，多数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服务业。平均月收入2147元，半数不满意月收入，理想月收入是3827元。

“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状况仍然不理想，51.3%受聘形式为合同工，只有59.6%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数据来自全国妇联和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调查报告）

（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