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之梦――纪录片人的求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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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纪录片非常辛苦，新疆纪录片人却乐此不疲。下面是发生在拍摄镜头背后的故事，以飨读者。

自1973年算起，新疆电视台纪录片创作已经走过了近40个年头。随着时代的进步，新疆纪录片从最初的使用黑白电影胶片拍摄逐渐步入使用国际最顶级的摄像机拍摄的时代；新疆纪录片也以其真实性、具有记录时代进程、留存历史档案等价值成为向疆内外展示新疆风采的极佳平台。几十年来，新疆纪录片创作从技术手段、团队力量等方面都已经今非昔比。让我们通过揭秘多年来新疆纪录片人镜头后的工作细节，从另一个角度为您展示新疆纪录片的风采吧。

最初的梦想

老纪录片人孙伯华眼中的那段历史犹如昨天。孙伯华，高级记者，早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是新疆电视台第一批纪录片探索者和实践者。

孙伯华回忆说，当时他们是用电影摄影机来拍新闻，用黑白电影胶片拍摄完成以后回来自己冲洗，由于当时没有设备，有些冲洗设备需要自己制作。孙伯华就参与了一部分设备的设计制作工作。他们用的是早期无声电影时代的冲洗办法，把胶片洗出来，然后剪接，剪接完了看一遍，如果没什么毛病，就找一个播音员配上声音再配上音乐，然后把拍回的新闻放在墙上，用大摄像机来拍这个图像，同时放录音，就这样播出去了。孙伯华说，那时播放条件太差，播出去时口形也没法对，图象也模糊，声音也不太清楚，但只要片子不断，就算效果好了，那是非常原始的一种办法。

1973年，一部采用16毫米摄影机拍摄的专题纪录片《繁荣的博尔塔拉草原》完成，这部影片是新疆电视台历史上的第一部纪录片。

新疆纪录片人刘湘晨曾说：“吐鲁番夏天的沙堆能烤红薯，阿勒泰冬季的极致低温记录在零下50度；帕米尔高原是万山之祖，艾丁湖则在海平面负150米。人类绝对不会再有这样的幸运，把最高最低、最冷最热、最荒凉极致又绿意溢透的地方同时置于一方天空之下，这里是人类最后的文化高地。”这段文字集中概括了一个纪录片人眼中充满魅力的新疆。

可以说，新疆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是一座富矿，新疆纪录片人为发掘出精品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吃上肉太幸福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导演刘湘晨、摄影何明在帕米尔高原拍摄纪录片《太阳部族》。何明说，上帕米尔高原前，导演刘湘晨和他对山里生活物资的匮乏估计不足。进山后，才发现山民们生活物资极为贫乏。在这里，用钱并不能买到足够的蔬菜、肉食等生活必须物资。如果再返回去筹备，将要走两天的雪山路，这将会错过最佳拍摄时机，于是摄制组决定克服困难继续拍摄。

两人住在村里一个老大妈家，天天扛着沉重的摄像机跑东跑西，体能消耗很大，他们和村民吃的一样，每天主食就是干馕就茶水，村里羊群都在牧场，只有过节或者月末才有肉吃。当地人饮用的茶给何明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何明开玩笑说，这种茶水能把肠油刮掉。

何明说，那时候，他们就像山野里的狼一样，嗅觉变得异常灵敏，几公里外就能闻到一点点肉腥。一次，两人在村头拍摄，一股若有若无的肉味飘来，马上打断了他们的拍摄进度，他们熟悉这里的每一户村民，这是谁家在做肉呀。顺着肉味来向，一个孩子跑来，原来是住在村子另一头的老朋友派儿子叫他们去家里吃肉。老朋友已退休了，见他们俩工作实在辛苦，就给他们弄了一些肉来。村子人家住得很分散，从村这头到那头有几里远近，何明感慨地说，几公里就能闻到肉味毫不夸张。

为了支撑透支的体力，俩人还想了一些办法。山里野鸽子多，当地人不吃这些野味，但是对于刘湘晨、何明来说就是美味了。两人找来一个大筐子，反扣在地上，用一根树枝支起筐子，筐下撒些粮食，绳子一头拴住树枝底端，另一头远远地牵着躲起来。一会儿，筐下落满啄食的野鸽子，何明就猛然拉倒树枝，筐子就扣住好几只野鸽子。野鸽子并不好抓，两人同时伸进筐里抓鸽子，鸽子大多从下面飞走，能逮住一两只就不错了。用这种办法，两人在高原上坚持了下来。走出大山后，两人都瘦成皮包骨头了。

纯朴而让人怀念的味道

村民们无私的帮助和救助情谊也令他们深深怀念，何明说，村民对他们有救命之恩。

有一天，两人随着村民赶着牦牛驮队翻越达坂回村，何明说当时他们记得达坂上只有一个雪堆成的垭口。那天，达坂上浓雾笼罩，能见度不足五米，山里人都知道风雪马上就会袭来，大家都加快了脚步。刘湘晨、何明因为体力不足，落在了队伍后面，等他们爬上达坂，前面的队伍已翻了过去。这时达坂上出现了三个垭口，两人在风雪交夹中迷路了，往前走，很容易坠下山崖，两人只好顺着原路退下了达坂。糟糕的是，两人穿得少，物资又放在前面的驮队上，无法取衣物抵御暴风雪。天无绝人之路，路边堆放的牧民物品（当地民风纯朴，极少有偷盗现象，所以牧民转场时若有带不走的东西，就堆在路边，回来时再带走）救了他们，两人急忙找了一件羊皮大衣，等暴风雪过后再放回去。何明说来路上有一处羊圈（野外生存之道：最好的宿营地就找牧民们留下的羊圈，羊粪能够隔绝寒气，上面铺上东西就不会冻伤人），半人高的矮墙，两人急忙钻了进去，将圈门关上。但是羊粪潮湿，取暖点不着火，两人只好裹着羊皮袄等待天明。凌晨，达力和牧民们又冒着风雪翻回达坂找到了他们，他们才获救。

风雪中的闪电

新疆纪录片人就是这样为事业哪怕冒着生命危险也一如既往。

导演宁照宇拿着一份1992年整理出来的档案，档案中记载的历史事件约有千字，大家经过努力终于将其还原成为一部史料性、观赏性、真实性、思想性相对统一的纪录片：《1943・驮工日记》。宁照宇在导演笔记中记录了拍摄过程，那一天是2004年7月18日，经过两个小时的颠簸，他们沿着陡峭的盘山路来到了一个四面环山，离冰山更近的高地，这里已经达到了海拔5100米。随后的一个小时，赶着牦牛的牧民也到了，这里显然比下面冷了许多。他们向牧民讲了拍摄要求，玉素英用柯尔克孜语向牧民作着动员。此时群情激昂，绑物资的，给牦牛套缰绳的，收拾行装的……看到这些，宁照宇表面虽很冷静，实际上心在咚咚地跳着，因为当时他们和驮队要翻越的是海拔近6000米的达坂。在这个实景拍摄过程中，这个庞大的队伍和拿着各种器材的摄制组，面对氧气逐渐缺乏的冰山，有各种可能都会发生，作为导演和拍摄负责人都要必须面对。摄影何明手中的摄像机有七八公斤重，在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原运动拍摄，能顶得下来吗？达力要扮做驮工木沙，带领整个驮队翻越达坂，他已经五十八岁了，体力能吃得消吗？宁照宇想，还有那众多的驮工和他们心爱的牦牛，可爱的边防军战士，这一切是决不能有一点闪失的。为了缓解紧张情绪，宁照宇不由得点着了一支烟，手中紧紧握着对讲机……。

悲情壮观的翻越开始了，这是晌午12点。天气晴好，冰山连绵，白云嵌在瓦蓝的天空上。助理凯撒尔看过海拔表告诉宁导，现在他们站的地方是海拔5700米。此时他们正在拍摄大全景，摄制组离驮队有200米的样子。她的心情又激动，又有一丝遗憾。虽然拍摄还算顺利，只是觉得画面太漂亮了，可能不像了。这时恺撒突然对宁照宇说：“宁导，看天气要变化了，冰山黑了。”这时只听着天边传来一阵阵闷雷，天气开始变的昏暗起来。凯撒说山下开始下雨了，这儿可能要下雪。不久天上果真飘起了小雪，他们面前的驮队正在艰难的向达坂顶端攀登。达力从对讲机那头传来了下雪了，他们还能坚持的声音。何明在贪婪的、不停机地拍摄着。他们心里都在暗暗高呼：“运气啊！”，60年前的一幕，又真实的展现在了他们面前。

下山后，何明一阵后怕，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下雪天闪电打雷的现象，当时他沉浸在拍摄中，而在野外高处，他扛着摄像机，极易被闪电击中，造成机毁人亡的后果。

三零四零五零六零

这组数字是《最长的冬天》拍摄团队四人的年龄组合，导演石峰30多岁，李光华40多岁，何明50多岁，马玉国司机刚好60岁，真可谓老中青都齐了。石峰说，我们非常团结，如果不是马师傅高超的驾驶技术，我们的工作还不会这么顺利。在他陪我们出发的时候，正好退休的报告批下来了，马师傅说就让我陪你们把这次拍摄完成再退吧。

2010年入冬以后，大雪覆盖了卡拉麦里野生动物保护区大片草场，很多野生动物因缺少草料饿死。救助野生动物刻不容缓。2010年元月初，石峰四人组合来到恰克图。在白茫茫的大地上，他们到处寻找野生动物的踪影却难有收获。一次，他们的车辆来到布尔津县可可森山，遭遇“闹海风”，风停之后，雪地上已看不见来时的车辙印，2公里的野地，他们整整走了三个小时，石峰说若没有马师傅的高超技术，车辆就会陷到那里，当时就有一辆车没听马师傅的劝告陷在雪地里了。

临近春节的一天早上，石峰到保护站打听消息，当时，保护站方面不理解石峰一行的采访目的，保护站负责人说要带车子到投饲点查看野生动物动向，这个消息令石峰精神一振，他马上跑回住处顾不上吃早饭就通知大家出发。时间很紧，幸好车辆都一直处于临发状态，这得益于马师傅每天认真地保养车辆，保证油箱加满油。出发后，他们紧跟着保护站的车辆行驶了三百公里，到达离五彩湾30多公里的地方停了下来，保护站的司机下车后问石峰，你们的车是双油箱的吗？只有双油箱的车才能继续剩下的两三百公里路程，四人一听全呆了，他们是单油箱的车，为什么不早说呢？苦恼、窝火、愤怒，四个男人都不说话，他们面前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往回走，要么经过五彩湾回乌鲁木齐。马师傅率先打破郁闷的气氛，说，石头，你说往哪走我就往哪开。大伙都看着石峰，石峰想，往回走让人不甘心，跟着他们走不可能，回乌鲁木齐可以过春节，可是马上有眉目了要放弃让人不甘心呀。最后石峰做出艰难的决定：往回走吧。石峰明白没有保护管理部门的帮助，他们的野外摄像就困难得多，他和李光华回去后，饭也不吃就直接找到正在检查工作的管理局负责人，他们的一番诚意打动了对方，最终管理局派人帮助他们完成了拍摄工作。

记者采访的几位纪录片编导，他们都不约而同的提到纪录片就是“哥们艺术”。何明深有感触地说，在拍摄过程中，你会遇到各种不同的险情，甚至威胁到生命，往往是你的同伴帮助了你，这种情感是生死与共的，不是金钱能换来的，这就是哥们艺术。”

和野马交朋友

《回家的路有多长》创作团队由导演孙昆、石峰及剧务主任马玉国组成，一辆越野车、一套GPS、一口架在越野车后座的简陋的做饭设备、一套并不适合野生动物拍摄的摄制设备，三个男人在卡拉麦里广阔的区域驰骋了100多天，比大熊猫还珍贵的野马生活的一个个精美的瞬间就这样变成了我们可以看到的影像。

导演孙昆回忆，开始最难的是怎样和野马接近。人和人沟通有时都很困难，何况人和动物。所以他们刚开始拍就存在这种问题。马离他们20多米远，看见他们就跑，没办法拍摄，镜头再长上去都是晃的，风一吹就抖。这时候孙昆他们把机子装了起来，天天跟着马群，你到哪我到哪，让野马慢慢地熟悉他们，到夏天的时候孙昆已经可以摸马了，马群的头马经常过来，到他们的镜头上蹭痒痒，因为当时草原上没有草，没有很高的植物，它蹭不上痒，就只有到机器上，它已经非常熟悉孙昆，孙昆可以和马零距离的接触了。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他们的动力来自哪呢？原新疆电视台台长施生田用 “冷热高低”四字阐述了新疆纪录片的创作特点。新疆纪录片工作者有很重要的精神动力，那就是新疆丰厚的历史文化、神秘的自然景观、丰富多彩和深刻变化的社会生活，因为大家深爱新疆这片土地。就是因为热爱这片热土，虽九死一生而不悔。

纪录片大家陈汉元说，拍纪录片的人是一批智商很高的从事高尚事业的“傻子”，他们决不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生存环境，决不仅仅是为了索取一点经济利益才干纪录片。中国十年的纪录片进步，大量优秀作品的诞生，是那些具有高尚理想和追求，甘于寂寞和清贫，不怕吃苦，不怕牺牲，怀抱一颗火热的心，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激情，为实现自己的文化理想而奋不顾身的人创造的。他们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同步展示另一生命的状态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