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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朝闻天下”节目,11月30日早晨7点的《走基层》版块,报道的是河北省肃宁县马家铺村一个名叫马子硕的小朋友和他的家人到北京儿童医院看病的情景:“马子硕的求医路――挂号”,在挂号这个看病的关键环节,马子硕家人历尽艰辛。说到挂号难,北京儿童医院副院长张建对央视记者说:“患者彻夜排队也难以挂上专家号,说明了医生价值,儿童医院一个专家号,国家规定十四元,号贩子最高倒卖到一千八百元,患者照样买不到。你说,医生的价值是十四元还是一千八百元呢?”
同是一个专家医生的挂号费,公开的十四元与私下的一千八百元相差一百二十八倍,并且仍然处于卖方市场,从这里可以看出外地患者到北京看病有多难!对于外地患者来说,看病难最直接的体验就是挂号难,因为挂不到号,就意味着见不到医生,而见不到医生,何谈看病!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一名优质医疗资源最为集中的北京儿童医院的领导,本应急患者之所急,在如何打击号贩子、如何维持患者排队秩序、如何扩大优质医疗资源、满足患者需求等方面采取措施,但他却在此时向媒体大谈“医生价值论”,言下之意是:专家十四元的挂号费太低了,难以体现医生价值,而一千八百元挂号费才能够体现医生价值。
从另一个角度看,北京儿童医院比国家规定高出一百二十八倍、高达一千八百元的专家挂号费,真的就是医生价值的体现吗?我看并非如此。分析高价挂号费的形成原因,首先是稀缺医疗资源与过多的患者供需关系基础决定的;其次是号贩子通过层层加码抬高价格;再次,从患者角度考虑,“北京儿童医院”的招牌价值要远大于“专家”个体的价值,因为“北京”即是一种象征,意味着全国某行业的“顶级权威”。
还有,与发达国家相比,北京儿童医院十四元的挂号费并不低。《北京晨报》9月4日曾报道:2010年美国人均年收入约为五万美元,美国医院的挂号费为三十美元。按三十美元计算,仅占美国人均年收入的0.06%;我国国家统计局今年3月公布的《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年收入为五千九百一十九元,按照专家号十四元计算,农村居民看病挂号费占年收入0.24%,比发达国家高得多。像北京儿童医院这样的热点医院,假如真实行一千八百元挂号标准,对医疗部门来说并非是最佳选择。因为按照目前的收入水平,一千八百元几乎是城市普通居民近一个月的收入,是农村居民年收入的三分之一。如果一家医院因高昂的挂号费将众多老百姓挡在门外,大多数老百姓都看不起病,那样的话,医生的价值才真的难以体现。
在当前的医疗体制下,农民的孩子有病,在当地医院难以治疗,到北京知名医院看病,既要承受沉重的心理压力,又需要不菲的差旅费、住宿费、生活费、医疗费,对大多数普通农民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如果到了北京以后,医疗机构再在挂号费上无限加码,以此“体现医生的价值”,那不是往患者以及患者家属本已疼痛的伤口上撒盐吗?
医者仁心。无论是北京还是地方,越是热点医疗机构,越应将心思花在如何从自身做起主动为患者服务方面。在有关部门下大力气整顿医疗行业药价虚高、开大处方、收受红包等灰色收入的情况下,被猖獗号贩子炒高的一千八百元挂号费,被某些医疗机构当做“医生价值论”的思维方式应当彻底改改了。
【原载2011年12月1日《燕赵都市报・公民发言》标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