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小说中的自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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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纳认为，艺术生产最终取决于产生艺术的种族、自然环境和时代。就是说自然影响人的精神生产包括艺术创造。至于这种影响在文学创作中如何体现则与人的自然观有密切联系。中国文学中体现的自然观是中国哲学“天人合一”自然观，中国古代文化中，宇宙、自然、历史、人生是融为一体的，人和自然是和谐的、不可分的。
一、中国哲学“天人合一”自然观形成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中国人的空间感。中国人空间感的获得是从中心向南、西、北、东四个方向朝外延伸的。之所以按照四个方向朝外延伸，是基于天圆地方的认识。正因为中国的文化是站在中心左顾右盼、仰观俯察，将人在自然中的位置看得清楚明白，所以中国人对大自然是熟悉的，与自然相处十分融洽，与基于“人与自然对立”哲学的西方的空间意识是十分不同的。宗白华曾说过：“空间感的不同，表现着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阶级，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上、社会条件里不同的世界观和对生活最深的体会。”
第二个原因是和文明形式密切相关的，中国是农业文明或称内陆文明，在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社会中，身处内陆的人们没有随时葬身海底的恐惧，长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然在人们眼里并不凶残，而是友好亲切的，而且盼望着和睦相处，因为人们的生计全靠大自然的赐予，人们祈求的是风调雨顺。这种生存环境，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十分和谐。
这就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理念――天人合一论的产生背景，受这种“天人合一”自然观的影响，中国文学家对自然空间有着特别的钟爱，视自然与人类同在，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自然空间的书写贯穿了整个中国文学史。在陶渊明的桃花源影响下，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士大夫的生活情趣已不在“历遇远探古迹”，而在身旁常景中以高远的情怀去发现胜境，所以，在中国的自然往往又被小型化、农村化了，成为村舍田园的自然。而农村由于封闭保守闭塞，也较好的保留了较为原始自然的面貌，与之一致的是农村人情的本色天然，这种乡土经验田园情怀随着小说的日益繁荣浓郁地体现出来。这就是乡土小说的产生。到了工业文明日益侵袭都市的现代，乡土呈现的那种环境的自得安然宁静和谐、人性的本色率真淳朴稚嫩更是用自己独有而深厚的魅力吸引着向往自然的人们。
二、中国文学表现出的自然观
我们就从现代文学中的京派小说和当代文学中的乡土小说、寻根文学中探索其表现出的自然观。
1.京派小说的田园诗情。京派小说主要是乡土小说，京派作家醉心的便是乡间田园竹篁清溪的那种原始和谐。早期京派作家废名的小说里，不仅有小桥流水竹林茅屋的田园空间，也有烂漫天真淳朴可爱的翁媪儿女，最主要的是生活在这宁静和谐的空间中的男女老少没有过多的悲哀愁苦，他们从天知命、怡然自得的享受着人生的一切，死亡也不过是自然状态的一种，没什么不可自拔的哀痛。在中国山水田园诗歌深厚博大的审美趣味影响下，将田园诗的意境融入现代小说，使得废名的乡土小说有一种重意境、虚实相生、玲珑冲淡的诗意审美，所以有人说他是用田园诗的手法写小说，他自己也说：“终于是逃避了现实，对历史上屈原、杜甫的传统都看不见了，我最后躲起来写小说乃象陶潜、李商隐写诗。”（《废名小说选・序》）
如果说废名的小说展示的还是我们似曾相识、并不遥远的郊外田园，那么沈从文则给我们营造了一个带有浓郁原始风情的陌生空间――湘西边城。这个体现着初民文化和原始人性的湘西世界是未被工业文明分解的“天人合一”的民俗境界，是未经“物质化”的自然空间。人不再是自然的主宰，只是自然生态中的一部分，更不曾受城市势利虚伪的污染，大自然与生命构成了和谐的关系史。他试图用这个未经污染过的自然空间中的淳朴天然跟都市上流社会的虚伪势利相对照，在对照中昭示人与自然和谐亲密的伦理意义。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绘制了他所向往的返朴归真的人生境界，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
2.当代乡土小说的自然诗情。在京派这些抒情乡土小说的影响下，当代的一些作家继承了这种寻找。孙犁的乡土小说别出心裁的创造了炮火硝烟笼罩下的诗意空间，在浓烈的现实冲突中，他注重诗情画意的意境的创造，战争飘摇于荷花淀和芦苇荡之外，月光下男人女人的爽朗笑声冲淡了自然界的最不和谐音，把战争写的如此诗意化绝非美化战争，而是对这种人为破坏生存空间的蔑视和维持和谐宁静空间的态度，冲突中更显人们对与自然和谐亲近的心灵诉求。进入上世纪80年代的汪曾祺创造了自然随和的乡土空间，在他的作品中洗净文化、历史、伦理等诸多符号，呈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通。相对初受侵扰纷乱动荡的现代中国而言，当代的生存空间在经济浪潮的推涌下伴随信息与科技越来越技术化和非自然化，从“天人合一”的文化记忆中走出的人们怎样圆“回归自然”的美梦？所以他们大多是用想象和虚构来建构一个艺术世界与现实空间分庭抗礼，相对现代感觉的表述，它们显得诗情和唯美，从废名的《桥》、《竹林的故事》，到沈从文的《边城》、《长河》，再到孙犁的《荷花淀》、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等等，这些纯然的乡土文本大都趋向于和谐，这种和谐既是人与自然的相融相恰，也是与之相应的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淳朴。
3.寻根文学中的自然空间。在新时期影响较大的“寻根文学”绝大多数文本都是乡土文本，走过不堪回首的十年，面对开放后涌入的西方现代意识，他们决定用现代新视点去寻找散落在乡间大地上的生命之根，寻找属于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延伸下来的根系，在向传统文化纵深处挖掘的过程中，他们找到了深植于乡土民间的文化生存之根――生存的自然性。与城市相比，乡土少有现代工业文明的浸染，在城市越来越按照人为的想象和需要成为非自然的异化空间时，乡土相对因闭塞保守而保留着较自然的原生态面貌，这就是作家去远离城市的穷乡僻壤寻找民族生存之根的主要依据。所以他们笔下的自然空间都在相对稳定而偏远的地域，比如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张承志的大草原等等。“贾平凹在商州里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那片土地上充盈着静和美、质朴与纯洁、单纯与诚意。在《商州》系列里支撑着贾平凹全部叙述与想象的是由土地所获得的诗情，这里的山、日、月、水、人和物构成和谐的相依关系，人与自然达成一种完美的融合。”张承志虽然没有正面展示与现代城市生活的矛盾，也没有对乡土原生态进行逼真刻画，但他从一个回城知青的角度，书写了由乡土到城市的主人公对城市生活的极不适应，诗意的再现主人公回归乡土、回归草原的强烈意愿和举动。从中我们看到了与现代沈从文等京派作家相似的创作旨趣：对现代社会的技术和物质欲望侵蚀本真的自然生活状态的焦虑和不满，对城市生存环境和方式的质疑、对宁静和谐的自然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向往和回归，都有用自然空间对抗现实空间的企图。只不过沈从文们的乡土世界更象超越现实困境的一种梦幻或说是一种精神崇拜，而张承志们则表现为更坚定的回归意念。
但我们必须看到的是现代中国的乡土空间绝非怡然自乐的桃花源，当代中国的田园早已今非昔比，科技这巨大的生产力席卷了人迹所至的一切领域。他们笔下宁静和谐的乡土世界不过是居住在现代都市中文人的自然田园之梦，如果说古代文人的回归自然更多是来自现世政治人生的风险与压力，那么现代作家更多是面对来自西方工业文明对传统的冲击和作为表现的都市快捷冷漠功利的生存距离和压力。对于来自人生或现实空间的冲突他们表现出一样的姿态――到和谐宁静的自然中寻觅精神的庇护和放置身心的空间，相对未遭破坏古朴自由又保守闭塞的古代乡土田园而言，现代作家的田园之梦显得更虚幻一些然而也更令人神往。当然这种对自然的回归从消极的方面和个体的角度看都有一种逃避的意味，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面对“出世”与“入世”的矛盾选择的一种心理和精神平衡方式。但从积极的方面和客观的角度看，对自然的回归作为当代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它所表达是人类生存状况或生存意识的新的转折，在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强取豪夺的今天重塑对自然的看法，从而反映和确立新的生态伦理范型，无疑是具有先进性和前沿性的。也正因此很多人认为在自然生态的文化意义上，这些抒情性乡土小说开创了中国现代生态文学的先河。
（作者单位：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