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看好“强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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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私募有鲜明的行业特征，只有优秀的人才能活下来。就长期性来说，这一事业前景广阔，而且，对经济变化反应最为敏感
新型城镇化将成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引擎，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中长期动力。从投资的角度而言，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我们欣喜地发现，幸福来得比我们想象的早。
12月的一天，阳光私募基金星石投资的总裁杨玲，在自己的投资日记上写下了上述的内容。这是国内最大的私募基金之一，在北京金融街同一大厦内林林总总的投资公司、基金公司、理财机构中，星石投资的位置一如它的业绩，稳定。
而这一次，杨玲判断，资本市场将迎来“强复苏”的机会。
逆市前进
《新商务周刊》：近几年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的如何？
杨玲：这段时间股市不景气，从2007年之后就是一直跌的状态，显得资产管理模式中的品类吸引力不足，公募从表面看来是打平的，但是以从股型的角度考虑，是在萎缩。但是其他的品类起来了。比如信托，这几年的增长大家有目共睹，还有银行的理财产品，量也很大，而且理财产品属于资产管理范畴，不属于存款的管理范畴。但是预期收益高一些的都是不保本的理财产品。只是银行有个信誉背书，大家觉得它不会亏，但是也说不定。
你如果把这些固定收益类的，包括货币基金、银行理财产品，加上浮动收益类的，包括PE，整个资产管理行业加起来，会发现最近几年是在大规模地爆发。这样洗礼之后，人们再回过去选择存款就很难了。比如我买基金赚了一些，买信托赚了一些，买理财的收益也比银行定存高。经过这种轮番的比如07年之前是股票，07年之后是信托、理财、基金，包括一些其他模式，PE等，大家现在做资产管理的意识已经具备了，这种意识的具备，就导致这个行业的兴起。
对于我们来说，两个因素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大资产管理的小细分行业，也就是二级市场的私募是形成了，第二是整个市场容量很大，能够让我们专心地做下去。
这个行业发展得比我们想像的快，本以为还要熬年头，但是实际上它的高速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
《新商务周刊》：星石是如何做到“专注绝对回报”的？
杨玲：我们的“专注绝对回报”主要是为了和专注固定收益区别。
我们想做浮动收益的产品，投向还是股票。如果是专注固定收益，就相当于专注债券市场的收益。专注绝对回报的重点是一份收益的配比，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在不跌或者少跌的情况下，追求收益的最大化。今年因为大盘实在不景气，很难有收益，基本打平吧。
追求绝对回报是说我们的风险收益配比模型，用这个模型来衡量股市的长周期。长周期下行的时候就尽量少做，少做少错，提高我们投资的准确度。当长周期上行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做。因为我们的下行风险控制是任意连续六个月，下行风险控制在10%以内。我们不需要找出很多大黑马来，那是跑赢型的模式。如果我在公募，追求的是相对回报，找出越多的黑马越能够跑赢别人。我们的做法是涨的时候能跟得上指数，所以版块切换的时候我抓住了。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控制住下行风险。
控制风险的秘诀
《新商务周刊》：星石投资的投研团队是如何配比？
杨玲：我们现在的投研团队是全覆盖的。目前的投研团队是20人左右，基金经理是6人，过年后基金经理将达到8人，行业研究员有十几个。这样的配置使得我们和基金公司的模式是一样的。
我们会根据风险收益模型控制基金经理持仓的上下限。在下行的时候，最高不能超过60%，最低可以零仓位。
《新商务周刊》：如何制定投资决策？
杨玲：我们有一个投资决策委员会。三个成员，星石投资的董事长江晖，我，还有我们的首席投资官罗敏。投委会主要负责三个方面，一是大类资产配置的比例上下限，基金经理的投资权限就是在投委会的制定范围内。第二是制定股票池。当然股票池内的股票是行业研究员建议进去的。但是投资只能在股票池内选择，这样防止某些ST，或者某些风险比较大的股票。第三是对基金经理的考核。我们会制定一个下行风险线。你在不突破下行风险线的基础上收益越高越好。如果你突破了下行风险线，那么我们可以一票否决，这个基金经理就要降级了。
在这三个约束下基金经理是独立决策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投资经理的权限是比较大的。实际上能够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是对于我们总体的投研部门是一个优化，通过仓位的上下限控制来优化基金经理；第二是控制好个股的额外风险，所以要求“股票池制”，这和公募还是比较像的；第三是多个基金经理共同管理一个产品，虽然我们有30多个产品但是投资策略都是一致的。在一样的投资策略下，每个产品都是由全部的基金经理去管，每个人管组合的一部分。其实他们内部的投资风格是略有不同的，但要把他们整合在一起，形成是一致的产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考核线。
《新商务周刊》：星石最近的仓位是否有变化？
杨玲：近期的股票仓位较轻，之前并不太看好。最近是觉得可以慢慢买了，也在逐步加仓。就像我们从前也提过，宝塔式建仓。当然现在买并不意味着我认为现在就是底马上就会反转，而是说现在的下行风险不大了，我们可以建第一批了，以后就越跌越买。
不过现在担心的是偶发因素引起的恐慌性下跌。比如一个市场没有预期到的事件发生了，它也会恐慌性的下跌。追求绝对回报，就会控制在过程中的相对风险。
股票在下行周期，你错过的黑马的机会所得到的收益弥补不了你碰到风险所产生的损失。上行周期则相反。
《新商务周刊》：您提过未来主要的机会是“新型城镇化”，具体有那些机会？
杨玲：我觉得是两块：第一，在城镇化过程中，像水泥、基建等行业肯定是受益的，股价也大幅上涨了。短期来看，还有一块涨幅不那么明显，那就是煤炭股这一块。如果经济是弱复苏，直接相关的水泥、煤炭也会有好一些的表现；如果复苏的情况比大家想象的强劲，比如配合货币政策，那么反过来像资源类的股票，机会相对比较大。资源类的股票——有色、煤炭，有色受国际大宗商品定价影响比较大，而从国际来看，有色金属的总需求还是萎缩比较厉害的；煤炭受国内的影响相对比较大。
长期的事业
《新商务周刊》：您之前一直供职于公募基金公司，是什么契机让您选择从事阳光私募这个行业呢？
杨玲：当时恰逢信托略微放开的大环境。其实私募早期主要是地下私募，类似于个体户。双方在私下签订一个协议，客户把他的交易密码给我，我来给他操作，这种模式对我们来说风险太大了，而且是一种很松散并且非常灰色的合作模式。
在那一段时期，最先来做私募的是信托的赵丹阳，当时我们还不是很关注，但是博时盛极一时的基金经理肖华去做私募基金的时候，我们开始观察这种模式，觉得还挺合适的。第一，银监会是认同的，因为所有的信托产品要给银监会报备。如果不行早就叫停了，事实是没有叫停。尤其那段时间媒体报道很多，既然这么大篇幅的报道，银监会证监会相关各界都知道，证明这是一个认同的或者说默许的模式，这是第一个契机。也就是当时的环境是安全的，我们认为这种模式可以做一个长期的事业，否则我们进入就没有价值了。第二，实际上从2007年那一轮股市波动之后，我们这些基金公司的人发现，整个大资产管理的客户基础已经具备了，就是说大家手里有这个闲钱。需求很大，但是有效供给比较少，尤其公募都是追求相对回报，就是说指数涨了我要跑的比指数快，指数跌了呢，我只要跌的比指数少就行了。但是在浮动收益下追求绝对回报的，国内当时没有。这说明一个容量很大的市场正在形成，当时却没有太多人去弥补这样一个供给。
2007年我们就从公募辞职来做星石投资。从筹备到发产品，差不多三个月，一个周期。实际情况和我们的预期基本一致，因为这种供给的产品确实是太少了。当时是并三期，也就是一次发三期，150个份额，听着三期很大，其实也就150个人。
《新商务周刊》：您觉得这是一个可以长期从事的事业？
杨玲：是的，而且大环境也在越来越认可阳光私募这个行业。原来只有深圳两家可以做，就是深国投（现在叫华润信托）和平安信托，当时只有深圳银监局对这件事情是支持的。
很快银监会发了一个文件，针对信托公司的投资顾问设立标准，要符合一定的条件。既然列出了条件，那就证明这件事情是可以的。后来审核信托公司要有投顾的资格，由自己的风控委员会来审核，但是投顾必须要满足的是要有专业人员、注册资本金要1000万等等一些条件，这样一来，就相当于全国的信托公司都可以做这个业务了，行业的雏形就慢慢形成了。最近《基金法》也在讨论，阳光私募可能快要纳入到《基金法》中管理，我们听过二审已经过了，可能明年就能推出来。所以就长期性来说，我们做这件事情是划算的。因为我们也都是从比较大的公司出来的，能够自己来做成一个长期的事业，还是很高兴的。
最优秀的才能生存
《新商务周刊》：就您的职业经历来看，私募和公募有何区别？
杨玲：公募的特征是把条款说的很细，对基金经理的制约很大，监管相对比较严格。所以基金经理是在带着镣铐跳舞，严格约束化的特征比较明显，比如医药行业类基金只能投资医药股，但是如果钢铁股的机会来了，也只能眼看着。但好处是严格控制了基金经理的一些个性化风险或者是道德风险。公募是按1.5%来收管理费，规模大了才挣钱，业绩高了基金经理也不会有更多的收益。而私募是追求超额收益。20%的业绩报酬也是鼓励基金经理去争取更多的超额收益。
私募行业有鲜明的行业特征，只有优秀的人才能活下来。我们做阳光私募的五年来，批量的阳关私募也是起起伏伏，现在还能够活跃在大众视野内的都是大幅跑赢指数的。哪怕跑平的也会被客户抛弃，被合作渠道抛弃。这个行业有着非常高的淘汰率。最终留下来的这些优秀的人才和基数很低的高净值客户就是可以匹配的，供给和需求也是平衡的。
我们比新竞争对手优势的地方，主要是我们的投研团队。把我们的团队做好，优势巩固了，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认为未来的资产管理领域会有两类公司比较成功。一类是做产品线和功能都比较全的，形成集团整合效应的，比如银行系。还有一类是我们想做的，小而精的领域中的老大。
这个行业有很好的利益分配机制，会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来加入，王亚伟不是也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