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席不须铺锦帐斯筵堪作画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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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以来，实施科举制度，文人通过考试制度进入政府部门担任职务，这些官员在年老致仕后，政府或致仕官员个人往往根据个人的意愿，在中央或地方就地安置，时间一长，在社会上便逐渐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唐宋以来，洛阳、苏州等地是致仕官员养老的首选之地，当然绝大部分致仕的官员往往选择回原籍终老（如睢阳五老即是如此）。这一致仕情况被人们所注意，成为诗文、绘画表达的新题材。而这一情况的发生，首先源于白居易等人的会昌九老之会。此尚齿之会，年龄最大者一百三十六岁，最小者七十四岁，平均九十一岁。以平均九十一岁的高龄聚会确实古今稀有，以至于到会者也非常自豪：“此席不须铺锦帐，斯筵堪作画图看。”“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间此会且应无。”这是最早反映致仕生活的“老人图”。自唐至现代，此一题材始终是绵延不绝，成为人们非常熟悉的人物画专题。而此题材创作的繁盛，又尤以两宋为最，在所著录画家的作品中，仅刘松年被著录的即近三十幅，从中也可看出南宋对文职官员的高度重视，已经是一项贯通于南北宋的基本国策了。“会昌九老”作为一种文化范式和绘画创作的母本也就自然地被保存下来。

《齐东野语・耆英诸会》记载：“至和五老，则杜衍（丞相，祁国公，八十）、王涣（礼部侍郎，九十）、毕世长（司农卿，九十四）、朱贯（兵部郎中，八十八）、冯平（驾部郎中，八十八）。时钱明逸留钥睢阳，为之图象而序之。”《睢阳五老图》所绘睢阳五老，即《齐东野语》所记的至和五老，此件作品，流传有序，明人赵琦美《铁网珊瑚》、清人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等均有所著录。《式古堂书画汇考》认为是宋人无名氏作品，是五老之一的杜衍的门人钱明逸请人画像、并亲自作序以传的。钱明逸出自杜衍门下，其绘图目的在于将五老相会的故事作为一段佳话留传下去，其立意亦是根源于会昌九老的风气。作品以手卷的形式保存下来，画中五人分别有诗，一诗一图。北宋一代，诸多显宦名卿观看了此件作品后，均留有题跋（欧阳修、晏殊、张商英、范仲淹、富弼、韩琦、胡瑗、苏颂、邵雍、文彦博、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苏轼、苏辙、范纯仁），可惜到了绍兴年间，这些题跋就散失不在了。绍兴以后，又历经诸人题跋（胡安国、朱熹、吕祖谦、洪适、朱子荣、赵孟、虞集、程钜夫、方孝孺、姚广孝、申时行、吴宽、王逊、朱之蕃、顾起元、归庄、左宗裳、盛昱、李慈铭）等，不下于六七十人（元末明初王逊为之题记时说：“自钱而下，凡得四十三人”）。

此件作品，起初收藏在钱明逸手中，后转到毕家后人手中，再后来由五老之一毕世长的四世孙毕希文转给五老之一朱贯的后裔朱子荣，此时已有摹本，旧本归朱子荣，新本在毕氏子孙手中。在朱氏收藏过程中，由于是收藏祖先遗像，格外珍重，这幅画卷历经磨难才得以保存下来。康熙初年，由朱氏后人散出归顾氏，后又由朱氏后人购回，并于此时由朱钦安请人改装，改卷为册。到同治年间，入狄曼农手中，又归王霞轩，再人盛昱手，后归金城氏（1914年尚在国内），抗战胜利后运往美国，在美由张静江投资的通运公司姚叔来经手卖予穆尔氏（Ada Small Moore）和弗利尔美术馆（题跋则运回上海，现藏上海博物馆），现分藏于华盛顿、纽约及纽黑文三地博物馆中（冯平像、王涣像，弗利尔博物馆；朱贯像、杜衍像，耶鲁大学博物馆；毕世长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图中所绘五位老人形象，虽经千年，仍栩栩如生。老人睑部特有的老人斑历历可数，慈祥、和蔼可亲的感受从画卷中静静地流露出来。作为致仕的政府高级文职官员，五位老人均有雍容、华贵的精神气象，状貌清古而威重，神色肃穆而沉静。但五人又有性格和面貌上的不同，朱贯端庄严肃，冯平安祥清和，王涣沉稳、凝重，杜衍幽默、慈祥，毕世长则年数最尊（94岁），于耄耋老态中透露出若婴孩般的幼稚、顽皮。面貌上朱贯则秀眉美髯，冯平广额圆首，王涣伏犀丰下，杜衍大耳魁颊，毕世长长面升唇，各有各的长相特点。五人虽为立像，但神情各异，或拱立若倾听之状，或端居如有所待，或沉稳中透露出练达机警，或沉吟微有所思，将他们在长期官宦生涯中形成的职业习惯逼真地再现出来，由形追神，以神写形，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五位老人的性格特色，不愧是优秀的肖像画传世之作。

五位老人各着玄色便服（王涣、杜衍峨冠圆领而以红色束带束身，其余则角巾方袍），衣纹为铁线描，坚劲挺拔，线纹周围不惜多层次以淡墨渲染，将衣服的质地及转折作了明确的交代，其描法及渲染明显受有六朝、唐代影响的痕迹。与六朝顾恺之传世作品《列女图》（摹本）及阎立本《历代帝王图》比较，可以看出画风的衍变。宋人在继承传统上下了极大的功夫，形成了平和、凝重的用笔特点，少了六朝的高古气象和唐代的雄浑奔放，于清穆、简静、舒缓的气氛中见笔力，与以后明清肖像画、人物画亦有截然的不同。在写实中兼具细节的刻划，衣纹处理以及人物造型均依据现实特点进行细致的描绘，某些细节的夸张更烘托了人物的精神，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宋代佚名画人将五人的性格特点、气质如此自如地再现于笔端，不能不令人赞叹画人的高超技艺。

《睢阳五老图》的绘制流传，当是我国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所决定的。中国历来有尊老重贤的思想，尊老重贤在中国一直深入人心，对于老年人、尤其是对具有德行和贤才的高龄老人的关注，一直是社会习俗的核心部分，耆寿高年且有贤德的老者常被人们作为道德的象征而认可。年高位尊、德高望重，在社会生活中往往形成无言的感召，并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德高望重的老人由于其德、才能促使社会在剧烈的动荡时代趋向稳定，或者在和平的时代作为盛世的瑞兆，这不能不成为绘画的理想模式。如睢阳五老中的朱贯，虽然官阶不如其他四老尊贵，但在宋辽澶渊之役中，宋人所得俘虏（降人），皆请寇准不杀而悉宥之，种德之多，极得后人景仰，朱氏后人亦因有此有德之先人，才不惜重金从毕氏后人及其收藏者手中将《睢阳五老图》收回，成为祖宗福泽绵延的象征。这些老人的政治功业被后世帝王看作是德治隆盛的象征，对于文人言则是政治理想和信念得以实现的典型，“老人图”的存在由之也就获得了充分的社会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