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被遣送途中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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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救助站的挂牌，“收容遣送”已成为历史，但收容遣送至今仍然是一些人心中永远的痛。
郭福贵就对收容遣送有着切肤之痛：两年前，他唯一的儿子被收容遣送继而莫名失踪！
有关人士称，即使是在收容遣送存在的时期，发生这样的事也是十分荒唐罕见的，事情说起来真是有些不可思议……
儿子去旅游 不料被遣送
现年53岁的郭福贵是山西省晋城市人，系晋城市红星招待所的经理。郭福贵唯一的儿子名叫郭冰峰，生于1978年11月，父子俩都是高中文化程度。
谈起儿子的情况，郭福贵介绍说，儿子郭冰峰有个特点，就是爱好写作，经常写一些散文、诗歌之类的文章，晋城市文联主办的《凤台文学》等刊物还发表过儿子的作品。他的家庭原本是幸福的。
然而，郭家的温馨却在2年前被彻底毁灭了。
郭福贵说，2002年3月15日，儿子带着1500元钱到上海旅游，出门仅一天，他从上海打电话回来，说想联系一家出版社买个书号，将自己写的东西结集出版，让父亲也来上海，帮助办理此事。郭福贵同意了，父子俩电话中约定在上海火车站的出口处会合。
放下电话，郭福贵就动身赶赴上海。然而，到了上海火车站之后，上海站的南北两个出站口都没有儿子的身影，郭福贵找遍了整个火车站也没能找到儿子。
一夜之间，儿子就不见了？郭福贵开始在上海四处寻找儿子，一连找了五六天也一无所获。一天，他猛然想起上海火车站时常有遣送站的人收容“三无”人员，儿子会不会被遣送站收容了呢？虽然郭福贵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小――儿子带着身份证，不应是收容遣送的对象，但他还是决定去问一问。
3月22日，郭福贵一路打听着来到上海市杨浦区遣送站，遣送站的人通过电脑查询后告诉郭福贵：3月18日晚上，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以郭冰峰露宿街头无暂住证为由将其送到了杨浦区收容遣送站，昨天刚刚被遣送分流到了河南省商丘市遣送站，你去那儿领人吧！
得知这个情况后，郭福贵当天就马不停蹄地赶往河南商丘市。
咄咄怪事 大活人竟然送丢了
儿子终于有了下落，郭福贵那颗紧悬多日的心稍微放松了一点。然而，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事情竟然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3月23日上午，刚到上班时间，郭福贵就来到河南省商丘市遣送站寻找儿子。商丘市遣送站的工作人员告诉郭福贵，他儿子的确在几天前由上海遣送到了该站，但该站又在昨天即3月22日将其送到了河南省三门峡市遣送站。
让郭福贵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商丘市遣送站是以陕西省山阳县精神病人王学宏的名义，将他的儿子送往三门峡市遣送站的。此前，王学宏在上海被当街收容遣送至商丘。
对此，商丘市遣送站向郭福贵解释说是“一个失误”。商丘市遣送站站长蔡含德当即给三门峡市遣送站写了一份证明，让郭福贵拿着去领人。证明中称：“三门峡市遣送站：22号我站遣送到贵站的一名精神病人王学宏，实际姓名叫郭冰峰（山西晋城人）。现在他的父亲郭福贵前往贵站查找，请给以办理领人手续。”
郭福贵又立即追踪前往三门峡寻找儿子。
3月23日下午5点，郭福贵赶到了三门峡市遣送站。不巧的是三门峡市遣送站的工作人员称，“王学宏”已于当天上午10点被送往陕西省渭南市遣送站了。
寻子心切的郭福贵未敢停顿，马上又赶到陕西渭南市遣送站，该站却告诉他：3月23日这天三门峡遣送站根本就没有向渭南遣送过一个人！
郭福贵只得返回三门峡市遣送站，继续索要儿子。
郭福贵对记者说，在他的一再追问下，三门峡市遣送站当时负责遣送的工作人员回忆说，他们将人送到陕西渭南高速公路路口时，就将人放了。郭福贵按此地址前去寻找，仍然没能找到儿子。后来，郭福贵又多次前往三门峡市遣送站的上级领导机关――三门峡市民政局反映情况，民政局对此事进行了催问，三门峡市遣送站又改称在将郭冰峰向陕西渭南遣送的途中，当车行至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与大王镇高速公路出口处时，工作人员停车让郭冰峰走了。郭福贵夫妇在豫、陕、晋三省交界地带的渭南、华县、潼关、灵宝、平陆等十余个县市苦苦寻觅，依旧是失望而归。
郭福贵告诉记者，除了向三门峡市遣送站追问儿子的下落外，他还采取了其他寻人手段来寻找儿子：经常与三门峡市及其附近的灵宝、义马等地的公安机关联系打听；打110报警；在新闻媒体上寻人启事；自己印制寻人启事在三门峡市周边的县市广为张贴……
“如今，儿子失踪已经有两年多了。一个大活人，怎么说丢就丢了，连个信儿也没有呢？”郭福贵不无伤感地对记者说。
状告遣送站 还我儿子
在连续奔波了数月、想方设法苦苦寻找却毫无结果的情况下，2002年6月17日，郭福贵向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行政诉状，状告商丘及三门峡市两家遣送站，并提出了两家遣送站赔偿其经济及精神损失5万元的要求。
2002年7月4日，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决定正式受理此案。
立案后，两家被告先后向法院递交了书面答辩书。
商丘市遣送站在书面答辩中说：“原告称‘商丘遣送站因人名搞错，将我儿子以王学宏的名义送往三门峡遣送站’与事实不符。事实是：郭福贵的儿子并非去上海旅游，而是一个白天流浪街头、晚上睡在公园或路边的精神病患者。在上海杨浦公安分局的问话笔录中可以得到证实，笔录中有郭冰峰的亲笔签名并捺有手印”，“说郭有精神病，也有据可查。在郭被收容的编号为1483079的收容对象情况表中，上海市遣送站的审核意见注明：‘该人患精神病（精神不正常），自己也承认住过两次精神病院’等等。在这张表上盖有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镇派出所的公章，并有领导签名。此表贴有郭的照片，备注栏写着郭身高1.60米……仍有郭的亲笔签字。这些都证明郭不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而是一个患有精神病的盲流”。
对“搞错名字”一事，商丘市遣送站的答辩书称，“众所周知精神病患者的共同特点是性格暴躁，不善讲话，郭也不例外，在本站你问他话，他一直不说话……搞错名字这只是一个失误，并没有给郭造成任何损失或伤害。本站一路平安地将郭交到了三门峡”。
就答辩书中称郭冰峰有精神病或者其精神不正常的说法，记者向郭福贵求证，郭福贵对此予以否认，但他同时又这样反问道：“即使有精神病，就可以把人弄丢吗？”
三门峡市遣送站在书面答辩中说，“原告诉称‘商丘遣送站因人名搞错，将我儿以王学宏的名义送往三门峡遣送站’，这种说法没有证据，不能成立。原告凭什么说答辩人（指三门峡遣送站，下同。记者注）接收的王学宏就是其子郭冰峰？”“2002年3月22日商丘市遣送站送给答辩人的是王学宏，是陕西省山阳县人，是精神病人。而原告称其子名叫郭冰峰，是山西晋城人，是智力健全的人。两人基本情况相去甚远，怎么是一个人呢？”“因此，答辩人根本没有接收郭冰峰，不存在将其弄丢的问题，原告所诉不能成立”。
针对本案所牵涉到的以往执行的收容遣送的政策法规问题，记者专门走访了河南省负责此项工作的主管部门省民政厅的有关人士。据了解，根据当时施行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办法》，城市中的流浪、乞讨人员及身份证件不齐全的“三无人员”为收容遣送对象。《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第八条规定，“省、市、自治区之间的遣送工作，采取对口接收的原则，由对口遣送接收的收容遣送站统一接收转送”，《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实施细则》第十四条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遣送工作，采取对口遣送、接收的办法，对口遣送接收的收容遣送站的任务是：统一接收外地送回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流浪乞讨人员”。三门峡市、商丘两家遣送站均系国家民政部确定的跨省对口接收收容遣送对象的部门。
有关人士说，在以前，由于收容遣送属于一种特殊的社会行政管理工作，收容遣送部门在履行其行政职能时，其对收容遣送对象的接收、管理、转送等各个环节，都应当健全相应的手续。每收容或接收、遣送一个人，都应当有交接手续和审查记录。收容遣送部门对所收容的人员应当认真审核其真实情况，发现被收容者不属于应收容遣送对象时，应当及时放行。总之，收容遣送工作的每个环节都应当有据可查，不应出现遣送对象去向不明的情况。
在审理本案时，法院追加上海市收容遣送站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03年9月17日，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商丘市收容遣送站和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于判决生效后3个月内将原告之子郭冰峰遣送回原籍或交由原告领走；上海市遣送站将郭冰峰交由商丘遣送站接收的行为违法。
一审宣判后，两名被告及第三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中上海市遣送站收容的郭冰峰系山西省晋城人，依照当时的有关规定，上海市遣送站应将郭冰峰遣送至山西省负责对口接收的收容遣送站，而不应将郭冰峰送交河南省商丘市收容遣送站，其行为违反了对口接收的原则。商丘市遣送站既然接收了上海遣送站送交的本不该由其接收的郭冰峰，就应当承担将郭冰峰遣送至山西省的对口收容遣送站的职责。而商丘市遣送站却将郭冰峰遣送至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又错将山西省山阳县的名为王学宏的外流人员情况登记表随郭冰峰送至三门峡遣送站。三门峡遣送站违反对口接收的原则予以接收，接收后又未对被接收人员的身份进行核实，在将郭冰峰遣送至陕西省渭南的途中将郭冰峰丢弃，造成郭冰峰至今下落不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三名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足，不予支持。
2004年3月29日，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罕见的行政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