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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教育”的特点是“求真”,而许多民办学校却是全方位“作假”。世风如此,谭绍勤觉得他可以把握好自己,但要想在这些尚“假”的“草根学校”推广“草根教育”,难如登天。
谭韶勤掏出钥匙,打开校长办公室外面的铁门。在铁门和木门之间,潜伏着100多只蚊子。谭校长把木门打开后,这些蚊子有的翩翩离去,有的施施然跟我们进了办公室。
这是2010年4月11日,星期日。没有学生来上课,东莞市高镇文康学校的校园里清幽寂静。10辆校车一字排开,在细雨飘洒的大操场上默然相伴。
“高民办学校管理的第一人”
又白又胖的谭绍勤,面相比实际年龄要大些。他的家乡在湖北鄂西一个村子,他是解放后这个村子的第一个大学生。上学前,家里为他包了场电影,全村的人都来祝贺,虽然他家成份不好,是“地主子女”。也许,就在那时,谭绍勤体会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含义。
谭绍勤上的是一所三类师范大学――鄂西大学。24岁时他当上了校长,管理一所上千人的初级中学。谭绍勤说他平时“爱瞎想、瞎写”。他有过一些教学改革的想法,常有文章在州里报纸上发表,但“应试教育的大环境,将自己的一切所想都化为了乌有”。
于是,从教10年后,谭绍勤来到湖北教育学院,继续深造。本科毕业后,几位在广州办学的老乡邀谭绍勤来看看。那时广东刚刚兴起民办学校之风。谭绍勤先在_所民办的“武术体育舞蹈学校”当了一年校长助理,此后又辗转了几个学校。2002年,谭绍勤和投资人创办了东莞市高镇第一家民办小学,2006年又创办了高文康学校,因此他称自己为“高民办学校管理的第一人”,见证了高民办学校在2000年后的发展历程。
文康学校的几位股东以前都是打工仔,现在当了老板,谭绍勤说自己是给他们打工的。他是一名外来打工人员,一位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校长,这个身份,他又保持了10年。
“草根教育”的艰难
2000年后,因应着外来打工人员的大批涌入,珠三角的民办学校日渐增多。谭绍勤将这些学校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菜地、工棚走出来的,办学条件较差,收费偏低、吸纳普通农民工子女的“低收费民办学校”。第二类是办学条件好、收费高(每年学费大约8000~4万元)、吸引那些希望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却又无法进入本地名校的外地甚至本地有钱人,谭绍勤把这类学校称为“贵族学校”。第三类走的是中间路线,收费介于两者之间,算是“过渡类学校”吧。
眼下,东莞市4个街道、28个镇,只有一个外来人口较少的镇,没有农民工子弟学校,最多一个镇有十几所民办学校。
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工作的老师,都是没有任何背景的打工者。这类学校的办学者,也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只因看到了民办学校的发展势头,便纷纷从建筑工地、工厂和商店里走出来,投身到民办学校的创建中。
办学者投入资金,都是希望有所回报的,但由于投资风险全由办学者承担,学校位置差了,生源不足,办学人不敢再投资;收费低了,没利润,他们不愿再投资;收费高了,学生读不起,生源又少,办学者同样不敢再投资,有的在申请开办时的基本承诺都无法兑现。
文康学校的生源,大部分来自湖南、四川、江西、广西、湖北五省,以及非东莞籍的广东学生。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矛盾之处是:学费收得高了,家长不认同,学生也不来;老师工资给低了,留不住人才,教师流失量大。眼下,文康学校小学部的老师月入不到1500元。初中部老师多拿一两百元。但本地公办小学老师年收入10万以上。文康学校的老师不到2万,天壤之别。
在东莞,农民工子弟学校多了,生源就少了。有些学校糊弄家长,平时管理不严,考试前先把题目透露给学生,让学生拿高分;有的根本不用市、镇统一的试卷,而拿刚讲过的试卷或题目权作考试。蒙骗家长。有的学校管理混乱,学生到学校学不到知识,反学了一身坏毛病。
文康学校的学生家长,多是高镇上众多鞋厂制衣厂的打工人员,以及种菜的、养猪的、开店的或开的士的“低收入新莞人”。他们长年漂在外面,孩子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在老家上学,要么随父母漂泊。这里的绝大部分孩子都有过转学经历,有的每学期就要换一所学校,他们很难接受系统教育;在不断地熟悉环境的过程中,学习成绩更是一塌糊涂,在这样的学校,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是巨大难题。
在谭绍勤眼里,“低收入新莞人”既是东莞的建设者,又是不稳定的劳动力因素,他们为这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他们的归宿在哪里?他们的利益谁来保障?他们的子女谁来教育?教育的费用又由谁来承担?
在这样的环境里,谭绍勤不停思考:自己应该怎样当校长、教育?他将自己的教育思想称为“草根教育”。“草根”指的是无钱送孩子上“贵族学校”或进公立学校念书时“低收入新莞人”。“草根教育”是为“草根”服务的一种教育,它的理念,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学生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二、教育学生相信通过努力,自己的命运可以改变。三、教师和家长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和努力。
谭绍勤寄望于“让这种教育能够植根学生心底。产生强大的心理震撼力”。但这三个内容,其实是三个难点。谭绍勤说,孩子们的虚荣心普遍很强,他们不肯承认自己是“草根”或“草根”后代。家里条件稍好一点,就认为自己是“精英家庭”了:家里有台跑业务用的小车,就是步入“上流社会”了。让孩子树立远大理想更不容易,农民工子弟的行为习惯、学习习惯普遍差,正常教育都很难接受,任何想法都不能持久,“树立长远理想”更无从谈起。
“草根教育”的特点是“求真”,而许多民办学校却是全方位“作假”,世风如此。谭绍勤觉得他可以把握好自己,但要想在这些尚“假”的“草根学校”推广“草根教育”,难如登天。
“被耽误的一代”
对文康学校的教学质量,谭绍勤还是自信的,他说:“孩子在这里读完小学,回家乡读个重点初中没问题。但他上初一时还好,到初二如有什么变化,比如迷恋上网、抽烟、喝酒,那时家里没有父母,爷爷奶奶又管不了,这个孩子就废了。”
农民工子弟学校里,学生来来往往,川流不息,随时都有学生来插班,每学期一个班也会有十来个学生走掉。能在这里从一年级读到六年级的,每班不会超过5个人。
农民工一年到头东跑西跑,家庭自然不稳定,单亲家庭的孩子多。谭绍勤估计文康学校学生的父母离婚率不会低于5%;单亲家庭加上重新组合的家庭子女,应该达到10%以上。这些学生普遍个性封闭、怪僻,心理问题严重。
该校曾经有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出生后一个月就被丢给爷爷奶奶,父母双双外出打工。等他长到十来岁时,父母接他来东莞,进入文康学校念书。一个学期下来,该生与老师、同
学说过的话不超过10句。第二学期,孩子妈妈哭着找校长,原来孩子来了半年,从没叫过一声“爸爸妈妈”,从不与家长交流,父母都不知他心里想的什么?妈妈哭道:“我应该怎么对待他,才会让他叫我一声妈妈?”谭绍勤找孩子谈话。孩子说:“我知道他们对我好,但就是叫不出口。”孩子回到家,给妈妈端洗脚水,水端来了,面对妈妈满脸期待的表情,他终于憋出了一声:“喂……”
还有一个广东籍学生,大圆脑袋,皮肤黑黑,小学没毕业脸上就有了胡子。当初父母闹离婚时,双方抢着要他,争得不可开交。后来父母都找了相好,又把他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如今母亲不知下落,父亲据说在附近打工,但留下的手机号码无人接听,就连孩子姑姑也找不到他。这个学生跟姑姑生活在一起。他在学校经常要制造点事情,来引起别人的注意。老师对他感到头痛,想跟家长谈谈,他姑姑就带病从医院赶过来。
谭绍勤说:这些孩子是“被耽误的一代”。在他们的成长期,父母丢下孩子外出打工,以至他们的性格形成有明显缺陷。等到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实在无法管理了,父母才将孩子接出来。他们简单地以为只要把孩子带在身边,就一切搞定了,岂不知孩子在这里更没人管,还不如呆在老家。
这些学生家庭通常的情况是:孩子父母早上匆匆上班,来不及跟孩子说一句话,晚上6点下班,吃完饭又去工厂加班,往往夜里十一二点才回来,这时孩子已经熟睡了'他们自己也累了一天,没有精力再检查孩子的作业。至于学生家长是种地的、做小生意的,更整天都在忙,没有功夫跟孩子说话,更不用说陪孩子逛公园游玩了。孩子每天下午放学,做完作业就没事了。父母不在家,他钻在小小出租房里,枯对着四面白墙,十几小时的孤单空虚如何填补?有的孩子去网吧消磨,有的去谈恋爱。孩子上网时间越长,现实中就越孤独、冷漠,越不善于与人沟通。
农民工子弟学校每学期一次的家长会,到会率都不足30%。有的是家长不重视,绝大部分是因为他们太忙,抽不出时间来参加。
谭绍勤说,这些“低收入新莞人”年龄多在40岁以内,在工厂做普通职工,有的租地种菜、有的下乡收破烂,也有做小本生意的。他们都处在人生最重要的创业阶段,普遍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特别重,而又缺乏经济基础。谭绍勤很同情这样的家庭:“他们举家在外,辛辛苦苦过日子的生活,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明白这份苦楚。”
谭绍勤认为:“很多学生的父母本身就是独生子女,从来没学会教育自己,如今怎能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他说,学校里的“问题少年”,本质还是善良的,愿意与老师沟通,承认错误,一旦回到社会上,就又出问题了。
民办学校教育家的意见有谁听?
2010年1月16日,社科院党国英教授带队来文康学校做调研。学者们问谭绍勤:你最感头痛的问题是什么?谭绍勤回答:我们设有初中部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校长都会头痛的问题,是孩子怎么上高中?
在《东莞市2008年基础教育工作总结》中,有这样一组数据:2008年,全市中小学非户籍学生有49.15万、其中小学39.18万,初中7.96万人,普通高中0.65万,中职学校1.36万。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呈金字塔形状,越往上走,学生流失得越严重。
这样的学生到底有多少呢,根据谭绍勤统计,在东莞就读的广东户籍学生约占在读人数的11%。也就是说,还有89%的毕业生没有在这里继续读高中的机会,他们要么选择收费偏高的民办中职学校,要么就是再次离开父母,回家乡上高中,或干脆放弃学业。
目前东莞市虽有几家民办高中,但这些学校每年学费高至1.5万~2万,农民工子弟读不起;学校又明文规定严禁招收外省籍学生入学;广东省又是全国11个高考自主命题省份之一,教材内容的差距使得必须回原籍考试的学生家长望而却步。即使学生能在这里上高中,以后不能在这里高考,又有什么用呢?
谭绍勤说:文康学校的设置是“一二三”和“三二一”。“一二三”指的是该校初中部设置了初一、初二、初三三年级;“三二一”指的是初一有三个班、初二有两个班、初三只有一个班。一般情况,孩子在这里念到初二,成绩好的就回原籍去读高中,准备考大学了。因为全国有11个省、市是高考自主命题。学生在广东上学,用的教材是广东的。以后回原籍参加高考,很多科目对不上号,高考成绩没保证。
“到初二还留下来的学生,说句良心话,都是成绩不怎么样,高考之路走不通的。”谭绍勤说。
文康学校的初一年级,有来自广西的兄弟两人,父母在东莞种菜。兄弟俩早上5点就起床了,帮父母搞菜地;父母做饭时,兄弟俩赶紧写作业;每天放学就往家里跑,继续帮父母干活。但就是这样,兄弟俩的学习成绩也总是本年级前一、二名。然而,明年他们就该上初二了,父母要把他们送回老家读书,兄弟俩依依不舍,却也不知应该何去何从?
谭绍勤想出的解决思路,是在东莞办一所民办高中,再按照不同省份户籍学生进行编班,凡属自主考试命题的省份,按省份进行编班,如四川班、重庆班、湖北班、湖南班,根据报名人数,满30人即可开班,不满30人不开班,因为教育成本无法支持。统一命题的省市可统一编班,同样按人数的多少决定开设的班数。从相关省聘用有经验的老师来教,教材也用各省自己的。除11个单独出题的省、市外,其他统考的省市区户籍的高中生,则可放在同一个班。这些学生毕业后,学校统一送他们回学籍所在的省去参加高考。
谭绍勤设想:如果东莞或广东走出这一步,福建、浙江等沿海省份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也会跟着走。但他也知道,这项设想运作起来比较难,不但涉及师资和教材等问题,还必须有各省教育主管部门支持和允许。他曾向教育部部长信箱写信推介自己的设想,未获回应。党教授等学者来了,谭绍勤又提出来,希望学者们能再替自己呼吁。
谭绍勤将自己的想法整理出一篇文字,交给党教授。几个月后,党教授将这篇东西发在博客上,他还写了篇文章:《介绍一位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校长》。
党教授写道:“谭绍勤是一位十分敬业的教育工作者,他的一个愿望是办民办高中,但没有办法做这件事,希望我为之呼吁。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不知他的努力有什么结果。教育体制是应该做更大的改革了。改革不是要取消考试,更不是取消高考,但要对考试选拔制度做调整。我不精于这方面的研究思考,希望有关部门倾听作为‘草根’的数不清的民办学校的教育家们的意见。他们这个群体不乏优秀分子,谭绍勤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