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才多艺的清代名医――徐大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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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大椿(1693―1772年)，字灵胎，又名大业，江苏吴江人，晚号洄溪老人。他的祖辈世居浙江嘉兴县魏塘镇(明宣德五年改为嘉善县)，到了他的远祖徐硕，才全家迁到苏州府吴江县的西港来。他行医五十年，经验丰富，两次被朝廷征召入京治病。著述有《难经经释》、《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医贯贬》、《医学源流论》、《伤寒类方》等。

在我国历代医学家当中，有许多是多才多艺的人，他们不仅对医学钻研得很深，而且有着广泛的知识面，清代著名医学家徐大椿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不仅精通医学，对于哲学、音乐、书法、绘画，甚至水利工程都有很深的造诣。

徐大椿之所以学医，据说是因为小的时候他的三弟患痞病，父亲请了许多名医治疗，他也每天陪同请医生和取药。三弟吃后病情丝毫没有好转，仍然痛苦地死去了。以后他四弟、五弟也相继患病而死亡。徐大椿深深体会到学习医学的重要，便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医学学到手。他每天废寝忘食，涉猎古典医籍。

在阅读中遇到一些问题，便向当地医生请教，但这些医生的回答都很不理想。他便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穷源溯流，便由最早的《内经》一直阅读到汉、唐、宋、元、明历代医家的著作。在阅读过程中，他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和体会，在书页的天头加写眉批或注释。在他研究医学的五十年间，经他批注的医书有上千卷，浏览的医书有上万卷。

徐大椿治病时，一贯遵循辨证论治原则，并善于灵活运用，不硬套古方，所以具有很好的疗效。

在他的《洄溪医案》中曾记载了他的另一个病例：有一个病人患暑温(相当于乙型脑炎)病，病势越来越重，脉微弱得快摸不到了。病人热度很高，高烧以致神志不清说糊话，小便也不能控制。徐大椿认为是“阳越之证”，如不抢救，很可能大汗死亡。于是他立即用人参、附子等补气温阳药煮汤，以童便为引，给病人灌下去，病人稍稍清醒一些，但还是不认识人。徐大椿告诉家属说：我有事到邻县去，如病人清醒过来会说话，请马上来叫我。

三日以后，病人果然醒了过来，可以说话了，旁边的医生认为徐大椿开的药方既然有效，准备仍用此方治疗，而且参附汤已经煮好。就在这时刻，病人家属想起徐大椿的嘱咐，认为还是请他来诊断一下，再考虑用什么药。徐大椿再诊后，认为病人阳气已回，但邪火很盛，阴气受到邪火侵扰，有衰竭的危险。再吃热药参附汤就如火上加油，不合病证，应当多吃几个西瓜养阴清火，病家很高兴，连忙请人买来西瓜，病人连着吃了几个大西瓜，又服了几剂清暑养胃药，病就好了。

徐大椿治病除了应用药物外，还善于采取各种方法去治疗。有一个妇女患了腿部关节炎，两腿痛得像针刺一样，徐大椿让人为她裹上厚褥单，周身运动颠扑了好几回，最后，让她卧好，用手推拿，使她血液循环流畅，流出大汗，治了几次，腿部就不再疼痛了。

从以上几个医案可以看出，徐大椿的临床经验是何等丰富。就这样，他’在行医的过程中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名声也越来越大，远近各地来找徐大椿看病的人络绎不绝。

他不仅掌握着熟练精良的医术，同时还具有高尚的救死扶伤精神。他很珍惜广大患者给予他的信任。平时临诊之际，不论贫富，他都非常尽心地给以诊断，常常耐心地询问病人的爱恶苦乐，然后细微地分析病因、证候、辩其异同，审其真伪，然后详记病案，审慎处方，决不马虎应付，敷衍了事。

在徐大椿生活的清初之际，明代医家薛立斋、赵养葵、张景岳的“温补派”观点(即立论专以阳气为重，用药偏于温补)，传播比较广泛。一般目光短浅的医生，不加区别地机械搬用这一流派的观点，临床看病时竟然不辨寒热虚实，处方用药时往往习用人参、附子、干姜、白术、鹿茸、孰地等峻补辛热的药品，结果由于药性与病人的病情不相符，害人无数。

徐大椿耳闻目睹这一幕幕悲剧不断重演，非常痛心。为此，他在一篇题名《人参论》的文章里说：我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认为人参是起死回生药而一定服用它。当医生的必须诊断清楚病人是实证还是虚证，是不是非用人参不可，服后有没有副作用，然后再用这种药。同时还要考虑病人家庭经济如何，不至于因买人参而倾家荡产。一方面不要浪费人参，一方还要救活病人，同时还要考虑到病人病愈后家庭生活是否有保证，再考虑用不用人参或怎样应用人参的问题。

徐大椿在洄溪著书十年，乾隆三十六年，他已经七十九岁。这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乾隆皇帝第二次传旨，召徐大椿进京给一位亲信大臣治病。他叫儿子扶着陪去，还带着空棺材上路，准备随死随殓。十二月一日到达北京，虽然治好了大官的病，但他那年迈多病的身体经不住长途跋涉的劳累以及北京的严寒，过了三天，他就病重不起而逝。

徐大椿去世后，在他的墓门上，刻着他生前自选的一副对联：满山芳草仙人药，一径清风处士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