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的理论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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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是赵鼎新2012年初出版的著作。从时间上看，这是一本旧书，但从内容上看，却又是很合时宜的。至少从书名上可见，它对于各种类型运动中不同角色的人们，都能有所启示。无论是从实践到理论，还是相反，此书都值得一读。

关于此书的内容，赵鼎新在开头与结尾部分，都给予了全面的总结。他通过对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选择，理出了一条运动的历史轨迹。重点在理论比较，令社会运动的线索不是非常清晰，但他在使用理论流变划分运动阶段与类型方面，始终游刃有余。

这里必须要提到赵鼎新表现出的理论自信。他选择解读的所有理论，他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些见解的来源，可能建立在赵鼎新所自信的两个维度：一是他的历史经验，比如他的个人史；二是他的辩证思维，有利于他在理论思辨中寻找到建构的机会。比如他对“”的阐释，就显得相当自信。他利用这一华人经验，至少指出了文本决定论、框架论等诸多西方学界的理论“缺陷”。在分析空间与环境对社运影响时，他还通过上世纪80年代北京高校的内部布局，比较牢固地建立了他的理论范围。

因为对历史经验的自觉应用，让赵鼎新对西方社运理论的比较，隐含了一个挥之不去、甚至说是隐形的理论参照，那就是中国。这一点既决定了赵鼎新学术研究的缘起，也决定了他的研究成果可能被应用的领域与地点。理解赵鼎新及其学术，就不能忽视这一点。

当然，在对大规模的理论进行统摄性的考察时，势必要找到一个考察者可以倚重、可以发力的角度—中国经验与历史意识就是赵鼎新所依靠的。由此出发，赵鼎新在引入理论评价中国社会运动时，在扬弃与褒贬之间，大概树立了“中国主体性”，并借此获得权威地位。

矛盾的中国观

作为深谙理论研究秘密的赵鼎新，在论述的时候，有着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这就是理论的进退。因为，这里所说的“矛盾”，并非是赵鼎新在理论上的漏洞，而是说当他在用自创的理论面对中国现实时，遇到了挑战。而这个挑战，原本是他挑战西方理论的利器。

赵鼎新认为，中国大量集体行动，因为缺乏大型的意识形态，也不具有自主生产这类意识形态的能力，从而令这些抗议有规模而无效率。这对于那些已经疲于应付的地方政府，是一个极大的理论宽慰。对于社会及政治运动当事人而言，滋味难以料想。

“在缺乏大型话语和意识形态支持的背景下，只要政府在各类集体行动前面表现得不要太糟糕的话，很多行动就只会停留在经济和利益层面。”“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虽然会为社会公正而呼吁，但很少有人会为更合适下层的抗争制造出大型意识形态”。

在另一个方面，赵鼎新特别分析了威权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当合法性建立在执政绩效上的时候，一旦道德资源耗尽、经济下滑等出现，合法性就会出现问题。赵鼎新通过以上两个角度的发言，对中国现实的走向进行了判断。至于他的理论鼓舞了谁，只怕也是两可。

仅此而言，赵鼎新在漫步学术边界时，略有犹豫。他一直很节制，将情绪掩藏在理论比较中，但他又通过中和理论角度，希望保证学术中立。有意思的是，通读全书之后，你可以看不到赵鼎新的“失望”，但读者可能会明白他在为谁说话。当然，这是很主观的读后感。借助理论术语与学术话的掩饰，切入中国情境，怎样才使得见解保持锐度与思辨力？这大概是读者掩卷时能够体会到的阅读感受。至少在我的感觉中，会认为中国经验在成为赵鼎新的“矛”时，令其在剖析西方理论过程中占上风，可一旦返回到解释中国，反倒不能细密地自保。

退一步说，赵鼎新的理论框架，对社会与政治运动的双方来说，看似都指出了每个阵营存在的问题，但在就各自的希望做理论“分配”时，有不同态度：对社运的参与者前景保持悲观，对政府表现与前途谨慎乐观。赵鼎新在用理论“照料”中国时，也还是有轻有重。“在另一些国家，革命性的运动有可能被国家逐渐制度化，最后导致改良性的结局”。“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发展道路的前景都不像批评者所描述的那样黯淡。重要的是执政者能清楚认识到自己国家已走过的道路的特点，在不可更改的历史基础上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成熟的方法论

在批判性介绍西方社运理论时，赵鼎新不遗余力地传达他的方法论。这些方法论包括他的研究方法，也包括学术小窍门，甚至包括辩论技巧等。可以说，本书的理论框架是变迁、结构与话语，如果抽去赵鼎新的方法论，那就面目可憎了，可见这块内容的重要性。

赵鼎新对“解读”与“解释”的辨析，很有思想。“解读”长于批判而短于建设，特别对评论作者会有教益。如果使用社会学概念，去解释社会现象，很可能走入僵化的地步。如果要驳斥理论，可以用经验材料去实现。诸如这些小方法，赵鼎新信手拈来。

他在区别社会学研究的两个传统时认为，“解读传统的目的不在于寻找事物内在的逻辑关系，而在于理解和厘清特定人类活动在特定文化条件下的内在含义或意义；而解释传统的目的则是寻找事物或事件的内在机制以及与之相应的因果、辩证、对话性或历史性关系”。

他认为要多用分析性的思路，“作为社会学家，我们应当把重点转移到解释某一认同感在历史上是怎么形成的这一类问题上。用实证主义的语言来说，我们应当把认同感从一个解释人们为什么敬爱如社会运动的‘自变量’，转变为一个被解释的‘因变量’。”

“在美国，当一个理论在遭受批判走下坡路之后，大多数冠以这一理论的工作，有时甚至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也会被同时打入冷宫。这样使得实际上相似的工作在不同理论框架下得以重复进行，被遗忘的理论几十年后被冠以不同的名目多次出现”。

撇除价值先行的媒体观点

在对传媒进行评点的时候，赵鼎新继续使用他的中国经验，来验证西方理论的不足。他认为，“中国媒体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起到对公共舆论的所谓建构作用”。“国家对媒体的直接控制不一定会引来记者的反抗，而市场经济也不见得一定能使一个媒体表现得顺从”。

“中国记者的言论空间要小许多，但他们中的某些人不但会把所有的空间用足，还要通过打‘球’等手段不断扩大已有的空间”。如果赵鼎新看过曾繁旭所著《表达的力量：当中国公益组织遇上媒体》，也许能意识到他这些看法显得相当保守，或许不一定那么自信。

这种总体判断，也很容易被个案击穿—而这恰好是赵鼎新在本书中当做经验之谈告诉读者的东西。

即使这样，他以国家视角来观察媒体及记者的表现，也有一些令人有印象的观点，“我们没能建立一个能为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正处于上升中的中产阶级所共同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和共识”。

对媒体的判断，属于赵鼎新国家视角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像他所说的，“国家与媒体的关系不是很坏”。

到底要警告谁

虽然赵鼎新将传媒研究置于全书很低的地位，也许有个问题是可以考虑的：这样一本研究社会及政治运动的学术书籍，它在传播中可以影响谁？可以警告谁？可以让谁更加心有戚戚焉？

如果仅仅将此书当做理论书看待，会有枯燥感，但也可以有另外的读法。

联系到公民社会的进程，以及这一进程在不同群体中引起的反响。

利用赵鼎新这本书提供的理论，可以对身边的社运类型做一个周全的评判。这本书对赵鼎新来说，是武器的批判，对围观者与参与者而言，则提供了批判的武器。这是活学活用的好办法。

无论是出于学术身份的洁癖，还是保持理论分析的适用性，赵鼎新都在尽力避开价值观先行。

在他看来，西方理论家多犯下这样的错误。不过，也许读者不用这样克制，说到底，行动者的价值认知与认同维持，离不开价值观的辨析与确认，这也不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