缔造下一个“苹果”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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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TCL全年卖出手机1612万台,超出预期60%。”杨兴平兴奋地告诉记者。巨额亏损、股价低迷的TCL手机业务顺利地实现转型。辞去TCL通讯CEO两个月后,他还担任董事职务。
短短一年间,这位“多普达之父”,再次证明了他对无线互联网前瞻性的理解。
2008年,出走多普达两年后的杨兴平成立了上海自然道通讯服务公司,决定再一次创造苹果、黑莓式辉煌的梦想。
杨兴平选择教育和理财领域作为切入口,“没有一个种族比华人更在乎下一代的教育;也没有比如今的中国人更热衷理财的。”
预计上市的这款手机软件将提供一套全面的移动理财解决方案:用户可以通过电脑、手机终端,在平台上享受股票、基金、银行、保险在内的理财服务。产品形式包括PC版、JAVA版、手机WEB版等。
这正是杨兴平鼓吹了7年、挽救了TCL手机业务的“3G+4C融合”理念――将计算机、通讯、消费电子产品、基于互联网应用的内容和服务(英文中均以C字母打头)在无线通讯的3G平台上实现融合。
2008年,李东生前后多次“请君出山”,杨兴平最终答应出任TCL通讯的CEO。
两人达成了一个协定:杨兴平帮助TCL手机业务转型;如果手机年销售量到达1000万台,扭转亏损的局面,TCL作为战略投资人向自然道注入一笔资金。
一年内,杨兴平“4C融合”理念的实践,让一家国有制造型企业走出旷野。
“狭路”相逢乔布斯
回国创业之前,他曾是硅谷高技术公司PIXO的技术副总裁,带领着一帮硅谷最优秀的工程师花3年时间研发出第一套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和无线互联网服务平台。2000年,美国互联网行业跌落到谷底,花完两亿美元风投后,PIXO陷入了生存危机。最后,不得不把技术卖给一直在硅谷企业群中寻找机会的苹果公司和荪。
一年后,乔布斯将之结合MP3硬件技术,加之“点石成金”的商业模式和营销天才,推出了消费电子产品史上一个巨大的商业传奇――iPOD。
这深深刺激了杨兴平,他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一个在技术上没有任何创新、组合而成的产品能让全球几千万乃至几亿的消费者为之痴迷?为什么只有苹果能做到这种商业的极致?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iPhone,放在掌心――那是2007年6月30日苹果在全球发售首日推出的第一代。在一千个日日夜夜里,他把这只扁长物体放在掌心摩挲着,怀着复杂的心绪研究每一个细节:色彩、材质、延伸线条,从外部设计到内部逻辑。
一切是因为被业内奉为神明的“苹果教教主”乔布斯:这个并不精通技术的奇才,把技术、设计和商业模式完美地结合起来,制造出一个接一个神话。
2001年推出的智能手机多普达,体现了杨兴平对技术与商业的重新理解:操作系统是微软的、核心处理芯片来自英特尔、设计加工依靠台湾宏达、生产牌照来自CEC(中国电子集团)。3年后,不拥有任何核心技术的多普达逐步实现盈利,甚至成为高端商务人士的一种身份象征。
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
2001年回国筹办多普达时,杨兴平通过别人介绍,结识了“台湾芯片小巨人”―― 台湾首富王永庆最出色的女儿王雪红。彼时,一个需要顺畅的通路,一个需要产业方面的支持,双方一拍即合,成为合作伙伴。王雪红以个人名义投资,控股了多普达。
2006年,当王雪红旗下另一家公司宏达不再满足于为多普达设计加工、要求通过吃进多普达的方式进军大陆市场时,遭到杨兴平当然的反对。双方在董事会上激烈争执。最后,杨兴平以出局为条件,换取了资方把多普达推向全球市场的微弱许诺。
这次出局让他得到两点教训:一个事关公司股权,一个事关个人的坚持。
多年来,杨兴平着迷于中国两千年前老庄的哲学。他相信,如果学习、顺应自然和宇宙的“道”,就能和外部世界和谐相处,到达人生满足感最高的境地――天地人合一。
与杨兴平打过交道的人,都体会过他推销自己想法的那种力量,柔和、没有侵略性,洋溢着孜孜不倦的热情与韧劲。
杨兴平总结说,自己常常跌倒是因为过于理想主义。他并非不谙中国国情的海归:事实上,他非常注重与各级政府官员的沟通,总是首先从他们那里寻求支持。
他超负荷地运转着,一天12个小时,睡觉时也常常在考虑工作。他把一年的空暇攒成4个长假回美国陪家人。
他随时随地都能倒头入睡,他记不得自己有过焦虑的时候,“只要像老子那样抛开名和利这两样东西,我相信,人就不会焦虑。”
在梦里,49岁的杨兴平有自己的恐惧――常常梦见自己在考试,成绩揭晓,他只得到了30分,每每吓出一身冷汗。这是现实中真实发生过的――在加州大学期间,这个很厉害的中国学生曾拿过30分。但他依然拿的是最高分。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