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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天皇好作汉诗(中国古诗),传世最多的不是9世纪初登基的嵯峨天皇(97首),也不是17世纪中叶在位的后光明天皇(98首),而是大正天皇。他也是最后一位作汉诗的天皇。
大正天皇生于明治十二年(1879),从16岁就开始作汉诗,至继位第六年,也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1917年,22年间作汉诗1367首,平均一周作一首还多。他自诩汉诗作得好,和歌不行,据说其数理化更不行。
他生来体弱多病,卒于1926年,在位15年,实际从大正十年就因病引退,由昭和天皇摄政。在其始学汉诗那一年,日本热火朝天西方化,他也穿上水兵服,于是乎“天下缟素”般流行开来。而且日本也真能保持传统,至今水兵服仍然是女中学生制服的主要样式,进而被当做少女漫画的特征,甚至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符号。只是日本文人用汉字、作汉诗的风气和传统,却没能生生不息地延续下来。
大正天皇在政务之余或运动之前,常轻松地说“作一首诗吧”,侍从立刻摆出《诗韵含英》等参考书。待他作成了,大都由皇后誊清,然后派御史送给三岛中洲批点。大正天皇的诗作,虽然不可与中国名诗人相提并论,但其中多有妙趣横生之作,例如这两句:青苗插遍水田里,看到秋成始展眉。又如这一首:雨余村落午风微,新绿阴中蝴蝶飞,二样芳香来扑鼻,焙茶气杂野蔷薇。
还在当太子时,这位未来的大正天皇去日本三大神瀑之一的布引瀑游玩,兴之所至,写下《观布引瀑》一诗:登坂宜且学山樵,吾时戏推老臣腰,老臣啖柿才医渴,更上危磴如上霄,忽见长瀑曳白布,反映红叶烂如烧。
诗中这位“老臣”,指的是当时已年高七十的东宫侍讲三岛中洲。一首诗作罢,这位老臣被感动得差点哭出来,并和诗道:无限慈恩行欲泣,劳将玉手上青霄。三岛是汉学家,明治三大文宗之一,主张义利合一,还曾创办汉学塾二松学舍,也就是后来二松学舍大学的前身。
大正天皇确实很有文人气,但他生不逢时,盖因此时的日本已不是江户时代,汉诗文已然式微。在江户时代,汉学达到日本历史上最高水平。那时的日本儒学家视四书五经为圣经。市井间流传着一则关于他们的笑话:某儒者从日本桥搬到品川,弟子们问他缘何乔迁,儒者答曰:这样离中国又近了十几里地。
即便到了明治时代,虽然从人文、社会到自然,所有领域都在引进西方文化及文明,但实际上翻译主要用汉字。
明治时代的领导层也具备汉文教养。风云一时的维新志士如西乡隆盛、坂本龙马、伊藤博文等人,虽然出身于下级武士,却都能写一手好汉诗。且因为志士们操各地方言,汉字成了他们聚义沟通的官话。明治维新后,日常说话还时髦用汉字词语,但“言文一致”运动勃兴后,从汉文派生出汉字和假名混搭的书写方式,逐渐形成了今天日本通用的白话文。
文艺评论家龟井胜一郎说:“由于假名的诞生,日本文化发生了草化现象。”文豪夏目漱石生于明治维新年代的1867年,比大正天皇大一轮,他用汉语,尚能诗能文。唯美小说家永井荷风与大正天皇同年,读的是近代小学校,但也能作汉诗,不过在他的年代,作汉诗就已经算是难能可贵了。
不独作汉诗的传统未能延续,连汉字也遭殃。日本在1902年设立国语调查委员会,期以废除汉字,改用表音文字。这一度引来一些文豪,如森鸥外等人反对。但毕竟日本社会放弃汉文风气的大趋势难以逆转,汉语传统不仅被大施刀斧,战败后更受制于美国占领者。1946年,日本政府限定使用1850个汉字,以便逐渐将汉字全废。这么做的理由之一就是我们当年也曾信奉过的:汉字难学。
中村正直是教育家,明治年间致力于思想启蒙, 还翻译过《西国立志篇》,他后悔曾主张废汉学,写过《汉学不可废论》。但废也就废了。倘若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把天皇给废了,废也就废了,历史的车轮照样滚滚向前。问题在于落后民族把落后挨打归罪于汉字的是非,现在看来好像是肚子疼怨灶王爷。
如今因有了电脑,日本又出现汉字热,甚至有人说:在21世纪的信息社会,最有效的媒体或许是最古老的甲骨文。从长处来说,汉字在日本已不过是残骸,但仍然是一种精神文化。
作者为旅日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