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规则更易激发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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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尽管曾设计出Foxmail，但在成为“微信之父”之前，张小龙并不为公众所熟知。如今，他与同样有着深厚技术背景的马化腾成了好搭档，除负责腾讯公司广州研发部的管理工作外，他还参与腾讯公司重大创新项目的管理和评审。显而易见，能做出微信这样的战略级产品，除技术而外，还有对于用户和产品的透彻理解及对未来的直觉。

张小龙会要求他的产品经理人手一本《史蒂夫・乔布斯传》，也曾有人说过，如果求职者说自己看完了凯文・凯利的《失控》，面试就可以结束了。作为一名“微信先生”，张小龙平日里会看哪些书？这些书又如何影响着他对“微信”的构想呢？本文将逐一分析。

做产品要追求互动和人性化

凯文・凯利，一位在亚洲游荡了近10年的美国人，东方激发了他对于技术的思考，最终通往哲学的终极命题。在他笔下，失控，往往意味着不确定性，容易使人感到不安，但正是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成就了创新的源泉与进化的动因。

在广研，产品经理们人手一本《失控》，因为张小龙说过：不读《失控》的产品经理，知识结构是不完整的。在腾讯内部的演讲中，张小龙反复提及这本书启发了他的产品观：不与用户产生互动的产品，是失败的产品。

产品规则越简单，才越能让群体形成自发的互动。产品上线后，就有了自己的生命，会自己与海量用户互动，最后会互动出什么结果，是产品设计者不能控制的。

在《科技想要什么》一书中，凯文・凯利向我们介绍了一种全新的科技观。他认为，作为整体，科技不是由线路和金属构成的一团乱麻，而是有生命力的自然形成的系统，它的起源完全可以回溯到生命的初始时期。

张小龙对原始人的生活方式充满兴趣，花工夫研究了人类的起源，人类为什么会直立行走，他还曾在知乎上提问：原始人用什么来剪指甲？广研内部对摇一摇有个专门的称呼：撸一撸。这是人类最原始的姿势，最原始的，体验往往是最好的。

为什么？张小龙说自己平时会非常留心观察三四岁的小孩子，他发现他们很喜欢用iPhone与iPad，因为这两款电子产品很容易学，比如开机，虽然看不懂“滑动来解锁”，但因为触摸是人的天性，他们会下意识顺着箭头的方向用手指去滑动。“越简单，越原始，就越人性化。”

在腾讯公司内部，张小龙被称为继马化腾之后的第二个“超级产品经理”“中国的乔布斯”。微信4.0推出时，张小龙更新了微博签名：越简单，但越好。这是德国工业设计大师Dieter Ram崇尚的设计理念，也是乔布斯“至繁归于至简”的精神。4.0初期的朋友圈甚至没有滤镜，因为他认为：照片真实、不加修饰地反映生活即可。

微信发展早期，一些创意常被竞争对手模仿，并进化出新功能，马化腾曾问张小龙：是不是要做细化，免得别人做了那些我们没有想到的功能。张坚决否定，他说：只有做到极简，才无法被超越。一位微信团队前成员透露，对于微信每个版本的设计，张小龙都会鼓励大家先做加法，再做减法，“现在你正在用的一个功能，很可能就是我们砍了300多个功能后留下的。”他说。

微信的开机画面，起初做过许多方案，大家比较倾向于两个人站在地球前，张小龙坚持就一个人，否则无法传递这款应用的用意：人很孤独，所以需要沟通。

朋友圈也是一款充满极简主义的产品，它的主色调是蓝灰色，这也是张小龙平时常穿的T恤以及广研办公室的色调。拍照片，按一下右上角相机按钮；写纯文本，长按右上角相机按钮即可，这一功能许多用户起初并不知道。但张小龙从不说，也不担心用户不会用，“你去找，自然就能找到”。

黑客的道德与“1万小时定律”

Steven Levy所著《黑客》的25周年版从20世纪50年代早期跨越到80年代后期，追述了计算机革命中初期黑客的丰功伟绩，他们都是最聪明和最富有个性的精英。他们勇于承担风险，勇于挑战规则，并把世界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

本书更新了一些著名黑客的最新资料，包括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理查德・斯托曼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并讲述了从早期计算机研究实验室到最初的家用计算机期间一些妙趣横生的故事。

在Levy的笔下，他们都是聪明而勤奋的人，他们极富想象力，他们另辟蹊径，发现了计算机工程问题的巧妙解决方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那就是至今仍然长盛不衰的“黑客道德”。

在《异类》一书中，作家格拉德威尔对社会中那些成功人士进行的分析，让读者看到了一连串颇感意外的统计结果：英超联赛大部分球员都在9月-11月出生；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都出生在1955年；纽约很多著名律师事务所的开创者竟然都是犹太人后裔，并且他们的祖辈大多是在纽约的服装行业谋生。那些奇才异类，他们之所以神奇，得感谢机遇的眷顾。

不过，除了机遇之外，他们的成功还需要上辈人的文化熏陶。因此，从《异类》一书中，你能体会到机遇对成功是如此的重要。格拉德威尔为读者指出了成功之路的方向，但怎样把握这份机遇，每个人都需要仔细思考，毕竟，不同人拥有不同的机遇。在这本书中，张小龙最欣赏的则是“1万小时定律 ”，即一个人必须经过超过1万小时的训练才能达到一定的专业高度。

读科技史，拓展社会的新疆界

现如今，信息如洪流般淹没了我们，使我们深陷信息焦虑、信息过载、信息疲劳的困扰。但回顾历史，这并不是件新鲜事，人们也总是能想出应对手段。维基百科、谷歌便是我们的应对之一。无论对于信息的未来持何态度，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我们人类是信息的造物。

作为《混沌》《费曼传》《越来越快》《牛顿传》等畅销书的作者，格雷克不仅在《信息简史》一书中细致还原了历史细节，通俗解释了各种理论，还生动刻画了几位不为大众所知的人物：可编程计算机先驱、超越时代的查尔斯・巴贝奇，第一位程序员、诗人拜伦之女爱达・拜伦，计算机科学之父、天妒英才的阿兰・图灵以及全书的主人公、信息论之父克劳德・香农。

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美国大众眼中，计算机只是冷战中冰冷的机器，然而到了90年代互联网到来之时，计算机却呈现出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它们模拟出了一个数字乌托邦般的协同体，而这正是曾经最反对冷战的嬉皮士们的共同愿景。《数字乌托邦》一书正是探索这次非同寻常且颇具讽刺意味的变革的第一本书。

作者挖掘出那些在旧金山湾区的先驱者――斯图尔特・布兰德和他的“全球网络”鲜为人知的故事。1968年-1998年，通过《全球概览》“全球电子链接”（WELL）和最终取得巨大成功的《连线》杂志，布兰德和他的伙伴们长期扮演着旧金山嬉皮士运动和新兴科技聚集区硅谷的中间人的角色。

正是由于他们富有远见的努力，反主流文化分子和科技人士一同重新定义了计算机的形象：计算机是解放自我的武器，计算机构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虚拟社区，计算机还让人们能更大胆地拓展社会的新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