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中国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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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五个与日本人通婚的在日外国人中，就有一名是中国人，而其中，女性占94%。这些女性有一个通俗的名字：中国新娘。
这样一批女人，在异国安家，也哭也笑，过她们的日子。也许是完整的故事，也许是铭刻着的片断，不做对与错的枉然评语，笔者这样看到和听到，便这样呈现。
阿敏住在母子宿舍
“敏”取她名字里的一个字，阿敏再三要求，不写她的真名，甚至不肯告诉我她住在哪里。只说她暂住在母子宿舍，是一种福利设施，为保护妇孺而设，那里聚集着因不堪丈夫暴力而投奔的女性，当然，需要经过福利机构人员的判定和允许。
我们在一个公园见面，由市福利机关的义工陪伴着，阿敏带来她的儿子，4岁。很白皙的阿敏，34岁，上海人。结婚5年，带儿子逃离丈夫，由福利机构出面，经律师申请离婚，仍在纠葛中。
结婚后平静的日子只持续了几个月。阿敏怀孕，丈夫开始动手，原因是阿敏因妊娠反应而拒绝夜晚的同房。50来岁的女义工为阿姨接着说：“我们可以证明，这几年她经常来倾诉，那男人借来录像带，逼她按照屏幕上的人一样做。”
那年，阿敏在惧怕中度日，对夜晚的来临带着深深的恐惧，由于挨打，对丈夫的身体更加抗拒。怀孕时挨打，只弯腰护着肚子。孩子降生了，便早早与孩子关在小房间里，只怕男人踢门而入。
有时候，阿敏也依他的要求，为了把日子过下去。日子必须过下去，阿敏说她当初一下飞机，就对着日本的天空想：我一定要在这里留下来。阿敏没有退路。阿敏妈妈常念叨：“有本事你也像人家嫁出去，人家都给娘家买房子。没用的东西！我命苦，生没用的女儿。”
男人来自北海道农村，到东京打工安身，在工地干活，有时候晚上打工，白天休息。那样的白天，阿敏怕挨打，带着儿子在外游荡，麦当劳，公园，朋友家，直拖到该做晚饭时，回去好好做一餐饭。那男人简单，吃得好，便少动些手。阿敏觉得没有什么不能忍的，挨打了，哭一场，打得厉害了，去福利机构找熟识的好心的日本义工，求人家帮她。人家说，离婚吧。阿敏说不，阿敏心里想，要把日本护照拿到。
“归化”被批准了，那是阿敏在日本的几年里最快乐的日子，请几个中国朋友去餐厅好好庆祝了一顿。那天开始，阿敏完全拒绝了丈夫的同房要求。从那天起到阿敏带儿子逃离，大约是半年。
那天晚上，阿敏拒绝男人的时候，男人的拳头挥舞过来了，吼着“中国混蛋，你是女人，是老婆！”阿敏冷着脸，拳头更加如雨袭来。让两个大人惊呆的是，4岁的儿子突然去厨房，拿出了菜刀，举着刀，瞪着父亲。阿敏抱起儿子，乘男人发呆的片刻，夺门而逃。阿敏和儿子在车站前派出所的长椅上过了一夜。
那天晚上是逃离的开端，第二天她被送进母子宿舍。几天后，阿敏又回去了一次，她算准男人那时候上班。为万无一失，阿敏还给男人工作地方打电话，不说话，确认他在上班，才回家去。那是阿敏最后一次回“家”。那里有她精心做饭的厨房，有她给儿子洗运动鞋的刷子，有她的结婚典礼的照片，那些照片里，阿敏穿了“白无垢”，很日本女人的样子。不是对婚姻有很多热爱，是为了举行日本式的典礼，寄回去给母亲看，给亲戚看，是安慰，也是示威。
阿敏在抽屉里找到了护照和存折，男人没有想过扣留，这让阿敏先松了一口气。然后是衣服，自己和儿子的，用大号的垃圾袋装着，十几袋，装的时候阿敏一直控制不住地发抖。桌子上有男人留的信：“回来吧，儿子该换衣服了吧？”“我想来想去，打人是不对……”阿敏来不及细看，将袋子运进电梯，下楼，然后钻进一位中国朋友开来的车里，进入夜色里。
男人按照电话机旁的住所录，给很多人打电话，问阿敏在哪里。
阿敏在母子寮，男人永远不会知道。那些挨打的日子，身上的伤痕，阿敏绝对不要重复。以后会怎样，阿敏自己也不知道，只要能不被男人找到，只要她和儿子安静地过，阿敏说虽有些茫然，但仍然有好好生活的勇气。
“上海我是不要回的。”阿敏最后说。
她在结婚前夕被毁婚约
与很多留日一心钻入学业和事业的女子一样，曹英梅开始考虑个人情感生活的时候，已经过了花季。31岁那年，她正读博士，参加了一个大龄男女的相亲聚会，结识了那个男人，那个后来让她喜欢让她忧，与她险些成了夫妻，却最终对簿公堂的日本男人。男人近50，相貌普通，英梅开始未曾动心，是那男人在聚会后，请求她：“起码，让我们做通电子信的笔友。”交往开始了，男人沉稳，认真，能干，渐渐让英梅生了好感。喝茶，聊天，是成年人的温和而平静的约会。
两年的约会，英梅与男人已成为堪称心心相印的情侣，沉稳的男人尊重着英梅，约会按部就班，守礼，但是关怀。
是在一个小雨天，男人带英梅去他独自居住的家，比起将她作为客人请人室内，男人更多的竟是让英梅看家附近的一切。他带她看扔垃圾的地方，带她看附近买菜的超市，带她在周围转着，就像在迎接一位贤惠的女主人就在那天，他向英梅正式求婚。
他是大公司的职员，家境富裕，性格温和。英梅似乎看到面前富足而温暖的生活正在展开，
他的妈妈来看英梅，对儿子说：“挺好的女孩，好好待她。”他的哥哥来看英梅，却从此后轩然大波无止境。是哥哥先板起了脸：“中国人，在日本就知道犯罪，没签证的也在这儿混，女的，男的没签证。”英梅忍不住，与那哥哥吵了起来，不欢而散。
毕竟，不是与他的哥哥过日子，只要他好就行了，英梅想。何况，他也在哥哥回去后帮着她说：哥哥太过份了。婚事如约进行着，他将订婚戒指套在了她的手指上，又按照日本习俗，给了她100万日元“结纳金”。最后，他们在一个下午填妥了“婚姻届”，说好由英梅第二天去市役所提交。
提交“婚姻届”的前夕，电话里家人的欣慰的祝福在耳旁，英梅在甜蜜的遐想中睡去，度过她以为的独身的最后一夜。这时，一封电子信躺在她大学的邮箱里，她无法看到。信是男人发的，说：“我撤回婚约。”
次日上午，提交“婚约届”。下午，接到男人的电话。自然，这个电话对英梅来说是晴天霹雳。她哭喊，问原因，男人说，哥哥说的，如果与中国女人结婚，从此别想回家。男人要求她撤回“婚约届”。英梅不依，要求男人起码要先向她道歉。男人往日的情意突然消失，说：“我是日本人，你再这么闹，我找警察来抓你。”
命运突然如此转折，英梅的家人闻讯惊呆了，在美国的哥哥两度来日探望妹妹。在被抛弃的痛苦和对男人的爱恨交织里，英梅乱了方寸，不知如何应对，倒被男人先告上了法庭依法律，那夜的电子信可谓已事先拒绝结婚，英梅提交“婚约届”，被男人和他的律师称为“假结婚。”
判决下来了，婚姻无效。英梅的朋友们为她出主意了：将那男人也告上法庭，告他毁约。再一次裁判的结果对于英梅来说该算是幸运的，法官宣告，男人应该负法律责任，赔偿200万。但那男人一直拒付，直到我截稿，男人也未对英梅表示过丝毫歉意。
现在，博士毕业后留校教书的英梅，叙述过往时数次泣不成声，她说她依然爱那个男人。痴情没有抵达男人的心，或说他对英梅的情意还抵不过家庭的压力，抵不过对中国女人为何要嫁给他的不信任感。
没有爱情有善良为本
萧伯纳说，穷人家的女儿是他们的原始股。无可否认，许多国际婚姻的缘起都不是爱情。“为了更好的生活”，这是大多数中国新娘或者公开或者隐藏的心声。没有爱情地开始一段婚姻，其结果也并非就总是让人叹息。善良和责任，无关乎国度和文化背景，更与激情浪漫无缘，但可以成就一个温暖平常的家。
铃木宏男，某中小企业“平社员”，即一直没有升迁的老好职员，年龄、长相、前景，在日本都不是受年轻女子青睐的。他去上海见别人为他介绍的蔡少珍的时候，刚过48岁生日。少珍则是32岁，中上姿色的女工。
虹桥机场，站在介绍人身旁的少珍披着长发，笑盈盈对铃木低下头去。机场外，正飘着上海黄梅天的细雨，铃木很自然地走进少珍已经打开的尼龙伞下。
晚宴上，少珍的亲戚们笑着说着，评论着男人。听不懂，但知道他们在议论他，他很窘。宴席将尽，铃木拿着他的黑提包，走到少珍母亲身旁，打开，捧出他带来的500万日元，让介绍人翻译：“我在日本不算有钱人，爱喝酒，工资都用在下班后喝酒上了。这是这些年的积蓄，给少珍的父母在上海买房养老，谢谢你们养大少珍。以后我有了少珍，就不去酒吧喝酒了，我们自己还可以储蓄。”
500万日元对于少珍的家来说是一笔大数目，是钱，或者说是它代表的诚意让少珍的母亲放了心。她叫过来少珍，说你等一下送人家回宾馆吧。铃木明白后，欣慰地说了三个字：谢谢妈。发音古怪，语调拖长，引得一屋的人笑。铃木自然不知道别人为何笑，但知道他就要有一个看起来善良温柔的妻子了。
接下来的一切顺理成章，结婚手续，铃木回日本，少珍学日语，然后，看着父母离开亭子间住进新居，少珍来日本，开始新婚生活。
是的，没有丝毫浪漫。少珍被铃木接到家，是日本为低收入者提供的低房租住房“团地”。铃木说你别嫌弃，我的钱给你父母，先让他们住好，我们再挣，再买。
，铃木放好一缸洗澡水，让少珍先去洗。只在公共浴室的莲蓬头下洗澡的少珍面对一缸清水一筹莫展，她不懂得日本人是习惯泡澡的，一弯腰，在浴缸里洗起头来。铃木看见了，却没有足够的中文能够说清。他们的新婚生活，是在只言片语、手势、汉字笔谈、以及身体语言里完成的。这并不影响他们相互依赖之情与日俱增。半年后，少珍有了身孕，日语也说得明白起来，生活里说笑声多了。
尽管少珍对自己的烹调手艺很有自信，对油腻的中华料理皱眉的铃木却无福消受。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少珍炒菜给自己吃，而后在男人要下班回来前，为他去超级市场的熟食部买寿司、生鱼片或日式盒饭。
铃木对生活上的不方便安之若素，因为有了中国妻子，对中国满是友好心情。若是在电车上被中国人问路，他如有时间会下车将人送到目的地，外带买了罐装咖啡塞给人家。这被少珍称为“神经病”的行为，铃木理直气壮：中国人多不容易，出门在外，不会日语，像你刚来那时，我卖了你你也不知道呀。
日子平静安稳，男婴诞生，取名“希望”，少珍跟着铃木用日语唤他。“望”的日语发音接近沪语的“宝”，于是少珍有了希望，有了宝，愈加安然地为人妻与人母。若要找生活中的不满，便是铃木有时仍恶习不改，下班喝酒到深夜才归。“我有办法治他。”少珍得意地对我说：“哄睡了儿子，我就站在窗口，看他汽车来了，就下楼，站在楼梯口不说话，吓死他。”铃木没有被吓死，却满怀愧疚，渐渐地下班便回家，为儿子洗澡喂饭。
希望两岁，少珍将他送入托儿所，自己开始在盒饭店打工。“看看，我爷娘住上新房子，我们倒住得像贫民窟。我们总也要买自己的房子。”少珍笑眯眯开始了一边照顾儿子一边打工的生活，骑着自行车去盒饭店的时候，少珍感到日本春天的风很柔和，像是从前在上海。
新婚伊始后母难当
白娟，北京人，40岁，浓眉大眼，很有个性的脸孔。与很多通过国际婚姻介绍所来的女子一样，没有抱很多对爱情的浪漫幻想，只希望现实如意。
白娟在介绍所提出的条件是少见的：最好对方已经有小孩。
白娟告诉我：“我没有说为什么，我不能生育。”
白娟如愿以偿，新婚的丈夫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女孩11岁，男孩7岁，他们的妈妈在两年前因病去世。男人是技术工人，薪水够维持一家人的普通生活水准。白娟没有说自己的不育，只对他说，有了他的两个孩子就够了，她会好好待他们。男人很感动。事实上，白娟在北京有过一次婚姻，她的不育成为离婚的最大原因。对此，白娟总有低人一等之感，她没有勇气告诉日本丈夫实话，希望她在他心目里是完全正常健康的女性，并且，是因为爱那两个孩子而不再生育。
白娟的“决心”确实感动了丈夫，从嫁来伊始，家中大小事宜就交托到她手中。白娟也确实是想在这个家好好过的，老实的丈夫，两个还处于有可能培养出感情的年龄段的孩子，这对于不能生育的白娟，无疑是一个如意的归宿。
与丈夫之间算得和睦，争取两个孩子的心便成了白娟的着重点。没有当过母亲的白娟，骤然当起了后母，而且是在陌生的土地上。满心要与他们培养出感情的念头，在简单蹩脚的日语下，无法施展得抵达孩子们的心。男孩到底年幼，在白娟的照顾下渐渐对她有了依赖，开始肯叫她妈妈，前面加一个“中国”。女孩却一直以怀疑甚至仇视的目光看着白娟，看得她心里发毛，又觉委屈她已经将全副身心投入到这个家里，不去打工，整日学着别人家的母亲们，打扫，洗衣，做饭。女孩对她一言不发，等爸爸回来了，悄悄告诉爸爸，那个“不会说日语的阿姨”洗的衣服没有烫，做的饭她和弟弟都吃不惯，更重要的是，她放在小包里的5000日元压岁钱没有了，只有阿姨帮她理抽屉，理她的东西……
男人虽不相信，但心爱的女儿如此眼泪汪汪地“投诉”，不由得板着脸问了白娟。此事让白娟伤透了心，她不知道如何让那满眼敌视的女孩放松紧绷的神经，打开那小小的心儿。而事后白娟回忆起来，也许不知不觉间，她对那很快肯亲近自己的男孩更付出了爱心，对女孩，是急于讨好的弄巧成拙。
沟通的难度超出了白娟所预料的，她记得临出国前，母亲告诉她：“去给人当后娘不容易，你就记住要像慢火熬汤，一点一点的，别急。”说是这样说，日子却变得难熬。女孩回来后总是冷冷地看她一眼，什么也不说，家长会的通知，女孩悄悄扔掉，她不承认这个阿姨是家长。是住在楼下的女孩同学的母亲告诉她，明天是参观日。她穿戴整齐了去了，想让女孩知道她很关心她的学习。结果，女孩当着满教室的人回答老师：“我妈妈在天国，她？她不是。”白娟知道自己的日语无法与女孩沟通，她写，用中文给女孩写信，然后请人译成日语，想读给女孩听：“我很想做你们的妈妈，想和你有说有笑。那5000日元不是我拿的，你也知道对不对？”3页纸的信，被翻译成日语，一共6页，白娟说，不知道女孩肯不肯听。