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长成“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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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青浦听台湾郑明娳教授做文本解读报告时，我就被琦君散文深深吸引了。先前虽也听过读过教过琦君几篇文章（初中教材中有《春酒》，高中有《泪珠和珍珠》），也看过《橘子红了》的电视剧，但大体只能算浮光掠影，不甚了了。在郑教授动情的分析和讲授中，我想，我一定要好好读读琦君。

恰巧友人有一本琦君散文集《爱与孤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8月版，百合文丛——九卷著名女作家的散文集之一，26万字），我便讨来细读，意欲好好感受这位散文大家的风采。

此书分六个板块，分别取名为“三更有梦”（12篇）、“万水千山”（10篇）、“亲情似海”（12篇）、“春风化雨”（11篇）、“辰星寥落”（11篇）和“一点心愿”（5篇），连同代序的《爱与孤独》，共计62篇。慢慢读下来，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实话说，这本集子里收录了不少琦君散文的精品，但也有些凑字数的篇章。有些内容在此篇中出现，在彼篇中换些语句又出现了。还有些精品之作没有收录，可能编者认为那些篇目更像小说。我之读的并非理想中的陶醉，还有个原因就是这个集子的内容多为忆旧怀人，反复吟唱着一个小女子曾经的悲欢离合，表现的多是父母恩重、儿女情长，看完第一板块“三更有梦”足矣。不过有几篇我还是很喜欢的，如叙事的《烟愁》，写人的《一袭青衫》和《父亲》，记风俗的《灯景旧情怀》，还有充满童趣和忧伤的《桂花雨》《梦中的饼干屋》……

令我惊喜的是，62篇作品中竟有19篇直接叙述作者读书经历，加上“辰星寥落”里怀念故人的11篇，居然有30篇都是关于作者求学或写作生涯的，其他篇目间接也有联系，这就让我想到，可以从这些文字中了解名家的语文成长，兴许能给我的语文教学开一扇小窗。

就从琦君先生所受的语文教育说起——一、 扎扎实实童子功

琦君出生于旧式家庭，父亲曾为一代儒将，不仅擅长带兵打仗，而且精通古代诗文，更对掌上明珠的女儿寄予厚望，希望她成为一代才女。琦君五岁时，父亲就为她请了家庭教师。塾师是四十岁的男子，信佛，开蒙所教亦不过识字与写字。“起先一天认五个，觉得很容易。后来加到十个，十五个，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快，而且老师故意把字颠三倒四地让我认，认错了就打手心……不久又开始学描红。”（《三更有梦书当枕》）“老师教我字……一个红珠碟子放在手腕上，提笔悬空，脚踏实地，气沉丹田，目不得转瞬，心不得两用，老师在背后乘其不备将笔一抽，如被抽走了就认为握笔不坚，字必无力，要重写。腕上红珠碟子如果翻下来，即是小腕不正，字亦不正，又要重写。”（《家庭教师》）接下来教读书和作文，书读的是古书，主要就是背古文。“小和尚念三官经似的，把四书五经横流倒背，再听他讲‘起承转合’，‘抑扬顿挫’，问我懂了吗，不懂又要挨几下打。只好揉一下昏昏欲睡的眼睛说：‘懂了，懂了。’”（《吾师》）“八岁开始读四书，《论语》每节背，《孟子》只选其中几段来背。”（《三更有梦书当枕》）“‘德行，颜渊、闵子骞、仲弓；言语，宰吾……宰吾……’‘啪’，茶杯垫子已经飞过来，刚巧打在我的鼻梁上，打得我涕泪交流，却不敢哭出声来，鼻梁上起一块青肿。”（《家庭教师》）“十岁时，家庭教师教我背千家诗，背得我直打哈欠。”（《留予他年说梦痕》）“记得那部诗经的字体非常非常的大，纸张非常非常的细而白，我特别喜欢。可惜我背的时候常常把次序颠倒，因为每篇好几节都只差几个字，背错了就在蒲团上罚跪，跪完一支香。起初我抽抽噎噎地哭，后来也不哭了，闻着香烟味沉沉地想睡觉。就伸手在口袋里数胡豆，数一百遍总该起来了吧。”（《三更有梦书当枕》）作文自然是作文言文，小小年纪作的还是议论文呢。“每星期一次的作文，比上吊还要痛苦，坐在书桌前，咬着笔杆，瞪着眼睛望题目：‘汉刘邦楚项羽论’，‘衣食住三者并重说’。我的天，搜索枯肠，最后又是‘人生在世’‘岂不悲哉’交了卷。”（《吾师》）“父亲从北平回来，拿起我的作文簿，边看边摇头，显然地他不满意我的‘文章’……他（父亲）又摸摸我的头对老师说：‘你还是先教他记事抒情的文章吧，议论文慢点做。’……老师没有十分接受父亲的劝告，他仍时常要我写议论文：‘楚项羽论’‘衣食住三者并重论’‘说钓’，我咬着笔管，搜索枯肠，总是以“人生在世”“岂不悲哉”交了卷。”（《留予他年说梦痕》）“十年昏沉岁月里。我没有假期，也没有周末，唯一盼望的就是一年一度的生日与新年。”（《家庭教师》）

如果以为这样的语文教育能教出琦君，那就太天真了。我也必然是断章取义，罪过罪过咯！所以，即使是旧式的教育，也要两面看。还由识字来看：“最疼我的老长工阿荣伯会画‘毛笔画’，拿我用门牙咬扁了的描红笔，在黄标纸上画各色各样的人物……是从香烟洋片上描下来的。（洋片）背面有密密麻麻的字，阿荣伯点着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有的字我已经认识，他念错了，我给他改正，有的我也不认识……他说：‘小春，快认字吧，认得多了就会读这些故事了，这里面有趣得很呢！你认识了再来教我。’为了要当他的老师，也为了能看懂故事，我对认字发生了兴趣。”“在同村的小朋友面前，我是个有肚才的‘读书人’。他们想认字的都奉我为小老师……阿荣伯为我在他看守桔园的一幢小屋里，安排了条凳和长木板桌，那儿人迹罕至，我和小朋友们可以摆家家酒，也可以上课读书。我教起书来好认真，完全是一副铁面无私的样子……我挑几个生字用墨炭写在木板上，学着老师教我的口气，有板有眼。还要他们念，念不出来真的就打手心……”“在老师面前，哪怕他把方块字颠来倒去，我都能确确实实地认得。老师称赞我‘天分’很高，提前开始教‘书’，他买来一本有插图的儿童故事书。第一天教的是司马光的故事……司马光张手竖眉像个英雄，那印象至今记得。很快的，我把全本故事书看完了，仍旧很多字不认识，句子也都是文言，不过可以猜。”（《三更有梦书当枕》）从故事中认字，当小老师巩固，这样的识字教学并不冬烘啊，尽管不全是老师的作为。而识字量的增加，自然引发了小琦君阅读面的扩展与阅读量的提升。

琦君家中藏书甚丰，而对于小孩子，那些大人不许看的“闲书”，那些被挂在二妈（琦君父亲后娶的姨太）腰上叮当作响的钥匙关进玻璃橱里的小说，更富有强烈的吸引力。从偷书看，到在外求学的叔叔寄书来看，再到塾师不得不解禁，引着一起看，琦君十二岁进中学前读过的书，不下千万言。仅从琦君《三更有梦书当枕》和《留予他年说梦痕》两篇散文所提到的书名，就可窥一斑：《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清宫十三朝》《七剑十三侠》《春明外史》《施公案》《彭公案》《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东莱博议》《爱的教育》《安徒生童话》《茶花女轶事》《浮生六记》《玉梨魂》《黛玉笔记》《断鸿零雁记》，以及《浙年》《东方杂志》，加上《封神榜》《西游记》《二十四孝》《西厢记》《聊斋志异》《红楼梦》《天雨花》《燕山外史》等可能间接读到的书，以及十年塾学里教师传授并自己熟记了的“四书五经”，琦君小学毕业时的语文积累不啻强过今天的学子多少倍，我们有些教师也都望尘莫及啊。

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算是塾师先生，也在与时俱进，也不只教“四书五经”。你看，“不久，老师又要教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诗原来还可以数数呢。”（《三更有梦书当枕》）“‘还有常识呢？那课瓦特会背了吗？’……我就背了：‘煮沸釜中水’这第一句我是会的。‘化气如……如……’全忘了。‘如烟腾。’老师提醒我。‘化气如烟腾，烟腾……’我呢呢唔唔地想不起下一句。‘导之入钢管。’老师又提了一句。‘导之入钢管，牵引运车轮……轮……唔……谁为发明者，瓦特即其人。’我明明知道当中漏了一大截。”（《启蒙师》）原来当年的数学和自然常识，是这么教的。这种口诀（有专门的教材）既利于孩子积累知识，提高记忆力，也能帮助孩子形成汉语的语感。那真是学科门门皆语文啊。

那时的私塾语文课也是独具特色的，比如这个阅读教学镜头：“老师还数了一篇《铁他尼邮船遇险记》。他讲邮船撞上冰山将要沉没了，船长从从容容地指挥老弱先上救生艇，等所有乘客安全离去时，船长和船员已不及逃生，船渐渐下沉，那时全船灯火通明，天上繁星点点，船长带领大家高唱赞美诗，歌声荡漾在辽阔的海空中。老师讲完就用他特有的声调朗诵给我听，念到最后两句‘慈爱之神乎，吾将临汝矣’。老师的声调变得苍凉而低沉，所以这两句句子我牢牢记得，遇到自己有什么事好像很伤心的时候，就也用苍凉的声音，低低地念起‘慈爱之神乎，我将临汝矣’。如今想来很可笑。当时的确有一种登彼岸的感觉。总之，我还是非常感激老师的，他实在讲得很好，由这篇文章，我对文言文及古文慢慢发生了兴趣。”（《三更有梦书当枕》）老师原来也不只是要孩子死记硬背嘛。至于作文，琦君的写作进步靠的是课内外的合力。课内，“渐渐地，我背了好多古文与诗。我已经学作文言的作文了，《说蚁》是我的得意之作，‘夫蚁者，营合群生活之昆虫也，性好斗……’”（《启蒙师》）还有一篇佳作诞生于这样一节作文课：“后来他又讲了一个老卖艺人和猴子的故事给我听，命我用文言文写了一篇《义猴记》，写得文情并茂。内容是说一个孤孤单单的老卖艺人，与猴子相依为命……后来老人死了，邻居帮着埋葬他，棺木下土时，猴子也跳入墓穴中殉主了。我写到这里，眼泪一滴滴落下来，落在纸上，不知怎的，竟是越哭越伤心，仿佛那个老人就是我自己，又好像我就是那只猴子。我确实是动了真感情的，照现在的说法，大概就是所谓的‘移情作用’吧。”（《三更有梦书当枕》）看来老师也不是只会逼孩子写作，所以连小琦君都不得不说“他教导我读书和作文，确实有一套方法”（《启蒙师》）。而小琦君写作能力的提高更得益于课外，得益于那时没有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和网络微博。那时异地之间的信息往来全是靠写信。起先她的信都是由老师修改的，“父亲沉着声音问他（老师）：‘她写给我的信，都是你替她改过的吗？’他点点头说：‘略微改几个字，她写信比作文好，写给她哥哥的信更好。’……我顿时想起那篇为哥哥写的祭文，满纸的“呜呼吾兄”“悲乎”“痛哉”；老师在后面批了‘峡猿蜀宇，凄断人肠’八个字。我自己也认为写得不错。’”（《留予他年说梦痕》）很快的，小琦君可以独立给父兄写信了。“那时我给父亲哥哥的信，都写得好长好长，文言白话夹杂，但开头一定是‘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收尾一定是‘肃此谨叩福安’。”（《千里怀人月在峰》）

这样一番童年学习的结果，是“七岁的时候，父亲的朋友夸我字写得好”（《家庭教师》）。上了中学，“为了表现自己的学问……就正式写了篇洋洋洒洒的‘古文’，老师……批上‘凤毛麟角，弥足珍贵’八个大字，我得意得飘飘然，被目为班上的‘国文大将’。壁报上时常出现我的‘大作’，我想当‘文学家’的欲望，又油然而生。”（《留予他年说梦痕》）二、 亦文亦白少年游

上个世纪初叶，文白之争一直困扰着国文教学，就像本世纪初我们总在讨论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哪个更重要一样，当时孩子们的语文学习也常常处在矛盾之中。琦君还在家塾学习阶段就已感受了新旧对抗，只是当时给予她语文教育的最主要的力量——塾师和父亲都是坚持古文教育的强硬派，因此，她的童年学习还是以文言（兼有古白话）为主的。

“在上海念大学的堂叔又寄来几本《浙年》与旧的《东方杂志》，对我说这里边的文章才是新式白话文，才有新意思，教我别死啃古文，别用文言作文，文言文写不出心里想说的话。我有点半信半疑，读《浙年》倒是越读越有味，《东方杂志》确实好多看不懂。堂叔的信和杂志，不小心被老师发现了，他大为震怒地说：‘你，走路都还不会就想飞。’信被撕得粉碎，丢进了字纸篓。我在心里发誓：‘我就偏偏要写白话文，我要求爸爸送我去女学堂，我不要跟你念古文。’”（《留予他年说梦痕》）其实当时塾师认为文言是白话的基础。“他（堂叔，暑假归来）说官话（白话）就是人人能懂的普通话，教我作文也要用这种普通话写，才能够想说什么就写什么，写得出真心话。老师不赞成他的说法，老师说一定要在十几岁时把文言文基础打好，年纪大点再写白话文，不然以后永不会写文言文了。”（《三更有梦书当枕》）父亲对小琦君学国学看得更重，以至于她写了一篇很感人的文章，得到了众人的好评，就因为是白话文，她根本不敢拿给父亲看。在塾师和父亲的眼中，书面的文言比口头的白话有价值。“有时母亲也叫我以她的口气替她写（信），我总写不好，母亲只好请我的家庭教师，母亲说得很多，老师写来只有寥寥数语。我怀疑地问：‘老师，您都把妈妈的话写上去了吗？’老师笑笑说：‘写了写了。文言信就是这点好，情意深，字句少。’”（《千里怀人月在峰》）

“十二岁进了初中，开始读‘得了吗呢’的白话文了。作文里代替‘人生在世，岂不悲哉’的，是‘时代的巨轮’，‘一切的一切’……（父亲）皱紧了眉头说：‘完了，你的文章再也搞不好了。’”（《吾师》）但是，“时代的巨轮”毕竟由不得人，置身社会，岂能把自己或孩子锁进古书柜里。父亲虽反对琦君学习白话文，但自己也对朱自清和俞平伯的文章很欣赏。

从山村走进杭州念中学的琦君，有点土气，开始连“五四”都不知道。同学告诉她：“‘五四’就是白话文运动，大家不要读古文，要读白话文，写白话文。”然而，“初一初二两年，我们背熟了不少古文，大家都学会了写浅近的文言文”。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尽管学校已经要求教白话文，但琦君初一遇到的国文老师“冯翁”，却是坚定的传统派。“第一天上国文课，老师点到我名字时，从老花眼镜上面望着我说：‘你入学考试的算术只有五分，但是你的作文九十五分，文言文写得很好，所以就录取了你。’……（我）为了讨老师喜欢，以后作文就都作文言，老师每回都是密密麻麻地加圈，其实全是些‘之乎者也’的现成套话，一点心里的意思都说不出来……他（‘冯翁’）样样随和，只有固执一件事，就是作文一定要作文言。写白话的就得十分，文言夹白话得二十分，见一个‘的’字扣一分，同学们又气又紧张。”可是，正当逆反期的少年怎么可能一味地忍气吞声呢？冲突终于爆发了。

有一个新小说看得很多的同学不服气地说：“先生为什么一定要我们作老掉大牙的文言文？现在是‘五四’新文艺运动以后了，胡适之先生说的‘我手写我口’这才是语文合一啊。”老师说：“‘五四’‘五四’，‘五四’把我们自古以来琅琅的文章都破坏了，我问你，古文你会背，白话文你能背吗？旧诗你也能背，新诗能背吗？恐怕连作的人自己都背不出来。白话文就等于说话，有什么难？”另有一位同学说：“难得很呢。《红楼梦》《水浒传》《镜花缘》不都是白话文吗？老师你也写不出来呀。”老师反而噗嗤笑了，他说：“那是小说呀，但小说也有文言的，《聊斋》是文言的，那些鬼故事多有趣？还有你们看得眼泪直流的《玉梨魂》《断鸿零雁记》不都是文言的吗？怎么非要白话才是好呢？”搞得我们哑口无言。

冯老师又郑重其事地说：“我不是反对白话，白话就是通俗化，文言就是文雅。用笔写的总要比口里说的文雅，才叫文章。我要你们趁年纪小，记性好，先把古文古诗词多背一点，打好底子，以后写白话就比较文雅了。你们知道吗？”

那个顽皮的同学轻声地说：“我们知道。老师肚子里都是古书，所以变成个古（鼓）肚子。”全班同学都拍手大笑，幸得老师耳朵聋，没听见。他又得意地说：“我是同进士出身，四书五经连注都会背，差点见到皇帝呢。”顽皮同学这回大声地说：“老师是铜进士，我们将来就是铁进士了。”老师哈哈大笑说：“对，铁进士，我真是拿你们恨铁不成钢。”

这样的冲突在旧式家庭中更厉害——

初三换了一位吴老师，他是新派人物，无论西装长袍，都是风度翩翩，令我们耳目一新。尤其是一手黑板字，龙飞凤舞，跟冯老师一点一画毕恭毕敬的完全不一样。头一天上课，他发给我们一张课外读书的书单，又讲了读书的方法，他说：“读书一定要做笔记，手到眼到心就到了。口倒不一定要到，有时默读反而快。读后抄下自己喜欢的段落或句子，摘录大意，记下作者与书名，写点自己的感想，这本书就成了你的朋友了。”我们觉得好难啊！初三毕业时要全国会考，功课繁重，哪里会花那么多时间看课外书？吴老师说：“我只是告诉你们如何读书，不是逼你们现在都要读。书单上由你们自由选择，看几本都没有关系。”他真是自由派。我把书单拿回家给父亲看，他看第一本是《饮冰室文集》，点点头说：“好。”再看下去有郁达夫的《沉沦》、鲁迅的《呐喊》《彷徨》，马上生气地说：“这是什么书？什么沉沦又呐喊的，乱七八糟。老师怎么叫你们看这种书？”我说：“这都是‘五四’新文学的代表作。他说新的旧的都要读，才跟得上时代。”父亲厉声地说：“你不要多讲，我听说过，胡适搞文学革命，要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话文，可是你知道吗，他自己古书先读通了，却叫年轻人不要读，这怎么可以？”我说：“爸，您不要生气，胡先生没有叫我们不读古书。老师说他很有创新的脑筋，能引发新观念。生在什么时代，就要有那时代的感觉。不同的感觉与思想，就会写出不同的文章，老师说这是自然现象。比如六朝人写骈文、唐宋人写散文，唐朝是诗、宋朝是词、元朝是曲，现在就要写白话，这是进步……”父亲听着听着忽然笑起来说：“你们这位着西装的老师会作诗吗？”我说：“我想一定会的，因为他也背好多诗词，还有对子。有一次他在黑板上写了副对子：‘松下围棋，松子每随棋子落；柳边垂钓，柳丝常伴钓丝悬。’爸，您觉得好吗？”父亲说：“对仗很工整，但不算好对子。”父亲总是很苛求，吴老师说这两句对子，短短二十二个字，写出古时候读书人悠闲的情趣，是很难得的。但他不主张我们老是背旧诗词，要多读新文艺作品，培养新观念。他说“五四”精神不只是文学上的革新，同时也是思想上的开放自由。他解释胡适之先生的提倡白话文，不但不会破坏古文的价值，反而会因白话文的广泛运用，使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这些话都是以前冯老师没有讲过的，听得我们好高兴。吴老师鼓励我们看新文艺小说，他说：“小说反映时代，是社会现象的写照。写得好的，其文学价值和《诗经》《楚辞》是一样的。”我如果把这些话转述给父亲听，他又会大叹气。

春假中，吴老师带我们到苏堤踏青，周六的作文题是“桃花开了的时候”。全班同学都灵感充沛，振笔疾书。我居然学了卢隐的笔调，写了一篇小说，老师当然赞不绝口。我不敢给父亲看，只告诉他题目。父亲沉吟了半晌，说：“一个题目里就有一个‘了’字，还有一个‘的’字，还多了个‘候’字，其实只要‘桃花开时’不就好了吗？”我说：“不一样啊！‘桃花开时’四个字一点也不活泼。原来的‘桃花开了’是一种欢快的惊叹，加了‘的时候’就可以包含一段有趣的故事，或一点思想，不是很好吗？爸，您不是作过两句诗吗？‘我与桃花曾有约，明年此日再相逢。’也就是‘桃花开了的时候’呀！”父亲不禁拊掌大笑了起来。

我心里好快乐，因为我知道父亲不再固执，他钦佩我以前的冯老师，也欣赏现在的吴老师。我不再矛盾，不再担心新与旧的不能融合了。

一面是耳濡目染驾轻就熟极易传情达意的白话，一面是从千年传统中走来的古雅的文言，这二者的冲撞究竟给了琦君什么呢？

由于早年这两位老师热心的启迪，几十年来，我总是抱持一份“不薄今人爱古人”的虔诚心意，从事创作。

（以上均摘自《怀念两位国文老师》，因讲述的是当年的初中语文教学，所以基本全录。）三、 沐风浴露青春行

我一直以为，一个人的母语基本功到初中阶段就已经基本练就了，其语言风貌往往也大体形成了，那么，高中和大学，还学什么呢？

琦君回忆自己在高中阶段的语文学习，只提到了高一时的王老师。这位老师所给予她深刻印象的是两件事。一是她读书走火入魔时，“王老师发现我在钻牛角尖，教我暂时放下所有的书本，连小说也别看，撒开地玩。他时常带我们作湖滨散步。西湖风光四时不同，每处景物都有历史掌故，他风趣的讲解和爽朗的笑声，使我心胸开朗了不少。他说读书、交朋友、游山玩水三者应融为一体，才是完整的人生，所谓人生哲学当在日常生活中去体会寻求，不要为空洞的理论所困扰。他说‘三更有梦书当枕，千里怀人月在峰’就是三者合一的境界”（《三更有梦书当枕》）。二是给《浙年》投稿，她屡投不第时，“老师鼓励我把一篇小狗的故事再寄去投稿。‘包你会登’，他翘起大拇指说。果然，那篇文章登出来了，还寄了两元四角的稿费。闪亮的银元啊，我居然拿稿费了！我把四角钱买了一支红心‘自来铅笔’送老师，两块银元放在口袋里叮当叮当地响，神气得要命……由于他的鼓励与指点，我阅读与学习写作的兴趣更浓厚了”（《留予他年说梦痕》）。

给琦君影响最大的老师，莫过于她的大学老师夏承焘先生。62篇散文中有9篇写夏先生，近七分之一的篇幅，除了4篇直接回忆并讲述夏先生的文字外，其他篇什也是大段的记述，估计字数不下3万。琦君中学毕业后本想报考燕京大学外文系，但一心要让女儿成为国学传人的父亲“绝对不许”。协商的结果是上杭州的之江大学中文系，因为系里有父亲非常赏识的浙东大词人夏承焘先生。

夏承焘（1900—1986），字瞿禅，别号瞿髯，浙江温州人，著名词学家。他毕生致力于词学研究和教学，是现代词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被学界称作“一代词宗”。他的主要著作《唐宋词人年谱》十种十二家，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赵百辛先生盛赞“十种并行，可代一部词史”，唐圭璋先生则誉之为“空前之作”。他的弟子颇多才俊，著名建筑艺术家陈从周先生就曾师从夏先生。

夏先生年轻时，曾多次拜访琦君的父亲，深得潘父赞赏。“先父赞叹说：‘这位年轻人将来一定是大学问家。’希望我能追随他读书。”（《三十年点滴念师恩》）夏先生后来给琦君赠诗写道：“我年十九客瞿溪瞿溪：夏先生出身贫寒，师范毕业后无钱上大学，便在琦君的老家——瞿溪做小学教师。，正是希真希真：琦君原名潘希真。学语时。人世几番华屋感，秋山满眼谢家诗谢家诗：瞿溪地处永嘉，大诗人谢灵运曾做永嘉太守。。”（《春风化雨》）把女儿送进之江大学，潘父如愿以偿地将女儿的大学学业托付给了夏先生，而夏先生也从此成了琦君求学为人的引路人。

夏先生教什么呢？用琦君的话来说就是“读书为人为学”。先说“读书”。“他说读书要‘乐读’，不要‘苦读’。如何是‘乐读’呢？第一要去除‘得失之心’的障碍，随心浏览，当以欣赏之心而不必以研究之心去读。过目之书，记得固然好，记不得也无妨。四史及《资治通鉴》先以轻松心情阅读，古人著书时之浑然气度当于整体中得之。少年时代记忆力强，自然可以记得许多，但不必强记，记不得的必然是你所不喜欢的，忘掉也罢。遇第二次看到有类似故事或人物时自然有印象。读哲学及文学批评书时，贵在领悟，更不必强记……诗词也不要死死背诵，更不必记某诗作者谁属，张冠李戴亦无妨，一心纯在欣赏。遇有心爱作品，反复吟诵，一次有一次的领会，一次有一次的境界。吟诵多了自然会背，背多了自然会作，且不至局限于某一人之风格。全就个人性格发展，写出流露自己真性情的作品。”（《三更有梦书当枕》）

“他教我重读朴实无华的《诗经》与热情充沛的《楚辞》，一扫‘文以载道’的陈腔滥调，而给予这两部巨著以新的评价。从他们铿锵的音节与蕴藉的词藻中，发觉作者温柔敦厚、纯洁坚贞的灵魂。他指点我以文学的眼光，分析《左传》《史记》《汉书》等的笔法章法，而逐渐启蒙我鉴赏的能力，培养我写作的技巧。”（《吾师》）

“他教《左传》《史记》，都予以独特的评价。他说左丘明与司马迁表面上是传史实，骨子里是写小说，但因中国在仕途得意的文人都不重视小说，小说只是落魄的失意文学家拿来作为消遣解闷工具的。因此传记即使有小说的味道，有小说的娱乐性，文士们也不敢强调，连作者自己也不得不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作幌子。”（《春风化雨》）

“他勉励我们必须趁年轻记忆力强时多读书，多作笔记。指示读书笔记的原则是‘小、少、了’。即本子要‘小’，一事一页，分门别类的记。记的要‘少’，即记的文字务求精简，不可长篇大论。最重要的是‘了’，即必须完全领悟，而且有所批评与创见才是‘了’……记得最牢的，是他有一句‘案头书要少，心头书要多’。他说：‘一般人贪多嚼不烂，满案头的书，却一本也未曾用心细读。如此读书，如何会有成就？’……他把读书比作交友。一个人要有一二个共患难的生死之交，也当有许多性情投契之交，以及泛泛之交。书要有几部精读的赖以安身立命的巨著，也要博览群籍以开阔胸襟。”（《三十年点滴念师恩》）这样看来，夏先生实在是一位读书得法的学人，更是一位风格独具的教师。

再说“为学”。因琦君是作家，故从写作角度记述。“他看去很随和，有时却很固执。一首词要你改上十几遍，一字不妥，定要你自己去寻求。他说做学问写文章都一样，‘先难而后获’。别人改的不是你自己的灵感，你必须寻找那唯一贴切的字眼。他说灵感像猫，‘觅时偏不得，不寻还自来’，是强求不得的。有一天傍晚，我随他在林中散步，他吟了两句诗：‘松林细雨风吹去，明日寻来尽是诗。’他说：‘松林中细雨，被风吹去，似了无痕迹，但心中那一刹那间美的感受，却慢慢酝酿成为诗，成为文，绝不是勉强得来的。’这是他作诗为文的态度。”（《留予他年说梦痕》）

“他说写文章不仅要炼字炼句，更要炼意，要炼到人人意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才是人间至文……说写文章必须避免平庸的情调，要有一种超凡出俗的崇高意境。而有了灵感并不是马上可以成为好文章，还须加上耐心酝酿，才能产生精心创作。他说写作有如酿酒，现实的生活经验是米和水，天才和灵感就是酵母。把酵母加入米和水中，并不是马上可以成酒，必须要一个相当时期的酝酿，使米和水起了作用，成为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酒。酝酿得够，作出来的酒才够甘美，这才是作者以生命创造出来的文学。”（《吾师》）

琦君大学毕业后，在乡间避战乱，与夏先生书信往来。“我写给他自己习作的词。他说：‘文字固清空，但仍须从沉着一路做去。’他教我不要伤春，不要叹年长，人之境界，当随年而长。……他说：‘年来悟得作诗作词，断不能但从文字上着力。放翁云迩来书外有工夫，愿与希真共勉之。’”（《三更有梦书当枕》）夏先生对写作自有心得，给学生的也是清新而真切的见解和经验。

至于“为人”，不妨换个角度说。夏先生之所以被称作“一代词宗”，不但因为其词学研究的浩浩巨著，还在于他自己擅长作诗填词，而他以自己的诗作，展现他的人生态度，自然而然给学生莫大的教益。

“（我们）在茶亭中坐定，一盏清茶端来，他又吟起词来：‘短策暂辞奔竞场，同来此地乞清凉。若能杯水如名淡，应信村茶比酒香。无一语，答秋光，愁边征雁忽成行。中年只有看山感，西北栏杆半夕阳。’”（《三十年点滴念师恩》）

“曾记当年在沪上时，杭州陷于日寇，他曾有词咏孤山云：‘湖山信美，莫告诉梅花，人间何世。独鹤招来，共临清镜照憔悴。’”（《三更有梦书当枕》）

“恩师于病重之时，多次嘱师母为其低声吟唱他早岁所作的一阕《鹧鸪天·过浙江七里泷》。此词是他少年时代的得意之作……

万象挂空明，秋顾三更。短篷摇梦过江城。可惜层楼无铁笛，负我诗成。

杯酒劝长庚，高咏谁听，当头河汉却相迎。一雁不飞钟未动，只有滩声。”（《三十年点滴念师恩》）

其实琦君回忆夏先生的文字里，夏先生创作的诗、词、联、句处处可见，只录数阕以证夏先生之“温柔敦厚，诗教也”。

夏先生除了“诗教”，亦有很个性化的教学方式。借用琦君反复说的一句，就是：“他对学生不仅以言教，以身教，更以日常生活教。随他散一次步，游一次名胜，访一次朋友，都可于默默中获得作文与做人方面无穷的启迪。”（《三更有梦书当枕》）

比如：“夏老师呢，一个平顶头，一袭长衫，一口浓重的永嘉乡音，带着一群得意门生，在六和塔下的小竹屋里吃完了‘片儿汤’，又一路步行到九溪十八涧。沏一壶龙井清茶，两碟子花生米与豆腐干，他就吟起词来。”（《留予他年说梦痕》）

再比如：“他说读书要乐读而非苦读，故极力培养我们‘乐’的心境。另一位教论孟、文字学的任（心叔）老师（是夏先生的得意门生）却非常严肃，总怪他对学生太宽容太不够严厉（任认为这样，懒惰的学生就被误了）。他笑嘻嘻地说：‘你是教做人为学的道理，我是讲娱乐人生的道理，心情本来就不一样的。逼着他们背和作，就不是娱乐了。’任老师始终不赞成他的说法，一再与他争辩。他又笑笑说：‘如卿言亦复佳。’”（《春风化雨》）

还比如：“老师虽不谈禅，而于论文学作品时，多寓禅理。”夏先生说：“杜甫热爱人生，入而不能出，故有‘风定花犹落’之句；俞曲园则甚豁达，故曰‘花落春犹在’；我更乐观，要说‘未有花时已是春’。”“我非常喜欢这一句，请求他完成一首诗。他想了一下，在我书页上写下：‘莫学深颦与浅颦，风光一日一回新。禅机拈出凭君会，未有花时已是春。’这是老师第一次以‘禅机’二字入诗。问他是何禅机？他颔首说：‘只在低徊一笑中。’”（《春风化雨》）

又比如：“老师写这副对子（‘欲修到神仙眷属，须做得柴米夫妻’）送我时。我还没有结婚。因为我几次向他讨墨宝，他就笑嘻嘻地写了这副对子说：‘我预先送你这对联，等你结婚以后，就更能体会得此中滋味了。’”（《一生一世一双人》）

“他说话不多，但每句话都像名山古刹里的木鱼清磬，一声声飘落在你心田里，隽永而耐人寻思。”（《留予他年说梦痕》）

这就是琦君的大学，这就是大学老师夏先生给予琦君的影响，而她身边的同学也极富文韵雅趣，这在《细雨落灯花》里可窥一斑。

琦君求学的经历结束了，她丰富而精彩的语文成长故事也讲完了。正如不同的人看《红楼梦》，有不同的理解一样。我是语文教师，看琦君的散文则职业病似的以语文教学的视角。之所以认为琦君的语文成长有价值，是因为琦君是有代表性的。她好强自胜又乖巧温顺的性格，在今天的女孩子当中也是很典型的。因此，从她身上看一代文学家所受的语文教育，也许能看到点规律？

我不觉傻乎乎地想：假如我们让孩子在启蒙阶段，利用他们喜欢听故事的心理，让他们边看故事书边认字，边认字边阅读，同时多背诵经典的诗文。（我倒并不以为我们应该退回去，教孩子们死背四书五经，更反对急于给孩子灌输论孟里的道理。《三更有梦书当枕》道：“老师先讲孟子幼年故事，使我对孟子先有点好感。但孟子长大以后，讲了那么多大道理我仍然不懂。”可见没有效果，还败坏了孩子学习传统文化的胃口。倒不如让孩子们像唱歌一样多背古诗词和精美的韵文，有助于培养语感。）还要多练字，要练毛笔字，无论硬笔书写有多快，电脑录入多便捷。因为汉字的形态之美，毛笔字可以更好地体现。年稍长，则可以读一些名著了（我认为琦君当年偷看的“闲书”有很多不适合儿童，今天儿童可以阅读的好作品丰富许多了）。到了初中，不妨让文言和白话各占一半，学生不仅要继续多读名著，而且还可以多背古代著名的散文，因为他们有了一定的功底，可以借助工具书大略懂得意思，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会更好。写作也可以尝试写点古诗和浅近的文言文，我觉得这也有助于培养良好的汉语语感。到了高中，教师则要多从思想和读书上做引导。至于大学，那就交给学者大师好啦……这样是否也能教出“文学家”来呢？

我又不觉笑了。我深深懂得，文学家是教不出来的。文学家是树，是从地里自己长出来的。他们得各自的水土阳光，遇各自的风霜雨雪，长成自己的姿态。教育所能给予的，不过是营造一份环境，给予多种机会罢了。

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者。我想，琦君的经历给予不同的语文教师，也会有不同的启发。我只是做一种让自己不觉得累的读书笔记罢了。

但我还是要深深感谢琦君，感谢她近乎白描的讲述和极其真切的抒怀，给今天的我以深深的启迪。

（南京市教研室；21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