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全球危机需超越凯恩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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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凯恩斯主义引领西方国家走出“大萧条”，也使得凯恩斯主义开始大行其道，尤其是每当危机降临，它总是很容易成为政府驾轻就熟的不二法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政府救市、强力干预经济，凯恩斯主义又成为各国政府信奉的法宝。但让人失望的是，在危机发生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人们发现凯恩斯主义不仅没有能够帮助世界经济走向繁荣，反而引发了接连不断的债务危机。希腊、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英国，乃至美国，都是债务缠身，这使得各国开始对凯恩斯主义提出了质疑。
伴随着各国政策层面对凯恩斯主义的举棋不定，国内外学者对于凯恩斯主义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专家指出，应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另有专家提出，凯恩斯主义比自由主义在挽救经济危机上更有效。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是否能再次挽救西方经济危机？又应该如何看待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功与过呢？
在经历了20年左右的经济繁荣之后，美国再次爆发了经济危机，危机之严重程度实属空前。伴随着危机而来的是资产价格的暴跌与资产负债表的急剧恶化，市场价格信号已经完全失效，社会总需求由于资产负债表的恶化与债务链的断裂而骤减。世界似乎又一次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正是与1929年危机的这种相似性，使得人们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凯恩斯主义。于是，在危机发生后的瞬间，受到危机冲击的世界主要国家便达成了用凯恩斯主义政策来拯救危机的共识。但是，凯恩斯主义还能拯救世界经济吗？
凯恩斯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用的
在工业化时代，每个产品都会经历从创新到大规模生产、再到市场饱和的生命之路。在产品生命的成长期，企业家的使命是扩大生产规模，而在产品生命的衰退期，企业家的使命则是开展新产品的创新活动。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正是企业家的这种周期性的创新活动，导致了市场经济下内生性的周期波动。
由此可见，我们既不能把由企业家周期性创新活动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定义为市场经济的失败，并试图以政府替代市场来避免这种内生性周期波动；也不可能通过政府的政策干预来改变经济运行中的这种具有内生性的周期波动。政府所能做的就是在危机发生后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来降低周期波动的幅度，减少危机可能带来的损失。
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讲，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应当是有用的。然而，问题就在于，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并不是可以无条件地加以使用的，而是需要一定的作用条件。
凯恩斯主义拯救危机所需要的条件无法得到满足
凯恩斯主义干预政策能否起到降低周期波动幅度、减少危机所带来的损失之作用，大致上取决于以下三个条件是否能够得到满足：一是技术尽可能偏向于劳动要素密集、至少为中性，这个条件意味着政府旨在增加社会就业的财政支出必须投向那些能够带来就业机会的投资项目；二是封闭经济，不存在就业乘数的外溢效应，这个条件意味着政府增加的财政支出所创造的就业机会不会通过企业的国际化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去；三是李嘉图等效原理成立，这个条件意味着采取凯恩斯主义干预政策的国家必须有人口的增加。只有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政府才能在危机时期通过举债增加公共支出，然后在危机以后的繁荣时期，通过增加税收来平滑危机时期产生的公共债务。
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凯恩斯主义干预政策的以上三个条件没有一个是可以得到满足的。首先是技术进步导致了就业乘数的下降。在高科技的今天，劳动要素密集的技术已经被知识或者资本密集的技术所取代，结果，无论是政府的财政支出还是银行的信贷都变成了固定资产，而不是就业与工资。而没有就业和工资收入的增长，当然也就没有基于消费支出增长基础上的投资增长，于是凯恩斯主义便失灵了。
其次是全球化带来的全球化生产体系的建立导致发达工业化国家政府干预所增加的投资与就业机会通过跨国公司的外包业务而转移到了具有成本优势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其后果是原本就不高的就业乘数又进一步外溢到了国外，从而使得西方国家凯恩斯主义干预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最后是人口的老龄化。从政府税收的角度来讲，人口老龄化的后果是歉收年之后再也没有丰收年，即危机时期政府试图通过举债来增加支出，但创造就业机会的努力会因为日后纳税人口的下降而无法付诸实践。如果在人口趋于老龄化的情况下继续实施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那么由此产生的后果只能是债务危机。
由上可见，今天世界各国政府采取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措施来救市，之所以成效甚微，不是因为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建议有什么严重的错误，而是因为由这种理论所推导出来的救市政策所需要的众多条件难以得到满足而趋于失灵。因此，凯恩斯主义在今天所面临的困境与100多年前古典经济学所面临的困境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那就是社会经济实践的发展已经走到了理论的前面，让理论逐渐变成灰色的了。为了保持理论的长青，唯有进行理论创新。
事实已经做了最好的回答，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并未能够带领世界经济走向繁荣，世界经济仍然处在极度低迷的状态。曾经让世人充满希望的凯恩斯主义救市政策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因而，从理论上讲，必须超越凯恩斯主义；从拯救危机的实践上讲，必须尽快寻找到治理危机的新方法。
既然本次危机是周期性的危机，那么唯有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才有可能最终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危机、步入繁荣，而对企业家创新活动予以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首推熊彼特。因此，面对周期性的危机，超越凯恩斯主义、导入熊彼特主义或许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在救市政策的选择上，面对愈演愈烈的债务危机，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显然已经不可继续。正因为如此，从美国到欧洲、再到日本等发达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开始转向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以上这种政策选择上的变化无可非议。假如没有政府举债以及由此产生的债务危机，假如没有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价格的上涨或通货膨胀，那么世界就极有可能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甚至是萧条。因此，今天我们事实上是在萧条和债务及通货膨胀之间做选择。或者换句话说，我们不妨把今天发生的债务与通货膨胀看作是避免大萧条的一种成本。从这样意义上来讲，扩张的财政政策（如果是人口非老龄化国家）与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是人口老龄化国家）在短期内是不可或缺的选择。但是，从长期来讲，要想让世界经济从衰退走向繁荣，关键是要采取保护和激励企业家创新的政策，这与理论上从凯恩斯主义走向熊彼特主义是一致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责编/马静 美编/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