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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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传记文学是现当代文学中最受关注的文类之一，传记文学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文学研究者的青睐。本文从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研究的目标出发，选择中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进行初步的梳理和评介，探讨中文泰戈尔传记文学译著、编著和专著等类作品中作者（译者）和传主之间的整体性关系。

1913年，泰戈尔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这使他在一夜之间声名远播，东西方大批以他为传主的传记文学作品也由此应运而生，“广泛的国际影响引起了全球性的研究者的兴趣。全世界关于泰戈尔的论著，仅传记就达二百多种”。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有关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仅英文著作就至少有35种，中文著作和翻译作品20种（不包括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此外，在英国和印度以英语和孟加拉语双语同步出版的泰戈尔传记至少有两种，而在印度及孟加拉国国内，以泰戈尔的母语孟加拉语创作和出版的泰戈尔传记作品更是十分丰富。

作为一种文学作品类型，传记文学作品自然也是批评家们的研究对象之一。尽管整体上对传记艺术的研究在东西方起步都较晚，但在1915年国外已出现了关于泰戈尔传记文学研究的英语学术论文和专著。而在中文领域内，虽然在不同时期均有不同的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问世，但是泰戈尔传记文学的研究领域却一直乏人问津。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反思与研究有利于促进更好地领会真知。因此，本文试图对中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作一次初步的梳理和考察。

一、中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概述

从1923年至今，不包括不同时期的不同版本，中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共有20部。现将具体作品（不同版本仅取第一版）的种类、名称、著译者、出版者和出版年代罗列如下：

1． 专著 《太戈尔传》， 郑振铎著， 《小说月报》1923年9-10月号

2． 译著 《我的童年》，泰戈尔著，止默译，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

3． 专著 《泰戈尔传》，连士升著，香港文学研究社，1961

4． 专著 《泰戈尔传略》，何乃英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5． 译著 《泰戈尔传》，〔印〕 K.克里巴拉尼著，倪培耕译，漓江出版社，1984

6． 译著 《泰戈尔评传》，〔印〕S.C.圣笈多著，董红钧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7． 译著 《泰戈尔评传》，V.S. 纳拉万著，刘文哲、何文安译，重庆出版社，1985

8． 译著 《家庭中的泰戈尔》，黛维・梅特丽娜著，季羡林译，漓江出版社，1985

9． 专著 《印度近现代伟大作家泰戈尔》，张光编著，商务印书馆，1987

10．译著 《回忆录》，泰戈尔著，谢冰心、金克木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11．专著 《泰戈尔》，宫静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2

12．编著 《泰戈尔》，郎芳编著，深圳海天出版社，1997

13．编著 《泰戈尔》，郎芳、汉人编著，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

14．专著 《泰戈尔》，吴文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15．专著 《寂园飞鸟：泰戈尔》，侯传文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16．专著 《圣地灵音：泰戈尔其人其作》，北城著，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17．编著 《泰戈尔: 东方诗圣》，刘会新编著，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3

18．专著 《世界十大文豪：泰戈尔》，童一秋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19．编著 《泰戈尔，你属于谁》，人文素养读本编委会，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

20．编著 《泰戈尔画传》，董友忱编著，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

由此可见，在80余年的时间里，在数量上，中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再到大量涌现的变化过程；在创作上，也逐渐从初期的以译介国外作品为主过渡到以独立编著和写作为主。综合以上两条规律，我们可将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的发展分为如下三个阶段：起步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共有作品3部；学习阶段，20世纪80年代，共有作品7部；繁荣阶段，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共有作品10部。这三个阶段前后相承，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勾勒出中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发展的脉络，同时每个阶段又各具特点。

在起步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以前，共有3部中文传记作品问世。其中一部为译著，其它均为专著，这暗示中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的作者们对泰戈尔的生平和创作具有高度的审美自觉。这一阶段作品的主要特点是对泰戈尔的生平和创作进行了初步介绍，使中文读者得以初识泰翁。好的艺术作品是属于全世界读者的共同财富，而早期出现的这些传记作品则为中文读者理解泰戈尔作品提供了最初的平台。作为最早的中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郑振铎所著《太戈尔传》撰写于泰戈尔第一次来华前夕。彼时由于中国国内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泰戈尔本人以及泰戈尔的来华被不同的阐释者赋予了不同的含义。郑振铎的这部传记客观上为国人在甚嚣尘上的纷争里对泰戈尔进行最基本的认识提供了一种可能。然而，由于创作年代的限制以及资料的缺乏，这部著作没有能够成为有关泰戈尔一生的完整传记。中文领域内第一部完整论述泰戈尔一生的传记文学作品是连士升所著的《泰戈尔传》。这部作品以近三百页的篇幅，叙述了泰戈尔的生平，评述范围涉及泰戈尔艺术创作的方方面面：诗歌、戏剧、小说、绘画、音乐和书简。作为第一部完整的中文版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应该说这部《泰戈尔传》无论在资料掌握方面，还是在有机整合、且述且议方面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可惜的是，这部20世纪60年代在香港出版的著作并未能在大陆广为流传，不但广大读者无缘读到此书，其后的中文泰戈尔传记作者们在创作时也少了一个与单纯的翻译作品创作风格完全不同的可资借鉴的版本。这不能不说是中文泰戈尔传记创作在起步阶段的一个遗憾。

第二阶段是学习阶段，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翻译作品占主要地位，有几部质量很高的英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这里首先必须提到克里希纳・克里巴拉尼所著的《泰戈尔传》。作者是泰戈尔的孙女婿，曾在圣地尼克坦与泰戈尔共同生活，同时他还是印度著名的文艺评论家。他所著的《泰戈尔传》1962年由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和纽约格罗夫出版社在两地同时出版，1980年由印度国际大学出版第二版，其节选本在1961年至1971年间在印度国内共出版4次，计有2个版本。这是一部高质量的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它将泰戈尔的生活与作品丝丝入扣地结合在一起，生动地再现了一个作为艺术家、哲学家、爱国者的真实复杂的泰戈尔。这样一本传记作品不但值得翻译而且值得一再研读。《回忆录》实际上由《回忆录》和《我的童年》两部作品组成，它们分别是泰戈尔在50岁和79岁时用孟加拉文写的自传，后均被译成英文出版。尽管《我的童年》早在1945年已有中译本，《回忆录》的中文译本却是第一次出现。它们共同展现了泰戈尔自己记忆中的生活，为更直接地了解泰戈尔提供了可能。何乃英著《泰戈尔传略》篇幅不大，简洁明了。值得一提的是，它是大陆出现的第一部完整记录泰戈尔一生的中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因而对大陆的中文泰戈尔传记作品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奠基作用。这一时期中文泰戈尔传记作品的翻译与出版，无疑是与自1981年以泰戈尔诞辰120周年为契机掀起的又一轮泰戈尔研究热潮相适应的。它们促进了中文领域泰戈尔译介和研究的发展，也为此后中文领域内大量涌现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埋下了伏笔。

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为繁荣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中文专著不但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翻译作品，而且专著类型多样化，既有普及性作品，也有具有研究深度的作品，既有文字作品，也出现了画传等其他种类传记。尽管这段期间也有译著问世，但或为以往作品的修订再版，如克里希纳・克里巴拉尼所著的《泰戈尔传》经过修订以《恒河边的诗哲》为名由漓江出版社再版；或为同一作品的重译，如泰戈尔的《回忆录》，经吴华重译为《我的回忆》，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此外，没有新的外文传记作品被译介到中文领域。与这种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创作的中文专著争奇斗艳。首先在数量上，从上面的统计可以看出，1990年至今15年内出现的中文专著共有9部，数量为前两个时期中文专著作品之和的两倍还要多；其次在内容上，与前两个时期的中文专著相比，这一时期的作品绝大部分在资料上更为丰富，大陆地区的作品突破了上一时期罗列史料的局限，在对传记作品真实性与文学性结合的处理上日趋娴熟；再次从作品类型上看，有郎芳、汉人编著，主要以青少年读者为对象的《泰戈尔》，也有着重从泰戈尔哲学研究角度出发，凝聚了作者学术研究思想的宫静的《泰戈尔》；最后从种类上看，2005年1月出版的《泰戈尔画传》（董友忱编著）作为中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中的第一部画传，丰富了中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的种类。《泰戈尔画传》展现了有关泰戈尔生平事迹的大量图片，其中有不少是第一次与中文读者见面，直观地部分再现了泰戈尔的生活。可以说，一方面，这一阶段的中文传记作者们，继承和发扬了第一阶段传记作者们对于泰戈尔生平和创作的高度审美自觉；另一方面，经过第二阶段的积累，也随着越来越多的泰戈尔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中文泰戈尔传记作者们掌握了更多资料，对泰戈尔的认识和研究都有了新的进展。当然，不能忽视的是，在这种繁荣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中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的整体性

在论及作者与传主的关系时，美国文学批评家艾伦・谢尔斯顿指出：“传记作家总是要去写他对之怀有本能的同情的主人公，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其主人公，同样也展现他自己。”曾两度获普利策传记文学奖的美国当代史学家内文斯也说过：“一本好的传记好比一个珠联璧合的婚姻――作者和主题必须有一种和谐的联系。”作者与作品的整体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部传记是否成功。泰戈尔所以闻名于世，很大程度得益于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泰戈尔值得去写，却并不仅仅因为他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正如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不同的作者心中也必然有不同的泰戈尔。因此，同一个传主，同样的史实，却有不同版本的传记出现。但并非所有的传记都是成功的作品，“一种将来仍会广为流传的谬见是任何人都能写作传记”。

我们可以把中文泰戈尔传记作品大致分为翻译作品和著作两类，尽管翻译作品不存在中文译者的写作动机，但翻译动机却是存在的。迄今为止，共有6部外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被翻译为中文，它们的译者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译者自身对泰戈尔认同型，如冰心、季羡林、金克木，另一种是译者侧重学术译介，如倪培耕、董红钧、刘文哲。前一种类型的译者往往与印度文化和泰戈尔有着一种情感上的依恋关系，他们或钟情于泰戈尔的作品，或钟情于印度文化。学界公认冰心的创作受到了泰戈尔的巨大而直接的影响；季羡林与金克木两位先生是国内印度文化和文学研究领域公认的泰斗，他们对印度文化和文学都怀着深厚的感情。季羡林先生自己曾说过，他和泰戈尔的关系“六十年没有间断过”，翻译《家庭中的泰戈尔》一书，他的心情是“怀旧与念新并举，回顾与瞻望齐行”。 这使得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泰戈尔自己创作的作品来进行翻译，他们对泰戈尔作品、印度文学和文化的理解，都融入了他们的译作之中。而他们自身的文学、文化素养也使得他们能以中文最大限度地传达泰戈尔作品的神韵，因此在所有泰戈尔中文传记作品中，他们的译作最成功地体现了传记作品所应具有的文学性。后一种类型的译者对泰戈尔传记作品的翻译更多的是出于实际和研究的需要，而没有那么强烈的情感认同因素。如两种《泰戈尔评传》的翻译，一种是1984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S.C.圣笈多所著，另一种是1985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V.S. 纳拉万所著。这两部译著主要是与当时新一轮的泰戈尔研究热潮相适应，而译者自身与印度文学、文化并没有太深的渊源。在这种情况下容易产生的一个问题是, 一些非专业从事印度文学、文化研究的工作者，在处理原作中涉及到印度文化的许多重要问题时会出现偏差，有时候这种偏差还比较大。这也是造成这些译本中某些要点难以被中文读者理解的重要原因之一。相比之下，漓江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泰戈尔传》（克里希纳・克里巴拉尼著，倪培耕译），由于译者曾多年从事印度文学、文化方面的译介和研究工作，译本中对有关印度文化、文学的处理就合理得多。

对泰戈尔传记作品中的中文专著作者的态度，则可以分为介绍为主型和叙述与论断结合型。介绍为主型作者撰写的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侧重于对泰戈尔生平事迹的介绍，主要目的在于普及和推广对于泰戈尔的认识，作者主观对泰戈尔的认识体现得不明显；叙述与论断结合型作者则结合泰戈尔的生平、作品进行论述，对泰戈尔形成一定的判断。作者对泰戈尔的认识蕴含和体现在作品中，整部作品较好地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作为早期的泰戈尔传记，一些较早出现的专著，如《泰戈尔传略》（何乃英著）、《印度近现代伟大作家泰戈尔》（张光编著），它们的主要任务在于向读者介绍泰戈尔，使读者具有理解泰戈尔本人和作品的必要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因此作传者们的笔墨主要用于简述泰戈尔的生平、作品和思想。如从《泰戈尔传略》的目录上可看出，作者分十章按从童年至青年，最后到晚年的年代顺序，简略地叙述了泰戈尔的一生。《印度近现代伟大作家泰戈尔》则更简略，以六章的篇幅按时间顺序简介了泰戈尔的一生，第七章则论述了泰戈尔与中国的关系。确切地说，这些作品并不能算是真正的传记文学作品，倒更像是一些资料的排列组合，史实之间缺乏有机联系，作者本人对泰戈尔的认识没有得到明确体现。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大多数中文读者对泰戈尔的认识正是从这些作品开始的。它们简洁明了的介绍、基本无误的史料为读者后来广泛接触和接受泰戈尔打下了最初的基础。因此，这类介绍为主型的传记作品的贡献是值得赞许的。另有一些传记作品，由于其目标接受对象是广大青少年读者，因而在创作和阐释策略上也选择了以介绍生平思想为主，如《泰戈尔》（郎芳、汉人编著）。不同的是，这些作品在早期中文专著的基础之上，加以收集和整理后来出现的越来越多的资料，在内容上比早期的介绍型著作更加充实，除了对泰戈尔的生平作简单的介绍外，还增加了很多饶有兴趣的小故事。此外，在文学性的体现上，这类作品也有了进步，作品本身的可读性增强，不但注重了叙述故事的技巧，也注意了叙述过程中的遣词造句。但另一方面，这些作品或流于对泰戈尔的一般性评价，或仅仅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整体上缺乏作者自身对泰戈尔的认识。如2003年出版的编著《泰戈尔：东方诗圣》，尽管在形式上采用了青少年乐见的插图版，但由于未能细致地整合材料，缺乏作者自身的观点，很难说是一部合格的传记作品，也难以真正吸引读者。

而叙述与论断结合型作者撰写的作品在这一点上显然占有优势。这类专著在介绍泰戈尔生平事迹的基础上，往往将作传者自身的特点也结合进去，在某一方面对泰戈尔进行研究和探讨时，作者对泰戈尔的独特认识也自然而然地得以体现。这一类型专著的代表在早期有郑振铎的《太戈尔传》、连士升的《泰戈尔传》，在后期有宫静的《泰戈尔》。郑振铎的《太戈尔传》，是迄今有记载的第一部中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其直接目的是为泰戈尔来华做准备。诚如作者自己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这部作品所利用的资料是有限的。然而作者在进行创作时，充分整合了这些有限的资料，介绍了泰戈尔的生平，论述了他的妇女观、艺术观，评述了他的哲学观。文中不乏许多颇有见地的论断。如在行文至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书中这样写道：“这一次奖金将勉励西方的人类去访求东方的人类已说的话，或将要说的话。这件事将把以前永未解释过的东方，为西方解释一下。所以这件事成了一件历史上的事，一个那半球明白这半球的转点。”可见，同样身为文化人，一个与泰戈尔一样自己的祖国也饱受欺凌的东方文化人，郑振铎对泰戈尔的认同不但是基于文学的，更是基于文化心理上的，希望东方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渴望东西方的沟通和交流。《太戈尔传》中所体现出来的对泰戈尔的理解与认同，与当时郑振铎对泰戈尔来华所持的热烈欢迎态度是互为呼应的。而宫静著《泰戈尔》与其他著作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从哲学这一特定视角来阐释泰戈尔的。这本专著所以在台北作为“世界哲学家丛书”中的一本出版，首先便因为它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观照泰戈尔。其次作者本人，作为一个从青年时期便对泰戈尔诗歌感兴趣的哲学研究工作者。有能力在这一领域内进行较为深入的探索。书中首先指出，泰戈尔并不是传统定义上的哲学理论家，但“我们完全可以称他是一位伟大的东方诗哲，即对世界和人生持有艺术家的深刻的哲学见解。”在此基础之上，全书先简要介绍了泰戈尔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和他的创作生涯，随后结合泰戈尔的作品，参考国内外研究成果，以大量篇幅分析和阐释了他的哲学思想，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如在论及泰戈尔的有神论时，作者指出泰戈尔的泛神论与斯宾诺莎泛神论有本质不同，在谈到泰戈尔的人道主义思想时，作者又分析了不同时期泰戈尔人道主义思想的不同内涵。作为少见的系统研究泰戈尔哲学思想的中文专著,《泰戈尔》较圆满地实现了作者的写作目的：第一，加深对泰戈尔文学作品的理解和研究；第二，通过泰戈尔的思想透视出印度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的交流和融合；第三，促进和发展中印两大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并增强两个民族的友谊。这部泰戈尔传记生动地展现了传主作为一位于天地间冥思默想的诗哲的一面，体现了作者对泰戈尔独特而深刻的认知。“传记最终是其作者自身感受的一种表达。”好的传记离不开作者与传主的精神互动，我们期待着在中文泰戈尔传记创作领域出现更多的作者和传主的文学精神珠联璧合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