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是一个人,名字叫做萨宾娜·史碧尔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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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在日内瓦一所前精神病院的地下室里，发现了一位不知名俄国女人的日记和信件，其中大多数是她与弗洛伊德和荣格的书信来往。这些书信见证了人类对灵魂最深处的秘密的探索历程，也揭开了这位被历史忽视的复杂女性，萨宾娜・史碧尔埃（Sabina Spielrein）的面目。
“他们拿自己做实验。”影片《危险方法》的导演大卫・柯南伯格说，“他们研究自己，他们时、做梦时、吃饭时，都在研究。”1994年，约翰・克尔第一次在自己的书中讲述了这个故事，然后克里斯多夫・汉普顿将它搬上舞台，柯南伯格再将它改编成电影，这位深谙弗洛伊德理论的导演，擅长在性、身体和禁忌的吸引力中说出潜藏的话语，他对身体的探索已经让他成为了最先锋的银幕思想者之一。
“这个故事吸引我之处就在于，那些人不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想法中，他们在这些想法的引导下生活。片中萨宾娜被鞭打时，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显然她相当享受，与此同时，她也在研究自己。”柯南伯格说。
谈话疗法
1904年8月17日晚上10点半，萨宾娜・史碧尔埃被她叔叔和一个医疗警察带到了苏黎世的伯格尔兹尼精神病院，这个富有的18岁俄国女孩因为精神问题被送到瑞士疗养，然后她在一间豪华旅馆的套房里试图自杀――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这位病人又哭又笑，抽搐，痉挛，吐舌头，手脚抽筋……无法忍受噪音。”病历上的记录出自一位精神医生卡尔・荣格之手，他诊断她为“歇斯底里”。
时年29岁的卡尔・荣格，年轻、英俊、野心勃勃，急不可耐地想揭开人类思想的神秘面纱，他决定在史碧尔埃身上使用一种新疗法，他在一本书里习得了这种治疗方法，书的作者是维也纳神经学专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这种疗法，在不久后被命名为“谈话疗法”，也就是所谓的“危险方法”。 这本名为 《关于歇斯底里的研究》的书，1895年出版，标志着精神分析学说的正式问世。
“当我们能使患者把激发（歇斯底里症状）的事件及其所伴发的情感清楚地回忆起来，并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这个事件，而且能用言语表述这种情感时，则每一个癔症症状就会立刻和永久地消失。”弗洛伊德在书中写道。
荣格对词语联想格外感兴趣，他把一连串任意的字词说给病人听，对方给出听到词语后脑中的第一想法：
“生命？”“希望。”“老？”“年轻。”“花？”“温柔？”“手？”“……打，救命！”荣格发现当他提起“手”和“女孩的父亲”时，她联想到痛苦和憎恨。
慢慢地，这个特殊家庭的样貌浮出水面：萨宾娜的母亲宠溺女儿，这位母亲还“经常与自己青春期的女儿争夺男人的注意力”，而她的父亲对家人“无礼又霸道”，偶尔“失去控制以自杀相逼”，萨宾娜“总是很害怕他哪天会杀死自己”。
更糟的是，他经常打女儿的屁股，萨宾娜，家中五个孩子里最年长的一个，最终承认，她在父亲打她时感到兴奋，这也是她古怪的恋父情结的原因之一，折磨被她当成了爱，既是身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荣格对萨宾娜的治疗出奇顺利，不出一年，这个异常聪明的女孩就独自一人在苏黎世生活了，她在大学学医。她的选择让祖父很失望，他在俄罗斯南部声望极高，当时很少有女人尤其是犹太女人上大学。
荣格与萨宾娜继续保持联系，在一封写给弗洛伊德的信中，荣格宣称自己只是因为害怕她的病症复发（在萨宾娜治疗期间，荣格与弗洛伊德开始通信），然而事实是，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两人之间都保持着热烈的关系。
我的酬金是每次10法郎
在“谈话疗法”中充当倾听者的医生往往成为患者的爱慕对象，弗洛伊德自己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他认为这是因为医生被患者看做他们实在的、原来钟爱对象的替身，即所谓的“转移”或“移情”作用。
萨宾娜在日记里写道：“我希望有一个好朋友可以敞开心胸，他像父母一样保护我。”“我寄出的信件达2万封之多，尽管很无聊，因为各种原因，例如庄重、自尊、伦理原则之类的东西，你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
而荣格也并非无动于衷，他的病例记录：“1905年1月29日，病人又一次以诱人的东方人的姿势半躺在沙发上，性感、梦一般的表情挂在她脸上。”
歇斯底里的女病人在心理分析学说建立的初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她们为第一批心理研究者提供案例和研究素材，她们用被毁坏的身体和精神为这门显然还并不完善的科学奠定基础。
“我是如此爱你。”她在1906年写给荣格的信中说，一年后，荣格告诉弗洛伊德：“她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给我生个孩子。”
两人隔几天就见一面，在她的公寓里，“这样你可以不那么羞怯”，或者出去划船，“这样我们能单独待会儿”。1908年，萨宾娜回俄国度假时，荣格写信给她说：“我意识到你比想象中更吸引我。报纸上报道罗斯托夫经常发生霍乱，记住只喝开水，给你深情的吻。”
人们开始私下议论这段不正当的感情，因为当时荣格已经结婚了，他的妻子是个富有的瑞士女人，萨宾娜的母亲则收到一封匿名信，可能出自荣格妻子之手，信中敦促她写信给荣格，让他“不要毁掉这个你救回来的女孩”。荣格的回复则惊人地冷酷无礼：“你应该明白，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孩的友谊是不可能不掺杂其他东西就继续下去的。”
1904年4月，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上演，萨宾娜是个狂热的歌剧爱好者，“瓦格纳的艺术如此激烈，爱到极限就是死亡，他的主角一定会死，齐格弗里德和布伦希尔特都死了，性本身就是最宽广的意义，它是一种高于艺术的力量。”她视荣格为她自己的齐格弗里德，在剧中，齐格弗里德是个罪人，只有自我折磨和才能让他洗清罪过。
不久，两人的关系就人尽皆知了，甚至传到了维也纳弗洛伊德的耳朵里。荣格开始担心自己的名誉，他写信给弗洛伊德说：“这些都是那个女病人造出来的卑劣谣言。”他继续说，他伸给她友谊之手，却发现“她在有计划地诱惑我”。
弗洛伊德当时已经把荣格当成自己的儿子和精神分析学说的继承人，他并不担心“儿子”玩弄女性，但也不想让荣格蒙羞，便提醒他警惕“反移情”：“亲爱的朋友，这种事是很难避开的，我没注意到问题有这么严重，但是我渐渐了解并且体会到这种痛苦挣扎，这会让我们更加坚强，让我们控制‘移情’，女人就是这样，不择手段地诱惑我们，直到达到她们的目的，这也是人性的最大特点。”
狂怒的萨宾娜开始亲自给弗洛伊德写信，为自己辩护，弗洛伊德跟她保持了联系，两人的通信甚至在荣格不再跟她联系之后还在继续。
这段不愉快之后，萨宾娜和荣格几个月内就又和好如初，“我们又狂热地爱上了对方”。她在日记里写道。这种狂热持续了将近十年。但荣格建议，为了保证他严格的职业性，她应该开始付钱给他：“我的酬金是每次10法郎。”
四个脚注
两人的爱情最终未能实现，萨宾娜在日记里写道：“没有结果的吻，只值10块钱，我得忍受那样一个人的嘲弄，曾经是那么深爱他。”1908年12月的第一天，荣格的妻子艾玛生了第三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萨宾娜想要为他生的儿子。
萨宾娜完成了在医学院的学习，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她与荣格通过信件讨论各自的研究，此时，荣格和弗洛伊德的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萨宾娜和荣格之间也开始彼此防备，当荣格读到她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论文时，他告诉她：“这些绝妙的想法让我很惊讶，跟我的很多念头都不谋而合，当然了，看到有人跟我想法一样我还是很高兴的。”
萨宾娜显然很生气，因为荣格下一封信里又解释说：“你又毫无必要地发脾气，你才华横溢，有很多好想法，我乐于承认它们，而且我的表达跟你很不一样。”
荣格和弗洛伊德在称赞萨宾娜成果的同时又轻蔑它们，她始终无法超越她作为一个病人和一个女人的身份，他们相互通信中提到她时总是称她为“小姑娘”和“小作家”。这也是因为，随着两人关系逐渐恶劣，他们都讨厌对方对萨宾娜施加的影响，以轻视她的方式轻视彼此。弗洛伊德挖苦她与她那位“德国英雄”的密切关系，荣格则对她相信弗洛伊德的观点感到痛心。
1912年，萨宾娜忽然与俄国犹太医生保罗・谢菲尔德（Paul Sheftel）结婚，日记中只有简短的记录：“14日，我和保罗・谢菲尔德结婚，为了继续我们在那个暴风雨之夜的梦。”看起来这是她为了忘记荣格而采取的绝望方法。
萨宾娜的论文《作为驱动力之一的毁灭》发表后的八年，弗洛伊德才发表《超越唯乐原则》，萨宾娜提出的“毁灭冲动”（弗洛伊德曾经对荣格评价说“我不喜欢”）为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提供了理论基础，这已经近乎剽窃了，弗洛伊德却只在书的脚注中为她留了一个他认为的适当位置。
十年后，弗洛伊德回忆起自己对“毁灭冲动”的反对态度，他诧异自己“为何花了这么久才开始尊重这种想法”。
在1977年之前，萨宾娜・史碧尔埃这个名字只是弗洛伊德著作里的四个脚注。
把我的骨灰撒在旷野中
1913年，荣格写给弗洛伊德的一封信标志两人的正式决裂，荣格脱离了弗洛伊德的心理研究团体，自成一派。
萨宾娜将这一关系的破裂视为心理分析的损失，数年后她还在致力于调和两者的关系。荣格在给萨宾娜的信中解释了他们关系结束的原因：“他想给我爱，我想要的却是平等相待，我想要一个朋友，他却想要一个儿子，他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跟他的理论相反，这是研究本身的复杂性导致的，随便他怎么想，我绝对不能接受。”
弗洛伊德曾经把荣格看做是一个杰出的人物，荣格是瑞士人，不是犹太人，因而成为犹太人以外心理分析研究的代表人物，但荣格最终倒向了前基督教时期的雅利安神秘主义，他对灵性的兴趣，将会削弱弗洛伊德苦苦在公众面前建立的印象：作为一门科学的精神分析。他对萨宾娜说：“听说您把精力浪费在J身上，我感到非常遗憾，因为他，我即将发表的成果变得一钱不值。我认为，他会毁了我们辛苦建立起来的成果，而他自己又没有什么成果。”
另一个问题是，弗洛伊德作为一个生活在维也纳的犹太人，天生有一种不安全感，他警告萨宾娜：“我们现在、将来，都是犹太人，其他种族的人就知道剥削我们，永远也不会理解和感激我们。”荣格也宣称，弗洛伊德的分析方法只对犹太人适用。
萨宾娜的婚姻并不幸福，她带着女儿搬到洛桑，保罗则回到了俄罗斯担任医疗官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她的父母与她联系变得更加困难。
她还在寻找自己在荣格心中的地位，一封写于1919年9月1日的信是荣格与萨宾娜的最后联系，他说：“尊敬的夫人，萨和J之间的爱情，这种关系得到了升华，这本该朝着愚蠢和疯狂发展。有时为了生存，人必须做些没有价值的事情，你诚挚的荣格医生。”
接下来的几年，萨宾娜不断搬家。1923年秋天，37岁的萨宾娜回到俄罗斯，成为俄罗斯新成立的心理分析研究中心的成员，她希望能够在儿童心理研究方面取得进展，她是个儿科医生和心理学家，但她不知道的是，沙文主义跟马克思主义紧密相连，在早期苏联，列宁看重对激情的培养，而被尊为神的斯大林认为人的精神力量高于一切，更不会崇尚心理分析。
1925年，心理分析研究院取消儿童心理研究，萨宾娜前功尽弃。心理分析研究被指控为资产阶级思想，萨宾娜带着女儿离开莫斯科，回到故乡罗斯托夫。
保罗和萨宾娜又在一起了，1926年，40岁的萨宾娜生了第二个女儿，但是她的婚姻还是不幸福。她继续自己的心理分析研究，尽管这越来越难做，因为弗洛伊德思想被苏联认作是资本主义思想，并杜绝在外，1923年，《婴儿喜欢睁眼的活动》是她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文。
1923年，心理研究被苏联政府遗弃，它的建立者爱沙克・史碧尔埃――萨宾娜的弟弟――被逮捕，在德国乃至全世界，心理分析都遭到了攻击。
1936年，斯大林在给希特勒的信中说到要杜绝心理分析学，心理分析被视为犹太人的幻想，斯大林宣布萨宾娜的另外两个弟弟都是危险人物。1938年，保罗死于心脏病，不久后，萨宾娜的父亲也去世了――荣格时而冷酷时而热烈的性格像极了她父亲。萨宾娜的两个女儿也不是很能理解她，她女儿的朋友形容她是“一个驼背老女人，穿着细线长裙”。
弗洛伊德著作在维也纳被烧毁，同时被烧的还有马克思的书，弗洛伊德说“至少，我的书是与最杰出的人的作品一同被烧的”。跟其他犹太知识分子一样，他逃亡伦敦躲避纳粹的迫害。萨宾娜有很多机会从德国人手里逃脱，但她拒绝了。
1942年7月27日，纳粹军队占领了罗斯托夫，8月，一群犹太人被德国士兵撵上街头枪杀，萨宾娜和她的两个女儿也在其中，她当时57岁。她小时候曾在日记中写道：“我死后，尸体火化，不需要任何人出席，要把我的骨灰撒在一个很大的旷野中，在那里种一棵橡树并且写上：我曾经是一个人，名字叫做萨宾娜・史碧尔埃。”
荣格继续过他的日子，甚至不必离开苏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