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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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罚》初版面世于1866年的俄罗斯，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来判断，它都离2010年代的中国高中生非常遥远。小说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一个因贫穷而不得不中途辍学的大学生，这样的生活状态和我眼前这些衣食无忧的学生毫无共同之处。小说的主要情节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后经历了种种精神折磨，最终自首自新，这样的经历，我的学生或许听说过，但大多数没有深思过，更没有真正理解过。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这部小说呢？

那是因为在陌生背后有熟悉，在未知背后有预知，在隔膜背后有息息相关。

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要验证自己“同大家一样是只虱子呢，还是一个人？”而他所确立的“人”的标准是“谁智力强精力旺，谁就是他们的统治者。谁胆大妄为，谁就被认为是对的。谁对许多事情抱蔑视态度，谁就是立法者。谁比所有的人更胆大妄为，谁就比所有的人更正确！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将来也永远会如此！”

这样的与“虱子”相对立的“人”的形象和在浓烈竞争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中国高中生所追求的“人上人”“强者”“领跑者”“精英”甚至“学霸”的形象有着本质上的共通之处。一个学生希望自己的成绩优秀并且为此而努力并没有错，但如果他想用成绩或某种因成绩而生的“权威”把所有同学都踩在脚下，以享受那种“人上人”的感觉则是错误的。因为他不只是想和别人不同，他是要凌驾于别人之上，他对待周围人的心理基础将不可能是尊重和爱，他对周围人的评判标准也将是单一的，那就是要么是“人”要么是“虱子”，而只有他是“人”，或者将成为“人”，周围其他人只是“虱子”。“学霸”和“学渣”，“高富帅”和“丝”不就是这样的二分法的通俗演绎吗？而这样以“人”自居的人也将很难获得心灵的平静和安宁。因为他活在“虱子”中间，会非常难受：他认为自己“智力强精力旺”，“虱子”虽愚钝却生命力顽强；他认为自己可以“胆大妄为”，“虱子”却不甘示弱，可以以量取胜；他“对许多事情抱蔑视态度”，认为自己是“立法者”，“虱子”却珍视许多事情，以“法盲”为乐。他这个“人”该怎么办，道路有二：要么消灭“虱子”，要么奴役“虱子”。且不说“虱子”是消灭不尽的，即便消灭得尽，于他也是损失，因为没了“虱子”的对比，“人”又有什么意义呢？只有奴役一途，然而“虱子”并不认为自己是虱子，他也认为自己是“人”，他既不会坐等受死，也不会轻易拜服。于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梦境将成为现实：“大家都惶恐不安，互不了解。每个人都以为只有自己掌握了真理，看着别人而感到难受，捶打自己的胸膛，哭泣、痛心。他们不知道如何判断，对于什么是恶，什么是善的问题，意见不一。他们不知道，谁有罪，谁无辜。人们怀着一种无法理解的仇恨，互相残杀……所有的人和一切东西都毁了。”

在文学评论中，或者不如说在思想领域，任何观点都可以自由存在，因为它们还没有变成现实，所以当有学生在课上说拉斯柯尔尼科夫是胆小鬼，并举出他自寻烦恼的种种证据时，我不得不肯定在史实中的确有很多“胆大”的人获得了所谓的“成功”，而拉斯柯尔尼科夫也的确是因为“胆小”而不得不经历种种精神折磨，不仅没敢用抢来的财物，甚至还在已经有人认罪伏法，他完全可以逃脱的情况下去自首了，真可谓“一事无成”。但这种“胆小”的实质是什么？他因什么而胆怯？而那种成功者的“胆大”的实质是什么？是否因为他们的“成功”，我们就不需要反思他们的“胆大”？将他人视为“虱子”而肆意妄为的“胆大”与因敬畏生命、悲悯弱者而生的“胆小”，哪一个应成为“人”的尺度？这是《罪与罚》带给读者的大命题。也是生活在2010年代的中国高中生可以思考而且应该深思的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索尼雅的爱情与《新约》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小说中，索尼雅的爱和上帝之爱共同照耀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索尼雅用七年的陪伴终于使拉斯柯尔尼科夫接受了“人不是虱子”“人没有权力去杀人”的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一个地上的受难者的形象――索尼雅――来传递上帝的光明与爱，在学生们看来有些不可思议，因为她的身份是如此卑贱，她的家境是如此窘迫，她的脾性又是如此柔弱，她能有什么力量来拯救他人呢？

在以往的学生作文中，他们常常表达这样的逻辑：一个人在与苦难的搏斗中磨炼了顽强的意志、积累了战斗经验，从而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可以少走弯路并更高效地获得各种丰厚的利润。经受苦难仿佛变成了一场风险投资，只要自己能获得更多的利益，有什么苦是不能吃的呢！这样的对苦难的曲解是不能应用在索尼雅身上的。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看来，像索尼雅这样的人最可能“腐化堕落”，“头脑麻木，心变得冷酷”。这正合以上逻辑：正因为腐化堕落才能更快地学会蝇营狗苟；正因为头脑麻木冷酷无情才能毫不手软地利用各种机会为自己争取出头之日；待到那时，这位成功者也可以豪书一部自“苦难”中崛起的传记了。然而，《罪与罚》中的现实是“这种耻辱显然只机械地触及她；真正的腐化堕落还没有丝毫侵入她的心灵：他意识到这一点；她站在他的面前，这不是在梦境里……”

索尼雅不是要为自己获得更多俗世的利益而忍受苦难的，她也并不因为自己正在经受痛苦而对周围的人报以冷眼和仇视，对于那些直接或间接地将她推入火坑的人――无能的酒鬼父亲、高傲倔强又虚弱无力的继母、继母带来的三个孩子――她怀着深切的同情与爱。当她第一次到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住处时，她不安地打量着他的像棺木一样的住处，因为深深的担忧而说漏了嘴：“您昨天把钱都送给了我们！”对于这位慷慨解囊的助人者，索尼雅的眼睛并没有盯着他的钱袋，而是担心他没了钱该怎么活。索尼雅没有因为苦难的压迫而变得阴暗冷酷，她之所以能保持精神的纯洁和爱人如己的温度，是因为她深信，在她之前，就有一个人为了世人的光明与爱而受难，那就是《新约》中的耶稣。

当拉斯柯尔尼科夫以嘲讽的口吻逼问索尼雅上帝赐给了她什么时，有这样的描写：

“索尼雅久久地默然不语，仿佛答不上来似的。她那瘦弱的胸脯激动得不住地起伏。

‘别说啦！别问啦！您不配！……’她突然扬声叫道，神色严峻，愤怒地望着他。”（第279页）

当索尼雅为拉斯柯尔尼科夫念《新约》拉撒路复活那一章时，又有这样的描写：

“她已经浑身发抖了，真正的热病发作了。这是在他意料之中的。她快念到关于最伟大的和闻所未闻的奇迹的话时，心里充满了无限的快乐。她的嗓音变得像金属般铿锵；兴奋和愉快洋溢在她的嗓音里，使她的嗓音变得更有力了。”（第282页）

当拉斯柯尔尼科夫告诉索尼雅自己就是凶手时，索尼雅恳求说：

“咱们一块儿去受苦，一同背十字架。”（第362页）

信仰给予索尼雅以尊严、快乐和爱的力量，这是她的生命源泉，也是她――一个社会最底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力量之源。

有人认为中国学生对俄罗斯东正教的不了解会构成理解《罪与罚》的重要障碍，但我认为，宗教与信仰并不能完全等同，如果想要了解索尼雅的信仰，通过阅读原著，就不难发现这些被她坚定信守的观念：人不是虱子，人应该互相理解和关爱，人没有审判他人并定夺他人生死的权力以及应该通过受苦去赎罪。这些观念是可以冲破宗教的藩篱更为普遍地为人所接受的。

我和我的学生们与陌生的俄罗斯青年拉斯柯尔尼科夫之间的共同点在于我们也熟知很多理论，却经历太少，对真实不虚的生活了解太少，我们常常空谈诸多观点，自以为在指点江山，其实在这片土地上过去和现在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并不真正了解；这片土地上的人究竟是如何生存、感受和思考的，我们也并不真正理解。1860年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知道2010年代的人的生存状态，但未知并非无知，基于他对人性的深入洞察而产生的预知“所有的人和一切东西都毁了”已经被史实证明，那么只要所谓的“人”和“虱子”的二分法还存在，这样的预知始终有警示价值。时空的差距、文化的差异构成的巨大隔膜是可以被人类世界息息相关的轻轻一指给点破的，同为人类，共同的渴望、不安、焦虑、挣扎、快乐……是阅读无界限的起点。

注释：

文中所有引文均引自[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岳麟译《罪与罚》，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