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何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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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货、车票、365天的牵挂，让王琳琳心里长了草，她恨不得一时三刻就能回到广西老家，陪父母高高兴兴过个年。可是看到老公拉长的脸，王琳琳的心一下子就沉下来了，两人都是家里的独子，每年为了回谁家过年没少争吵，弄得王琳琳都有些害怕过年了。

不过，真正让她害怕的，却是父母的养老问题。“经常梦见他们生病了，没人照顾。”王琳琳提到父母时眼圈就红了，“都说过年时带一片孝心回家就行了，可真正的孝心是什么？是让父母有个幸福的晚年。而我与他们远隔千里，这让我觉得尽孝竟是如此艰难！”

四二一困局

“四位老人,一个孩子,将来都得靠我们俩照顾,想想就害怕。”王琳琳说。

表面看，王琳琳一家在北京过得不算坏，两口子在事业单位上班，工资不高，但很稳定；有一套60平米的房子，不大，但够住了。可是，要把双方父母的养老问题考虑进来，问题就严重了。婆家在哈尔滨，身体还算硬朗。但是在广西的父母，近两年大病小病一直不断。

“关键是他们身边没人照顾，如果把父母接来同住，房子就太小了，即便租房，房租也负担不起呀。还房贷，养孩子，一个月下来，我们所剩无几，而父母那点退休工资也就能解决个温饱！”王琳琳觉得，在照顾老人的问题上，自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如今，对父母尽孝已逐渐演变成一种礼仪，对我们来说，孝无非已成为一年一度的回家，无非是随礼品与包装而来的寒暄。”这让王琳琳倍感煎熬，“可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

实际上，王琳琳的痛苦并非个案。一项调查显示，74.1%的人表示自己生活、工作压力大，照顾父母勉为其难；68.4%的人说承担不起多位老人的养老负担；50.1%的人称生活在两地，又无法把父母接到身边照顾；还有37.7%的人表示养老院等社会养老机构无法让人放心。在另一项对参加工作5年的80后的随机调查中，99%的受访者都“确定”无法赡养自己的父母，其中一半以上甚至说眼下自己过日子还需要父母资助。

而另一方面，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加剧。从2000年到2007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由1.26 亿增长到1.53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0.2%提高到11.6%，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1.4%，相当于欧洲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总和。如果往后推10年，预计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亿，占总人口的17.17%；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程度达到30%以上。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李宝库认为，随着近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的施行，越来越多家庭呈现四个老人、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四二一”家庭结构，直接影响了子女对父母行孝。对大部分家庭来说，高昂的子女教育经费已使这些家庭不堪重负，赡养老人只能放在其次；同时，随着社会节奏加快，竞争愈加激烈，对正处于事业发展期的中青年来说，他们没有时间，更没有精力照顾老人。

数据有点枯燥，可背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活生生的社会问题：中国的老人靠谁赡养？

以房养老靠谱吗？

“承载孝心的是什么？是物质基础。父母看病吃药得用钱吧？辛苦一辈子，出去旅游几次不为过吧？这得用钱。还有，请个保姆照顾饮食起居，还得用钱。”王琳琳掰着手指算钱，可是，钱从哪来呢？

2010年以来，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先后提出以房养老的思路。这让王琳琳燃起了希望。所谓以房养老也被称为“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或者“倒按揭”。是指老人将自己的产权房抵押或者出租出去，以定期取得一定数额养老金或者接受老年公寓服务的一种养老方式。比如在南京汤山“温泉留园”，该园规定拥有本市60平方米以上产权房、年届六旬以上的孤残老人，自愿将其房产抵押，经公证后入住老年公寓，终身免交一切费用，而房屋产权将在老人逝世后归养老院所有。上海的做法则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将自己的产权房与市公积金管理中心进行房屋买卖交易，交易完成后，老人可一次性收取房款，房屋将由公积金管理中心再返租给老人，租期由双方约定，租金与市场价等同，老人可按租期年限将租金一次性付与公积金管理中心，其他费用均由公积金管理中心交付。

在王琳琳看来，这似乎是个很不错的主意，可是，她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父母反对，“我们辛苦一辈子就攒下一套房，到老了，却又得把房子卖掉，拿这钱去享受？这怎么行？还是留给你，我们才放心。”

此外，制度障碍也困扰着王琳琳，“我们对住宅的使用权只有70年。根据《房地产管理法》，土地使用权的续期必须重新批准，重新缴纳土地出让金，否则土地使用权及其附着的建筑物，都将被政府无偿收回。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买断任何一间房屋。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办理倒按揭，何谈以房养老？”此外，以房养老，必须辅之以透明、公正的法治环境。因为它牵涉到房地产业、金融业、社会保障、保险以及政府部门等等，对这些领域的运作质量和监管水平要求相当高。

我们能行吗？王琳琳不知道。

把尽孝托付给社会？

“即便解决了养老金的问题，但是谁来照顾老人？”让王琳琳发愁的事情很多，老人在哪里养老，如何度过晚年时光，谁来照顾他们的起居，谁为他们排遣孤独？

据民政部的统计，目前，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1．49亿，大约3000万以上的老人需要不同程度的家庭护理。其中，失能老人已经达到940万。

就此，有专家强调，一个有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的社会，必须跳出一家一户“老吾老”的传统模式，由家庭责任主体转向国家或社会责任主体。

对这样的观点，王琳琳从理性上是接受的，但从感情上却有种本能的排斥。“我考察过北京一家很知名的敬老院。”王琳琳记得那里群山环绕，绿树成阴，有一幢幢度假村式的尖顶木头小屋，“整个环境很不错，但老人们不快乐。”有人蜷缩着整日睡觉，有人木然望着窗外，还有人专注于电视，却不知在看什么。她说，“说实话，把老人送进敬老院，我不放心。”

可是，不放心又能怎样？谁能陪父母走完最后一段人生路？尽管社会养老在中国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但在信奉“养儿防老”的中国，把老人送进养老机构仍是很多家庭不得已的选择。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吴明曾撰文称，对于失能程度较为严重的老年人而言，家庭护理的成本高于机构护理，而且机构式护理可以提供24小时的服务。单纯从护理角度来说，机构护理是优化选择。吴明曾对317位老年人进行的调查显示：82.56％的老人愿意在家养老，和亲人在一起；剩下选择机构式护理的老年人，有42.45％的人是因为“不愿意给家人增加负担”，15.49％的人是“家人太忙没有时间”。

但机构护理的唯一问题是缺乏亲情。这意味着，离开亲人的老人们必须适应护理机构孤独而标准的集体生活。

“即便我们不考虑亲情因素，但是令我们尴尬的是，私立养老院往往住不起，公立养老院却进不去。就说我们附近的四季青养老院吧，有500张床位，从2008年开始就要排队才能入住。”王琳琳记得，从2008年开始，在这家养老院登记的大约有2700人。 据了解，在北京市，像四季青养老院这种条件的养老机构都需要排队等床位。根据2009年的统计，北京市有226万多老人，其中有9万多人有进养老机构的意愿。但是，北京市在2008年时只有3万多张床位，与社会需求的9万张床位有巨大的差距。

不仅是北京，在中国各大城市的养老机构都是一床难求。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养老机构的床位至少缺300万张。

面对如此现状，王琳琳倍感无奈，“儿女不乏孝心，奈何能力有限。在老龄化惊涛拍岸之下，谁来帮我尽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