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 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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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国特色的莎士比亚

他们诵读着诗歌，仿佛听过十四行诗

作为外国人来从事这样的教学，实际上就是要在穿越这片传统土壤的过程中，尽量通过协调的方式找到自己的出路。这种技能通过学习才能获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亚当和我逐渐地学会了弱化政治，既要找到接近学生的话题和方法，又要做到不引起他们锤击膝盖式的本能反应。我的文学课，尤其是讲授诗歌的时候，要做到这一点很容易，因为诗歌简化了一切。

按理说，不应该那么简单的。我们学习的第一首诗是莎士比亚写的，这教起来一点都不简单。我先是讲了一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基本格式，然后把他的第十八首十四行诗分成了若干片段，分发给学生。接着，我就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让他们把这首诗的顺序排列出来。尽管我给他们排出了第一句，但还是以为他们无法完成这项任务，我的目的只是想让他们揣摩一下那首诗的基本内容，以便对诗歌的形式有所熟悉。然而，他们从未怀疑过任何无法完成的任务，这便是我在涪陵的教学变得容易的原因之一。这些学生可以毫无怨言地从事任何事情，也许是因为他们知道，哪怕是最难以完成的文学作业，也强过在没膝的水田里对着耕牛吆喝。因此，全班学生对着那一首支离破碎的十四行诗琢磨起来，而我则对着乌江上的小舢板和大货船凝视出神。

一个小时后，他们完成了任务。有些小组只是勉强完成，但每个班都有两三个小组拼得一句不差，而且，他们也理解了诗歌的形式，他们能把这首诗拼合起来，也能把它拆解开。

能不能让我来把你比作夏日？

你可是更加温和，更加可爱；

狂风吹落五月里开的好花儿，

夏季的生命又未免结束得太快；

有时候苍天的巨眼照得太灼热，

他那金彩的脸色也会被遮暗；

每一样美呀，总会离开美而凋落，

被时机或者自然的代谢所摧残；

但是你永久的夏天绝不会凋枯，

你永远不会失去你美的仪态；

死神夸不着你在他影子里的踯躅，

你将在不朽的诗中与时间同在；

只要人类在呼吸，眼睛看得见，

我这诗就活着，使你的生命绵延。

他们知道每一行有哪些重音，能够找出不和谐的读音，也能够标出诗歌的韵律。他们诵读着诗歌，仿佛听过十四行诗。这样的事没有几个美国学生能够做得到，这种技能就连受过教育的人都失传许久了。但我涪陵的学生仍旧保留着它。

一刻的静默

一切变得新鲜起来

随着时间推移，我差一点就要自愧不如了。那么多年，中国人处心积虑而又勤勤恳恳地摧毁了他们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然而，要说对诗歌的欣赏，能够把一首诗歌背诵出来，并切分其韵律，这样的美国人到底有几个呢？我在涪陵的每一个学生至少能够背诵十几首中国古诗—杜甫的、李白的、屈原的—而这样的青年男女全都来自四川乡下。即便按照中国的标准看来，他们的家乡也算闭塞之极。可他们依旧在读书、依旧能够背诵诗歌，那就是差异。

诗歌好像从来没有令他们感到厌倦或沮丧。唯一的障碍是语言、生词和古词。因为这些障碍，他们养成了绝好的耐心。我们把第十八首十四行诗仔仔细细地复习了一遍，及至最后，将它升华到了诗歌的不朽性这一高度。我问他们：莎士比亚成功了吗？那位女子会永远活着吗？几个学生摇了摇头。毕竟那是四百多年前的诗了。但其他学生显得有些犹豫不决。我问他们，那名女子生活在什么地方。

“英国。”阿姆斯特朗回答道，他回答我问题的次数最多。“那又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呢？”

“大约在公元1600年。”

“想想吧，”我说道，“四个世纪前，莎士比亚爱上了一位女子，并为她写了一首诗。他说要让她的美貌永存，这是他的承诺。现在是1996年，我们在中国，四川，就在长江边上。莎士比亚从没有来过涪陵。你们没人去过英国，也没人见过那名女子。可就在这一刻，你们每一个人都在想着她。”

教室里一片静默。通常，涪陵充斥着车船的喇叭声和建筑工地的喧闹声，可在那一刻，教室里鸦雀无声。在这一刻的静默里，既有崇敬，也有惊叹，我与他们感同身受。

过了一会儿，我让他们描述，他们在那一阵静默中所看到的东西，以及中国人眼中的莎翁情人。在我们的想象中，她很美，也有些忧郁。看他们所写的读后感，我有一种强烈而清新的感受，这在以前其他学文学的学生中是看不到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学的是外国素材。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交换着陈腐的题材：我不知道中国古诗把女人的手指比作葱根，而他们也不清楚莎士比亚的第十八首十四行诗的不朽之处已被人评点过无数次。我们的这种交换突然使一切变得新鲜起来；没有了枯燥的诗，没有了被人过度研究的戏剧，没有了被讨论到近乎病态的人物。当我布置有关《贝奥武甫》的作业时，没有人咕哝过—在他们看来，那只不过是一个好看的妖魔故事而已。

这就是我们在那间狭小的教室里学习的主要内容。那是些美好的日子，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间教室。但在我们周围总有许多外在的东西：学校有规章制度、国家有政治制度。这些外力一直存在着。有学生偶尔写道，莎士比亚代表无产阶级，因为他批判了英国的资产阶级。有的学生还指出，哈姆雷特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因为他深切地关怀着农民。还有学生告诉我，《仲夏夜之梦》里的农民们是剧中权力最大的人物，因为他们所有的权力都来自无产阶级，并因此才有了革命。

我对这样的读后感反应复杂。我的学生能够与课本进行互动，这是件好事，但他们对莎士比亚的判断，激不起我太大的热情。我反对进行这样的诠释，尽管我做得极为小心—考虑到学生们的生活背景，我不能公然说《仲夏夜之梦》里的农民们实际上是些无权无势的小丑，只不过徒增喜剧效果而已。不过，我总是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对我觉得受了误导的读后感做出些许回应。我说，哈姆雷特的确伟大，但并非因为他深切关怀着农民，而是因为他深切地关怀着自己。我还指出，莎士比亚是小资一族，通过获取剧场公司的股票而发了家。

我第一次弄明白，为什么文学总是倒向政治这一边。之前我曾为此挣扎过，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我的专业是英语。毕业之后，我又到牛津大学。我最初的计划是当名文学教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英语系所看到的一切让我渐渐失去了最初的热爱。美学是一个原因—我发现，我读不懂文学评论了，因为其中晦涩的学术性与作品的优美性相去甚远。对于绝大多数文学评论，我都不太明白，它们好似一团乱麻，无可救药地充塞着令人费解的字眼：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这一切统统无法得到简单而明了的解释—就像我在涪陵的这些学生，当被问到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只能张口结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