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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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我不愿

童晓军有个特别聪明的脑袋，虽说离天才还有很大差距，但比一般的人才却胜出几分，胜出的地方就在于他根本不须付出多少努力就能取得超好的成绩，并且触类旁通，给人做什么都“一看就会，一学就精”的印象，不知最初是谁的评价，称他聪明得“连眼睫毛都是空心的”。

生活中大凡聪明过人的人总是或多或少有这么点或那么点怪僻，使得他要么招人忌要么招人嫌，童晓军偏又颇多优点：乐观、友善、大方、诚恳，所以，是个难得的有好人缘的聪明人。然而，谈起童晓军时人们最后总难免抱以惋惜的口气：没毅力、不刻苦是其短板呀，所以，虽然其工作出色却未能有大的成就，否则，以他的天分，完全可以走得更远，升得更高。

诚然，童晓军也曾在朋友的劝谏和督促下参加团体训练，听励志演讲等等，每每也热血沸腾地订计划，表决心，但总是坚持不了多久就一切复原，像投石水中激起涟漪后又渐渐平静的水面，最后，童晓军自己都丧失了信心，自嘲地表示：“据说命运总是给你点什么又拿走点什么，我想拿走的就是我的毅力。”

中国有句古话，叫“恨铁不成钢”，对童晓军这样的人，我们便抱着这种态度，并且这态度还比较持久，总是让人们一边“恨”着一边又盼着，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有效的方法，令童晓军得到极大的鞭策和激励，从而变得有毅力，努力向上直至事业有成。

期望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是人们美好的愿望。

可是，假设有人送你一块牛皮做皮鞋，牛皮的材料够做一双44码的鞋，而你的脚是42码的，怎么办？你是要物尽其用做双44码的鞋呢？还是想让鞋合脚，宁愿只做42码的鞋，为此舍弃余下的材料？

的确，那块牛皮能做一双44码的鞋，可关键是，你愿意做吗？做出来你愿意穿吗？如果你的答案是“不”，可见，物尽其用并不总是最好的选择。

那么，人尽其才呢？

人们总是爱说：人是感情动物，可是，从小到大，我们评价一个人的绩效时，参照的往往只是他的能力，却恰恰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即他的情感。

以他的能力能做到的事，他就一定愿意去做吗？

他有天籁的嗓音，可也许，他并不爱唱歌，却宁愿画画；她天生丽质，是个美女，可也许，她并不喜欢演艺界，而宁愿在实验室做实验。

但也有时，他们分明是愿意做某件事的，就像童晓军也是愿意听从朋友的劝诫，愿意“更上一层楼”，却由于某些性格上的“缺点”使自己举步维艰。我们难道不应该帮助他们克服缺点，鼓励他们取得更大的成功吗？

有时，“钢铁”也许就是这样炼成的。但是，我们是否也同样理解并接受“钢铁”就是这样“炼”不成的呢？甚至：“钢铁”被炼成了“橡胶”？

这样也可以？！

是的，当然——陶渊明如是说。因为他就是把钢铁炼成橡胶的人。

把钢铁炼成橡胶

40岁时陶渊明任彭泽县的县令，一日，他的上级要来“莅临指导”，下属提醒衣冠不整的陶渊明应换正装迎接，结果，陶喟叹了一句：“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竟自辞官而去。

后人在称赞他的气节时，可曾知：在陶渊明说这句话的八十一天前，这个彭泽县令可是他自己走后门托关系去求来的，难道换正装见上级比走后门求官更伤自尊吗？

而且，陶渊明并非只做了这一次官而是四度为官，分别在他29岁、36岁、39岁和40岁。如此，难道我们没有疑问吗？既然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却又怎么会“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呢？

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揭晓了个中曲折。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

本我是人格结构中最原始的部分，包含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本我是一切心理能量之源，它不理会社会道德、外在的行为规范，它唯一的要求是获得快乐，避免痛苦，本我的目标乃是求得个体的舒适，生存及繁殖，它遵循的是“快乐原则”。

自我，原意即是指“自己”，本我的各种需求，如不能在现实中获得满足，个体就必须迁就现实的限制，并学习到如何在现实中获得需求的满足。故而，自我是社会化的本我，遵循的是“现实原则”。此外，自我介于本我与超我之间，对本我的冲动与超我的管制具有缓冲与调节的功能。

超我，是人格结构中代表理想的部分，是由个体在生活中接受社会文化道德规范的教养而逐渐形成的。超我有两个重要部分：一为自我理想，即要求自己的行为符合自己理想的标准；二为良心，是规定自己行为免于犯错的限制。因此，超我遵循的是“道德原则”。

人格结构中的三个层次相互交织，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各行其责，分别代表着人格的某一方面：本我反映人的生物本能，按快乐原则行事，是“原始的人”；自我寻求在环境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本能冲动能够得到满足，按现实原则行事，是“现实的人”；超我追求完美，代表着人类自我完善的精神追求，是“道德的人”。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三个“我”，陶渊明自然也不例外。

他在《感世不遇赋》中抒发了他“大济于苍生”的抱负。这是陶渊明的“超我”和“自我”在表态。无疑，这时候是这两个“我”掌控着话语权。当“超我”和“自我”占优势时，陶渊明满怀建功立业的壮志雄心，于是，做官成为必然的选择。问题是，在他为官的日子里，他“性本爱丘山”的“本我”是那么的不快乐，以至于，渐渐地，做官成了一种束缚，甚至是折磨。当“本我”难以承受为官之重时，陶渊明便又选择弃官或离任，回归田园。随着三个“我”的此消彼长，陶渊明时而仕时而隐，如此这般反复折腾了四次，终于热爱田园生活的“本我”稳稳地掌握了领导权，再没有动摇。此后23年，虽生活困窘多难，也再无出仕之念，最后在贫病交迫中去世。

有意思的是，陶渊明弃彭泽令而去的那一年刚巧是40岁，仿佛是为了印证“四十不惑”这句古话。

三个“我”如影随形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在本我、自我、超我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块流的情形下炼成的。如果三个“我”朝三个方向“拔河”，彼此又势均力敌，你便一会东一会西一会南，表现得“朝秦暮楚”，那只怕除了“力气”你啥也没炼出来。

但是，若其中一个“我”的力量强大，足以牵制住另两个“我”，那么，就算你炼不成钢铁，也可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炼出了别的什么成果，正如陶渊明，虽然他未能实现年少时济天下苍生的理想，却成为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以他优美的诗文而名垂青史。正所谓“柳暗花明又一村”。

其实，三个“我”的身影随处可见。你不会斜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无论那沙发多么舒服。那时的你就是“自我”，希望自己举止得体，恪守现实原则。同样，除非待客，你也不可能西装革履、正襟危坐在自己家的沙发上，因为那时的你是“本我”，在乎的是舒服、安适，遵循快乐原则。

三个“我”也体现在我们的三“观”里。超我体现在我们的道德观和世界观里；自我体现在我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里；而本我则体现在我们的生活态度里。用德育培养超我，用教育养成自我，而本我的觉察和调节，需要的则是心理学的专业技能。

只是，德育和教育都适合在个体青少年时期完成，因为人格一旦成熟定型就有其稳定性，对外来的信息会根据自己的三观有选择地吸收，逆耳的“忠言”可能直接就进入了回收站。

需要注意的是，三个“我”是自行其责的，所以，我们介入的方法也要有针对性，如果用德育去调整自我，或者用教育去调整本我，无论出发点是多么良好，言辞是多么正确，效果也将微乎其微。比如：当一位女子穿着晚礼服去参加宴会时，穿高跟鞋有损女性健康的劝诫是不会促使她换上平底鞋的。

所以，有时旁人随意的一句话会令我们醍醐灌顶，也有时，专家的长篇累牍却让我们感觉听起来很美，做起来很受罪。

当我们了解以上这一切时，再来看童晓军的案例。童晓军是个社会适应良好且生活快乐的人，除了因欠缺做大事的毅力令他不安，他并没有表现过更多更大的困扰。那么，在我们竭力想要强化他的毅力前，童晓军需要对自己有个清晰的自我觉察和自我认识——是他的价值观告诉他，他应该做番大事，还是他的生活观告诉他，只有做成了大事才能令他快乐？或者两者是一致的，又或者，两者相反。而他的生活态度是：小事中才有真趣味。

分清超我、本我、自我各自的目标和差异后，可借鉴心理学的评分法来厘清三股力量的强弱。如，当“自我”认为应该做番大事时，以一点都不想作为0，以愿意全身心去实现为100，评估你自己的愿意为多少分；

如果“本我”认为做小事时的自己最快乐，以做小事完全不快乐为0分，非常快乐为100分，评估自己的快乐指数为多少分。

以此类推，给引起你内心冲突的几股力量一一评分，而分数最高的显然就是你内心的最强音。

选择最强音并不意味着冲突消失，也不意味着最强音不会变弱，任何选择都只是基于当下的一种选择，所以，当以后你想改变自己的选择时也不意味着这时的选择是错误的，而只是说明，你离“不惑”还有那么一段距离。

人生的路没有对错，无论做大事还是做小事，给你最小烦恼最多快乐的选择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