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杰预测中国2010:民本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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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民为本。任何经济发展只要偏离了民生,就是偏离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魏杰: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协会常务副会长,知名经济学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结束,总体上看,2010年国家宏观工作的重心还是保持经济增长,力求增长率维系在8%或更高水平。这与2009年的经济政策一脉相承,但要根据新情况做适当的调整。

投资先行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压力主要是出口受阻,而出口受阻就要启动内需。内需不外乎两方面:一是投资,二是消费。我国的投资政策快则半年见效,慢则一年见效;而消费手段快则9个月见效,慢则一年半见效。所以启动投资是启动内需的首选策略。

一国的投资包括三个部分:民生投资、生产性投资和资产投资。其中民生投资又有四个方面:医疗卫生投资、文化教育投资、社会保障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民生投资的投资主体是政府。一般来说,启动投资首先会启动民生投资,2009年启动的投资就是以民生投资为主。

生产性投资就是对各产业的投资,投资主体是企业。所以要想增加生产性投资,就必须帮助企业克服困难。2009年我国启动生产性投资的主要切入点就是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包括解决负担过重的困难、资金困难和结构调整的困难。从实际运作情况看,最大的困难是结构调整的困难。比如说,浙江省是中国民营经济非常活跃的地区,但其2009年的投资率在全国排在倒数,原因就是结构不合理。也正因为结构问题很严重,我国2009年的生产性投资未能达到预想的效果,结构调整也未能达到应有的效果。

2010年的投资重点将是生产性投资,而生产性投资的重点则是调整结构。但结构问题不大可能在2010年得到彻底解决,这不是短期内所能解决的问题。原因是两个准入条件太高,企业适应不了:一是技术,二是环境标准。先说技术,我国企业在想要投资的领域中不拥有核心技术,所以没法投资。可以说,技术标准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大障碍。再说环境标准。人类社会进步到了低碳经济时代,企业的环境标准指标提高了。达不到这个标准,就没法投资。

投资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资产投资。资产投资包括两方面:一是资本市场投资,二是房地产市场投资。资产投资也要继续推动,因为这涉及到居民收入问题,而收入又涉及到消费问题。资产投资的主体是公众。公众收入包括劳动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则包括动产收入和不动产收入。要提高公众收入尤其是提高财产性收入,必须活跃资产投资,否则人们富不起来,消费也就起不来。但资产投资一启动就带来了问题,即资产价格上涨很快,产生了经济泡沫。2009年启动的结果,就是房价、股价大涨。

资产价格既不能涨得太快,也不能跌得太快。涨得太快是经济泡沫的问题,跌得太快是资产缩水的问题。就中国来说,涨多少是经济泡沫,跌多少是经济缩水,学术界没有形成共识。那2010年怎么办?我估计对股票价格的控制办法就是IPO,只要一上涨,就让更多企业上市,尤其是央企,这足以拖住股价。但控制房价的难度比较大,因为已有的手段控制不住,能控制住的手段又不敢出台。比如物业税,一出台就会给整个经济带来麻烦。因此要平息大家对房价上涨的社会情绪,办法只有一条,就是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没有讲打压房地产市场,仅仅是强调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

恶补消费

与投资相比,2009年的消费启动力度不够。2007年中国出口贡献了10万亿的GDP,到2009年这一数字减少了一半,因此就要用内需来填补这一半。但结果是投资填补了4万亿,消费只填补了1万亿,所以2010年要加大启动消费的力度。

消费包括收入性消费、信贷性消费和预期性消费。收入性消费是指自己赚钱消费,只有收入增长了,这部分消费才能增长。提高居民收入有一系列办法,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其中一种。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分三部分:一是国家财政收入,二是企业利润,三是居民个人收入。现在的国民收入结构里面,居民个人收入所占比例偏低。提高这部分收入有三种办法:减税、退税和提高个税起征点。就减税而言,2009年一共减税5000亿,其中企业减税2800亿,居民减税仅2200亿,数量太少,建议2010年居民减税最少达到6000亿。至于退税,2009年仅300亿-500亿,建议2010年最少退税2000亿。再就是提高个税起征点,现在2000元的起征点太低了,我一直主张提高到5000元,就算达不到,2010年的个税起征点也至少应提高到3000元。如果减税6000亿、退税2000亿、个税起征点提到3000元,中国的消费能力约可增长25%。

信贷性消费是指借钱消费,这种消费在西方国家的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例很高。而我国的信贷性消费数量太低,应该继续增加,所以我一直反对取消个人住房优惠政策和首付优惠政策,有利于信贷性消费的政策应该保持长期稳定。比如利息打7折,应该推动下去,现在存款利率太低,贷款利率太高,不利于发展信贷性消费。

另一种消费形式是预期性消费。预期是由经济安全感决定的,而经济安全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工作安全,比如是否会失业,失业后是否会有良好的失业救济制度,能不能很快再就业;二是生活安全,比如退休后能否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有没有良好的退休保障制度,退休后的生活水平能否随国家的进步同步提升;三是健康安全,比如会不会生病,生病后有没有良好的医疗保障制度,会不会遇到看病难或看不起病的问题;四是财富安全,比如存款是否会因银行破产取不出来。这四种安全都是由社会保障制度决定的,所以提高经济安全感关键在于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谁都不敢消费。在这一点上,2010年中国要有大动作才行。

钱从哪来?

启动投资和消费,钱从哪来?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就是要解决货币来源的问题。

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有两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2009年我们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增加货币供应量。2008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速高达17%左右,相当于新增贷款5万亿-6万亿。2009年货币供应计划增量也是5万亿-6万亿,但上半年新增贷款就达到7.2万亿,下半年加以控制后又增加了3万亿,全年新增贷款10万亿,是改革开放以来货币供应量最高的一年。10万亿贷款意味着货币供应量增速达到了30%左右,这样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

2010年怎么办?如果还保持30%左右的增速,币值是否还能保持稳定?如果达不到这个速度,经济增速降下来怎么办?最难的就是找到合理的平衡点。有人计算出的平衡点是16%左右,相当于新增贷款7万亿,但最近又调整到了7万亿-8万亿。8万亿只比2009年的数量少2万亿,这已经很高了。因此2010年的货币政策会是:收缩一点,适度宽松。

第二种宏观政策是财政政策。2009年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政府借贷,用于投资和消费。欧盟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出了一个标准:一国国债应占本国GDP的60%。这个标准得到了全世界承认。按照这一标准计算,2009年我国可以借贷18万亿,而实际才借了6万亿。2010年应该更积极一点,政府少发点货币、多借点债,因为借债是要还的,而增发货币是不负责任的。我们不像美国和日本,美国现在所借国债达到GDP的340%,日本达到160%,它们都没有借债的空间了。而我国政府的借债空间还很大,完全可以靠借债保投资、保消费、保增长。当然也有人提出6万亿只是中央国债,加上地方政府借债应该是22万亿,已经超过欧盟标准。但也有人认为欧盟标准不适合中国,欧盟国家以私有制为主,政府还债主要靠税收;我们国家的国有资产至少值300万亿,政府收入有50%是非税收收入,完全可以增发国债。

因此,2010年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中央经济会议的表述中,货币政策排到了后面,财政政策得到了更多的重视。2010年财政政策中,基础设施基本不开新项目,主要完成2009年开工的项目。财政投资的加大部分主要用于保障制度和技术创新方面的投资,并且更加重视消费启动和生产性投资。

(注: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魏杰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