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变身的香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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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所能见到的古床实物，多为明清时代的传世遗珍。然而，如梦幻一般的，考古发掘竟然让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楚地的两张黑漆饰木床架重见天日。两张战胜了时光的矮床架在造型上轻灵简洁，宛如包豪斯之后的现代家具设计。其中包山楚墓出土的那一架竟然采用最为成熟的折叠式，让人简直不敢想象两千三四百年前的工艺与设计竞至如此发达。

包山楚墓出土的黑漆床架，为当时流行的矮床，由两个“U”式的方形架框对合而成。每半扇架框上对称地安有固定式的方格纹矮围栏，同时，各配有装于转角处的“r”形支足一对：装于中间对接处的条形支足一对；横置于架框当中的横档两条；搁置在“U”的缺口端头、用以将两个框架衔接在一起的框条一条。支足、横档、框条均为活动式，可以随时拆装。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一对框条，这二者之间可以凭借“栓钉”固定在一起。安装床架时，先将一条框条上的“栓钉”插入另一框条上为之预设的孔洞，这一对框条便嵌接在一起，不会彼此脱离。再把两个“U”形框的缺口对合在一起，让一对框条落入各自所配那一半框架的缺口处，通过榫卯关系的嵌合，而固定在框架内。这样，通过框条之间、框条与框架之间的两重错嵌，就把原本分离的两半床框整合成为一张大床的床面。接下来，只要插好支足，床面便离地架空。再依次放好四条横档，铺上席或薄板，便足堪坐卧了。拼好的床架长220.8厘米，宽135.6厘米，是标准的单人床呢。三面合围的矮床栏在对接处留有近60厘米的上下口，栏端呈现阶梯形逐级收减的样式，其装饰效果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显得简洁清新。

拆卸时更为巧妙与便捷。首先，将两条框条轻轻提起，令“钩式栓钉”从孔洞中抽出，床架重新分离为彼此独立的两半。这一床具的另一关键处在于，全靠榫卯结合的“U”形框的两翼却可以轻松转动，因此，拆掉支足与横档之后，把其中一翼先加以内折，再把另一翼也转折向内，让“U”的三边改成紧贴排列的状态，就完成了“折叠”的程序。折叠后的框架的侧面宽度仅有十几厘米，无论搬运还是安放，都非常方便。

说起来，关于家具的“折叠”与“拼合”，中国传统中有很多精彩的、甚至可以说是神奇的经验。折叠起来是箱匣，打开之后却能变成小桌，这样与“变形金刚”同神韵的家具，难道不令惊奇吗?在往昔生活中却曾经是不稀罕的物品。

明人高濂《遵生八笺》中列举士大夫野外出游的必备物品时，即列有“叠桌”一项：

二张。一张高一尺六寸(明尺比今日短)，长三尺二寸阔二尺四寸作二面折、活脚法。展则成桌，叠则成匣，以便携带。席地则用此抬合，以供酬酢。其小几一张，同上叠式，高一尺四寸，长一尺二寸，阔八寸，以水磨楠木为之，置之坐外，列炉焚香，置瓶插花，以供清赏。

故宫博物院至今藏有一件“乾隆御用活腿文具桌”，恰恰就是一件与《遵生八笺》所述完全相符的“叠桌”。从实物上可以看到，叠桌的方形桌面乃是由两片大小对称的板面接合而成。妙处在于，每条板面的四边均围有尺寸相当的“边壁”，也就是说，带有四围木壁的板面同时还构成了对等的半个匣体。两个板面的一边，在边壁的棱沿处以金属合页相连；另一边，则在四角上各安装一条桌腿，桌腿通过金属合页嵌接在板面下，长度则不能超过桌面纵长的一半。

于是，两个板面通过金属合页的作用，可以打开平放，也可以相对扣合。扣合之前，首先利用金属合页的转动，将四条桌腿扳倒，使之紧贴板面地横置，桌腿便轻松地消失在四围边壁所构成的容纳空间之内。然后对拢两片板面连同边壁构成的“匣体”，便形成了一个可以储放物品的长方箱匣。

如果想让这个箱匣变身成桌几，也很容易，将合拢的两个对半匣体打开，掏出四条桌腿扳直，――当然别忘了把放在箱内的物品取出――然后通过合页将一对板面转动到成同一平面的角度，这时，一张倒放的小桌就成形了。只须将桌体翻转过来，四脚落地，便大功告成。

按照高濂的说法，明代士大夫出游的时候，要携带一大一小两架如此形制的变身折叠桌。出发时，把桌子收合为箱态，不仅便于携带，而且还可以盛装外出所需的物品。到了山间河畔风景如画之地，再把箱子展放成桌，大桌作为餐桌，供宾主围坐，品茗饮酒。小桌则是专设的香几，在其上安放香炉以及插有鲜花的花瓶。对于高濂来说，即使野餐，也不仅要有小巧但舒适的餐桌，还一定得伴有香几，几上要有炉香细细，瓶花影欹!若论生活格调的讲究，真是再也赛不过明代士大夫了!如此推测，作为香几的小桌在收叠成匣时，正可以将花瓶、香炉、香盒等相关器物纳于其中，果然是功能性清晰的上佳方案。

非常惹人注目的是，“乾隆御用活腿文具桌”的箱内空间通过定制设计，划分得细致而又丰富，通过对于多个套盒、浅屉的巧妙安排，放入了数量惊人的文具、生活小用具、书画、细巧古玩，包括铜蜡烛台及其可拆装的配套灯档、全套文房用具、冠架、香炉等等，倒像是个能够变戏法的魔术箱。显然，这一件精巧的“叠桌”本来是为乾隆外出巡幸或行围打猎时预备，由之，我们约略体验到，古人长途旅行时所携带的生活用具箱可以是多么的实用与便利，通过结构的设计来实现截然不同的功能，利用对内部空间处理上的周到来充分满足旅人繁碎的实际所需。

应该注意到，关于折叠与拼合，中国传统家具不仅手段丰富，而且在观念上也相当灵活。南宋人黄伯思著有《燕几图》一文，在士大夫阶层中影响颇大，此文研究的主题即为：如何用一套尺寸不等的长桌，依据聚会时现场空间、人数多寡等具体情况，拼成各种形状的宴席。具体方法为：

按作者所设的尺寸预制长桌一对、中桌―对、小桌三张。平时，这些大小桌子可以根据主人的日常需要陈放在室内各处，充当书案、茶桌、香几等角色。宴客时，则将七张桌聚于一处，像拼七巧板一样，拼出几十种形状的宴会用大桌。

更饶情致的是，到了明代，戈汕在《燕几图》的基础上又发明出《蝶几谱》，是将一个正方形分解成大小不等的十个三角或梯形，以之制成一套桌面。然后，戈汕将这套或三角形或梯形的桌面反复排列组合，设计出一百三十三种方案，每种方案都能形成不同的拼桌形状。“蝶几”的组合或许才子气过重，更像是纯为好玩的智力游戏，不过，这一思路倒是提醒我们，谁说酒会上的餐台就只有长条形或圆形这两种选择?

这里随便捡选几例已经可以显明，中国往昔传统中关于折叠家具与拼合家具的探索与成就，完全值得今人仔细加以盘点，加以仔细琢磨，继而加以推陈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