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老年人出游限制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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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采用问卷调查法,以三维休闲限制模型为分析框架,就西安市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的出游限制因素进行研究。通过均值比较、ANOA分析发现,亚老年人群受结构性限制性因素影响最大,年轻老年人群和老年人群主要受内在性限制因素影响,但在具体限制因子上存在差异。人际性限制因素对老年人出游的影响作用较小,但在不同老年群体间的差异显著。限制因素研究能够更加客观地认识老年人旅游市场特征,对于发展老年旅游市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老年人 出游限制因素 西安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0-271-02
围绕人口老龄化和老年旅游市场开发的问题,国外学者做了多方面的研究,概括起来包括以下方面:老年旅游市场的行为特征与市场细分研究(Backman等,1999;Hong,2005);老年人出游动机研究(McGuire等,1987;Horneman等,2002);老年旅游市场与非老年旅游市场差异研究(Ryan, 1995;Wang等, 2005)等。上述研究多是关于现实老年旅游市场的研究,并总结出了老年旅游市场规模可观,有特殊需求,内部异质性,旅游时间偏长,更加依赖旅游中介等总体特征。
由于旅游参与行为受动机和制约因素共同影响,因此,一些学者将研究视角转向另一方面,即老龄人口出游的制约因素(Tourism constraint)。制约因素分析不同于传统的旅游市场需求―动机分析,其着眼于旅游障碍因素及其克服手段的探寻,成为旅游研究的热点(Fleischer等,2002;Nyaupane,2008)。老年人由于年龄增长,处境变化,出游制约因素往往增加,因此制约因素的认识对于理解老年旅游市场更有实际意义(Zimmer等,1995)。这一方面的研究为拓展老年旅游市场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Sakai等,2000;Fleischer等,2002)。
我国早在1999年便步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08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接近1.6亿,占总人口的12%,我国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老龄人口群和潜在老年人旅游市场。由于我国还属于发展中国家,存在“未富先老”等人口老龄化国情,故在现阶段在老年人出游的动机―制约因素的权衡中,制约因素起到更大的作用。近十多年来,我国学界对老年旅游市场及其开发也进行了研究,但内容主要涉及老年旅游市场一般特征(唐俊雅,2001);老年人口出游行为(余颖等,2003;,2007);老年旅游产品开发(侯国林等,2005;黎筱筱等,2006)等,很少有针对老年人出游限制因素的研究。本文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西安市不同老年人群的出游限制因素特征,以期填补该研究领域的不足之处。
一、研究方法
Crawford等人提出的三维休闲限制模型,是国外最为广泛接受的休闲限制因素测评模型,该模型将休闲限制因素归纳为内在性限制因素、人际性限制因素和结构性限制因素(intrapersonal-interpersonal-structure)三类。内在性因素主要包括个体的价值观念、情感状态、相关经验、自我评价,人际性因素主要包括个体的生活方式、社会联系、外部评价等,而结构性因素则主要是指个体的经济状况、时间以及旅游产品、旅游服务相关的因素。此次研究,在参考国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设计调查问卷,问卷主要由人口统计学特征和老年人出游限制因素两部分组成。限制因素被分为三类,共包含16项限制因子,在调查中该部分采用李克特量表,由受访者根据限制因子认同度的高低由高至低进行打分。
问卷调查时间为2009年10月9-28日,在西安市城区各大公园、广场进行,共发放问卷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70份,有效率90.0%。应用SPSS13.0,采用均值统计方法和对比分析方法,对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群的出游限制因素进行分析,了解各群体在限制因素中存在的差异。
二、数据分析
(一)人口统计学分析
此次调查中,老年男性和老年女性的比例较均等,分别为51.0%和49.0%,且年龄主要集中在61~74岁之间(51.9%)。职业也主要以国营企业职员为主(38.9%),受访老年人的受教育水平主要集中在高中及以下水平,累计百分比为81.0%,税后收入集中分布于1001-2000元(44.4%),1000元以下也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33.0%),老年人对于健康状况的自我评价普遍良好。
(二)基于年龄的老年群体划分
对于老年人的界定,各国之间存在差异,国际上发达国家老年人的年龄起点标准为65岁,发展中国家为60岁,这种划分是以生理年龄为标准,而在营养学中,则将55岁以上的人群界定为老年人。老年人在不同年龄段的称呼也存在差异,20世纪末,世界卫生组织通过测定全球平均人体素质和寿命,对此作出了新的划分,即:44岁以下是青年人,45岁至59岁为中年人,60岁至74岁为年轻的老年人,75岁至89岁为老年人,90岁以上为长寿老人。在这之前,也有划45岁至59岁为老年前期,60岁至89岁为老年人,90岁以上为长寿。在我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中,60周岁以上的公民都被认定为老年人,这一年龄的确定,不仅是从我国居民实际生理状况出发,还和我国现行的退休年龄相衔接,即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而女性则为55岁。在国内现有的老年研究文献中,有学者将50-60岁人群划分为亚老人,61-70岁人群化为低龄老人。综合上述信息,本次研究将老年人划分为以下几个群体:
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发现,本次调查以年轻老年人群为主,占到51.9%,亚老年人群次之(27.4%),老年人群所占比重最小(20.7%)。
(三)出游限制性分析
1.不同老年群体出游限制因素分析。处于不同群体类型的老年人在生理、心理、生活环境及社会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生理机能的衰退,丧偶、添丁、退休等家庭环境及社会处境的变化对老年群体产生影响,并最终使得不同老年群体所受出游限制因素的类型以及限制因子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
通过限制因素的比较分析发现,结构性限制因素对亚老年人群的影响强度最大(3.317),年轻老年人群(3.335)和老年人群(3.302)则主要受内在性限制性因素的影响。在三类出游限制因素中,人际性限制因素对老年群体出游的限制作用最小。但根据ANOA分析,人际性限制因素在不同老年人群中影响度的差异最显著(F=3.685,P
就具体限制因子而言,同一限制因子在不同人群中的影响程度也不相同。以内在性限制因子“我身体不好很难出游”为例,其在亚老年人群(3.23)中影响度较小,但在年轻老年人群(3.51)和老年人(3.74)群中却是最重要的影响因子。因此同样主要受内在性限制因素影响的年轻老年人群和老年人群,在具体的内在性影响因子上是存在差异的。年轻老年人群的主要内在性旅游限制因子由大到小依次为“旅游很累人”、“我身体不好很难出游”、“旅游是浪费钱和时间的事”,而老年人群的主要限制因子则是“我身体不好很难出游”>“旅游很累人”>“我没有心情旅游”。亚老年人群是三类老年群体中最年轻的群体,“旅游很累人”、“旅游是浪费钱和时间的事”、“我没有心情旅游”是该群体的主要内在性限制因子。
人际性限制因子中,“没人陪我一起旅游”对老年人群出游影响最大,在亚老年人群和年轻老年人群中,“家里孙子需要照顾”成为不能出游的主要因子,但该因子对老年人出游的制约作用随群体年龄增大而呈明显下降趋势。“旅游花钱家里人反对”在三类老年群体中的均值均低于3.00,即该因子对老年人出游并未产生明显的限制性影响。调查中,68.1%的老年人表示旅游经费来自自己的退休金,24.8%的老年人为子女支付,投资收益和其他分别占到0.4%和6.7%,老年人旅游经费以自己支付为主,因此在资金支配上具有较强的自主性。
结构性限制因子的群体差异性较为显著,其中尤以“没有足够的钱旅行”最为明显,该因子是亚老年人群(3.60)和年轻老年人群(3.62)最大的出游制约因子,但对老年人群的影响度却仅为3.21。调查中,老年人普遍认为“外出旅游乘车、住宿麻烦”,并有老年人反映因晕车而放弃出游。“处理家务没有时间”对亚老年人群的出游影响最大,并随人群年龄增大而逐渐降低。
2.原因探究。内在性限制因素中,“我身体不好很难出游”和“旅游很累人”是各老年群体出游最主要的限制因子。这与人体机能的年龄变化有很大关系,根据相关性分析结果可知,年龄和“健康状况”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143**),即老年群体的健康状况、出游能力随年龄的增大而降低。在调查中许多老年人反映,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仍会考虑旅游,老年人还是具有较强的出游愿望的。
我国居民养老,一直都是以互动型的家庭式养老为主,在这一养老模式中包含有家庭代际之间的互动和家庭有关成员的互惠,即反馈模式和交换模式。家庭中上一代抚养下一代,下一代赡养上一代,长辈照顾孙子、看管家庭,晚辈侍奉长辈并为其养老送终。而且我国长期处于传统的联合家庭模式,子女和父母共同居住,因此家庭成员间的互惠、互动活动非常明显,虽然现在家庭逐渐向小规模家庭过度,但是家庭成员间的互惠互动关系并未因此而终止。在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关系一直是以血脉关系为核心纽带,其在生死观上的体现即为家庭血脉的延续为生命的最终价值。因此许多老年人在退休之后承担起了照顾孙子的责任,这也使得“家里孙子需要照顾”成了老年人最主要的人际性限制因子,这是西方独立型的家庭养老模式所没有的。
家庭一般以25年为一代际循环,而老年人对孙子的照顾也主要集中在其12岁以下的小学阶段,因此照顾孙子多集中在50~62岁老年人,但随着现代生育观念的改变,平均初育年龄的推迟,该年龄段有后延的趋势。这和此次研究中“家里孙子需要照顾”在亚老年人群和年轻老年人群中影响较大相一致。这也是“处理家务没有时间”与年龄呈显著负相关的原因所在。
根据老年旅游偏好的相关研究显示,老年人出游主要以配偶和子女陪同为主,能否找到合适的出游伴侣对于老年旅游活动的最终实现具有重要的影响。数据分析显示,“没人陪我一起旅游”这一限制因子和年龄表现出强烈的正相关。此次研究中亚老年人群中90.5%的老年人老伴健在,年轻老年人群为80.0%,老年人群则为73.2%,丧偶率随年龄增大而逐渐增大,子女因工作繁忙也只能在长假期间才能陪同父母出游,因此寻找合适的旅游伴侣对老年人出游的影响度随年龄增大而增强。
旅游经费一直以来都被公认为旅游基本要素之一,“没有足够的钱旅行”对三类老年人群都存在影响,但对亚老年人群的影响程度最大,并且与年龄存在强烈的负相关(-.161**)。家庭以25岁为1代的间隔循环,即若家庭成员25岁时孩子出生,到孩子离家组建新的家庭时则已50岁,这一时期距家庭成员退休还有5-10年的时间,根据国内学者关于居民家庭生命周期消费储蓄行为的研究显示,该时段家庭收入增长率快速下降。此次所调查人群多为多子女家庭,当家庭中最小的孩子组建家庭时,家庭成员基本上都已经到退休年龄,前期积累的资金已用于子女的培养,因此可自由支配的旅游资金相对较少。就年轻老年人群和老年人群而言,子女在经济上需要的支持减小,资金积累更加容易实现,并且子女工作和家庭多已相对稳定、成熟,在老年人旅游经费上能予以支持,在调查中该两类老年人群由子女支付出游经费的比例较高。
三、结论与意义
本文通过分析西安市老年人出游限制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1.处于不同年龄段的老年群体所受主要出游限制因素也不同,亚老年人群主要受结构性限制因素影响,年轻老年人群和老年人群则主要受内在性限制因素的影响,人际性限制因素对于老年出游的负面影响不大。
2.在同一限制因素影响下,不同老年群体的具体限制因子也存在差异,亚老年人群的主要内在性限制因子为“旅游很累人”、“旅游是浪费钱和时间的事”、“我没有心情旅游”,年轻老年人群和老年人群分别为“旅游很累人”、“我身体不好很难出游”、“旅游是浪费钱和时间的事”和“身体不好很难出游”、“旅游很累人”、“我没有心情旅游”。人际性因子中“家里孙子需要照顾”是亚老年人群和年群老年人群的最大限制性因子,且与年龄表现出负相关。“外出旅游乘车、住宿麻烦”是影响老年群体出游的主要结构性因子,其余群体出游主要受出游经费制约。
此次针对西安市老年人出游限制因素的探究,为西安市老年旅游市场的深入开发提供了重要信息,并对研究我国城镇老年人出游限制因素的整体特征具有探索性的意义。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4JZD00010);陕西省软科学基金项目(2008KR5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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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2)
(责编: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