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泾川县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及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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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川县位于甘肃东部、陕甘交界处。全县辖14个乡（镇）、1个经济开发区，215个村，总人口34.89人，其中农业人口31.69人，总耕地面积87.87亩。2012年全县果园面积45亩，果品产量35t，产值3.9亿元；种植各类蔬菜14.5亩，蔬菜产量达到19.1t，实现产值1.95亿元；牛饲养量和出栏量达到18.5头和7.99头；猪饲养量和出栏量达到31.85头和21.02头：鸡饲养量和出栏量达到220.32只和104.61只；肉、蛋、奶产量分别达到26038t、5718t和2363t。全县农村经济初步形成了果品、畜牧、蔬菜三大产业集群，累计建成户用沼气池2.08座，共培育“畜-沼-果”、“畜-沼-莱”模式示范户0.85户，带动了全县循环农业的发展。

一、泾川县农业面源污染现状

全县农业面源污染主要来源于化肥、农药、农膜等农用投入品、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及农村生活污染源。

1、化学肥料污染

2012年全县化肥总用量（实物量）约6.97t，其中N肥2.25t，P肥2.41t，K肥0.73t，复合肥1.58t，平均化肥施用折纯量为564kg/hm2，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4.6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2.16%。施肥中约有1/3的N、P通过地表径流和渗漏进入水体，导致对水体的污染，同时，过量施用N肥，引起土壤中硝酸盐含量过高，造成农产品品质下降，甚至导致蔬菜中硝酸盐含量严重超标，直接危及人的健康。

2、化学农药污染

2012年全县农药总用量66.62t，其中杀虫剂31.69t（有机磷类16.13t、氨基甲酸酯类3.56t、除虫菊酯7.95t、其它类杀虫剂4.05t），杀菌剂24.1t，除草剂7.83t，植物生长调节剂2.58t，杀鼠剂0.42t。农药施用量越大，残留性就越大，对人体的危害也越大。残留在食品中的农药能引起人的急慢性中毒，特别是对致癌、致畸、致突变及后代的影响；农药对其它生物的危害有直接杀伤、慢性危害、破坏生态平衡等。

3、农膜污染

全县每年农膜使用总量为2422t，其中地膜1382t，平均回收率为57%，即每年大约有1040t农用薄膜残留在土壤中，对环境造成污染。残膜进入土壤后，会严重改变土壤物理性质，影响土壤的通透性，阻碍土壤水肥的运移，影响农作物根系吸收水分及根系生长，导致农作物减产。同时，残膜被丢弃于田间地头，积存于排泄渠道中，散落于湖泊水体或乱挂在树枝上。造成严重的“白色污染”。

4、生活废弃物污染

全县年生活污水排放量1788.5t，固体废弃物排放量70t，生活用洗衣粉用量3880t。农村因人口居住分散，村镇没有专门的垃圾收集、运输、填埋及处理系统，生活垃圾被随意抛在路旁、农田、河流，已成为污染农村水源和土壤的一大公害。

5、畜禽粪便污染

全县畜禽粪便年产生量1295.5t，养殖业废水排放量467.4t，其中规模养殖户废水排放量27.74t，每年直接进入水体的污水有8.8t；鸡粪年产生量13.28t，其中进入水体的有10.6t。由于多种原因，许多专业化畜禽养殖场地处于居民区内，23%的养殖场距当地居民水源地不超过50m，52%的养殖场距离居民区或水源地不超过150m。100%的养殖场未经过环境影响评价，90%左右的养殖场缺少必要的污染防治措施。

5、农作物秸秆

全县年产秸秆总量基本稳定在23t左右。2012年全县秸秆资源总量23.34t，利用量达13.24t，利用率56.72%，尚有10.1t未合理利用。近1.74吨的秸秆被弃或者直接露天焚烧，不仅污染了环境，而且影响到航空、高速公路、铁路的正常运行，同时污染水体，影响农村的环境卫生。

二、农村面源污染防治存在的问题

1、农村面源污染防治的意识十分薄弱

农业生产片面强调产量，追求规模效益，导致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而沉积在土壤中，进一步加剧了污染。一是农民观念落后，没有可持续发展经营理念，不注重农产品的质量，更不考虑农业生产各个环节对环境的影响。二是个别基层组织、领导干部的思想中还没有生态忧患观念，加之农村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隐蔽性、随机性、不易监测、难以量化等特征，又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人们对农村面源污染认识不足，特别是农业生产者没有防治意识，没有成为面源污染防治的主力军，致使面源污染持续发展。

2、基础性工作严重不足

面源污染防治涉及垃圾收集、运输、分类利用、生物发酵、土壤肥料、生物预警、品种选育栽培、能源、交通、水利、测绘、规划等多学科的协调和配合，缺一不可，但目前的情况相当不容乐观，缺乏对农村面源污染长期的基础性监测调查与研究，系统的基础数据不完善，导致有效的防控技术标准和措施无法制定，而农业部门作为农业面源污染主管之一，既无资金、更无设备，从事面源污染防治力不从心。

3、政策法规体系不完善

因为农业生产的特殊性，环保法律法规执行力度不够；一些强制性、引导性技术标准和规范缺乏，农民掌握使用的技术规范更少；在政策层面支持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优惠措施不明确。环境执法经常遭遇当事人、政府部门的阻扰，执法部门往往对破坏环境的事件只能给予象征性处罚，这种局面大大降低了违法成本，加速了环境破坏的进程。

4、农村环境治理投入严重不足

长期以来，环境保护实行“谁污染、谁治理”，环保投入的主体是业主，因而农村面源污染防治投入很难落实；而政府有限的财政投入，也主要集中在城市和工业上，对农村环保投入甚少。历史欠账多，落后的基础设施与日益加大的污染负荷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直接导致了农村环境污染的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