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标志与农产品品牌信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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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农产品生产企业实施品牌化战略刚刚起步，消费者对农产品品牌的信任仍处于不稳定状态，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频发也加剧了消费者对农产品品牌的不信任。这种状况严重削弱了农产品品牌传递产品质量信号的功能，加重了农产品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本文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为基础，用实证方法对质量标志强化农产品品牌信任作用进行分析，认为质量标志可有效提升农产品品牌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质量标志对能力信任的提升作用大于善意信任。

关键词：质量标志；品牌信任；信息不对称

中图分类号：F713.55 文献标识码：B

一、 问题的提出

品牌是一个名称、标记、象征或设计符号，也可以是它们的联合体，目的在于确定一个消费者或一群消费者的产品或服务，并将其与竞争对手的产品或服务区分开来（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1960）。品牌与消费者联系紧密，品牌价值基于顾客的认知，离开了顾客认可的品牌将没有价值可言（Keller，1993）。因此，优秀品牌既是公司的市场承诺，也是消费者公认的结果，其价值中包含消费者的品牌信任，所以，品牌是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性契约（陆娟，2003）。

我国虽然是世界农产品生产大国,但我国农产品品牌营销刚刚起步，多数农产品品牌因为生产经营者品牌意识淡薄、营销组织力量薄弱等原因仅处于标示层次，真正有知名度和价值的品牌不多（张司飞，2008）。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对农产品品牌重视程度普遍不高，又由于农产品具有质量的信任品特征，在表象特征区别不大的情况下，消费者主要依靠价格标示和经验进行农产品选择，消费者对农产品品牌信任不足。

近年来我国知名品牌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频发，加重了消费者对农产品品牌的不信任。在品牌信任度较低的农产品市场上，由于外部冲击（如知名农产品品牌安全事件）带来的感知风险压力，往往会使消费者出现心理波动，出现恐慌、逃避、悲观、逆反和破坏等情绪（青平，2006）。上述情绪因“晕轮效应”放大，造成消费者对农产品和农产品品牌的普遍信任不足、购买减少。农产品品牌逐渐丧失了向市场释放质量信号的作用，农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状况变得更加严重，市场效率低下。在此情况下如何提振消费者对农产品行业整体的信任，如何使合格的农产品品牌少受行业整体状况影响，继续得到消费者信任成为各界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第三方质量标志特别是有公信力质量标志参与成为众多学者共同认可的观点，对于农产品行业，名优标志和认证标志的作用被更多地关注和寄予期望。

二、 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农产品质量信息

20世纪70年代，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等著名学者针对影响市场运行的“不对称信息”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从此信息经济学研究蓬勃兴起。尼尔逊(Nelson, 1970)、达比和卡尼(Darby and Karni,1973)等学者在此基础上按照产品质量信息的可获得性把产品可分为搜寻品、经验品和信任品。农产品质量实际上相当于搜寻品特性、经验品特性和信任品特性的综合(王秀清，2002)。农产品市场机制在调节农产品三种不同类别的质量特性传导信号时存在巨大的差异。农产品质量的搜寻品特征信号在农产品市场上传递顺畅，不会发生市场失灵；农产品质量的经验品特性和信任品特性则面临信号匮乏难题。由以上原因造成的信号传递不畅和信号不易被消费者甄别常常引发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特别是信任品特征方面。在农产品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和价格最终是否被消费者接受是建立在消费者对相关信息判断的基础上，但由于农产品质量的信任品特征且消费者所进行购买活动大多是非专家型购买，消费者实际消费前乃至消费以后都无法判断其质量状况，其市场信息不对称状况较为严重。

为使消费者获得更多农产品信息，区分产品质量，农产品生产者效仿其他领域的生产者通过注册品牌、推广品牌向市场传递产品质量信号，期望改善农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状况。但是，实际操作中却未达到理想效果。这主要是由于农产品品牌建设经验不足，大多数品牌只停留在标示层次，缺乏真正有知名度和价值的品牌可以让消费者信任并加以选择造成的。品牌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又加剧了消费者对农产品品牌的不信任，进而造成消费者对农产品和农产品品牌的普遍信任不足，购买减少。农产品品牌逐渐丧失了向市场释放质量信号的作用，农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状况变得较为严重。

（二）线索利用理论和农产品质量标志

Dawar和Parker（1994）认为，面对功能与质量都不确定的各种产品，消费者没有时间，也没有完全信息和足够的能力去比较产品类别中的多个竞争品牌，只能利用一定的启发式线索(heuristics cue)作为度量产品质量的工具。消费者评价品牌过程恰恰主要是围绕信息的搜集、获取、储存、提取、评价、比较和选择等活动展开。受制于信息不对称限制的消费者，在品牌不能被较好依赖的情况下，消费者又必须作出品牌决策时，就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那些具有替代指示作用的外部线索，比如质量标志等。

农产品质量优劣会影响到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消费者重视程度很高。但由于农产品质量的经验品和信任品特征存在，使得消费者面临较大的信息劣势，消费者会采取较多的措施改善这种信息不对称状态，减少感知风险，增加购买决策信心，消费者最直接的方法是积极搜集相关信息。由于农产品单价较低，占日常消费支出总额比重较小，消费者难于安排较多的精力和成本进行信息搜集工作。消费者倾向于利用外部线索解决信息搜集工作，这正是质量标志的一个契机。在特定情况如发生品牌信任危机时或品牌不能作为克服信息不对称的质量信号使用时，质量标志能够更好的发挥线索作用。

质量标志这一外部线索在消除农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具有有效性。农产品质量标志实质是将政府授权信用、质量评价机构的市场信用叠加到接受产品评价的企业品牌上，提升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首先，农产品质量标志建立了中介信用系统。质量评价机构通过将自身无形资产（信用）做抵押，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建立信用中介，使消费者通过信任中介机构或质量标志最终信任农产品质量和相关生产者。其次，农产品质量标志可以节约市场中信息传输成本。即把消费者识别质量信息的个体行为转变为相关机构鉴定质量信息的单位行为，把独立、复杂的农产品质量信息转变为易于识别的质量标志的信息整合行为（王晓霞，2005）。

我国有较长期的产品评优传统，历史上获得国家优质产品称号的农产品也较多，我国农产品质量标志主要有名优标志和认证标志两种。目前，农产品名优标志主要是“中国名牌”标志。2001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中国名牌产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中国名牌”属于质量标志。农产品质量标志更多的是认证标志，认证是第三方依据程序对产品、过程或服务符合规定的要求给予书面保证。农产品认证是认证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农产品认证的对象是农业生产过程及其所生产的初级农产品或粗加工产品，揭示的是农产品在生产、贮藏、加工甚至流通过程中全过程链的“私有信息”。我国农产品认证主要有以下类别：（1）强制产品认证：食品质量安全（QS）认证。（2）自愿产品认证：有机食品认证、绿色食品认证、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转基因认证、种子认证、饲料产品认证等。（3）自愿体系认证：危害分析和关键点控制点（HACCP）认证, 良好农业规范(GAP)认证等。目前，我国已基本建立了覆盖“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的食品、农产品认证认可体系，逐步形成了“统一管理、共同实施”的工作格局。2010年，我国食品农产品认证制度达到10种，共颁发各类食品农产品认证证书71 372张。

（三）品牌信任

Lau和Lee (1999)定义品牌信任为在面临风险的情况下，消费者依靠某品牌的意愿。Chaudhuri和Holbrook(2001,2002)的两篇文章中认为品牌信任是消费者依靠品牌的能力完成其所陈述的功能的意愿。而Delgado-Ballester(2003)等人定义品牌信任为消费者在面临风险的情况下，对品牌可靠性和倾向性的有信心的期望。其中Delgado-Ballester的定义得到营销学界的广泛认可。

品牌信任的多维度性已经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认同（Hess，1995；Chaudhuri和Holbrook，2001），目前有代表性的存在消费者对品牌的信心一维模型（Larzelare和Huston，1980）、值得信任度与专业能力二维模型（Erdem和Swait，1998；Delgado-Ballester和Munuera-Aleman，2003）和能力、善意与真诚三维模型（Chundhuri和Holbrook，2001）几种认知。我国学者袁登华（2008）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品牌信任应包含品牌品质信任、品牌善意信任和品牌能力信任。具体到农产品，笔者认为农产品品质体现的是生产企业的生产能力。因此，消费者对农产品品质的信任与对品牌履行承诺的能力信任可以合并为能力信任一个维度，由此形成以下假设：

H1:农产品品牌信任可以划分为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两个维度。

学者们还对品牌信任产生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信任机制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经验机制（Ali和Sue，1998）、计算机制（Doney和Cannon，1997）和转移机制（Strub和Priest，1976；Doney和Canon，1998）。转移机制是指施信方以第三方对受信方的信任作为受信方是否可信的基础。这表明信任可以由施信方所信任的证据源转移而来，即信任的延伸模式（Strub和Priest，1976；Doney和Canon，1998）。质量标志对于消费者和农产品品牌属于第三方信息，也是消费者验证农产品品牌是否可信的参考，根据品牌信任的转移机制，我们进行如下假设：

H2：消费者对质量标志的信任正向影响农产品品牌信任。

H2a:消费者对质量标志的信任正向影响农产品品牌能力信任。

H2b:消费者对质量标志的信任正向影响农产品品牌善意信任。

经验表明农产品品牌在增加质量标志之前越受欢迎，消费者对增加质量标志后的品牌的评价就越高。消费者对原农产品品牌的消费经验和满意度，能够促进消费者建立对获得质量标志的品牌的信任，即消费者对原农品品牌信任能够“过渡到”消费者对认证后品牌的信任。为验证上述判断，现提出如下假设：

H3：原农产品品牌信任正向影响增加质量标志的农产品品牌信任。

H3a: 原农产品品牌能力信任正向影响增加质量标志的农产品品牌能力信任。

H3b:原农产品品牌善意信任正向影响增加质量标志的农产品品牌善意信任。

三、刺激物选择和问卷设计

（一）刺激物的筛选

为了更好地观察质量标志影响农产品品牌信任的方式和力度，本研究拟选择一个不知名的农产品品牌和一个知名的农产品品牌分别与认证标志和名优标志两种质量标志进行2X2模式的实验组合。查阅有关农产品信任方面的实证研究，国内学者们常用的刺激物主要有水果、蔬菜、大米、猪肉、食用油、茶叶、牛奶等。从产品的品牌化和知名品牌的数量两个方面综合考虑，当前国内这六种农产品在品牌建设方面较为成功的是牛奶产品，国内的知名品牌有三元、蒙牛、光明等，同时也是普通消费者的日常必需品。因此，调研选择牛奶作为刺激物。选择虚拟品牌“新草原”作为不知名的牛奶品牌，选择“三元”作为知名牛奶品牌。

在选择质量标志方面也是从认证标志和名优标志两个方面进行选择，国内现有的认证标志主要有无公害农产品标志、绿色食品标志、有机食品标志及地理标志等。前三种标志都是针对食品和农产品的安全和营养进行质量，其中绿色食品标志以时间较早（1990年），质量标准较高成为消费者较熟悉的认证标志。因此，本研究将选择绿色食品标志作为质量标志中的认证标志选择；名优标志方面我们选择“中国名牌”作为质量标志。重点考察不同的质量标志对于不同知名度农产品品牌信任形成的影响。

（二）问卷设计

研究中设计的各个变量的测量量表绝大部分源自现有研究，并针对本次研究的具体情况稍作改动。对潜变量的测量均采用李克特七分量表，人口统计特征的测量采用定类量表。有关潜变量的测量指标具体说明如下：

增加质量标志前农产品品牌信任及增加质量标志后农产品品牌信任均采用相同量表，题项设计参考袁登华（2007）提出的信任量表，包含“品质可靠，一般不会出现问题”；“始终针对消费者的需求做出相应的反应”等6个题项。对质量标志的信任测量，参考金玉芳（2005）对化妆品行业品牌信任实证研究中应用的信任量表，选择“放心/不放心”、“可靠/不可靠”、“信任/不信任”三个题项。问卷依次测量消费者对未增加信号的农产品品牌信任、消费者对质量标志的信任度、消费者对增加质量标志后的品牌信任等内容。问卷结尾要求被访者提供简单的个人资料等人口统计特征信息。

四、调研和数据分析

（一）预调研和正式调研

经过小范围的预调研，检验各变量量表的信度并优化部分测量题项后，正式调研于2011年10月6日至15日在北京市某大型超市通过拦截顾客填列问卷完成。问卷共发放360份问卷，回收333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99份，有效问卷率达89.79%。

299个有效样本各项特征分布情况见表1，从人口统计特征来看，这些样本能够反映出北京市牛奶购买人群的基本特征，样本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二）数据分析

1．数据质量分析。预调研后曾对各变量的量表进行了项目-总体相关系数分析、信度分析和因子分析效度检验。对于正式调研回收的数据，笔者仍将采用类似分析方法，对正式调研问卷中所有测量题项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进行检验，验证数据质量。

（1）项目-总体相关系数分析。项目-总体相关系数是用来检验是否每一个题项与其代表的指标相关，以及这种相关性是否具有理论意义(Concecptual sense)。统计结果显示，题项的项目-总体相关系数均大于0.35，预调研问卷进行正式调研是合适的，题项可靠性与预调研结论相一致（见表2）。

（2）信度分析。利用SPSS软件计算可靠性系数（Cronbach’s Alpha）来检验正式调研量表的信度。结果显示：品牌信任、质量标志两个变量量表的信度依次为0.91和0.93，都超过了0.70的临界值，表明所采用的测量题项具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见表3）。

（3）数据效度分析。数据效度包括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结构效度又分为汇聚效度和区分效度。问卷中采用的所有量表都是在参考国内外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研究生以及相关消费者的意见归纳并经多次讨论和修改形成，问卷进行了预测试，因此量表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分别检验品牌信任、质量标志信任变量量表的结构效度。鉴于对品牌信任在增加质量标志前后采用同一量表进行了两次测量，所以笔者对两次结果进行了加总平均作为变量综合值。分析得出KMO值达0.802，Bartlette检验得出卡方值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进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使在每个因子上具有较高载荷的变量个数最小化。两个变量的9个测量题项共生成3个因子，共解释79%的方差，证明量表具有较高的汇聚效度。此外，各测量项目在各维度下的载荷均超过0.70且没有出现显著的交叉负载，说明量表的区分效度较好（见表4）。

2．品牌信任的维度检验。同以上分析，对品牌信任的验证性因子分析分别以增加质量标志前/后品牌信任作为研究对象，得出KMO值分别为0.835/0.860，Bartlette检验得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结果显示品牌信任两个因子累计解释方差分别为73.40％/78.43％。根据测量题项在各因子上的分布情况（表5）可以看出，这两个因子分别对应理论模型中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两个维度，与预期结论一致，假设H1得到验证。

3．质量标志对品牌信任的影响效应分析。采用配对样本分析方法计算每个样本对增加质量标志的品牌信任与增加质量标志之前的品牌信任之间的差值。通过t值检验差值的均数是否为0，从而得知消费者在增加质量标志时能否增加农产品品牌信任，确认增加质量标志前后消费者对农产品品牌信任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由表6中数据可知，消费者对增加质量标志后的品牌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较之其对未增加质量标志的信任分别平均高出0.512和0.334，且t值均在1%显著水平下显著，这说明质量标志对农产品品牌信任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假设H2成立。

4．品牌信任形成过程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增加质量标志农产品品牌能力/善意信任为因变量，增加质量标志前消费者对农产品的能力/善意信任以及消费者对质量标志的信任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品牌信任形成的直接影响因素。上述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超高0.4的临界值，说明模型的解释力较高。由自变量回归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可知：消费者对增加质量标志农产品品牌能力/善意信任与质量标志的信任呈正相关，假设H2成立；消费者对增加质量标志农产品品牌的能力/善意信任与其对原品牌的能力/善意信任呈正相关，假设H3成立（回归结果见表7）。

5．不同质量标志对品牌信任影响作用的比较分析。本文以不同知名度的牛奶品牌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与绿色食品标志和中国名牌进行2X2配对组合，在品牌信任形成效应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有必要对比分析这四种模式对品牌信任的影响作用，以明确究竟何种模式能够最有效地促进消费者品牌信任的形成。采用配对样本分析方法分别计算四种模式下，每个样本在增加质量标志后农产品品牌信任评价与其增加质量标志前信任平均值之间的差值。通过对比差值大小及其显著性来判断哪种模式对于品牌信任的提升作用的高低。与前文的数据分析类似，此处仍将品牌信任细分为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两个维度进行对比，从而能够得知在各自的模式下，绿色标志和中国名牌标志对不同知名度品牌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的影响作用是否存在差异。

如表8中数据所示，增加中国名牌标志后，消费者对农产品品牌的能力信任评价高出对原品牌的能力信任评价0.523，略高于增加绿色认证标志带给品牌能力信任评价变化的0.507，且两者均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增加中国名牌标志后，消费者对非知名农产品品牌的能力信任评价高出对原品牌的能力信任0.711，对能力信任的提升作用非常明显，在四组实验中最突出，但其对知名品牌能力信任提升作用较小且不显著；增加绿色认证标志后，消费者对知名和非知名农产品品牌的能力信任评价分别高出对原品牌的能力信任0.494和0.520。

表9结果显示增加中国名牌标志后，消费者对农产品品牌的善意信任评价高出对原品牌的善意信任评价0.333，与增加绿色认证标志带给品牌善意信任评价变化的0.334持平，且两者均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增加中国名牌标志后，消费者对非知名农产品品牌的善意信任评价高出对原品牌的善意信任0.378，对善意信任的提升作用较明显，但其对知名品牌善意信任提升作用较小且不显著；增加绿色认证标志后，消费者对知名和非知名农产品品牌的善意信任评价分别高出对原品牌的善意信任0.365和0.303。

6． 质量标志对不同知名度农产品品牌信任影响比较分析。同上述分析，为考察质量标志对不同知名度农产品品牌信任的影响差异，本文刺激物选择了两种不同知名度的牛奶品牌“新草原”和“三元”，分别与绿色认证和中国名牌标志进行组合，对比分析质量标志对哪种农产品品牌信任的影响更大。

如表10中数据所示，当与不知名品牌组合时，消费者在增加质量标志情况下对农产品品牌的能力信任高出其对原品牌的能力信任0.603，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高于质量标志带给知名农产品品牌能力信任评价变化的0.388。

如表11中数据所示，当与不知名品牌组合时，消费者在增加质量标志情况下对农产品品牌的善意信任高出其对原品牌的善意信任0.335，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略高于质量标志带给知名农产品品牌能力信任评价变化的0.333。此外，我们注意到，不论是何种模式，质量标志对能力信任的提升作用都大于对善意信任的提升作用。

五、研究结论和研究局限性

（一）研究结论

首先，质量标志能够显著提升消费者对农产品品牌的信任。相对于知名品牌，质量标志对不知名农产品品牌信任提升更为明显。不知名的农产品品牌可以通过申请认证标志或参加名优标志认定来改善消费者对其的态度和评价，提升品牌形象和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质量标志或名优标志作为外部信息，可以为消费者判断原品牌的品质、实力以及对消费者的善意提供参考。相对而言，质量标志对于知名农产品品牌提升作用不明显，这可能与消费者感觉质量标志对知名农产品品牌属于“锦上添花”效应有关。

其次，质量标志对能力信任的提升作用大于善意信任。由此可以看出在消费者眼中，认证标志或名优标志等第三方信息源更多地是证明了品牌农产品品质和能力表现。要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起“诚信”的形象，不能完全依赖政府部门、相关质量机构及其他商业合作伙伴的支持，企业必须以切实为消费者服务，以消费者利益为行动导向，严格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不因企业的经济利益损害社会和消费者的利益。当发生农产品安全问题时，优先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将应成为企业的必然选择。

最后，中国名牌标志和绿色认证标志为代表的不同种类质量标志对农产品品牌评价各有侧重，总体来说，两者都对消费者产生重要影响。调查过程中反映出消费者对中国名牌标志较好的熟悉度并认可其综合性较强，这在中国名牌标注对于非知名农产品品牌信任的作用中可以看到。此外，绿色认证对于知名品牌信任的提升明显，也反映了消费者对于专项认证质量标志的认可。政府有关部门应做好认证标志和名优认定等指导工作，向市场提供以政府背景担保的质量标志，使消费者据此甄别质量安全的农产品和农产品品牌，树立市场信任环境。此外，企业和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大质量标志知识宣传，因为消费者对质量标志和相关知识的熟悉度越高，消费者对品牌信任度的提升越显著。

（二）研究局限性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认识到本次研究的一些局限。首先，为了更清晰地研究质量标志对于农产品品牌信任的影响，本文没有引入其他调节变量，如顾客感知风险、品牌和认证标识熟悉度和消费者特征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对本文实证分析结论的全面性造成一些影响。引入调节变量条件下观察质量标志对品牌信任的影响可作为今后研究的方向。其次，本文虽选择有代表性的农产品质量标志“绿色认证”和“中国名牌”标志作为研究对象，但以上标志只是众多农产品质量标志的有限代表，在以后的研究中应尝试其他质量标志，以便了解整体质量标志认证体系对农产品品牌信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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