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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寺挂单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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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下旬,一个名为“湘女散尽百万家财身陷辽宁‘大悲寺’”的热帖出现在天涯论坛。发帖者李根称,湖南某女士2011年前往辽宁海城大悲寺修行,却经历了奴隶般的生活,打苦工,一天只吃一顿饭,帖子还称大悲寺里存在“燃指供佛”的残忍修行方式。

这一网帖迅速引发了对大悲寺的质疑。该寺第一次被世人广泛得知,缘于2008年的一条网帖。帖子里的大悲寺僧人穿着褴褛不堪的补丁僧衣,步行、托钵、乞食。发帖者称这些僧人行苦修,不接受金钱供养,不使用金钱,甚至不摸钱。大悲寺就此被称为“中国第一正法道场”,获得如潮赞誉。

《人物》记者决定去大悲寺“挂单”修行,体验数日。

大悲寺位于海城郊外,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离山下的住户约2里。8月12日,记者从海城火车站打车前往,司机说,常有外地旅客搭乘其车去大悲寺修行。

大悲寺负责接待前来修行者的是一刘姓男子,自称居士,说话礼貌,又简洁利索,他听清我的来意后,在旧办公椅上坐下,响亮地说:“我们这里每天只吃一顿饭,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每天都要干活。能做到吗?能做到就可以住下,做不到,别来。”

我表示没问题,刘居士详细询问了我的的姓名、年龄、居住地。我将身份证抵押在客堂后,便换到了“挂单证”。这是一张蓝色塑封卡片,凭证吃饭、住宿、寺内行走。挂单居士随时可以离开,拿“挂单证”来客堂办理手续,就可以换回身份证。

大悲寺位于辽宁省海城市郊外,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离山下的住户约1公里。《人物》记者从海城火车站打车前往,司机说,常有外地旅客搭乘其车去大悲寺修行。

大悲寺负责接待修行者的是一刘姓男子,自称居士,说话礼貌,简洁利索,他听清我的来意后,在旧办公椅上坐下,响亮地说:“我们这里每天只吃一顿饭,每天只睡4个小时,每天都要干活。能做到吗?能做到就可以住下,做不到,别来。”

我表示没问题,刘居士详细询问了我的姓名、年龄、居住地。我将身份证抵押在客堂后,便换到了“挂单证”。这是一张蓝色塑封卡片,凭证吃饭、住宿、寺内行走。挂单居士随时可以离开,拿“挂单证”来客堂办理手续,就可以换回身份证。

挂单后,刘居士随即劝送我来的出租车离开:“让拜佛的人自己走上去吧,别再往里开了。”

新系统

按照刘居士的嘱咐,我先上殿礼佛,再去“五观堂”(即斋堂)用午餐。从客堂过山门到斋堂,距离约五六百米,一路爬坡,山势颇缓,寺院格局尽收眼底。

这里的建筑多用灰砖白墙,仅在梁、檐处涂以紫檀色、黄色,三座主殿由小到大,由低到高,背靠青山,坐落在一根中轴线上,隐在满山绿色之中。下面一个水库,波光粼粼,正好充当放生池。南、北山门各有25米高,一名“解脱门”,一名“清凉门”,佛殿重重叠叠,山谷更深处绽放着更为精致的灰色台阁,那是文殊殿,以及住持妙祥法师和比丘们的寮房。

上午10点,大悲寺当天的第一拨过斋开始,用餐者分为两批,最先的是庙里的比丘众。让他们先用斋,既是为了和女众隔离,也是表示对男性僧人的尊重。

40分钟后,轮到修行居士们用餐。我和近百名居士在斋堂外排队,瘦小精神的“坡头”(注:在庙里,劳动被称为“出坡”,坡头也就是居士头,负责管理居士的出坡、用斋等事务)喊几声“手机关闭,帽子摘下”,打开斋堂大门,众人鱼贯入内。

餐桌是极长的桌子,每人一个小脸盆大小的铝制大碗。按照大悲寺规定,用斋者不能拥有比“一只钵”更多的食具,所有食物一概由“行堂”的人发放在这只碗里,菜、主食、点心都盛在大碗里。

8月12日,大悲寺的午斋相当丰富。主食是淡紫色的荞麦面,拎汤桶的往每份面上浇一勺汤—用海带、西红柿、黄瓜丝、竹笋丝、蘑菇煮成的凉沁沁的菜汤,另有茄子、土豆一起做的炖菜。此外还有凉菜,黄瓜和花生米拌的。没多会儿,碗里又多了几块煎豆腐、一勺白色的豆渣。

这样的一顿饭,用餐时间大约30—40分钟。除了行堂的饭勺声,基本听不见闲聊杂语。吃不了的东西,大部分人选择不去动它。浪费的现象极少。饭毕,大众各自离座,出门之前,每人都对着高处的住持妙祥法师的空座位,合掌鞠躬。

这是一天中唯一的一餐。餐后是自由活动时间,有人在阴凉处打瞌睡,有人去法堂等住持来做开示。总体而言,这座寺庙并不算封闭。挂单的居士随时可以来,随时可以走。白天庙里总有不少香客来拜佛。午休时间,居士可以自由活动,随意聊天。下午一点多,居士们又自觉地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开始干活。

我修行的那些天里,外界对大悲寺的质疑不少,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居士们的修行。道场看似开放,却已经不是世间。从进入大悲寺挂单的那一刻开始,就进入了一个新的系统。

这种改变是从常用语汇的改变开始的。在这里,“阿弥陀佛”类似“excuse me”,“阿弥陀佛,钢筋有点偏。”“阿弥陀佛,钢筋没绑牢。”“阿弥陀佛,师兄请给我一把钩子。”帮寺院办事,得说“护持三宝地”。非僧侣统称“居士”,受过“菩萨戒”的居士被称作“菩萨”。同意你的观点,支持你,得说“随喜赞叹”。吃饭该称为“过斋”。师父说话叫“开示”,向师父提问是“请法”。做事符合佛教价值观,称之为“如法”,否则就是“外道”。

一天24小时,口头表达都在这种浸润佛教价值观的词汇里打转,人的思路和外面世界的想法已经是两回事。居士和僧侣被组织成为行动统一的团体,一起入睡,一起醒来,一起洗漱,一起早课,一起上山,一起排班,一起过斋,一起听开示,一起上山,一起回寮,一起洗漱,一起晚课,直到再度一起入睡。属于个人的时间非常少,永远使用同一套价值观和礼仪,个人总是随着大集体一起行动,“我”消失了。

明面上的规章制度已经形成文字,写在寺院各处。斋堂外有“过斋须知”(“本寺遵佛制日中一食;进入斋堂要脱帽、关闭手机,不许讲话;用斋时吃多少要多少,不得挑拣食物),厕所里挂着“入厕须知”(“不得穿海青,不得佩戴护身符入厕;进厕前先换鞋;开门前三弹指,上厕位复当三弹指……),寮房里悬挂有“居住暂行规定”(“听话干活,不许讲理;不攀缘,不化缘,不求人;随众做早晚课;不许在寮房内吃东西,不许喧哗;不许穿皮毛制品短衣短裤,睡时不许脱衣”)。

更多的规章写在人心深处,成为一种自觉的自我检查。12日的午饭后,一个生病的小女孩狂吐不已,好心人给她拿药,同时强调“每日一食”的规矩,说:“已经过了饭时,药能不能吃,要问看管这处的居士。”那居士说“药能吃”,孩子才服药。

超级工地与超级工匠

现在的大悲寺就像一个超级工地,两三个塔吊、数台挖掘机、重型卡车同时开工。综合楼、祈佛殿、南山门已经初步建成,但仍未完工,戒坛、图书馆、塔林等还在建设中。加上一些未知用途的建筑物,寺内约有10多处工地在建或未完工。

大悲寺的居士们就像一支令任何包工头都会羡慕不已的建筑队伍:每天只吃一顿饭,每天只睡4小时,每天免费工作8到10小时,充满干劲。他们都穿着灰扑扑的衣褂,一来住持推崇百衲衣,二来工地上“太埋汰了”,卡车一开,沙尘飞扬,所有人都是土人,一洗手都能从手臂上洗下成道的泥浆。

这天下午,我被分到工地上干活,和同伴们一起抬钢筋、捆钢筋、往房顶上运钢筋,随后又被分配到“锯钢筋”组。我们操作一部力大无比的机器,七八根钢筋在它嘴里“咯嘣”就被咬断。

这组的负责人是个精瘦精瘦、力气奇大的老太太,锯断钢筋、再把它们拗出形状的整个过程里,操作机器、最卖力气的都是她。人们叫她“阮居士”,又叫“老阮”。

我和阮居士距离远远的,这是偷懒秘籍,不能和勤劳的人靠太近。尽管如此,她和旁人的聊天还是一句句刮进我耳朵。什么抱怨别人宁愿去大殿组也不在她这组干,什么谁谁福报很大。她们还一次次谈到好吃的。阮居士深情地回忆:“师父曾经闭关,出关那天,某某居士的儿媳妇给师父炒了一百零八个菜,有炒有炖有煮,一百零八个菜倒在一起,给师父吃。”

我腹如雷鸣,感觉饥饿,实在不想再听她们聊什么“一百零八个菜”,转身去厕所,顺便在路上“耽搁”了30分钟。回来的时候,阮老太太脸色不好看。我自知理亏,过去问,要不要把一捆长方形的钢筋摞起来。

“要啊”,她还真答应了,“用铁丝先捆起来,再摞到墙角。”

我应承下来,心里叫苦连天。这个窝棚的墙角是老鼠出没之地,刚才抬钢筋看见地上大摊的鼠粪,后来还看见一只不小的耗子溜过去。既已答应,无可奈何。我快速将钢筋搬过去摞起。

阮居士又发话了:“把小捆的钢筋挪出来,把位置腾出来。”我咬着后槽牙在老鼠洞上忙,又把叠好的钢筋搬出来。刚搬好,她亲自过来了。“这样怎么行呢,要排成两摞,不然放不下的。”

考虑到老鼠随时会蹿出来,我摞得飞快,但搭出来的东西像堆积木歪歪扭扭。阮居士带着痛心疾首的表情过来了。“干事怎么就没有个样呢,你这弄的什么呀?”她絮絮叨叨地说,给我示范怎么摞才能又高又稳,最后干脆让我把垫底的石头挖出来,用木板重铺地面。

我麻木地照办。她一指旁边:“看见那摞没有,看看别人怎么做事的。真是一点不会办事,办出来的事越来越没个样。”我顺着一瞅,惊了,那边高高一摞,她上个月整理过的,齐得跟百叶窗一样。心想,这是遇见“工匠”了啊。

她还在一边唠叨:“在哪儿干活不是干活,在哪儿修行不是修行?”

我突然来劲了。这次我按照她的要求,比她要求的还精心,暂时忘记偷懒这茬,没多久摞完了,又去拿。干得起劲,也不饿了。

干活完毕,她带我从一条很难走的路下去,全是没凿台阶的陡坡。我好奇地问她:“你在庙里很长时间了吧?多久了?”

“5年”。

我突然发现,她的右手只有一根大拇指,剩下一个光秃秃的手掌。一直是这样的一只右手在做事。我震撼得无以复加,悄悄伸出左手,握住她的手掌。

妙祥的权威

老阮是想到大悲寺出家的。这里的不少居士都想出家,但都有长短不等的几年考验期,“谁谁谁没成功”,“谁谁发愿出家好几次了”。居士中常常讨论这样的话题。

老阮几乎没有出家的希望,女人们告诉我,老阮是海城本地人,年轻时右手被机器伤了,后来她把所有家当都搬来寺庙,就这样在寺里住了5年,“力气敌得过两个棒小伙”。她们还说,老阮早就发愿要出家,但因为右手残疾,不能实现。

“为什么残疾就不能出家?”我问。

“影响形象。”女人们给了一个冷酷的答案。有人立刻解释说:“残疾是业力所致,这是业力导致。是业力让她无法出家。”有人说这是中国佛协的规定,老阮有两条不合格:1.过了60岁;2.出家前身患残疾。

一个如此卖力和虔诚的信徒,居然不能出家。但这不妨碍老阮和其他居士对修行的狂热,特别是对住持妙祥法师的崇拜。

8月14日,一个老太太想来老阮的“锯钢筋组”干活,寺庙却不予挂单,因为有人反映该老太太有心脏病。

妙祥的徒弟亲舟在灰土飞扬的路上严肃地教训了老阮:“她有心脏病,这不是一般的病,你能承担这个责任?寺里能承担这个责任?你考虑问题总是考虑你那一点点,没有从寺院管理的大局出发。”

老阮不敢当面和亲舟争论,但私下她坚持认为心脏病老太太能干活,应该“随喜赞叹”这种学佛的精进心。

客堂坚持不收老太,亲舟也已经表过态。要想挂单,唯一的办法就是求住持妙祥。老阮、心脏病老太、另一个看样子也虔诚得不得了的女居士,3个人想了很多说辞,想在妙祥面前蒙混过关。

心脏病老太怀疑地问:“师父问起客堂为什么不给挂单,我怎么说呢?”

老阮的回答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师父不会问那么多。”

老太把整套说辞翻来覆去地背熟,当天中午,妙祥做例行开示,老太第一个跪倒磕头,说要挂单。妙祥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客堂为什么不给挂单?”在老阮面前信誓旦旦,答应不说病情的老太太立刻磕了个响头,大声说:“因为我有心脏病。”谋划了好半天的说辞,一下就不管用了。住持的意思也是不能挂单,怕出事。老太太郑重地磕头,答应放弃这个念头。

第二天,老太居然又出现在“锯钢筋组”的工作棚里。她带着几分得意说:“我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不住寮房不吃斋,就要在这劳动,晚上我自己回屋念佛。不吃庙里不住庙里,除了师父谁也不能支使我,我愿意干多久就干多久!”

我问这个执拗的老太太,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修行。她说:“现在家里条件好,但在家没法修行,那个心散漫了。我就要在大悲寺里干活,求清净,观自在。”

想在大悲寺及其下院道源寺出家的男女居士不少。8月13日中午,一位极想出家,但性格偏激的女士,在妙祥做开示时居然说出:“要么出家,要么死。”妙祥说:“你这是威胁僧人啊?如果你是这种心态,这里不会收你。”这个女人痛哭流涕,跪在石子上向妙祥忏悔。

即使只是来庙里干活的工人,也能说出他心目中难忘的妙祥故事,诸如:吃午斋时,妙祥连掉在地上的饭菜都捡起来吃。还有,正在建设的戒坛有12米,一个工人干活时摔下,居然安然无恙。

出家人不碰钱

按照大悲寺的说法,寺内僧人不掌握任何金钱,凡开山修路、建筑寺庙,全部来自居士的发心供养。寺院里到处树立着“禁止给钱”这四个字的标语牌。大悲寺里很多居士都受到这一点的吸引,他们告诉《人物》记者,“这里是中国唯一的正法道场,这里的和尚不摸钱。”

某天中午,《人物》记者目睹客堂刘居士和一位女士的对话。女士一片好心,买了药品,说要供养给大悲寺。结果被刘居士批评了,理由是女众的供养品只能交给比丘尼,“庙里的师父都惜福,都不愿意犯戒,你给了药,他们也不会吃、不会用。你只能去道源寺(注:大悲寺的下院,是个尼众道场)供养。”

在表明身份之前,《人物》记者曾多次询问不同居士,“如果我想给大悲寺捐钱,应该怎么做?”大部分回答是:“可以捐物资,不能捐钱。”老阮在庙里住得久,她答得比较详细:“你找一个自己信得过的人(注:佛教用语称“净人”),把你想捐的东西交给他,他再转交给寺庙。”

负责女寮杂务的居士吕菱(化名),先前毕业于新闻系,曾在北京某报当过好几年记者,后来在大悲寺挂单4年。她对《人物》记者说:“净人的存在对出家人是一种限制,僧人不能直接索取,去除了贪念的诱惑。同时,净人也是渠道。比如某信众发心捐献水泥,但他没法来海城购买水泥,现在委托给某净人,帮他代办。”

《人物》记者问:“整个庙都是通过这个方式修建起来的?”

吕菱说:“对。我们这里工地上的建筑队,寺里不给他们发工资,比如有一个北京的老板,就直接请个建筑队来庙里,他直接给工人发工资,工人来这里干活。”

2013年7月天涯网帖中提到的“湖南某女士”,真名唐雁飞。8月15日,唐女士在网上实名发帖,反驳了李根的网文。她展示离婚证、父母同意出家的字条,称自己“在道源寺有完全的人身自由。我和前夫张某于2011年3月22日在长沙天心区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之后一直独身,我有人身自由及财产支配自由”。

按照唐女士的说法,她没有捐献200多万元人民币,她的一切财产在离婚后属于私产,亲戚、前夫不该干涉她的财产处理权和自由。

与妙祥谈佛法

8月16日,在修行了4天之后,我在妙祥法师做完午间开示,正待离开的时候,上前亮明了记者身份,希望能够采访妙祥。他的随从上来,让我说话的时候离住持远些,“师父持戒律,不能和女子靠太近”。妙祥同意了,让我当天下午3点到4点间来法堂等他。

4点16分,妙祥法师乘车回到法堂,我们分宾主落座。他仍旧穿着那身补丁摞补丁的灰色僧衣,神态间很有几分疲惫。他整天在工地上跑,座驾是一辆京牌丰田越野车,既用于接送他去斋堂吃饭,也送他去寺里各处正在兴建的工地。这台车正是网民对妙祥法师和大悲寺质疑的一部分,“庙里几步路,既然你提倡苦修,怎么还坐豪车?”

《人物》记者当面向妙祥提出这一疑问,问:“这算不算脱离群众?”他回答:“咱没有选择。因为车辆只是一个代步,处理问题要及时,打个比方,要是我步行去指挥救火,那火早就蔓延了。佛说如果你守住戒律,你不摸金钱,你可以有房、有地、有车,这是佛允许的。”

《人物》记者又问妙祥,“残障人士和非残障人士是否应该享有同等的出家权?”

妙祥法师回答:“这是不允许的,僧相不光是个人出家的行为,同样,给信众带来什么利益(也要考虑)。如果你缺一只手,或者胳臂残废了出家,人家不说你这个人如何,人家会说出家人如何如何。”

记者反问:“那又如何呢?心是出家人,不是比这些外相更重要吗?”

妙祥回答:“如果那样,表面上是出家了,实际上会破坏佛教的庄严,出家人应该是弘法利生,给众生健康的形象。如果出家人四肢不全而出家,人家诽谤的不是你个人,而是诽谤佛性。这才是悲哀,不能因小失大。所以佛制这方面要求很严,不光是残障,还包括皮肤病,以及其他一些情况都是不能出家的。”

妙祥不谈师承,也不提具体出家时间,只说自己属于禅宗里的沩仰宗(注:中国佛教中禅宗五家之一)。根据妙祥回忆,他的行脚苦修始于1995年,当时他已出家为僧,和另一位法号性空的僧人结伴,自山西五台山走回辽宁。寺内一本刊物上说,当时妙祥本想继续往北走,去黑龙江人烟稀少的深山里闭关,在本溪遇见几位居士,其中一位孟居士说:“师父,你不用去黑龙江,想找深山很容易,本溪就有。深山老林有野果子、山菜、蘑菇,就是没有供养也能在山里生存。”

妙祥就这样被请到了本溪,在深山沟里选了一个地方闭关。关房很小很简陋,从1996年8月29日,妙祥在本溪茅蓬闭关3年,其间他曾经打“楞严七”:第一天开始之后,头七天不坐,站立七天七夜,中七天发愿,后七天诵咒,然后静坐100天,全程122天,为一个“七”。据寺内刊物说,到1999年8月29日出关之前,妙祥总共打了8个这样的“七”。

妙祥法师也对记者提到寺内接受捐赠的情况,他说:“过去政府,还有一些外道(注:佛教用语,指佛教之外的道和异教徒)曾经对‘不捉金钱戒’有说法,主要是说:你们不摸金钱怎么可以建庙,在世间人来说,这个是说得通的,你没钱怎么建庙?所以这个成为攻击戒律的一个口实了。政府现在看见我们再也不说‘你们没有钱怎么建庙’,外道也不说了,现在说‘你们干吗要建这么大’。”

妙祥说,大悲寺是依靠居士来做建设的:“居士发心,我们就做。比如他想供养一尊佛像,咱们告诉他是多大的,他们就可以采取方法去做。如果没有(居士发心),咱们就不做。”

记者问:“你们提出一个项目,然后由居士去认领?”

妙祥法师否认了这个说法:“不存在‘认领’二字。当然我们也有规划,不能乱做。咱也不号召、不攀援,有条件就做,一年做不成就两年,两年不成就一百年,这个都无所谓。主要是给众生一个机会,如果不给众生这个机会,他们就失去了舍弃贪心的机会。”

《人物》记者问他燃指的事,妙祥承认:“这是出家以后的事。按照菩萨戒,燃一指,或者燃一肢体,或是燃一炷香,都能消无始劫的罪业,舍弃自己对身体的贪爱。”

妙祥说,他自己燃一指供佛,是在1996年本溪闭关的时候,当时是“用蜡,就是油灯,慢慢烧掉的”。记者问:“多长时间才能烧掉一个手指?”妙祥回答:“我睡着了。烧一烧就睡着了,等到醒来一看烧完了。呵呵。”他笑了起来。

又问他,大悲寺有多少僧侣做类似行为?他说“个别”。住持究竟是否赞成这种行为呢?妙祥答:“这是佛的戒律。这不是谁赞成不赞成。”

很多人认为燃指供佛是一种残害身体的行为,但妙祥坚持认为这不是自残。“自残咱们反对,那是毁坏身体来达到某个目的。但是如果你舍不下自己,没有一点点的布施心,最后还想达到无我的心,真正去救度众生,是做不到的。”

面对各种问题,妙祥似乎都胸有成竹,但面对外界纷争,他会偶尔流露出无奈神色。有时候他也会和信徒们开开玩笑,或许这对他也是种宣泄。比如有人问:“我特别愿意生气,怎么办?”妙祥说:“每生气一次,给对方1000块钱。世人最爱钱,你想到钱啊,也许就不生气了。”底下的居士们纷纷笑,只有提问的人依然严肃,合掌磕头:“好,回去我就这么做。”

8月17日上午,我离开大悲寺。当出租车开到不远的镇子,看到那些商店的招牌上写着“猪肉、牛肉、活虾”,我突然觉得不太习惯。过去5天,每一分每一秒我都被那个系统安排得好好的,现在我要自己决定下一步去向何方,很不适应。回京时,我居然坐错了动车的方向—我连火车都不会坐了。个体重新从集体中被剥离出来,面对世界的每一个细节,所见的一切都是混乱、无序、多变的,恒定不变的世界消失了。

走之前,我和吕菱聊了一个小时。她说她第一次来这里,穿着户外衣服,“驴友”似的跑来体验新鲜,以为玩玩而已,结果走了不多久就想回来,一待三四年。我问,佛法究竟给她什么感觉?吕菱回答说:“宫崎骏的《千与千寻》里有一句歌词:‘不再祈求到达海的那一边,在我的心底已找到。’这就是我在这儿最大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