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与麦积山石窟北周佛教造像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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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1975年出土于西安北草滩的北周白石龛像制作于西魏末至北周初年，这组龛像应是北周时期佛教建筑上的镶嵌艺术品。它在龛像样式、造像特点、艺术风格等方面与同时期西安地区出土的北周造像有很大差异，展现出一种全新的时代风貌，在继承关中、长安地区造像特征的同时，又融合了当时中原及南朝地区佛教造像因素，并对毗邻的天水麦积山石窟北周造像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北周；白石龛像；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K879.24；K87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1-0053-09

前 言

西安市博物院收藏有一批1975年4月出土于西安北草滩李家村的北周白石造像龛，其雕刻精美、内容丰富、装饰华丽、技法娴熟，堪称北周时期长安佛龛造像的经典之作。2001年以来，这批材料的部分图版[1-3]和基本调查资料[4]相继公开发表，无论从造像题材、风格还是技法，它与天水麦积山石窟西魏、北周时期造像都有很大相似性，可见两地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北周是麦积山石窟开凿的巅峰时期之一。据统计，现存北周窟龛53个，约占麦积山全部窟龛总数的1/4[5]。这一时期两地之间的佛教造像既表现出诸多相似性，又有一定差异性。本文仅就这一现象进行探讨和分析，谬误之处，敬请指正。

一 两地北周佛教造像的比较分析

西安北草滩出土的北周白石龛像具体数目不详，笔者根据对公开发表的图版统计，所见共有11块，规格多在40×30×10厘米之间，在造像风格、题材组合、装饰技法等方面与麦积山西魏、北周时期龛像有很多相似之处，现略加介绍。

1. 造像题材组合

北草滩的白石龛像包括帐形龛九件，尖拱龛两件。组合题材有一佛二弟子、一佛二菩萨、一佛二菩萨二力士和二佛并坐等四种样式，佛座前多浮雕香炉或忍冬，有的两侧各浮雕一蹲狮，胁侍造像多立于由莲茎托举的莲台之上。其中的一铺五身式龛像中，帐形龛上方还浮雕有五身伎乐天，佛座下有香炉和狮子，构成一幅比较完整的说法图。

麦积山北周窟龛中，由一佛二弟子和一佛二菩萨构成的一铺三身式造像是最重要的题材之一，不仅见于第18、41、53、54等小型龛窟中，在第12、35、36、42、62、65等窟的单铺组合中也很常见。一佛二菩萨二力士的一铺五身式组合出现较晚，如第67窟。二佛并坐造像是麦积山北魏时期最流行的题材之一，北周阶段此类造像已经消失，但在壁画中仍有表现，如绘于第27窟顶部的《法华经变》。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北草滩龛像中，有一组造像主尊为倚坐佛，可能表现的是以阿弥陀佛、观世音、大势至为主尊的西方净土造像。类似题材在两地同时期造像中均不多见，但却是隋唐时期最为流行的内容之一。

2. 造像风格与特点

北周造像上承北魏迁都洛阳以来形成的“秀骨清像”之余韵，下启隋唐造像“丰腴圆润”之先河。总的看来，造像神态端庄恬静，形体敦厚挺拔，服饰简洁流畅，具有一种珠圆玉润的美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人物造型上，两地造像之间存在着许多共性，如体态敦厚矮壮，面部圆润饱满，服饰简洁明快等。同时，也表现出一定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佛装样式方面，反映出不同地区之间在同时期造型艺术中的区域性特点。

北草滩龛像中的佛像有两种样式：

一种肉髻略高，面形长圆，内着偏衫，外穿双领下垂式袈裟，腰部系带，打结后分两缕下垂。右侧衣襟自腹前绕搭左小臂后下垂，佛装下摆呈八字形下垂，衣裾做3—4层堆叠于座前（图1）。这种佛装形式上更接近麦积山西魏时期佛像服饰，如第44、132窟正壁坐佛（图2）、135窟左壁坐佛等[6]。而麦积山北周时期采用悬裳式八字形衣裾的佛装在质感上轻柔贴体，衣纹细密流畅，且多采用双阴刻线。与北草滩此类佛装的质感厚重，衣纹稀疏刚劲有很大不同。它在着装样式上与北草滩佛像也不同，以圆领通肩居多，部分采用交领或低领通肩式，内衣外露，且胸前衣带打结下垂，如第62、141窟正壁坐佛（图3）[6]。

另一种肉髻低平，面形圆润，五官紧凑，着圆领通肩式袈裟，下摆呈三片式下垂，衣裾做2—3层堆叠于座前，服饰质感厚重（图4）。这与麦积山北周佛装也有一定差异。北草滩佛装中的这种三片式衣裾不见于同时期的麦积山石窟，后者主要采用堆叠于座前或龛沿的短八字形衣裾，衣纹多为细密双阴刻线，如第36、41、62等窟内坐佛（图5）。

北草滩菩萨像均束发髻，戴三瓣式花冠，前端饰一圆莲。面形方圆，体态敦厚。内穿偏衫，下着长裙，裙带打结后分两缕下垂。颈饰宽边桃形项圈，帔帛搭肩下垂于膝前交叉后再上绕搭小臂下垂至莲台。手持莲蕾或桃形玉环，有的双手合什于胸前，手掌内似持一莲蕾。有的双手平置于胸前，托一莲花，脚穿圆头覆，立于莲台之上。在造型上更接近麦积山西魏时期的菩萨像，如第102窟正壁与右壁菩萨、127窟内石雕与泥塑菩萨像等[6]。而与麦积山北周菩萨像差异较大，特别在头部及帔帛装饰上，麦积山北周菩萨冠饰比较复杂，有的束发高髻，有的发髻低平，有的戴装饰华丽的高花冠或头箍，其上等距饰莲花（第12、36、141窟）。多装饰有火焰宝珠或莲花，发辫分数缕搭于双肩。面形长圆，帔帛很少有在膝前做十字交叉的现象，多采用在胸、腹之际横两道或腹前十字穿环，再上绕搭双肘后下垂至地面，且多饰有玉米状或联珠状璎珞（第22、62窟），体态修长，婀娜多姿。

弟子造像方面，两地之间差别不大，均身穿袈裟，双手合什或置于腹前。相比之下，麦积山北周弟子身材略显修长一些；力士造像上，两地有着明显区别，北草滩力士像头戴三瓣式花冠，前端饰一圆莲，怒目圆睁，上身袒露，下着战裙，腰系带，帔帛搭肩绕臂飞扬，双腿呈弓步式立于台基之上，动感十足，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而麦积山北周力士多束发高髻，无冠饰（第62、67窟）。体态敦厚、魁梧，不像北草滩龛像中的力士那富于变化，摆脱了北魏和西魏力士造像中那种夸张的表现手法。

北草滩龛像中的飞天束高发髻，前端饰一莲花宝珠，颈饰项圈，戴手镯。上穿交领衫，下着贴体长裙，帔帛搭肩绕臂向后上方飞扬，其间点缀有宝相花，手持琵琶、箜篌、笙等乐器，以正中一身起舞的飞天为中心，呈对称式排列。神态上略显清秀。与麦积山北周早期的飞天有些类似（第76窟），而与北周晚期的飞天在形态、构图上有较大差异。如麦积山第4号窟龛外上方的伎乐天面形饱满圆润，饰项圈、臂钏及手镯，四肢及身躯健硕修长，上着偏衫，下着长裙，帔帛飘动灵逸。手持莲花、香熏、供品及阮、胡角、横笛等乐器，四人一组，两两相对，前后排列，翩翩起舞[6]。

北草滩龛像中浮雕狮子的样式在麦积山则比较少见，仅第4号窟后室近顶部和第31号龛内的影塑造像中有为数不多的几例狮子形象，且位于佛座两侧，均为卧狮。与北草滩龛像中的狮子以香炉为中心，呈对称式蹲立的样式有很大差别。在莲花、忍冬、香炉等佛国世界中常见的装饰图案方面，两地之间则呈现出共性，并无差异，只是表现方式有所不同。麦积山由于以泥塑为主，故此类图案全部为彩绘（第22、53窟）。在佛背项光处理上，头光正中为圆莲花，其外刻三圈同心圆光，背光呈弧形，作宽边单层或内至外共三层，头光空隙处多浮雕有宝相花，这种做法与麦积山第36窟正壁龛内的石雕坐佛的背项光非常相近。

3. 装饰技法

佛龛样式上，北草滩白石龛像所见者多为仿帐形龛，也有几块仿尖拱顶龛。前者龛楣装饰方法有两种。一种龛楣上方正中及两角各饰一组山花焦叶，其间等距饰莲蕾和半圆形莲花，龛楣下方有两层垂饰，一层呈方形，一层为交错式垂珠三角形，其下是一层中心对称的折叠式垂幔，帷帐两端垂饰珍珠、玉磬、玉环，两端悬垂璎珞及鸾铃，个别帐形龛垂幔呈四片扎束式，两端分别沿龛边缘下垂；另一种龛楣两端浮雕为兽首形，上方等距饰三组火焰宝珠，其间饰旆梳，龛楣垂幔装饰与前者相同。

麦积山北周时期的帷幕式帐形龛数量不多，但却非常重要，其中以第4号窟为代表，该窟系宇文广部将、秦州大都督李充信为其亡父开凿的大型殿堂窟，位于东崖显著位置。整座建筑距地约40米，面阔32米，通高16米，进深8米。前廊后室，七间八柱式结构，是麦积山保存最为宏伟、精美的一座崖阁，它的后室由七间并列的仿帐形龛组成，单龛高5米，面阔4米，进深3.9米。龛楣上方等距饰三组摩尼宝珠，边缘饰山花蕉叶，两侧柱头被塑呈龙、凤、象等瑞兽头，龛楣下方两层垂饰，一层呈方形，一层交错式垂珠三角形。其下一层中心对称的折叠式垂幔，内侧为八字形扎束式帐幔。帐两侧兽首衔垂各种样式的珠玉、流苏及鸾铃等（图6）。在七个大龛上方绘塑有色彩绚丽的“薄肉塑”伎乐天，整个龛形式及布局与北草滩出土的伎乐天帐形龛完全一致（图7）。在麦积山东崖31号龛内也保存有一组影塑帐形龛，共三种样式，其中两地均采用的横向折叠式垂幔帐形龛之间也有一定相似性。北草滩白石龛像中出现的尖拱顶龛在麦积山北周窟龛中也非常流行，不仅小型龛窟中普遍采用（第53、53、82窟），许多大窟内开凿的小龛也采用这种样式（第26、27、141窟）。

北草滩龛像在龛座装饰处理方法上技巧十分丰富，整体意识突出，很好地衬托出主尊形象。简单者佛座下方浮雕覆莲瓣，两侧各伸出一枝忍冬花，其上顶托一莲台，莲台上立胁侍菩萨或弟子；或佛座下方雕覆莲瓣，两侧各浮雕一束莲台，其上侍立弟子。复杂者佛座正中浮雕一博山炉，底座饰覆莲瓣，两侧各浮雕一组由莲茎、莲叶和莲蕾组成的莲台图案，其两侧各一卧狮；或佛座正中浮雕一博山炉，两侧各一束莲台，其外侧各一手持莲蕾的供养比丘，其身后又各雕一束莲台，其上顶托胁侍菩萨，具有鲜明的关中及东部地区背屏式造像基座装饰特征（图8）。上述龛座装饰样式罕见于麦积山北周龛像，仅第133窟内部分西魏造像碑中有少量体现（图9）。可见这种技法与碑刻造像装饰有密切关系，主要流行于长安、关中及东部地区。如耀县北周保定二年（562）李昙信弟等造像碑底座图案[7]、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收藏的北齐九尊像碑底座图案等[8]。从某种意义上讲，与同时期青州北齐背屏式造像底部所采用的翔龙口吐莲花、其上托举胁侍菩萨立像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北草滩白石龛像中，无论是佛、菩萨、弟子、飞天、力士、供养比丘等人物，还是狮子、博山炉和莲台等各种图案，均以佛为中心，构成一个完美、和谐的整体，共同组成一个美妙、神圣的佛国世界，给人以无限遐想。这种以帐或龛为背景的佛说法图，不仅广泛见于北魏以来的各种佛教造像碑中，在石窟寺小龛中也大量采用，体现出北朝时期艺术家创作佛说法图的基本样式和构图风格。

二 相关问题探讨

1. 北周时期长安佛教对麦积山石窟的影响

承祚西魏的北周是一个短暂而强大的王朝，佛教社会基础雄厚。根据记载，北周历代皇帝、后妃多信奉佛教。立国之初掌控朝政的宇文护对佛教更是敬奉有加，史称他“兴隆佛教，创制仁祠。凡造法王、弥勒、陟屺、会同等五寺……持戒五部，安居二时。恒转，常凝禅室。又供养崇华寺”[9]。宇文邕的灭佛之策也不得不在诛杀宇文护后才得以推行。明帝继位后，继续宣扬佛教，先后建起大陟岵、陟屺二寺，每年大度僧尼。继位初期的武帝宇文邕对佛教也很崇信。武成二年（560），他为文皇帝（宇文泰）造锦释迦像，高一丈六尺，并菩萨圣僧，金刚师子周回宝塔二百二十躯。并下令在京师长安造宁国、会昌、永宁等三座寺院，凡度僧尼一千八百人，所写经论一千七百余部。宣帝宇文贇在嗣位之初，就同意还俗僧人任道林的请求恢复了佛教，于东西二京立陟岵寺，选有名望的沙门一百二十人在寺行道，任命智藏为寺主，至于民间禅诵，一概不加干涉。他还造素像四龛一万余躯，写《般若经》三千多部。常年斋戒，昼夜诵念经文，立四大愿志三菩提①。

北周王公、大臣、贵族崇佛活动也频见于各种文献记载，他们或建寺起塔，或写经造像，或供养僧侣，或捐宅为寺②，以各种形式对佛教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北周民间的佛事活动也非常兴盛。根据统计，当时北周境内所辖人口大约九百多万，而僧尼就有一百多万，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强，再加上众多的在家信众，佛教信仰的社会基础由此可见一斑。

各个社会阶层共同构成了北周佛教兴盛的社会基础，国都长安成为这种佛教信仰潮流的集中体现之地，涌现出大量精美的佛教艺术品。近年来大量出土于西安地区的北周造像也说明了这点③。

麦积山所在的秦州是北周时期摒卫长安的重镇，也是其经营陇右和巴蜀的战略后方，一直很受重视，历任秦州总管多为皇亲贵戚，如西魏文帝的女婿尉迟迥、宇文泰的儿子宇文纯、侄孙宇文广、女婿刘昶等。宇文泰本人也十分崇信佛教，史称他：“兴隆释教，崇重大乘。虽摄总万机，而恒扬三宝。第内常供百法师，寻讨经论，讲摩诃衍（大乘法）。又令沙门昙显等依大乘经撰《菩萨藏众经要》及《百二十法门》。”[10]宇文泰对大乘教义也很感兴趣，史载“太祖雅好谈论，并简名僧深识玄宗者一百人，于第内讲说。又命（薛）慎等十二人兼学佛义，使内外俱通。由是四方竞为大乘之学。”[11]此外，他还在长安城内先后建起追远、陟屺、大乘、魏国、安定、中兴等六座佛教寺院，度僧人一千人。并专门造天保寺，以供养伟禅师及其弟子七十余人[9]508；尉迟迥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曾在天水武山水帘洞主持营建了规模宏大的拉梢寺摩崖一佛二菩萨三尊像[12]。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宇文导家族对秦州地区的经营，宇文导系北周权臣宇文护之兄，西魏时期出任秦州刺史，颇有政绩，并卒于任上。北周立国后，他的儿子宇文广两次出任秦州总管，另一个儿子宇文亮也曾在天和年间出任秦州总管一职。根据庾信的《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并序》可知，北周时期主持开凿散花楼的正是宇文广部将、秦州大都督李充信。由此可知，以宇文氏家族为代表的北周贵族在麦积山窟龛营建中应该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麦积山第4号窟后室大龛无论从整体样式，还是装饰技法，与北草滩帐形龛基本一致。而麦积山北周佛像头部大量采用素纹低平肉髻，面容饱满圆润，眉目清秀俊朗，与北草滩北周佛像并无分别，两者在形态、形象上非常接近。这两处大的特征方面充分体现出北周长安造像新因素对麦积山石窟的影响，而这种风尚可能就是当时就职于秦州的北周贵族带来的。至于两地造像在佛装、菩萨装、装饰技法等方面的差异，表明麦积山北周造像风格的形成还有其他来源，并非仅来自长安和关中地区，彰显出麦积山作为陇右佛教中心的区域性特点。

2. 北草滩白石龛像的来源探讨

西安出土的这批北周白石龛像样式特殊，在同时期佛教造像中也较为罕见，从近年西安出土的诸多北周单体佛像来看，都表现出敦厚、粗壮的形体特征。其中佛头多为低平螺纹髻，个别为低平涡纹髻，佛装轻薄贴体，以通肩袈裟居多。根据研究，这种风格的出现和形成，与当时益州地区造像以及犍陀罗和笈多造像风格有密切关系[13]。这种螺髻通肩式立佛不仅见于西安市境内，也见于毗邻的山西、河南、甘肃等省，说明在当时影响很大，颇为流行。同时期长安及周边地区出土的菩萨像也是身躯矮壮，束发高髻，头戴高花冠，冠前端饰火焰宝珠或化佛，两侧各饰一莲花，宝缯自耳后垂至双肩，双耳饰环状耳饰。饰臂钏、手镯，胸前多饰有繁缛华丽的璎珞，手持柳枝或净瓶，具有明确的观音造像特征[14-19]。

上述西安地区北周时期主流特征的造像，与北草滩发现的这批白石龛像在风格与特点上迥然不同，表明后者是一种全新的外来样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规格和材质上分析，这批白石龛像相对较小，便于携带和运输。雕刻所使用的白石也非陕西关中出产，可能是来自今天的河北省一带。从南北时期起，以邺城为中心的河北一带就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地区，而当地所出产的白石因材质细腻，易于雕刻，深受佛教徒喜爱。可以说使用白石制作各种佛像具有悠久传统，存世和发现的各种白石造像绵延不绝，影响很大{1}。不仅河北、山东多有发现，在中国北方其他地区也时有出土发现，长安作为当时佛教文化的传播中心，出现这种白石造像也并不偶然。

（2）从龛像样式和内容上看，则直接来源于5世纪20年代以后盛行于陕西、甘肃东部、河南、山西一带造像碑中的龛像题材。与河南、山西一样，陕西也是佛教造像碑的发源地之一。5世纪末，随着佛教社团和邑社的大量涌现，中国北方地区出现了大量造像碑，北朝晚期时达到高潮。这一时期造像碑的主要特征就是在碑的醒目位置开凿龛像，小龛以各种帐形龛居多，造像题材、装饰图案等也十分丰富。北草滩白石龛像的创作很大程度上汲取了这种形式。而现存于海内外的同时期龛像也说明了这点。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的北周保定五年（565）王永建造观音像龛，整体呈帐幕样式，龛楣上雕三朵莲花宝珠，其间饰旆梳。龛楣下饰方形及三角形带珠垂饰，龛内观音头戴三瓣式花冠，手持莲蕾、玉环，跣足立于覆莲台上，两侧各浮雕两身弟子，上下排列，结构紧凑。龛外下沿正中浮雕一香炉，两侧各浮雕两身跪拜比丘；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藏北齐九尊像碑，龛楣上正中浮雕两身对舞的伎乐，其外两侧各浮雕三身手持乐器的伎乐飞天。龛内坐佛涡纹高髻，褒衣博带，八字形多重衣裾，坐于覆莲座上。两侧胁侍弟子、菩萨等立于覆莲台上。佛座前一博山炉，两侧饰莲花、莲叶及莲茎，其外侧各一卧狮。海外收藏的北周宇文毓二年（558）四面石造像，其中交脚弥勒龛为典型的仿帐形龛，装饰同王永建造观音像龛大致相同，其左侧菩萨立像龛则为一尖拱形龛[20]。另外，在西安及附近地区发现的造像碑也呈现出类似图像特征。如耀县药王山博物馆收藏的北周武成元年（559）绛阿鲁佛道造像碑，碑阳火焰纹尖拱形龛楣，上雕刻四身飞天。龛内坐佛涡纹高髻，身穿垂领式佛装，衣纹细密。碑阴尖拱龛上方亦浮雕四身飞天，龛内坐佛磨光高肉髻，身穿交领佛装，三片式下摆[21]。北周保定四年（564）王瓮生四面造像记碑，正壁凿一帐形龛，龛楣上缘线雕两身伎乐飞天，龛楣下垂饰一层莲瓣形饰物，其下为四瓣式垂幔，龛内一坐佛二胁侍菩萨，佛低平肉髻，褒衣博带，衣裾下摆为八字形，龛外下方浮雕二狮对视蹲立，其外侧各一线雕戴冠供养人。侧壁菩萨像头戴莲花瓣宝冠，手持净瓶，帔帛胸前十字穿环；背面为两座扎束式佛帐，龛楣上等距饰莲花宝珠，其下饰方形、三角形垂饰，最下层垂帐幔，分别呈两片式和四片式束，并沿两侧下垂[7]84-85。山西运城出土的北周保定二年（562）陈海龙等施造四面造像石，其龛楣装饰风格、手法等与宇文毓二年四面造像石基本一致，体现出时代共性[8]218。

上述造像碑中的龛像，多数采用帷帐形龛，龛楣多装饰莲花宝珠、山花焦叶、方形和三角形垂饰以及对称的扎束式帐幔。龛内造像以一铺三身和一铺五身居多，在胁侍较多的龛像中，一般采用前后错位式排列，龛顶部多浮雕有伎乐飞天形象，佛座前多装饰有香炉、卧狮及忍冬等图案。相对于东魏、北齐境内造像碑而言，关中、长安一带的同类作品更为简洁、质朴一些，而北草滩白石龛像的功德主正是在汲取上述造像碑特点的基础上创作而成。

（3）从用途和功能上分析，这批白石龛像有其特殊的用途。

北草滩出土的这批白石龛像外形均呈长方形，规格在高40厘米、宽30厘米、厚10厘米之间，这种相对统一的样式不由得使人联想到北魏中后期时出现的陶质佛砖。西魏时期，关中地区这种佛砖已广泛使用，它呈长方形，模压而成，正面为一尖拱龛，龛内为释迦坐佛，磨光高髻，面容清秀，褒衣博带，结跏趺坐，被整齐砌在墙面以表示千佛之意[22]。但北草滩这批白石龛像材质珍贵，雕刻精美，内容丰富，显然不会像陶佛砖那样广泛使用。由于这些龛像体量过小，不适合以单体形式祭祀或供奉。从视觉效果考虑，把它们安置在佛殿壁面上很不协调，故推测其镶嵌于壁面之上，其中最佳之处当为佛塔表面。从现实例证看，佛塔表面完全有合适的位置和空间来放置这些白石龛像，供信徒礼拜和供养。唐代以前塔在佛教寺院中占有重要位置，绕塔观像和礼拜也是佛教徒们日常最重要的功课之一。因此，笔者推测这批白石龛像应当时长安城内某座佛塔表面的镶嵌之物。类似实例也见于此后的唐代寺院。武周时期的长安光宅寺七宝台表面就镶嵌有数十块长方形浮雕造像，现存世32件，其中佛龛像9件，阿弥陀三尊像4件，弥勒三尊像7件，十一面观音7件，身份不明佛三尊像5件[23]，这些浮雕造像高度在75—120厘米，宽度在60～90厘米之间。由此可以想象北周时期这批白石龛像所属建筑的情形，只是由于功德主社会地位和政治身份的不同，后者规模相对较小而已。但它们在供奉形式、造像题材及表现手法等方面有很多相似性。至于七宝台建筑的这种浮雕造像表现形式是否受到了北草滩龛像所属建筑形式的影响已无从考证，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3. 北草滩白石龛像的年代推定

在公开发表的各种材料中，这批白石龛像均被定为北周时期，笔者十分赞同。但就其具体年代而言，从风格及服饰特点上看，这组造像圆润、敦厚之中不失清秀，多少带有一些西魏造像特点。佛头部整体略前倾，肉髻较高，比较突出，不似典型北周佛像那样肉髻低平，但肉髻表面已不再使用北魏晚期至西魏阶段常见的涡旋纹。佛装依然以双领下垂的褒衣博带式为主，衣裾多重垂叠，服饰质感重似毛呢织物，但也表现出轻柔下垂的特征，类似佛装如大阪市立美术馆收藏的西魏大统八年（542）杨囗爱造三尊石佛坐像[20]，不仅该像所采用的黄花砂岩为陕西所特有，而且佛头光样式与处理方法与北草滩龛像完全一致，表明两者之间有着很深的承袭关系。而通肩式佛装下摆呈三片式的做法则见于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馆的成都万佛寺出土南朝佛像，如梁普通四年（523）的康胜造石佛碑像和梁中大同三年（537）的侯朗造立佛像[20]，益州与长安地区的佛教交流在西魏占据四川后明显加强，这种衣裾应该是吸收了南朝佛装样式，并加以改进的结果。北草滩龛像中的菩萨像发髻低平，戴三瓣式莲花冠，前端多饰一摩尼宝珠，相同冠饰可参见大阪市立美术馆收藏的西魏大统六年（540）石三尊佛坐像[20]和杨囗爱造三尊石佛坐像中的胁侍菩萨像。北草滩龛像中菩萨帔帛多采用膝前交叉再上绕的方式，特别帔帛交叉部分几乎重叠，这种处理方法与关中、长安地区西魏菩萨像中常见胸前十字穿环或十字交叉的做法明显不同，反而与同时期洛阳以东地区菩萨像中帔帛处理方式一致，如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藏东魏天平二年（535）张白奴造弥勒像龛和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藏东魏天平三年（536）元宁造石佛三尊像中的胁侍菩萨均采用这种帔帛[20]。并且这两组菩萨像也位于主尊佛座两侧伸出的莲茎托举起的莲台之上，在座前及造像空隙处多装饰莲花、莲叶等图案。这些雷同现象表明北草滩龛像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东部地区北魏晚期造像的影响。

北草滩白石龛像中大量采用的帐形龛是北魏末年以来中原北方地区造像碑中常见的装饰手法之一，如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的北魏普泰元年（531）邑子一百人四面石像[21]55、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的东魏武定元年（543）石佛碑像、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魏大统十七年（551）艾殷造四面佛碑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魏恭帝元年（554）薛氏造佛碑像等[20]，正是在上述仿帷帐龛的基础上，才形成了北草滩龛像中装饰精美的帐形龛，并在北周和北齐造像碑中广泛使用。

综上所述，北草滩白石龛像体现出诸多西魏造像特征，并吸取了某些中原和南朝地区造像因素，但已经出现和形成了自身特点，故基本可以认定其制作时代在西魏末年至北周初年。

（绘图：图9：臧全红，其他：孙晓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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